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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繼東:?把抵制外來意識形態滲透和抓好內部意識形態斗爭統一起來

朱繼東 · 2021-12-20 · 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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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營養液。回首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領導全黨勇于、善于進行意識形態斗爭的偉大歷程,我們可以看到,高度重視、大力抓好意識形態斗爭是永不能忘的優良傳統,也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原則。

  把抵制外來意識形態滲透和抓好內部意識形態斗爭統一起來

  ——中國共產黨百年意識形態建設的一個重要視角

  【摘 要】高度重視、大力抓好意識形態斗爭是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確立的重要原則,并在毛澤東推動下成為黨的優良傳統。回首百年光輝歷程可以看到,我們黨從來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科學把握、整體布局意識形態斗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是把黨內黨外、國內國際意識形態斗爭密切結合起來,注重在立破并舉中實現深度融合、有機統一。要打贏意識形態斗爭,不僅要敢于斗爭,而且要善于斗爭。特別是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更必須始終堅持把堅決抵制外來意識形態滲透和抓好內部意識形態斗爭統一起來,科學總結意識形態斗爭規律,大力加強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在不斷奪取國內外意識形態斗爭勝利中推動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真正強起來。

  自從人類社會進入階級社會以來,斗爭就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而意識形態斗爭則是最關鍵、最重要的斗爭之一。作為以理想信念立黨、意識形態立黨的無產階級政黨、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表明,能否抓好意識形態斗爭事關黨的生死存亡。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中國共產黨不可戰勝的強大精神力量。”[1](P17)而回顧黨的百年歷史可以看到,高度重視、大力抓好意識形態斗爭是我們黨從成立之日起就確立的一個重要原則,并在毛澤東推動下成為黨的一個優良傳統。我們黨不僅是在和國內外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的斗爭中誕生的,更是在繼續不懈斗爭中發展壯大的。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不斷加大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力度及強度,特別是持續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國內殘余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一直在千方百計滲透、腐蝕黨的隊伍,我們黨在正確認識和科學處理好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同時,注重把堅決抵制外來意識形態滲透和抓好黨內國內意識形態斗爭統一起來,要求黨員干部必須在意識形態斗爭中敢抓敢管、敢于亮劍、善于亮劍,努力不斷奪取國內外意識形態斗爭勝利,使抵制外來意識形態滲透和抓好內部意識形態斗爭統一起來這個寶貴經驗凸顯出更重要的價值。

  一、中國共產黨在和國內外落后的、反動的意識形態斗爭中誕生并在繼續不懈斗爭中發展壯大

  百年歷程表明,我們黨就是在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等落后、反動的意識形態的斗爭中誕生的,也是在繼續不懈斗爭中發展壯大的。黨成立初期,由于當時的國民黨就是個成分復雜混亂、思想多元多變的官僚政客集團,其他政黨中更沒有真正的革命政黨,這就吸引了不少激進的資產階級分子、小資產階級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進入我們黨內。再加上外界形勢變化的影響,黨內的意識形態一度比較混亂,不少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在黨內有著不小的影響。回首黨的歷史不難發現,同黨內外甚至國內外的錯誤思潮、惡意攻擊進行堅決有力地斗爭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并且這種斗爭從建黨之初就開始了。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就明確要求新黨員加入黨的隊伍之前“必須與企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2](P3)《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也強調“黨應在工會里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2](P6)與落后的、反動的意識形態、黨派、集團進行徹底地決裂,高舉階級斗爭旗幟、弘揚階級斗爭精神,反映了成立伊始的中國共產黨就表現出堅決、頑強的斗爭精神、斗爭意志。黨中央在1922年6月1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更是旗幟鮮明地批判了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等錯誤主張。1923年11月,黨的三屆一中全會又進一步提醒全黨要堅決反對和批駁“反動曹吳及外交系”“反動研究系——憲法派”[3](P560)等的錯誤言論,就是抓住了當時問題和矛盾的關鍵所在,強調要與國內外落后的、反動的意識形態進行堅決斗爭,既是從多方面加強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部署,也是黨中央一貫重視抓好意識形態斗爭的體現。

  與軍事斗爭相比,意識形態斗爭往往更為復雜、隱蔽、艱巨。面對國內外敵人的意識形態滲透、破壞、進攻,我們黨不僅敢于斗爭,而且努力做到善于斗爭。1925年11月,黨中央發布《中央通告第六十五號——與國家主義派及國民黨右派斗爭問題》開篇便特別強調:“我們現在對于國家主義派及國民黨右派之思想上的爭斗,非常重要,必須在此種爭斗上得到勝利,我們在學生運動中才能得到勝利”,[3](P664)并有理有據地給出了斗爭的方法和策略。多次強調、一再提醒全黨同志要重視黨內外、國內外的意識形態斗爭,不僅要敢于斗爭,而且要善于斗爭,逐漸成為我們黨長期堅持的一個優良傳統。

  毛澤東不僅是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典范,更是重視意識形態斗爭的表率,他帶頭與黨內外、國內外的意識形態滲透、破壞、進攻進行堅決斗爭,并帶動了越來越多人加入到意識形態斗爭中來。1927年3月,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不僅批駁了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攻擊農民運動是“糟得很”[4](P15)等錯誤論調,而且強調了“政治上打擊地主”[4](P23)等意識形態斗爭問題,既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又體現出黨已經對意識形態斗爭問題有了清醒認識,并非常重視。而在井岡山斗爭時期的1928年10月5日,他負責起草的“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第二部分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以宣傳工作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批評了當時邊界各縣地方黨組織中存在的一些錯誤思想和做法:“過去邊界各縣的黨,太沒有注意宣傳工作,妄以為只要幾支槍就可以打出一個天下”,[5](P38)提醒大家既要重視軍事斗爭,也要重視意識形態斗爭,并且都要抓好才能真正打敗敵人。1928年11月25日,他在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中又進一步指出了當時意識形態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4](P77)就是強調要通過與錯誤思想進行斗爭來努力做到真正思想建黨。到了1929年12月,在著名的古田會議上,在為大會撰寫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中,他在這篇光輝文獻的第一部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又進一步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多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并且號召大家積極與之進行堅決斗爭,徹底消除危害、肅清影響。正是在他帶領下,紅軍發生了脫胎換骨地變化,真正改造成為“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4](P86)1928年11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周恩來也號召:“全黨的同志,應堅決地起來奮斗,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6](P11)就是要求全黨要堅決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為代表的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進行堅決徹底地斗爭,堅決、徹底地肅清非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以意識形態斗爭的勝利推動黨的建設。

  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依然非常重視意識形態斗爭,而且強調要通過黨內思想斗爭實現團結。如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他開篇就旗幟鮮明地表示:“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7](P359)把積極的思想斗爭作為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內容加以強調,就是在另一個語義上對意識形態斗爭的強調,而且要求大家都要拿起和用好這個重要的武器。并且,在談到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的巨大危害以及如何面對這類反動文化時,他特別強調:“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斗爭是生死斗爭。”[7](P695)就是強調要確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就必須堅決批判、徹底肅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而且這和確立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統一的,是破與立的密切融合、有機統一。

  被譽為“辯證法大師”的毛澤東一向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意識形態斗爭中更是凸顯這一優勢。文藝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屬性,也是容易出現意識形態問題的領域,能否抓好文藝領域的意識形態斗爭,對做好整體意識形態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革命戰爭年代,他一直注重通過抓好文藝領域的意識形態斗爭來引領整體的意識形態斗爭。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隨著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來到延安,一些有著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發表了一些思想偏激、導向錯誤的文章,不僅造成了較大的思想混亂,而且被國民黨反動派、日本侵略者等利用。為糾正當時文藝界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切實解決文藝為什么人服務的根本問題,毛澤東不僅明確指出這些文章的巨大危害并進行批駁,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學習問題等是當時關系革命文藝發展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并提出了文藝界開展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思想斗爭的任務等。

  在繼續重視黨內意識形態斗爭的同時,毛澤東更是注意同國內外敵人進行堅決斗爭,不僅毫不客氣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質,而且敢于堅決反擊美帝國主義對我們黨發動的意識形態進攻。先后撰寫了《反對投降活動》《質問國民黨》《評戰犯求和》等一系列富有戰斗力的好文章,既有力批駁了國民黨反動派、美帝國主義等國內外敵人的錯誤言論,讓全黨、全國乃至全世界人民看清了他們的真面目,也澄清了黨內一些同志的錯誤認識。特別是《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等一組五篇系列文章,不僅有力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也毫不客氣地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起到了廓清思想迷霧、指引前進方向等重要作用。在統一全黨思想的同時,也贏得了國內外更多人對我們黨的認可、支持、擁護,為早日建立新中國凝聚起強大的合力。

  二、通過正確認識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抓好意識形態斗爭推動全黨對新中國意識形態工作認識愈發深刻

  新中國成立之后,作為黨和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仍然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工作中的問題并親自指導全黨打贏意識形態斗爭,在加強對資產階級進行思想改造、破舊立新逐步建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同時,站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度,提醒全黨要警惕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和國內“左”、右兩方面的錯誤言行,通過正確認識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抓好意識形態斗爭推動著全黨對意識形態認識越來越深刻。1950年6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閉幕詞的講話中就指出:“要達到鞏固革命統一戰線的目的,必須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8](P81)這就要求展開積極的思想斗爭,通過這種內部的意識形態斗爭實現思想上、政治上的團結和統一。這個時期,抓好意識形態斗爭的主要目的就是破舊立新,要求全黨同志要自覺批判封建主義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決不能成為錯誤思想、反動思想的俘虜甚至助紂為虐,而是要將在人民內部充分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與堅決批駁、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等錯誤思想、反動思想相結合。他不僅親自號召全黨要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對電影《清宮秘史》的批評等,而且點名批評了黨內外一些人的錯誤言論、反動思想,要求大家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去重視問題作品、錯誤言論、反動思想的危害并進行有力批駁,在立破并舉中建立、弘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1956年,隨著波茲南事件、匈牙利事件陸續爆發,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等事件竟然在我國也接連發生,國際國內形勢變得復雜尖銳凸顯出抓好意識形態斗爭特別是科學區分敵我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問題的重要性、迫切性。面對新形勢、新問題、新挑戰,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深入論述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一個重大理論、現實問題,特別提醒指出:“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9](P209)強調了意識形態斗爭中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努力做到以理服人,真正讓斗爭對象心服口服。并提醒全黨不僅要深刻認識到意識形態斗爭是階級斗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國際國內意識形態斗爭密切交織,必須看清楚意識形態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如果不重視甚至忽視意識形態斗爭,不僅會犯巨大錯誤,而且很可能對黨和國家事業造成難以估量的重大損失。正是在他的高度重視、親自部署下,全黨自覺加強政治改造、思想改造,高度重視、主動抓好意識形態斗爭,舉全黨全國之力破舊立新,廢除娼妓制度、實現婦女解放,取締一貫道等反動會道門、邪教組織,開展宗教制度改革、推動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等,在立破并舉中推動著新中國的意識形態工作不僅有了一個良好開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能否打贏意識形態斗爭不僅事關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能否鞏固,而且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這就決定了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中只能勝利、不能失敗。為了喚起全黨的重視,毛澤東一次次從國家政權安危等高度來提醒全黨要深刻認識、大力抓好意識形態斗爭。1959年到1960年間,在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小組上的講話中,他把意識形態工作提高到了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特別強調:“首先制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后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10](P132)1962年9月24日,他在主持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突出強調了這個思想:“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11](P194)一次次從政權更迭的高度提醒全黨深刻認識意識形態斗爭的極端重要性和一定要狠抓意識形態工作,既是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警示,進一步更凸顯出其對意識形態工作、意識形態斗爭的深刻認識和極端重視。1964年1月12日,他在題為《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斗爭》的談話中進一步指出,美帝國主義“還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10](P355)提醒全黨、全國人民要警惕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的和平演變,注意國際國內意識形態斗爭的相互影響,打好意識形態整體戰,確保黨永不變質、紅色江山永不變色。而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為了深入揭批蘇聯修正主義的巨大危害、堅持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路線,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新中國敢于在意識形態領域與美蘇兩霸同時開戰,黨中央集中集體智慧,從第一篇《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到《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連續發表了史稱“九評”的9篇重磅戰斗性文章,與蘇共中央展開了一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意識形態論戰,取得了新中國國際意識形態斗爭最重要的一次重大勝利。不僅深刻教育和影響了包括蘇共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陣營,而且對全黨、全國人民進行了一場意義重大的意識形態洗禮,也震動了整個資本主義陣營,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沒有整體思維,抓不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無法真正打贏意識形態斗爭的。新中國成立之后,毛澤東更是抓住主要矛盾進行重點突破,以解決主要矛盾為抓手帶動整體工作,通過親自指揮文藝、教育、宗教等領域的一系列意識形態斗爭而真正牢牢掌握了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如1951年5月20日,在審閱《人民日報》的社論稿《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時,他就毫不客氣地批評了當時文化界的思想已經混亂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提醒全黨要警醒:“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8](P167)正是通過對電影《武訓傳》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的批評,使更多人看清了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弄清楚了文藝應該堅持什么樣的前進方向、新中國應該辦什么樣的教育等重要問題,引導更多人開始自覺破除落后的、反動的意識形態。1954年10月開始,他更是結合李希凡、藍翎兩位青年人批評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俞平伯的文章展開了一場對《紅樓夢》研究存在的問題的批判,并多次召集有關人士進行談話,做出指示、批示。他認為,李希凡、藍翎的文章提出的不是一個純學術問題,而是究竟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還是資產階級的觀點來指導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并批評了某些“大人物”身上存在的“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8](P352)等問題。而且,他還借機在全國范圍內批判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引導大家批判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學思想等,還批判胡適的歷史觀點、具體書籍等,展開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全國性深入批判,同時大力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這不僅對文化界,而且對思想界、學術界、教育界乃至全黨、全國來說都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大學習、大教育,使得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斗爭中牢牢占據了這些領域的陣地。

  毛澤東不僅非常關注文藝領域里的意識形態問題,親自指揮了一系列對文藝領域意識形態錯誤思想的批判,而且一次次通過意識形態斗爭指出問題、糾正問題來推動工作,使得破舊立新更加深入。1963年9月27日,他在談到為國內反對修正主義打基礎的農村“四清”、城市“五反”運動要包括意識形態方面時,針對當時文藝領域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指出,強調要推陳出新,要努力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等反動、落后的東西推出去,同時出社會主義的新形式、新內容、新作品。但是,有些部門、單位卻敷衍塞責甚至陽奉陰違,導致問題依舊。11月,針對當時文藝領域屢教不改的一些問題,他接連兩次批評《戲劇報》、文化部,并嚴厲批評文化部: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12](P285)12月12日,他進一步嚴厲批示:“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2](P288)正是在他再三批評下,文藝領域的意識形態問題才引起了應有的重視并得到解決。

  改革開放后,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不斷加大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力度及強度,特別是持續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國內殘余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也借機泛濫,國際國內的意識形態斗爭越來越密切交織在一起,鄧小平也逐步認識到意識形態斗爭的嚴峻復雜形勢,以堅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主線開展了一系列意識形態斗爭。1979年3月,他就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巨大危害性,并在1980年12月開始明確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一重大問題,特別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對黨的領導”。[13](P391)1983年10月,他又一次站了出來強調思想戰線決不能搞精神污染,批評意識形態領域思想混亂嚴重。他明確要求,各級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勇于承擔起責任、切實解決好問題。他強調,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員應當站出來講話,必須站在斗爭的前列。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他再次站了出來就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表了旗幟鮮明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14](P181)不僅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引導中國走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而且特別強調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沖擊。”[14](P182)明確了自由化思潮的階級性質和反社會主義本質,進一步強調要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長期指導方針堅定不移地堅持下去。他還支持對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電影文學劇本《苦戀》以及據此攝制的電影《太陽和人》的批判,不僅旗幟鮮明地批評了文藝界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現象、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等,而且特別指出《苦戀》“這樣丑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為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13](P391)正是他一次次指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社會主義本質和巨大危害,并號召全黨與之進行堅決斗爭,對糾正廣大黨員特別領導干部的錯誤認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一些領導同志對意識形態斗爭不僅不重視而且排斥,甚至認為文藝領域不應該講政治、不應該再講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改革開放中就不應該再講意識形態等,導致錯誤思潮更加泛濫并造成嚴重后果。江澤民、胡錦濤也提醒全黨要注意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對我國進行的意識形態滲透、和平演變,并敢于進行必要的意識形態斗爭。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全球化、網絡化的大潮席卷世界,再加上一些地方、部門、單位打著“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號長期對意識形態工作輕視、忽視、漠視,境內外一些勢力借機鼓吹“意識形態多元化”“去意識形態化”“非意識形態化”等錯誤思潮并攻擊、詆毀、抹黑甚至妖魔化正常的意識形態斗爭,以及國內外敵對勢力聯手在意識形態領域制造思想混亂、打壓敢于亮劍者等,不僅使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變得更為復雜、尖銳,也導致我們黨和國家在黨的十八大之前的較長一個時期內在意識形態斗爭中處于被動局面。

  三、勇于直面網上網下、國內國際意識形態斗爭密切交織的新挑戰并在立破并舉中堅決打贏新時代的意識形態斗爭

  面對黨的十八大之前意識形態領域積累的眾多問題和新時代國內外意識形態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直面意識形態領域多年積累的痼疾頑癥,堅決糾偏糾錯、撥亂反正,把意識形態斗爭作為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抓好意識形態斗爭為抓手推動更多黨員干部敢于亮劍、敢于斗爭。2012年12月,習近平就強調了我們與西方國家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的斗爭、較量不僅是不可調和的,而且長期的、復雜的、十分尖銳的,提醒全黨、全軍要深刻認識國際國內意識形態斗爭的復雜尖銳,堅決打贏新時代的意識形態斗爭。2013年8月19日,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在提醒全黨要清醒認識到意識形態斗爭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的同時,他告誡全黨:“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15](P27)并提醒全黨要直面網絡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主陣地、最前沿并且網上網下意識形態斗爭密切交織的現實,以打贏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為中心奪取新時代意識形態斗爭的偉大勝利。2015年12月25日,他在視察解放軍報社時進一步強調:“新形勢下,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復雜尖銳。……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上,我們沒有任何妥協、退讓的余地,必須取得全勝。”[16](P23)后來,他又警醒大家要注意,非政府組織成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重要抓手,文藝、宗教、教育等領域的意識形態斗爭不容忽視。2017年3月31日,他又特別強調指出:“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會長期存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要國內不是清一色,只要國際上仍有敵對勢力,意識形態領域斗爭就不會停止。”[17](P40)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他再次提醒全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18](P8)2018年4月20日,他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明確要求:“領導干部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涉及大是大非問題、涉及政治原則問題,要敢于擔當、敢于亮劍,敢于站在風口浪尖上進行斗爭,決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退避三舍。”[19](P57)并且進一步指出:“有的黨員干部對大是大非問題還是繞著走,在網上仍然是‘吃瓜群眾’。個別單位對網上敢于亮劍發聲的人,不但不支持保護,反而認為他們給自己惹了麻煩、捅了婁子。這種態度要不得!”[19](P57-58)他不僅號召全黨同志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斗爭,而且毫不客氣地批評一些人的錯誤思想、觀點,特別是帶頭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西方新聞觀等錯誤思潮,為全黨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他一次次提醒廣大黨員、干部對意識形態斗爭要有正確、清醒地認識,要看清忽視意識形態斗爭的巨大危害,要看到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不要盲目樂觀,更不能敵友不分,必須在意識形態斗爭中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弘揚斗爭精神,特別是主要領導同志要帶頭敢于亮劍、敢于斗爭,要高度重視和認真解決好意識形態領域敢于亮劍者屢遭圍攻的問題,并把黨內黨外、國際國內意識形態斗爭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強大合力,有力扭轉了意識形態領域多年的被動局面,推動著新時代的意識形態工作不斷實現新跨越,為整個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巨變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時代,隨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率領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更加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希望誤導中國在不斷擴大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倒向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企圖破產,而且日益富強的社會主義中國在自己進入新時代的同時也在努力引領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新時代。美國等西方國家自然不愿看到中國強大,在繼續對中國加大和平演變特別是意識形態滲透的力度、強度的同時,在國際上也加緊對中國發動一次次意識形態進攻、圍攻,甚至威逼利誘一些所謂盟友與其一起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圍剿。國內一些親美派公知、反共反社會主義分子不斷尋找機會發動意識形態進攻、制造思想混亂,與境外敵對勢力形成配合。再加上一些黨員干部意識形態能力較差等原因,意識形態斗爭在某種意義上變得更為復雜、艱巨。

  國際國內意識形態斗爭密切交織,是新時代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大特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研判,適時把國際國內意識形態斗爭統籌起來進行部署,在立破并舉中奪取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在2020年圍繞新冠肺炎疫情展開的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中,面對以特朗普、蓬佩奧為首的部分美國政客對中國攻擊、抹黑、詆毀甚至栽贓、嫁禍中國,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駐哈薩克斯坦大使張霄等紛紛在臉書、推特上發聲,對美國故意借新冠病毒攻擊、抹黑、詆毀等污名化中國的行徑有理有據地進行回擊。中國在海外社交媒體上打響意識形態反擊戰,在國際國內產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很多網民大贊“給力”“過癮”“這才是中國力量”等,被認為是一次成功的集體反擊。并且,在這次對美意識形態斗爭中,我們國際國內形成了很好地配合。此后,中國在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中的類似反擊多次上演,且配合越來越默契,讓不少人刮目相看。這也讓越來越多人深刻認識到,在日益復雜的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中,中國決不能一味防守甚至委曲求全、一忍再忍,如果這樣長期下去會更加被動,而是要敢于堅決反擊、善于主動出擊,并且國際國內密切配合,這樣才能在國際輿論場上占據主動。進攻往往是最好的防守,在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中堅決反擊可以更好地抵制西方意識形態滲透,并逐步取得更多更大的勝利。

  要打贏新時代的意識形態斗爭,僅有敢于斗爭的勇氣是不夠的,必須以過硬的本領善于斗爭才能不斷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而大力加強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則是最重要的。筆者調研發現,廣大黨員干部意識形態能力薄弱是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甚至導致有的地方、部門、單位在意識形態工作中出現是非不清、敵友不分、脫離群眾、簡單粗暴等問題。意識形態能力就是通過新的理論觀念、理論概括、理論創新來辨別、引領、掌控社會思潮、社會主流意識的實際水平,主要體現為思想辨別力、理論創新力、共識凝聚力和話語支配力。[20](P2)作為廣大黨員干部都應該具備的核心能力,意識形態能力在新時代越來越受重視,擁有過硬的意識形態能力成為優秀黨員干部的標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強化問題意識、始終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積極直面并深入剖析黨八股、洋八股、土八股等問題存在多年的巨大危害、深層原因,有針對性地采取科學有力的對策,努力告別大話、空話、套話和廢話,堅決不講假話,不僅敢于發聲、敢于亮劍,而且善于發聲、巧于發聲,更勇于創新、善于創新,注重增強吸引力、感染力、凝聚力,讓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真信、真堅持,努力完成好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一戰略任務。

  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深入人心,黨中央注重加強意識形態法規制度建設,為打贏新時代的意識形態斗爭提供強有力的法制保障。直面意識形態領域的深層次問題、頑疾性難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僅制定并頒布了《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而且在僅僅一年多之后緊接著制定并頒布了《黨委(黨組)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細則》,再加上《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等意識形態法規的陸續出臺、實施,而且強調要在經濟、社會、文化、法治、軍事等多領域貫徹落實,為打贏新時代的意識形態斗爭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特別是隨著《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實施辦法》在2020年5月的修訂,“堅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更是被作為意識形態工作應該遵循的六大原則之一而得到特別強調,再加上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把“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1](P17)作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做到的“九個必須”之一加以強調,并在多次講話中一再強調,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成為全黨越來越多人特別是領導干部的思想自覺、行動自覺。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營養液。回首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領導全黨勇于、善于進行意識形態斗爭的偉大歷程,我們可以看到,高度重視、大力抓好意識形態斗爭是永不能忘的優良傳統,也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重要原則。百年光輝歷程中,我們黨從來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科學把握、整體布局意識形態斗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是把黨內黨外、國內國際意識形態斗爭密切結合起來,斗爭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建設,在立破并舉中實現深度融合、有機統一。撫今追昔,我們越來越深刻認識到,要打贏意識形態斗爭,要求我們不僅要敢于斗爭,而且要善于斗爭。面臨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我們更必須始終堅持把堅決抵制外來意識形態滲透和抓好內部意識形態斗爭統一起來,科學總結意識形態斗爭規律,大力加強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在不斷奪取國內外意識形態斗爭勝利中推動新時代意識形態工作真正強起來,更好凸顯意識形態在黨和國家事業中的極端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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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基本經驗及啟示研究”(項目批準號:20AKS020)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長聘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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