要共產黨的喪鐘敲響嗎?——評《遲遲未政改因理論準備不足 非懼怕民主》

　　漢大賦

　　十八大召開前夕，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拋出《遲遲未政改因理論準備不足 非懼怕民主》一文，為埋葬共產黨敲響了喪鐘!他要有新的政治觀，要根據所謂的世界政治生態變化，“對政治意識、政治主體、政治行為與政治體制、政治權力運行諸內容所作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這個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也就是新的政治觀，實際上是要敲響中國共產黨的喪鐘!如果這個新政治觀的確立，就是共產黨的滅亡。

　　首先作者說什么共產黨90年歷史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兩次飛躍：“第一次是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解決了民族獨立問題。第二次是鄧小平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有效解決了民生問題。”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完成了中國的工業化，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確實是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飛躍，但是絕不僅僅是解決了民族獨立問題。毛澤東同志不但解決了民族問題，而且解決了中國走什么道路的問題，解決了中國從貧困的農業國轉變成社會主義工業國的問題，尤其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消滅三大差別，消滅階級，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始終存在這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繼續革命。從而規定了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是革命黨的性質。作者把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貢獻，局限在取得新民主義革命，僅僅完成了民族獨立，是完全不顧歷史事實的歪理邪說!

　　作者在顛倒黑白的歷史敘述后，居心叵測的提出所謂的對馬克思主義的第三次飛躍。認為中華民族的崛起，社會主義煥發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點在新的政治觀。很顯然，他所說的第三次飛躍，是搞民主政治，確立新的政治觀，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改變共產黨的革命黨性質，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即實現資產階級專政。

　　作者在做了這樣的歷史顛倒以后，做賊心虛的說：“強調政治觀的創新與突破，并非為了去除與他人存在的差異”那么這個不是為了去除他人存在的差異的政治觀的創新與突破是什么呢?作者煞有介事的談到一個社會現象：“為什么在我國經濟社會實現巨大發展的情況下，民眾的幸福指數并沒有得到相應提高，相反社會矛盾大量積聚，沖突燃點不斷下降?”導致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什么?作者很困惑，他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他認為其中重要一點是政治體制改革未能跟上時代的要求。政治體制不改革，導致了矛盾和沖突。其他原因，甚至是主要的原因，作者就不提了，或者說選擇性的失明了!但是與作者不同，我們認為經濟發展了，人民不幸福，社會矛盾尖銳沖突，主要原因在于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壓迫。而這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抓住這個基本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無論什么玄妙的說法提法都是胡扯，都是為資本主義全面復辟做輿論的是為資產階級全面專政鳴鑼開道的。

　　果然，作者對自己的選擇性的判斷很自信，認為邏輯和結論都清楚，剩下的事就是看看為什么政治體制遲遲不上路。作者認為既不是既得利益集團阻撓，也不是不敢觸及民主政治，而是理論準備不足，沒有確立其現代的政治觀。作者先是說不改革死路一條，強調利益集團不會反對改革，而是不改革既得利益會喪失殆盡。鮮明的表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保護既得利益集團，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既得利益集團在改革中攫取的利益保住!然后巧妙地把民主與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民主政治混為一談。似乎無產階級革命就是這個民主。作者很不誠實。公然把有階級性的民主當做一個沒有階級性的抽象民主來使用，而且還把這個民主強加在在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身上，特別有趣的是，作者居然認為共產黨的民主就是他的抽象民主，而且舉例說明共產黨不反對他這個“民主”。作者再一次顛倒歷史，認為共產黨的號召力來自反對國民黨的不民主，取得勝利也是因為堅持了民主。事實上，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兩條道路的斗爭，國民黨是不允許走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就表現為不民主。而共產黨的勝利也不是堅持了民主，而是堅持了自己的道路，而這個道路為全國人民所接受!有意思的是，作者提毛澤東的《井岡山的斗爭》卻不提建立紅軍的原則《古田會議決議》。顯然，作者是知道毛澤東的民主的內容的，但是明顯的與他的民主不一致，他選擇性的回避了!然后作者再一次涂抹了歷史，并以此論述說：“我們因民主而產生和發展，卻又因民主建設滯后導致矛盾叢生，為什么?不是懼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緣于理論準備不足”“那么當前理論準備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點在于尚未確立起現代政治觀或曰新政治觀。”

　　作者就這樣，以顛倒的歷史，選擇性的推導出他的主題，新的政治觀。歷史在這里成為適應他的觀點的小姑娘，按照作者的編排順從的充當了作者的觀念的注腳，波瀾壯闊的偉大的中國革命，成了作者觀點的演繹，而且乖乖的詮釋著作者的所謂民主政治的全部內涵。有了剪裁得當的歷史支撐，作者就開始了歷史的跨越，進入現代之旅。他宣布他的政治觀是：“以世界政治生態變化為參照，以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為著眼點，從重新解讀和詮釋政治的本質內涵入手，對政治意識、政治主體、政治行為與政治體制、政治權力運行諸內容所作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這是一個顛覆性的“新政治觀”，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觀，是徹底的資產階級化的政治觀。在這里階級、階級斗爭不見了。國家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的暴力工具也不見了，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了。只有所謂的不同利益主體為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種關系、開展各種活動的總概括。作者心虛膽顫，在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后，卻堅稱并非是為了去除與他人存在的差異，說是為了滿足時代的要求等等。這是何等的虛偽和蒼白，難道與他人存在的差異，為了滿足時代的要求這種虛幻的東西，就可以視若無睹?真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這樣巨大的差異，不可調和的矛盾，怎么可能一句時代的要求就完全抹殺了呢?至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更加有力的推動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更是語焉不詳，不知所云!

　　作者的新政治觀，其實沒有什么新意。仍然是延續了資產階級的政治觀。作者拾了資產階級的文明沖突的理論的牙慧，幻想帝國主義不再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對抗解釋世界。而且令人好笑的是，作者置西方的政治實踐與不顧，說什么西方社會原本就沒有把政治與精神系統相聯系。作者以西方社會對政治人物的負面評價為例子，說明西方政治是政治，精神是精神。但是，常識告訴我們，美國是一個高度重視政治與精神系統相聯系的國家，他的總統宣誓就職，必須對圣經發誓!他們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可以說是階級斗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美國在一切場合都宣揚他們的愛國主義，決不允許賣國行為存在。他們更是把共產主義視為洪水猛獸，無時無刻不對共產主義大加張伐。歐洲國家也是這樣，他們在殖民擴張時期，就是一手拿圣經，一手拿劍。冷戰結束，不是西方換了一種國家博弈形式，而是更加以意識形態為前導，遍及世界的所謂顏色革命，就是西方制度對抗的最好證明。因此，西方所謂的冷戰結束，只是社會主義一方的失利，而不是什么對抗的結束。更不是什么國家博弈形式的改變。西方一直沒有變，他們的信仰支撐著他們的政治，他們的政治強化他們的信仰。同樣，對我國來說，中國革命形成的信仰并不是對共產黨政治及其領袖的神圣化，而是革命本身的遠大理想和偉大目標確實具有神圣的性質。這是理論的徹底造成的，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這里順便說說，關于共產黨政治及其領袖神圣化的問題，為什么資產階級就不能神圣化呢?資產階級擁有龐大的輿論工具，有金錢，但是就是不能神圣化其政治和領袖，這不是共產黨有造神能力，而是共產黨政治及其領袖本身具有神圣的性質，這是共產黨的宗旨以及領袖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決定的。而資產階級政治完全不具備這些神圣的性質，它是貪婪、自私、下流、爾虞我詐的。他的領袖人物更是包圍在各種丑聞中，因此資產階級政治及其領袖，神圣不起來。爛泥扶不上墻。文革中歐美政治家競相來訪，見到周總理后，自慚形穢，直接說自己像個原始人!這樣，作者所謂的階級斗爭殘酷導致信仰堅定，就完全是一派胡說。信仰的堅定源于理論的徹底，與斗爭實踐的烈度無關!革命先烈拋頭顱撒熱血不是因為階級斗爭對抗的激烈，而是因為理論的徹底導致信仰的堅定!為了理想獻身是光榮的，這也符合中國舍身取義的悠久歷史傳統!相應的作者精心設置的陷阱就不復存在，冷戰結束，階級斗爭依然存在，信仰不靠環境因素強化，堅守信仰變得艱難純粹是信仰動搖的借口，堅定的信仰來源于理論的徹底。所謂我們的挑戰就不存在，新政治觀建設的推手和動因都屬于子虛烏有!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就是消滅私有制，實現共產主義。在這個目標沒實現以前，中國共產黨始終是革命黨，直到消滅了階級差別，三大差別，實現了共產主義，才算完成了革命任務，才能與國家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一起消亡。因此中國共產黨在整個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及消滅階級差別、三大差別的過程中，在存在著階級、階級斗爭，資本主義還會復辟的歷史時期，必須保持革命黨的性質，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把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先進政黨，等同于資產階級的一般政黨，是放棄遠大理想，只顧眼前利益的行為，是開歷史的倒車!

　　革命固然講的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執政同樣靠暴力支撐。所謂執政強調的是平衡與妥協，是騙人的鬼話。哪有一點平衡與妥協，看到的是赤裸裸的暴力!革命揭示階級矛盾，但不激化階級矛盾，反而在有利的條件下，緩和階級矛盾。中國上個世紀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采取的和平贖買資產階級的政策，避免了激化階級矛盾，沒有流血。這在全世界都是首創!所以武斷的說革命激化階級矛盾，是完全不顧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說執政是消除矛盾，更是一個彌天大謊。現執政當局沒有消除一種矛盾，反而積累了越來越多的矛盾。革命強調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但在處理階級矛盾時，盡可能用改造的方式，而不是肉體消滅的方式解決。相反，口口聲聲說階層之間可以實現和諧，但所謂的階層鴻溝越來越深，貧富懸殊越來越大!革命階段通過剝奪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滿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說是滿足各階層，實際上是通過剝奪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中小資本家，來滿足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革命階段犧牲了極少數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不但沒有提供平等博弈來調節利益，反而剝奪除了買辦資產階級以外的所有階級的利益，這是犧牲全國各個階級的利益，滿足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說革命黨的理論已經失去了實踐性和可操作性，完全是癡人說夢!這麼嚴重的階級斗爭，怎么可能用什么執政的所謂理念解決。而且實踐證明，反而更暴力，更具反人民性!

　　作者提出：“更根本的問題聚集于共產黨執政依靠誰?”我同意這是個根本問題。但是絕不同意作者對人民的解釋。人民確實存在著非人民，那些反人民的人不在人民的范疇。無產階級光明磊落，公開聲明地主資產階級，帝修反分子，反共反人民叛國分子不在人民之列，是人民的敵人，必須專政!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所謂執政狀態下，中國沒有構成階級的非人民，完全是閉眼不看現實。現實是中國早已孵化出一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以及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也就是媒體上瞎扯的什么民營企業家。同時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農民工)。這是中國的基本社會狀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殘酷的剝削壓迫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攫取巨額剩余價值，聚斂了大量財富。同時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迅速赤貧化，小資產階級淪為房奴車奴卡奴等等。造成社會貧富懸殊，社會鴻溝加深，金錢等級制形成社會潛規則。作者舉出現實中一部分人的利益被突出，但是作者的分析完全是淺嘗輒止，蜻蜓點水，根本不能抓住主要矛盾。拆遷，本質上是資本家牟利。看似是黨政官員或公務員成為普通群眾的對立面，實際上是資本家與被拆遷戶的矛盾。是資本家為了最大限度的謀取利益而盡可能的壓低拆遷成本造成的。黨政官員的隱形福利不會讓納稅人感受到一種新的剝削產生。作者這個納稅人指的是資本家，但是納稅人這個概念，如同作者使用的民主政治概念一樣，是虛幻的，掩蓋事實納稅人的。事實上，資本家納的稅，是工人的無償剩余價值，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價值，用這些工人的血汗繳納了稅款，就以納稅人自居，純粹是貪天之功，無恥之極!所以資本家感到受剝削，那真是滑稽!所謂搞不好還造成了人民虛位，事實上人民從一開始就已經虛位。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如果人民不虛位，既得利益集團不形成，還要你作者忽悠什么新政治觀，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前面作者已經承認，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保護既得利益集團在改革開放中攫取的利益，鞏固成果。現在又假惺惺的說搞不好會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不是自打嘴巴?作者顯然沒找到社會矛盾的癥結，當然也就不清楚為什么會坐視大量矛盾堆積，不是坐視，而是無法解決而已。因為這些矛盾無一不是資本帶來的惡果。執政當局怎么可能否定自己以解決社會矛盾，只好看著矛盾堆積，直到矛盾積累到總爆發的那一刻!作者開出的藥方是，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相一致，社會矛盾就解決了。這真是天方夜譚。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完全由資產階級政治保護發展，就能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解決了?歐美國家用了幾百年時間，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依然如故，絲毫也沒有改變。歐洲的工人大罷工，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都生動的證明了這一點。作者幻想資產階級對政治登堂入室，就可以解決這些矛盾，那是緣木求魚!通過上面的分析，作者提出制約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政治觀未能實現突破，是多麼的軟弱無力。這個建設新政治觀的根本原因，是胡編亂湊的，是說服不了人。唯一能說明的，是這個新政治觀完全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甚至是為消滅共產黨服務的!

　　作者又提出：“從民眾獨立思考和求異思維能力大大增強、網絡為表達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間的情況看，也需要重新解讀政治以獲支撐。”這就很有意思了，我不敢說網絡最近的抹黑歷史，妖魔化中國革命，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猖狂反對毛主席的惡浪，是為了配合公方彬教授的文章，但這樣強調所謂的獨立思考、求異思維，不能不讓人認識到這是一起配合默契的反革命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反共產黨的運動!其目的就是取消四項基本原則，實現改旗易幟，實行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股反華反毛反共惡浪，立刻就得到作者的肯定，并稱贊為獨立思考、求異思維，這一唱一和絲絲入扣，不讓人聯想是里應外合都不好意思!這些年來沉渣泛起，牛鬼蛇神紛紛出籠，中國變成了人欲橫流，金錢第一的地獄。不但娼妓遍地，而且無貨不假，無事不假!人們失去了精神支柱，淪為金錢的奴隸。現在說中國人不會思考才是真的現實，說毛時代的中國人不會思考，那原子彈氫彈導彈衛星，是機器人創造出來的?不會思考的中國人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聯合國軍，并且購買了幾百噸黃金。而會思考的中國人，連菲律賓都敢欺負我們，日本更是頻頻打臉。中國的黃金，居然保存在美國，這確實讓人不可思議。出現了世所罕見的貧富懸殊，還夸夸其談平民政治，作者你就不害臊?

　　作者說新規則、新技術推動世界進入了全球化時期、網媒時期。這個新規則無非是資產階級的新規則，你要根據他們定的規則行事。新技術并不推動全球化，而資本在實實在在的實行全球化。所謂網媒也是資本的網絡化的反映。疊加作用的結果，在與理論說了什么，不在于現實表現與理論是否一致;在于過去曾經做過什么，不在于當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什么。美國總統奧巴馬雨中演講無人為其打傘，是一種政治利益的表現，而我們一個20多歲的鄉鎮長有人為其撐傘，同樣是一種政治利益的表現;我們的官員大談西方社會腐朽，要求大眾愛國奉獻，私下卻用腐腐的錢將妻兒移民西方，自己當裸官。這是因為他戴著一頂共產黨員、人民政府官員的紅帽子，干著資產階級的骯臟勾當，所以他要貪腐、要移民，要當裸官，因為他怕人民清算他!這里根本不用重新解讀政治，只要不掛羊頭賣狗肉，這等小事還不是摧枯拉朽?只要共產黨回歸革命黨，回歸自己的根本宗旨，回歸為人民服務，不需要作者這些彎彎繞，人民群眾必定支持，得到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當然，那些所謂的獨立思考、異質思維的家伙，是不包括在人民群眾之中的，他們是極少數非人民!

　　為了確立新的政治觀，作者先是充為帝王師，拉大旗作虎皮，舉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只言片語，認為是對價值坐標和政治觀的改變，這是實指領導人背叛革命，而作者是要把領導人的離散只言片語斷章取義整理為系統的背叛革命背叛共產黨的思想，這是改旗易幟最明顯的信號?共產黨不能不革命，執政黨可以執政也可以不執政，這就是要害!中國共產黨變成執政黨，就可以不執政，不執政了，就可以解散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都是這樣不執政而被宣布非法，被取締。

　　這個系統思想作者認為必須從五個方面著力去做：一是要用新政治觀解讀政治信仰。拋開作者那些繞口的政治新名詞，七七八八的概念術語，作者就是一個意思，就是堅信一定和平長入共產主義。這是比考茨基進步的地方，考茨基伯恩斯坦等只敢想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畢竟我們有了特色社會主義，那么自然我們要和平進入共產主義了!作者恐怕也采用了謝韜的民主社會主義，估計也相信馬恩晚年提倡和平進入社會主義的謠言。這個已經被批得體無完膚，就不多說。二是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看了半天也不知道核心價值觀是什么，聯想到他系統整理領導人的零散思想，那個和諧世界，和字我猜可能就是所謂的核心價值觀。世界到處戰火紛飛，美帝國主義到處侵略，甚至在中日爭端時把航母開到釣魚島附近，怎么和諧?拿屁股對著導彈和炸彈?三是建立執政黨的政治倫理，這個政治倫理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倫理對中國共產黨的改造。特別是那個公權力由人民賦予人民就有權利剝奪，想到作者的人民，自然是資產階級作為人民，可以剝奪他賦予的權利。這是哪跟哪，抗日革命建國社會主義建設工業化資產階級沒有寸功，作者這一忽悠，資產階級以人民的姿態賦予公權力，同時以人民的名義可以剝奪。這可是蔣介石從峨眉山下山摘桃子的現代版呀。狼子野心在這里。呵呵作者太不自量力了，就那個對國家民族沒干過任何好事的資產階級，想成為中國的政治權利的主人，也太把自己當棵蔥了!有錢就是大爺?瞧瞧你那爛屁股，上面都是罪惡!四是設計新政治觀的體制制度，這很關鍵。首先設計，注定沒有人民大眾什么事，又是什么頂層設計。其二設計的人是什么人，怎么保證這些人是好人不是壞人?怎么保證這些人設計出來的東西都是好的設計?作者也倒直言不諱，設計就是分享權力，和誰分享，分享那些權力，怎么分享，是最重要的。但是作者玩了花招，提了個標準，公民社會的政治運行規律，這不用說又是資產階級憲政的玩意。這個新政治觀很不得了，科學的權力運行模式，取決于它。什么是科學什么是不科學，新政治觀決定!其五是要形成欲新政治觀一致的話語系統，這更是彎彎繞了。但是還是能看清楚，由于社會撕裂，就是階級對立和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性，現在中國存在不同的話語系統，作者認為他的新政治觀可以融合不同的話語系統，話語系統不融合社會就會被撕裂。這是本末倒置，是社會撕裂形成不同的話語系統，社會在新的政治觀下勢必造成階級的固化，撕裂的加深，你新政治觀怎么融合話語系統，用和平長入共產主義來融合?簡直是笑話。但也表明，政治體制改革，必定帶來對不同言論的壓制，融合不同的話語系統不過是鎮壓不同言論的委婉說法!最后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來了一個總爆發：為什么我們必須把話語系統變為別人可聽和愿聽的系統呢?毛澤東的話不用融合不用改變成別人可聽愿聽的話，全世界無人不懂。資產階級你這先天的軟骨病就不能不漏出來?時刻不忘跪下來乞求，想讓別人把你當個人，還真不容易!

　　最后，當年赫魯曉夫搞全民黨、全民國家。意思與作者的新政治觀差不多，在赫魯曉夫看來，蘇聯到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內已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了，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已不再是必要的了，蘇聯國家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它已經不再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而是一種協調社會的階級和階層特殊利益的政治組織”。赫魯曉夫還提出了“全民黨”問題。“全民黨”與“全民國家”是緊密相聯的。赫魯曉夫論證了把蘇聯共產黨變成全民黨的幾條理由：第一，蘇聯共產黨代表著全民的利益。第二，全體人民接受了工人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工人階級的目標——建成共產主義——已經成為全民的目標。第三，蘇共的隊伍是由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組成的，蘇共在自己的隊伍里聯合著全國一百多個民族和部族的代表。第四，黨的活動的民主方法也符合黨的全民性質。作者唯一的貢獻是和平長入共產主義，算是前蘇聯全體人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的變種!但是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僅僅三十年后就是蘇聯解體，蘇共被宣布非法，被取締，解散!公方彬教授，在你的新政治觀下，中國步前蘇聯的后塵，被解體。中國共產黨步蘇共的后塵被宣布非法，被取締，自然將伴隨著大量的流血，你愿意承擔這個巨大的歷史責任嗎?你能承擔起這么多生命的凋零和人民的苦難嗎?摸摸自己的良心，還在不在?

　　附：

　　正文 人民網：遲遲未政改因理論準備不足 非懼怕民主 2012年10月11日 09:39:40 文章來源：人民網

　　提要：人民網發表署名公方彬的文章稱，共產黨并非天生反民主。今天仍然存在著民主不充分的狀況，不是因為懼怕民主，而是緣于理論準備不足。經濟體制改革做錯了可以再選擇，政改或民主政治走錯了路幾乎沒有補救的可能。

　　圖說：溫家寶在今年兩會上屢提政改(資料圖)

　　我們研究新政治觀，實質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態變化為參照，對政治意識、政治主體、政治行為與政治體制、政治權力運行諸內容所作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

　　中國共產黨走過90年的歷程，期間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兩次飛躍，第一次是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解決了民族獨立問題。第二次是鄧小平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取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有效解決了民生問題。那么，要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第三次飛躍，保證中華民族崛起于世界，保證社會主義煥發青春和活力，出路在民主政治，支點在確立新政治觀。

　　強調政治觀的創新與突破，并非為了去除與他人存在的差異

　　有一個現象在較長時間里讓人困惑，為什么在我國經濟社會實現巨大發展的情況下，民眾的幸福指數并沒有得到相應提高，相反社會矛盾大量積聚，沖突燃點不斷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一點是政治體制改革未能跟上時代的要求。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體制較計劃經濟已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出很遠的情況下，政治體制改革裹足不前，必然導致錯位，進而產生矛盾和沖突，小則羈絆中國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影響經濟持續快速高效發展，大則危及執政。

　　邏輯和結論清楚，為什么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未上路?有人認為緣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稍加分析便發現僅此不足以解釋現存的矛盾和問題，因為不改革死路一條，那時既得利益將喪失殆盡，故即使為了保護既得利益也不會拒絕改革。也有人認為緣于執政黨出現精神懈怠，缺少必要的勇氣和改革熱情，不敢觸及民主政治，擔心政治民主最終與權力集中的領導體制相沖突，危及執政權。初看這抓住了問題的要害，實則不然。共產黨并非天生反民主，列寧說過，沒有民主不能實現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強調“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對于一個沒有自己利益且由先進分子組成的政黨，其存在的理由和強大號召力就來自反對國民黨不民主，取得勝利也是因為堅持了民主。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理論是清晰的，問題是考察歷史與現實，我們又不能不承認，確實出現過、甚至今天仍然存在著民主不充分的狀況。我們因民主而產生和發展，卻又因民主建設滯后導致矛盾叢生，為什么?不是懼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緣于理論準備不足。沒有科學理論作指導，就不能保證正確的改革路徑。經濟體制改革做錯了可以再選擇，政治體制改革或民主政治走錯了路幾乎沒有補救的可能。那么當前理論準備不足主要反映在哪里?重點在于尚未確立起現代政治觀或曰新政治觀。

　　研究和確立新政治觀，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政治觀。由于不同政黨或政治制度下的國家對政治的解讀并不相同，因此政治觀也存在著差異，站在新政治觀的角度認識問題，政治是不同利益主體為爭取和維護自身利益而形成的各種關系、開展的各種活動的總概括。政治觀是人們對政治的認識和判斷，具體講是對政黨、政治制度、政治活動的基本觀點和看法。我們研究新政治觀，實質上是以世界政治生態變化為參照，以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為著眼點，從重新解讀和詮釋政治的本質內涵入手，對政治意識、政治主體、政治行為與政治體制、政治權力運行諸內容所作的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概括、新設計。所以強調政治觀的創新和突破，并非為了去除與他人存在的差異，有差異才有特色社會主義，而是為了滿足時代要求，為了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更加有力地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新政治觀：關注方向、創新點與突破口

　　新政治觀，一個“新”字便指明了關注方向和創新點與突破口，同時涉及調整什么和為什么調整。從世界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不同政治制度基礎上的政治訴求不斷拉近的情況看，冷戰結束后，世界政治生態一直處于變化中，“意識形態終結”和文明沖突理論漸成主流，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治觀不斷調整。比如美國冷戰時期確立的四大任務之一是“消滅黃禍”(共產主義)，而今著力于“把非融合性斷層國家改造為核心國家”(《五角大樓的新地圖》)，而核心國家中就包括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主義與制度之爭。這些都意味著再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對抗解釋世界，已經缺少更大的說服力，尤其反映于精神領域，這種變化給我們的挑戰更為嚴峻。由于西方社會原本就沒有把政治與精神系統相聯系，甚至對政治人物的評價傾向于負面，所謂“不讓政治家說假話相當于不讓狼吃人”，那么冷戰結束對他們來講只是換了一種國家博弈方式，不會危及精神和信仰。我們就不同了，由于革命而把共產黨的政治及其領袖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仰之外的政治信仰，這種信仰高度依賴理論的先進性，同時離不開環境氛圍的強化，所以，階級對抗越激烈，環境條件越殘酷，犧牲度越高，信仰愈堅定，這也是革命先驅甘為勞苦大眾拋頭顱灑熱血的重要原因。冷戰結束，鮮明而不可調和的階級斗爭不再，強化信仰的環境因素消除，堅守信仰變得艱難，這就是冷戰結束對我們的挑戰大于西方的緣由，是建設新政治觀的重要推手和動因。

　　從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價值系統發生重大改變的情況看，革命與執政差異很大，革命講的是暴力，執政強調的是平衡與妥協，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階級矛盾，執政是消除矛盾、彌合分歧，革命時強調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執政時強調階層之間可以實現和諧。反映在利益方面，革命階段通過剝奪一個階級的利益來維護另一個階級的利益，執政階段必須滿足各階層、各集團的利益。革命階段為了根本目的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執政階段不能通過犧牲來實現，只能提供各利益體的平等博弈來調節利益，等等。如此之巨大差異，決定了以革命階段的理論來指導執政階段的行為，已經失去實踐性和可操作性。更根本的問題聚集于共產黨執政依靠誰?盡管我們習慣說依靠人民，問題在于人民一直是個政治的概念，依靠人民就存在著非人民，執政狀態下的中國已經沒有能夠構成階級的非人民，那么對人民是否作出區分?現實看我們確實突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并且是那些“有利于執政的人群”，這一點從拆遷時的對壘即可以看出。也就是說利益關系的調整導致了黨政官員或公務員系統成為普通群眾的對立面，這些人享有的隱形福利已經讓納稅人感受到一種新的剝削產生，搞不好還造成了人民虛位、既得利益集團形成。既然癥結不難弄清，為什么仍然坐視大量矛盾堆積?就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未能與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制約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政治觀未能實現突破，這也是建設新政治觀的根本原因所在。

　　從民眾獨立思考和求異思維能力大大增強、網絡為表達民意提供更充分空間的情況看，也需要重新解讀政治以獲支撐。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期間，香港有媒體評價：“鄧公最大的貢獻是教會了國人如何思考。”的確，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好似歐洲的啟蒙運動，讓不會思考的中國人跳出“兩個凡是”的精神桎梏，又是因為思考而推動著政治的改變，使威權政治向平民政治轉變。與此同時，新規則、新技術又把世界推入全球化時代、網媒時代。疊加作用的結果，不在于理論說了什么，而在現實表現與s理論是否一致;不在于過去曾經做出什么，而在當下正在做什么，甚至是否能做出什么。美國總統奧巴馬雨中演講無人為其打傘，而我們一個20多歲的鄉鎮長卻有人為其撐傘;我們的官員公開場合大談西方社會腐朽，要求大眾愛國奉獻，私下卻用貪腐來的錢將妻兒移民西方，自己當裸官。至此，再不重新解讀政治，確立新的政治觀，就不可能以新思維建構政治體制、規范政治活動，必定失去人民群眾的支持，執政基礎隨之瓦解。這也是建立新政治觀的重要原因。

　　確立新政治觀需著力開展的工作

　　重新解讀政治，確立新的政治觀，表面看命題敏感而重大，其實是對已有創新成果的總結。鄧小平提出“人類共有文明”，江澤民闡明“政治文明”，胡錦濤確立和諧世界的理念，以及中央主要領導出訪時講到“我們不輸出革命，也不輸出貧窮”的思想，都說明我們的價值坐標乃至政治觀已經改變。因此，這里要做的只是化零散為系統，化漸變為標志性變革。 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更為關鍵。

　　一是重新解讀政治信仰。人在社會中有三種狀態：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求功利而無精神追求者。確立了新政治觀，三者各自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就政治信仰來講，新政治觀的產生不是對共產主義信仰的推翻，而是順應政治生態變化和政治文明發展作出的新解讀，即以新解讀避免這一終極追求在實現途徑和階段特征上與現實脫節，根本是為了提升其穩定性和恒久性，保證得到更加廣泛、更為自覺的追尋。當我們真正清楚共產主義實際是人類的必然選擇和終極追求，那么現實的不同制度就不再是障礙，而是階段性存在，既然殊途同歸，也便不再沖撞，更不需要以暴力方式來實現。如果這樣的思想為人們所接受，我們與世界也就能實現和諧，同時政治信仰也會穩定下來。

　　二是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大國崛起于文化和文明，只有立身于人類文明的制高點起引領作用才敢言崛起，確立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就是占領制高點的重要舉措。將此視作新政治觀的應有之義和必須完成的工作，源于核心價值觀直接影響到制度設計和權力的運行，進而影響著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它是國家認同的載體，也是國際溝通和相互認知的途徑。當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真正確立起來，我們便跳出單一的以政治制度標準評價世界的誤區，開始結合國家利益標準、倫理和法理標準等多種標準評價和解釋世界。

　　三是建立執政黨的政治倫理。政黨的政治活動需要建立與大眾道德和社會公德有區別的特有道德，也就是政治倫理或政治道德。政治倫理和道德有相同的特點，都屬于柔性約束，依靠的是人內心深處的道德法則，但倫理規則一旦被公眾所接受，就會化作評價標準，就能夠由柔性化為一定程度的剛性。由于政治倫理奠基于價值觀，因此一些基本理念必須進入黨的政治倫理。包括：公權力由人民賦予人民就有權利剝奪;自覺接受監督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職務越高、權力越大越要放低身段，不能搞權力崇拜，諸如此類。政治倫理對我們黨來講是全新的命題，它構成新政治觀，同時也奠基于新政治觀。

　　四是設計新政治觀下的體制制度。中國的政治主體最主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政治體制制度設計實質上就是對二者權力義務的規范，其中更突出的是對執政黨及其成員行使權力的邊界、履行責任的程度進行規定。一黨執政，制度設計不能有效限制集團內成員的利益，就等于造就既得利益集團，同時弱化集團內成員追求高尚的動力，目前官員道德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在于利益過多過大。 這里還有一點不能回避，權力影響著利益，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這是現代政治所確定的，但誰和誰分享權力，分享哪些權力，怎樣分享，這一定是制度設計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政治體制制度是否先進，關鍵看設計是否符合公民社會的政治運行規律，保證動態平衡。而能不能設計出科學的權力運行模式，又決定于是否確立新政治觀。

　　五是形成與新政治觀相一致的話語系統。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話語系統，每一種話語系統都與其文化傳統、政治制度有關，前者包括宗教文化，后者包括政治文化。話語系統很重要，比如當前中國就存在著三大話語系統不交融的問題，包括政治話語系統或政府話語系統、精英話語系統、平民話語系統。政治話語系統多出現在政府執政權力觸及的層面和領域，平民話語系統多出現在網絡等新媒體，精英話語系統兼顧二者。如果我們不能實現話語系統的更新，融合三大話語系統，長此以往必定撕裂社會。導致三者不交融的重要原因在于政治觀，那么實現三者交融的出路在于新政治觀。話語系統還有一個表現領域十分重要，就是中國與世界話語系統不交融的問題，這直接帶來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的困難，不能夠產生別人聽得懂的話語系統。由于話語系統奠基于政治坐標和價值尺度，那么將別人聽不懂和不愿聽的話語系統變為可聽、愿聽的系統，就必須有新政治觀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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