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工業文明以其巨大的物質力量和先進的科技力量席卷了世界，西方文明中心論則成為西方國家對外殖民擴張的理論依據和精神武器。西方文明中心論是近代以來西方社會對其現代文明發展模式獨特性的認同意識，是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的而建構的理論與話語。經過三百多年的嬗變發展，西方文明中心論已日益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理自身與世界關系的重要指導思想，具體體現為對非西方落后國家的文化殖民甚至是赤裸裸的政治干涉。2011年以來，在西方國家對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甚至俄羅斯等國家內政的干涉中，西方文明中心論就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認真梳理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歷史發展脈絡及其對外推行文化霸權的策略，剖析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內在本質以及帶來的挑戰，研究出應對之策，對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解決好如何看待西方文明、如何處理本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關系、如何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現代文明道路等問題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時代意義。

　　一、西方文明中心論演變的三個重要歷史階段及其特征

　　隨著18世紀以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不斷勝利、海外殖民擴張活動日益深化，西方國家在社會思想上日漸形成了一種具有獨特自我意識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把世界劃分為西方和非西方兩個彼此割裂的社會陣營，西方的文明發展道路被模式化、理性化、神圣化，西方文明中心論應運而生。總體而言，產生至今，西方文明中心論經歷了樂觀主義——悲觀主義——悲觀主義下的樂觀基調幾大階段的歷史嬗變。

　　(一)樂觀主義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及其片面性。樂觀主義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出現于18、19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上升期，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該歷史時期西方社會科技革命、工業革命、政治革命巨大成功的反映。持這種觀點的思想家們以地域、種族、宗教等因素為理論根據，宣稱只有西方才能產生可以稱之為文明的東西。例如，英國歷史學家巴克爾從地理環境決定論出發，堅持認為“國民之進化，自由之政令”皆源于歐洲文明，而“非歐文明”不能“久善”。[1]進化論思想家達爾文、魯布克、泰勒基于種族優選理論，提出只有西方的一些種族由于擁有高度理智、文化和道德，因而踞于世界文明的頂峰。法國思想家戈比諾則干脆直接聲稱“一切文明皆來源于白種人”。[2]而事實上，公元500年到1800年之間，世界就是東方為中心的世界，西方文明遠遠落后于東方文明。西方文明發展史 “言必稱希臘”，而希臘的文化既非西方，政體亦非民主。啟蒙運動更多直接和間接吸收借鑒了中國的思想資源，亞當·斯密闡發的英國經濟自發放任的原則實際淵源則來自于中國道家治國“無為”的思想。工業革命和農業革命所依賴的大多數重要科技，都是經由跨國商路傳到歐洲，甚至包括蒸汽機原理都更早的出現在中國人的著作中。顯然，西方文明中心論抹殺了這些基本歷史事實。

　　此外，基督教關于上帝選民的思想則把“白人的責任”建構西方文明中心論，主觀認為上帝把白人造得更聰明，所以白人理應指揮低能劣等種族。就其歷史影響來看，以進步論為標志的樂觀主義西方文明中心論發揮了對內維護資產階級價值觀、對外進行殖民擴張的重大歷史作用，雖然被精美的工業品、選舉制的政治、多元的文化巧妙地掩蓋了起來，但其片面性和階級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西方資本家和政客的野心和貪心在炮艦外交、人權強化等赤裸裸手段面前暴露無遺，他們不斷強化“歐洲中心論”為代表的西方文明中心理論，宣稱只有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道路的“正統”，只有現代西方文明是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普世文明”，其他文明只有服從和膜拜西方文明才能生存。

　　(二)悲觀主義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及其矛盾性。悲觀主義的西方文明中心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冷戰時期西方文明中心論的主要流派，也是西方文明中心論走出片面性的開始。一方面，它是對西方社會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重重矛盾，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制度內在缺陷的深刻理論反思;另一方面，它直觀反映了世界社會主義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節節勝利、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無力主導世界格局的現實情況。“文明倒退說”、“文明循環說”、“文明終結說”作為悲觀主義西方文明中心論的主要理論形式，雖然致力于維護西方文明唯我獨尊的地位，卻在客觀上破除了西方文明單線進步論的神話，因而其理論具有兩面性和矛盾性。

　　例如，持“文明倒退說”的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既堅持認為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具有進步性質的文明，卻又描繪出了一幅文明倒退的黯淡西方社會圖景。 [3]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基于“挑戰——應戰”模式提出的“文明循環說”強調只有通過“全心全意的最高限度西方化”才能拯救失勢方，卻又對經濟蕭條、戰爭橫生的西方文明危機充滿憂慮。[4]美國歷史學家沃勒斯坦的文明終結理論既提出現代文明是“世界的資本主義化”，卻又擔心資本主義世界霸權受到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5]概言之，悲觀主義的西方文明中心論雖然竭力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辯護，不過也間接地承認了資本主義文明具有難以克服的內在缺陷，世界文明具有多樣化的發展道路這一事實。

　　(三)備受當代西方推崇的悲觀主義下樂觀基調的西方文明中心論。悲觀主義下樂觀基調的西方文明中心論是后冷戰時代的產物。一方面，它呈現了西方文明無力解決內在固有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尖銳沖突，束手無策于恐怖襲擊、街頭槍擊、金融危機、罷工游行等社會動蕩事件;另一方面，它也保守樂觀地映現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經濟、政治等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作為冷戰結束至今的悲觀主義下樂觀基調的西方文明中心論的主要觀點， “歷史終結論”、“文明沖突論”、“普世文明論”、“沖突文明論”或者認為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終點，或者認為西方文明模式是唯一的現代文明道路，其主要目的在于向世界推銷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滿足西方國家追逐國際市場剩余價值的需要，因此備受西方國家大力推崇。

　　悲觀主義下樂觀基調的西方文明中心論受到當代西方學者的大力推崇。持“歷史終結論”的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認為蘇東劇變標志著人類文明的歷史將終結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西方文明將傳布到全世界”。[6]諾貝爾文學獎得主V.S.奈保爾提出“普世文明”的觀點，強調西式現代化是唯一的現代文明道路。[7]“文明沖突論”代表人物塞繆爾•亨廷頓把普世文明等同為以西方為典范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8]“沖突文明論”學者尼爾·弗格森認為競爭、科學、財產權、醫藥、消費社會、工作倫理為特征的西方文明應該始終居于世界領先地位。[9]現在，這種思想已經對美國國際戰略和世界形勢產生了巨大影響，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均堅持推行全球民主化戰略，不惜武力迫使“非民主”的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進入西方自詡的文明體系。

　　觀察研究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歷史演變脈絡，可以看出，西方文明中心論經歷的樂觀主義——悲觀主義——悲觀主義下的樂觀基調文明觀的幾個重要歷史階段，與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10]的社會發展階段具有高度的歷史契合。換言之，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產生、演變與發展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西方社會確立、生長和成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因而具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二、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本質剖析：局限性、虛假性、迷惑性

　　18世紀以來，西方文明中心論充分體現了西方社會文明進步的成績，促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行揚棄，促進了西方社會的巨大發展，從而客觀上推動了人類文明邁向更高階段。時至今日，它對于世界各國文明的現代化道路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價值。但是從本質上看，源遠流長、流派眾多的西方文明中心論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工具，擔負著對內維護資產階級政權、對外拓展資本全球利益的階級使命，因而在本質上具有局限性、虛假性、迷惑性。

　　(一)從思想邏輯上看，西方文明中心論在認識方法上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在認識論上，它或者把西方文明等同于理性、人性的進步，或者把西方文明看作是永恒不變的終極狀態;在本體論上，它或者認為西方文明由地理環境、種族、民族等因素所決定，或者陷入文化本體論的泥淖不能自拔;在歷史觀上，它或者把西方文明視為歷史的終結，或者把西方文明視為歷史的循環甚至倒退。這種唯心主義歷史觀其實就是把文明限于觀念形態的文化，把人類文明史僅限于觀念形態的文化史，割斷它與物質的社會關系的聯系。典型的代表就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唯心地把世界上不同類型的文明視為不同層次的文化區別。

　　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是歷史的根本動力。然而，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根本理論缺陷就在于，否認人民群眾在西方文明產生發展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否認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是西方文明產生發展的決定力量。西方文明中心論，要么把文明視為人之外的所謂獨立觀念，要么把文明視為少數精英的創造物，從而違背了唯物史觀關于“文明是實踐的事，是社會的素質”[11]的基本原則，否認人類文明進步的最終目的在于社會關系的現實合理化，因此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形態。“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2]這個論斷表明，文明和文明史離開它賴以生存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就會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武器剖析西方文明中心論在認識方法上存在的局限性甚至顛倒性，是我們面臨的一個理論上的挑戰。

　　(二)從歷史作用上看，西方文明中心論存在著現象與本質對立的虛假性。恩格斯揭露資本主義時指出：“文明每前進一步，不平等也同時前進一步。隨著文明而產生的社會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機構，都轉變為它們原來的目的的反面。”[13]數百年的歷史表明，不管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理論模型如何演變，其價值取向始終一致，即始終擔負著對內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對外進行殖民擴張的職責。有數據顯示，全球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與最貧窮的27億人的收入相等。2007 年美國最富有的1%的家庭財富與全美43%家庭的金融財富相等。[14]近年來，美國等西方國家發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紐約地鐵公交大罷工等民眾抗議示威事件更是表明，建立在私人財富基礎上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只是屬于占總人口1%富人的奢侈品，99%的人民大眾深陷債務、生計艱難等困窘境地，更何談享受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可見，在西方社會，文明的共享性、普遍性品格從未真正實現，并且十分扭曲地只屬于極少數富人所有，我們應該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出于回避矛盾、維護現實的需要，西方文明中心論往往忽略和掩蓋西方社會的內在矛盾，自夸和放大西方社會的部分成就，從而營造出一片繁榮昌盛的西方盛世假象，騙取人民對本國文明發展模式的認同，誘逼非西方國家跟風其文明模式，最終實現其資本利益國內國際最大化的真正目的。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國由于從小學到大學對自己的民族文化重視不夠，在高校里更是集國家力量推廣西方語言和文化，所以不少越是受到高層次教育的人，越是裝了滿腦子的西方邏輯。我們看到，不少中國人了解莎士比亞勝過了解湯顯祖，了解盧梭、伏爾泰勝過了解朱熹、王陽明，仰慕凱撒大帝卻詛咒秦始皇，贊頌華盛頓卻批判毛澤東。更有甚者認為人類社會只有一種社會制度是正當的，那就是西方制度，經濟發展只有一種模式是正當的，那就是西方模式。在此崇洋媚外的思想邏輯下，凡是與西方不同的制度和模式，都不具備正當性，都必將崩潰。這也是西方文明中心論在中國一直大有市場的重要原因。面對如此嚴峻的西化風險，如何從理論聯系實際的角度徹底揭穿西方文明現象與本質相互對立的虛假性，讓更多的人認清西方文明中心的本質、走出對西方文明中心的盲目崇拜，是一個亟需我們去解答的、現實挑戰性很強的課題。

　　(三)從話語方式上看，西方文明中心論具有一定程度的迷惑性。恩格斯曾說，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所達到的結果總是同它希望達到或者佯言達到的相反。 [15]西方文明中心論作為數百年來西方資產階級推行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理論和話語工具，其通常特征是將西方自身利益說成是全世界普遍利益、將西方個別價值等同于全世界共同價值。比如，在舊殖民主義時代，它將西方文明與文明劃上等號，鼓吹西方資產階級文明是現代文明的唯一模式;在新殖民主義時代，它雖然承認了西方文明只是現代文明的一種類型，卻極力論證只有西方文明居于世界文明的頂峰和終極。我們看到，諾貝爾獎、奧斯卡獎等西方國家設立的國際評判機構高舉的就是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大旗，它們就像一個個西方文明標準的裁判所，用西方的標準衡量世界的一切，順之者方屬文明，逆之者則屬野蠻。總的來說，西方文明中心論通過構建“中心——邊緣——外圍”的理論模型和話語模式，不斷增強西方文明的世界向心力和文化吸引力，誘騙落后國家盲信西方文明，并逐步向西方文明模式靠近，從而達到主宰世界和人類文明命運的背后目的。

　　近些年來，從1991年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再到2011年美國式“民主化”浪潮在中東、北非發動的“顏色革命”引發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也門、巴林、阿曼等國的民主政治變局，諸多事件表明，西方國家正在將西方文明中心論與“普世價值”理論相互結合，并且通過政策、理念、價值觀等宣傳方式迷惑、欺騙和洗腦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使這些國家主動去迎合討好西方國家、把西式文明奉若圭皋，進而達到西化、分化、促使其自我覆滅的真正目的。需要關注的是，在世界上很多國家有不少人被其迷惑、蒙騙，盲目崇拜西方，極力鼓吹和推動本國按照西方設計的路線圖去走。如何解決好徹底揭穿西方文明中心論的迷惑性和欺騙性，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意義極其重大的時代挑戰。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內憂外患的雙重挑戰宣布了西方文明的故步自封、唯我獨尊僅僅是一種自以為是的空想。近百年來，西方思想家丹尼爾·貝爾的《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約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貢德·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等揭示西方文明模式弊病的力作，無不表現出對西方特別是美國社會問題和信仰危機的深深焦慮，體現出對西方文明日益成為“昨日黃花”而產生的“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鳴。弗蘭克認為西方崛起只是最近一兩個世紀的事，而且它是踩在亞洲包括阿拉伯、印度尤其是中國的肩膀上實現的，其最重要的經濟杠桿是他們從中南美洲獲得的白銀資本。約翰·霍布森甚至認為，歐洲的崛起不是奇跡，而是東方文明的滋養積漸而成。就連推崇美國價值觀的塞繆爾•亨廷頓也警告不要幻想全球文明的融合，主張在全球范圍內的多元文化主義，以避免全球沖突。西方學者的這些著作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加客觀理性地對東西方文化隔閡進行梳理和澄清，還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認識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本質。

　　三、如何應對西方文明中心論全球蔓延帶來的巨大挑戰

　　數千年人類文明史證明，各種不同文明的共存、交融、多樣化發展是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可是，在某種程度上，近代以來的人類文明日益被狹隘化為“西方化”、“資本主義化”，今天甚至被簡單化為“美國化”。這種狹隘的西方文明中心主義思想帶來的現實后果是災難性的，它一方面漠視詆毀人類文明多樣化發展的可能性，企圖摧毀一切與西方現代文明相左的文明傳統，使得非西方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宗教、生活習俗等文明傳統正在受到極大傷害;另一方面，它強勢要求全世界都匍匐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模式之下，自覺接受西方文明的奴役。我們看到，一些受到西方“民主化”浪潮沖擊的國家已經接受洗腦改造，甚至以本國主權的覆滅為代價，成為西方社會文明進步的墊腳石。因此，面對西方文明中心論帶來的嚴峻挑戰，我們當前要從思想上加以高度警惕和抨擊，從行動上加以防范和回應。從而在自覺學習、吸收、借鑒和創新發展西方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實現學習西方優秀文明成果、繼承中華民族優秀文明傳統和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發展道路的統一。

　　(一)最為關鍵的是要劃清關于西方文明的兩個界限。首先是自覺劃清西方先進文明理論與西方文明中心論的界限。站穩正確的立場是“劃清界限”的根本政治前提。[16]什么是社會發展進步?馬克思曾指出，“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17]，從而揭示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于人民群眾。換言之，文明進步為了誰，文明成果歸誰享有，是劃清西方先進文明理論與西方文明中心論界限的科學標準。基于這個標準，我們既要看到，西方社會在市場經濟、程序民主、醫藥衛生、科學技術等領域的一些文明成果對于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權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積極作用，因而屬于西方先進文明理論，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同時，又要看到那種認為“西方文明代表了歷史的頂點和終點”、“西方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主流” 等基于人類中心主義、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立場上的西方文明理論屬于西方文明中心論思想，違反了人類文明和而不同、共同進步的基本要求，因而是必須高度警惕和堅決摒棄的。

　　同時，要自覺劃清學習借鑒西方文明優秀成果與盲目崇拜西方文明的界限。建立在現代資本主義所有制基礎之上的西方文明理論的確在很多方面曾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并且至今仍在不少方面走在時代發展的前列，是歷史發展必然性的體現。不過，馬克思提示我們這“不是一種絕對的必然性，倒是一種暫時的必然性，而這一過程的結果和目的是揚棄這個基礎本身以及揚棄過程的這種形式”[18]，這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法相統一的科學認識論原則而得出的理論總結，需要我們自覺用于科學對待當代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同時，近年來美國“占領”運動、游行、罷工、英國騷亂等在西方發達國家發生的社會動蕩事件也啟示我們，市場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被西方認為目前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西方文明理論，將會甚至正在隨著時代發展而被歷史揚棄，因而絕對不會是所謂永恒的、終極的完美狀態。目前，有些人仍然迫不及待地要求融入西方文明主流、回歸所謂西方文明正統，就是由于不能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客觀看待西方文明，從而陷入了盲目迷信西方的認識和實踐誤區。

　　(二)在借鑒西方文明的基礎上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要真正弄清文明這一概念，也必須連帶弄清文化與文明的區別與聯系。不同社會形態，都有不同的文化與文明。在任何階級社會形態的文化中，總是有其精華，也有其糟粕。文化有先進落后、精華糟粕之分，但文明僅有程度上的高下，沒有先進落后與精華糟粕之分。從廣義上來講，不同社會形態文化中的精華，構成了人類歷史的文明。[19]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更加注重通過文化產業、借助文化產品，輸出其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已經對我國造成巨大沖擊。這就警醒我們，要高度重視西方文化入侵與和平演變的嚴重危害。鄧小平早就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20]“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資本主義是想最終戰勝社會主義，過去拿武器，用原子彈、氫彈，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現在搞和平演變。”[21]無硝煙的戰爭就是和平演變，而和平演變的實質就是改變人的思想。早在1945年，美國的政治家就講，要利用文學、戲劇、電影和所謂藝術家，誘使社會主義國家崇拜不道德的行為，使人們不知不覺地改變原來的價值觀念。西方發達國家的和平演變策略的主要特點是運用非戰爭或非軍事等間接手段進行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影響和滲透。“冷戰”期間，西方國家主要通過傳統媒體如廣播、書刊、電視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顛覆活動。在全球化背景下，互聯網正在取代傳統媒體的主體地位，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分化、西化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件重要武器，和平演變具有更廣闊的市場和更巨大的危害。因此，西方文明中心論等思想文化領域中出現的種種錯誤思潮再度泛濫，絕不是偶然的和自發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積極吸收借鑒國外優秀文化成果。因此，我們要清醒認識到，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世界文明體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我們應在做到對本國的文明自尊、自愛、自立、自信、自強的同時,正確處理好繼承我國優秀文化傳統與積極借鑒世界各類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關系，積極借鑒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文明成果。同時，我們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維護國家文化安全，就必須堅決揭露和批判西方文明中心論，堅決反對西化、奴化的傾向，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價值自信和民族自信走向世界。

　　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看到，近年來，美國一直控制著世界主要的電視和廣播節目制作，每年向國外發行的電視節目總量達3萬小時，并占有世界2/3的電影市場總票房，并通過大力倡導網絡自由來打一場無國界的戰爭，以此來大力推廣美國價值觀和西方文明中心論，其在全球的文化、政治影響力遠遠大于中國。為了實現對中國的和平演變，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不僅通過實施文化帝國主義，利用其在信息擁有上的壟斷地位以及利用其控制的媒體，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和意識形態的滲透，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同時還想方設法來維護他們對于不發達國家的這種文化霸權地位，西方文明中心主義思潮不斷泛濫就是明證。美國中央情報局更是毫不隱諱地指出：“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傳播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我們要利用一切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刻苦耐勞的精神。”[22]這一切充分暴露了美英等西方國家大力推行西方文明中心論等西方價值理念的險惡用心，對照國人思想的變化，應引起我們高度警惕并及時采取有力的應對措施。國際國內的復雜形勢不僅加了我國文化安全的風險，也加大了我國文化走出去的難度和風險。

　　人類文化是平等的，各種文化都有存在的權利與必要。但文化的終極目的不是文化本身，而是文明，是全社會文明素質的提高。中華文明正是因為既能保持和發展自己的主體思想，又能從其他民族的文化中選取優秀的部分加以借鑒、吸納、揚棄，從而成為舉世公認甚至獨一無二的傳世文明。因此，中國要有自己的思維，不要動不動就是與國際接軌，當前更應該自力更生，著力從傳統文化中提煉中華智慧，在借鑒西方文明的基礎上建設好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明。孔子2000 多年前提倡的“和而不同”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他使更多人認識到，對話交融不是“同化”，更非“消滅”，而是尋找雙方交匯點，以此推動各自的創新發展。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中華文明，不僅繼承了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且為全面深化和推進人類文明提供了多方面條件和保證。中華文化與外國文化交流，需要經過理性自覺產生理性自信，然后有自強心，在此基礎上高揚起充滿平等意識的價值自信的旗幟。否則，盲目宣揚西方價值理念，被西方文明中心論等西方思潮牽著鼻子走，只能是西化、奴化的奴隸文化。因此，我們要實現學習西方優秀文明成果與發揚中華民族優秀文明傳統的統一。在共時態上，貫通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實現代表人類文明前進方向的各種文明類型在當代中國的和諧統一。具體地說，就是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符合人類文明進步趨勢方面取得的經驗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的實踐之中;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以民族文化為主體、吸收外來有益文化，積極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參與國際競爭、形成特色品牌，不斷擴大中華文化影響力，將東方文化的“和諧”精神撒播世界，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開放格局進一步完善;在歷時態上，實現人類先進文化的歷史、現實與理想在當代中國的具體統一。具體地說，就是既要繼承和發展中西方各種人類的優秀文化成果，又要在著眼于中國現實問題基礎上加以揚棄和創新。并且，務必始終以實現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為奮斗方向，自覺開辟優越于階級社會的人類文化嶄新階段。

　　此外，要在世界上強化中國的文化屬性、文化特征和文化形象，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國，在更深、更高、更感性的文化層次認識和把握中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三)以價值自信為抓手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文明。我們更要看到，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一部分人的崇洋媚外思想愈演愈烈，對西方文明模式愈加推崇。胡錦濤總書記說：“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就是各種文明不斷交流、融合、創新的過程。”[23]這句話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的辯證統一關系。張岱年也指出：“文化的核心在于價值觀，道德的理論基礎也在于價值觀。”“中國思想史上曾經發生過價值觀的論爭;中西文化之異同也系于價值觀的異同。”[24]“一個民族立足于世界，必須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才能具有獨立的意識。而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的基礎是對于本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有一定的了解。”[25]因此，文化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對本民族文化價值尤其是核心價值內容的深刻的理性認識基礎之上，價值自信是文化自信的基石和前提。價值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對自身價值的充分肯定，是一個民族的精、氣、神，是一種戰無不勝的不竭精神動力和強大靈魂支柱，是建設文化強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重要思想基礎和強大力量源泉。價值自信是文明建設的核心和靈魂，沒有價值自信，文明建設就無從談起。因此，我們要在深刻把握歷史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堅持以價值自信為抓手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文明，讓更多人認識到社會主義文明不僅是比資本主義文明更高一級的文明階段，并且是人類有史以來文明發展的高級階段。

　　人類文明從原始社會的文明萌芽狀態跨入“文明時代”后，“依次地由奴隸制文明發展到封建制文明，再發展到資本主義文明。在此階段，社會的多種文明進步是一個歷史發展過程，但是它一直建立在剝削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實行野蠻統治和殘酷剝削的基礎之上。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文明才擺脫了剝削階級的支配和壟斷，文明的成果歸屬于創造它的勞動人民，社會及其成員的全面發展才能成為可能，人類歷史從此進入真正的高度文明的時代。”[26]歷史唯物主義昭示我們，社會主義文明不是觀念形態的產物，而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文明發展的高級階段，是比資本主義文明更高一級的文明階段。正如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文明是人類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社會主義文明作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一次質的飛躍，高于其他社會文明的突出標志就在于全體人民普遍共享的公平正義，在于促進人的個性自由、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在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共同協調進步。當前，中國已經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提供了實現社會主義文明新階段的現實基礎和可能。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人類文明的偉大創造，不僅在多個層面上推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發展，而且為人類文明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這要求我們，要在繼續堅持、鞏固和完善這一經濟和政治基礎之上，連接人類文明的過去和未來、現實和理想，實現繼承西方優秀文明成果與開創人類文明新階段的統一，爭取早日建成成熟完善的社會主義文明。

　　因此，我們要清醒認識到，社會主義社會在本質上代表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方向，雖然西方文明中心論對于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歷史作用，但在今天卻正遭遇前所未有之挑戰、深處數百年來未見之危機。一方面，堆積如山的經濟、政治、社會難題，尤其是貧富分化、社會公正問題成為困擾西方各文明國家的 “內憂”。突出表現在，患上高失業、高赤字、高負債“三高綜合癥”的歐美西方發達國家深陷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泥淖，號稱“和平之國”挪威遭遇恐怖襲擊，自稱“自由民主”的英國陷入竊聽門丑聞，在希臘、西班牙、英國、法國、意大利等國更是發生了騷亂、罷工、游行示威、暴力沖突等社會抗議活動。諸多事件表明，西方發達國家社會內部矛盾重重、危機連連，社會動蕩不安、充滿變數;另一方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走出了不同于西方文明模式的具有自身特色快速發展道路，這成為威脅西方文明國家“一言堂”世界霸主地位的“外患”。尤其是中國始終秉承和而不同、相互尊重、共同進步的文明理念，不以西方現代文明模式馬首是瞻，主張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逐步摸索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文明發展道路，全方位的在發展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為人類展示了某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與發展道路。就連曾經極力鼓吹“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終結者’”的弗朗西斯·福山 2009年接受日本《中央公論》雜志采訪時也不得不低頭承認:“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福山的這段話是對人類社會不可移易的發展規律的深刻反省，也有助于我們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有更清醒的認識。由此可見，中國等新興國家通過自身的文明實踐，重新界定了文明的基本內涵和價值取向，從而在事實上對西方文明中心論進行了證偽。因此，我們要清醒認識到西方文明中心論已經式微、正在被歷史拋棄，我們應該自覺順應和推動這一歷史進程。我們應該努力實現人類文明歷史形態、現實形態與理想形態在當代中國的具體統一，大力推動社會主義文明進步，推動世界社會主義復興，將共產主義文明理想轉化為現實，自覺開辟人類文明新階段。

　　注釋：

　　[1]巴克爾：《英國文明史》(篇二上)，南洋公學譯書院，1903年，第1~7頁。

　　[2]Bruce Mazlish, Civilization and Its Contents,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60.

　　[3]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陳曉林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319頁。

　　[4]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歷史研究》(下)，曹未風、周煦良、耿淡如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2頁。

　　[5]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歷史資本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8頁。

　　[6]弗朗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后之人》，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50頁。

　　[7]轉引自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35頁。

　　[8]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43-45頁。

　　[9]Niall Ferguson, 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11, p.7-10.

　　[10]有學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同規模、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國際合作組織和區域一體化主導了經濟全球化，這標志著資本主義正處于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參見羅文東：《超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興起及其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影響》，《紅旗文稿》2006年第20期。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頁。

　　[1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頁。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頁。

　　[14]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關于國際國內形勢的相關思考》，《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2期。

　　[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頁。

　　[16]李崇富：《要自覺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界限》，《高校理論戰線》2010年第2期。

　　[1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9頁。

　　[1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8頁。

　　[19]李慎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光明日報》 2011年11月25日，第1版。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1頁。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5~326頁。

　　[22]李剛：《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付中國的<十條誡令>》，《參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第15版。

　　[23]《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431頁。

　　[24]張岱年：《晚思集：張岱年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25]張岱年：《晚思集：張岱年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47頁。

　　[26]《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2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第9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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