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清：中國主流經濟學批判（23）

西方中心論可以休矣

——評樊綱否認知識經濟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主流經濟學家之所以被稱為“主流經濟學家”，就是因為他們把西方走過的道路看成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流，把西方經濟學看成是人類經濟學的主流，而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要把支流匯入主流；在此過程中，應該由他們起引導、領導、主導作用。因此他們的主流經濟學就是西方文明中心論、西方經濟中心論、西方經濟學中心論。他們所提出來的“比較優勢論”、“世界工廠論”、“市場換技術論”、“救美國也即救中國論”、工業化等于城市化模式，以及中美國模式、教育產業化政策，無一不是這種西方中心論的具體表現；而他們的西方中心論及根據這些理論制定的政策在給中國帶來資源枯竭GDP、帶血GDP、賣國GDP、奴才GDP、愚民GDP快速增長和中國人民創新能力普遍下降，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日益拉大的同時，也給他們帶來“著名經濟學家”的頭銜與飽受媒體追捧、終日活躍在閃光燈面前的殊榮，帶來價格不菲的演講費與如雷般的掌聲、歡呼聲，帶來了西方國家政府與民間機構賦予他們的各種至高無上的榮譽與他們本人極大的滿足感、優越感與話語霸權。而知識經濟是新的經濟形態；知識經濟這一新的經濟形態改變了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與經濟發展模式，也改變了傳統經濟學范式的經濟基礎。作為新的經濟形態的知識經濟在帶來人類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人類經濟中心轉移的同時，也必將帶來人類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帶來經濟學的利益結構調整，觸動原有經濟學既得利益者的包括話語權在內的既得利益。在新的、與知識經濟相對稱的經濟學范式面前，他們雖然自形羞慚，但絕不甘愿自行退出歷史舞臺，所以他們必須否認知識經濟，以維護他們包括話語權在內的既得利益。而要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就必須維護西方的中心地位；否認知識經濟與西方中心論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維護西方的中心地位與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樊綱就是通過極力否認知識經濟來維護西方中心地位、為了維護西方的中心地位而極力否認知識經濟、通過維護西方中心地位和否認知識經濟來維護自身既得利益的最“著名經濟學家”之一。由于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西方中心論誤導了中國改革，使中國改革偏離了正確方向，使中國喪失了通過知識經濟后來居上的歷史機遇，限制了中國的超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使中國永遠只能跟在西方國家后面一步步爬行，所以必須打破西方中心的神話，確立知識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形態的歷史地位。確立知識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形態的歷史地位與打破西方中心的神話也同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知識經濟——改變經濟規律的新的經濟形態

樊綱認為，對知識經濟“不能過于狂熱，更不能盲目”。他特別提醒人們注意新經濟(知識經濟)所沒有改變的東西。關于新經濟是由知識所推動的經濟的說法，他認為并不新鮮。事實上，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技術進步都是由知識推動的，例如，紙張和印刷術的發明大幅度降低了知識傳播的成本，電報電話的發明使人類可以遠程交換信息，等等，這些發明的重要性并不亞于互聯網的出現。因此，知識并不是到了新經濟時代才起作用，知識的重要性一直不曾改變過。在這里，樊綱否認知識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理由是互聯網的出現和以往知識推動的技術進步之間只有時間先后的差別，沒有本質的不同，“新經濟”的“新”只是新舊的新，而不是新的經濟形態。這說明樊綱根本不懂得互聯網出現的意義，甚至可以說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互聯網”。

所謂“互聯網”，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信息經濟發展到信息產業為主導產業、知識經濟開始形成、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型的歷史和技術條件。現代通信、電子計算機、信息資源三者各自網絡化及其相互滲透、聯結、聯合而形成信息的全方位服務網絡，是名符其實的“信息高速公路”。只有“三網合一”，才使計算機成了名符其實的“電腦”；信息高速公路，是真正的“電腦網絡”。信息高速公路在信息產業向知識產業轉變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信息高速公路的發展過程，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硬件設施不斷完善、軟件系統的比重不斷提高、軟件系統中應用軟件系統的比重不斷提高的過程。一旦應用軟件系統在信息高速公路中占主導地位，信息產業就轉變為知識產業。信息高速公路的主體系統、特別是計算機專業和其他專業的雙料人才，是上述轉變過程的主體和基礎。信息高速公路在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1)在國民經濟的質上：①信息產業由先導產業轉變為主導產業。②全面改進生產各要素，改變生產各要素中知識的比重和地位，使知識成為獨立的占主導地位的因素，并使知識“軟要素”在生產力發展中作出更大的貢獻。③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使經濟增長方式由擴散轉變為集約、外延轉變為內涵、勞動資本密集轉變為知識密集、小規模轉變為大規模、小范圍轉變為大范圍，資本運營為主導上升為知識運營為主導。(2)在國民經濟的量上：知識交流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倍乘因子。關系式：社會凈產值=各物質生產部門（人才＋資金）X知識流量。(3)在國民經濟的序上：①孵化出種種新行業、新產品，根本上改變現有的生產結構和產業結構、勞動結構和消費結構，使之更具有柔性、敏捷性、適應性、低耗高效性；②經濟全球化和多樣化；③市場經濟的變化：個性化、直接化、買方化、服務化。(4)信息高速公路的地位關系式：工業經濟→信息經濟：信息商品化→信息產業化→信息產業先導化→信息高速公路→信息產業主導化→知識經濟。這說明“互聯網”或信息高速公路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不僅僅是某個技術的進步，而是人類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而知識經濟，就是這種轉變與轉軌的產物，因而構成了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與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作為新的經濟增長方式與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的知識經濟，就是新的經濟形態，而不僅僅是什么新技術或新知識。

樊綱：強調新經濟不新在哪里，絕不是要否認新經濟的作用，而只是想說明，新經濟沒有改變經濟規律，人們應冷靜、客觀地分析新經濟，不要被暫時的現象所迷惑；應慎用新經濟概念，因為對于一些發達國家來說的“舊經濟”，對我們來說，可能還是新經濟；如果我們不加分析地趕發達國家的“新經濟時髦”，最后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只要在專業化競爭上下功夫，在質量上抓“升級”，傳統產業還夠我們的企業“吃上幾十年”。

新經濟沒有改變經濟規律嗎？

現有的知識經濟學實質是知識產業學，以聯合國關于知識經濟的定義為基礎，對以知識為對象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作了較系統的闡述，是把知識經濟學納入傳統經濟學的框架，只是在傳統經濟學中增加了知識這一要素，或突出了知識這一要素的地位與作用，在觀點和方法上并未超出傳統經濟學窠臼。知識經濟并非僅僅知識成為產業，也并非僅僅知識在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是知識在生產中占主導地位，知識產業成為龍頭產業。從本質意義上講，知識經濟學此前并未形成一門新學科。現有的“知識經濟學”確實沒有改變經濟規律，既沒有改變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也沒有改變經濟學的科學規律。這就是樊綱之所以認為知識經濟沒有改變經濟規律的認識根源——用舊的經濟學范式框架來認識新經濟，以致“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只有運用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方法來看知識經濟學——屬于新的經濟學范式的知識經濟學，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識經濟的本質、結構、意義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學的知識經濟學，知識經濟才有可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概念，才能科學定位作為新的經濟形態的知識經濟。

科學定位的作為新的經濟形態的知識經濟，確實改變了經濟規律。首先改變了經濟的客觀規律——由需求與供給以價格為核心的一般均衡規律轉變為價值規律。

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發展的核心機制由價格機制轉變為價值機制。樊綱認為，新經濟并沒有導致資本定價方式的改變。納斯達克市場的大起大落，使很多人感嘆資本定價方式已經改變了，不能再按常規來判斷股票價值。這果真是一種新變化么?樊綱明確地說：“不是”。他指出，資本的價值從來就是未來預期收益的折現值，從來沒有改變過。全球股市對新經濟的反應無非是過去幾次重要技術革命發生時的“翻版”而已。他舉例說，鐵路技術剛剛出現時，鐵路股票在市場上一路飚升；剛剛發明塑料時，凡是和塑料沾點邊的股票個個“牛氣”沖天。可以說，每一項重要的新技術產生后，市場都會如此反應，然后導致資本大量集中和無數新公司的誕生，然后經過優勝劣汰，淘汰掉90%的泡沫，進人穩健的發展期。因此，人們沒有必要對網絡公司目前所面臨的危機大驚小怪，這是客觀規律。針對新經濟是供給創造需求的經濟這種說法，樊綱認為，這個說法也不新，因為在技術革命發生的過程中，歷來都是供給創造需求。樊綱在這里忘了：區別新舊經濟形態的本質特征不是供給創造需求還是需求創造供給，而是調節需求與供給的核心機制由價格機制轉變為價值機制。

在知識經濟時代，價值的交換價值由價格還原為使用價值。知識經濟經濟學的價值就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就是價值。只有實現的價值才有使用價值，只有在使用的價值才是實現的價值。使用價值的價格由使用價值的量決定，使用價值的量由稀缺度決定，稀缺度由供求關系決定，供求關系由主客體關系決定。在知識經濟時代，主客體關系由效益決定。因此，使用價值是實體、屬性、關系的統一。關系就是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主體和客體的關系，經過了以客體為中心同主體的統一，以客體為中心同主體的分裂，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的分裂，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的統一四個階段。知識經濟將是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的統一。在知識經濟時代，不但科學知識，而且資本運作、資產運作也能創造價值，而且是巨大的價值量，通過智慧、知識、資本、資產運作帶來的價值增長是幾何級數。知識經濟時期資本的未來預期收益的折現值與工業經濟時期資本的未來預期收益的折現值的區別，是幾何級數與算術級數的區別。因此知識經濟時期資本的價值與工業經濟時期資本的價值不同，其定價規則也不同：后者的未來預期收益的依據是“平均利潤率”，前者的未來預期收益的依據是“超額利潤率”。所以樊綱的“資本的價值從來就是未來預期收益的折現值，從來沒有改變過”是在偷換概念。

經濟的一般規律由工業經濟的一般均衡規律轉變為知識經濟的價值規律，導致了社會核心價值的不同。由于知識經濟以價值機制為核心，所以知識經濟發展是以價值為參照的效益的發展不是傳統經濟以價格為參照的效率的增長。再生生產力不能歸結于生產率——再生生產力是質和量相統一的范疇，而生產率只是量的概念。生產率概念產生于工業經濟時期，再生生產力則屬于知識經濟。是把“先進的生產力”放在首位，還是把“生產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還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發展”與“增長”的根本區別，也是知識經濟學、再生經濟學與西方配置經濟學的根本區別。知識經濟發展是以價值為參照的全面的發展不是傳統經濟以價格為參照的片面的增長。作為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的經濟是整體范疇而不是層次范疇，知識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是立體經濟而不是層次經濟。知識市場經濟沒有外部性，經濟發展就是社會整體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強化政府經濟職能，但只有把政府行為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才能使政府經濟職能成為服務型政府的內在環節。先進的、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對稱的社會制度，對生產力發展起推動作用。“一切向錢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心理，與拾金不昧、舍己為人的社會心理，對于社會GDP的提高、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同的意義和價值。人的行為方式導向是積極還是消極、是主體性還是負主體性，將促進或阻礙社會財富增加與社會發展。因此經濟發展的目標、社會的核心價值不僅指社會財富總量或社會有效經濟總量的增加，而是社會福利總水平或社會總的幸福指數的提高與人的全面發展。

經濟的一般規律由工業經濟的一般均衡規律轉變為知識經濟的價值規律，導致了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同。知識經濟發展是五度空間模式的發展而不是傳統經濟線性三維空間的發展。知識經濟最重要的，是結構，是生產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結構。知識經濟不但表現為經濟活動中知識的主導地位所帶來的資源的創造，而且表現為思維結構、社會結構、企業結構、生產結構的對稱、有序、優化組合所帶來的資源的裂變與生產效率的幾何級數增長。在社會的五度空間框架中，社會空間、社會時間、社會層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主導；后者通過前者來展示，前者通過后者來提升；它們之間可以相互轉化。經濟五度空間模式揭示了知識經濟（層次）、全球化與多元化（空間）、超速發展（時間）、合作主導競爭與雙贏發展（性質）的相互關系。既然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的重新洗牌將帶動經濟的重新洗牌，經濟全球化與經濟區域化是雙向同步過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有可能跨階段發展并后來居上；既然層次、時間、空間可以相互轉化，知識經濟時代的產業結構、特別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就應該是以創新業為先導、知識業為主導、制造業為核心、農業為基礎、服務業為配套的再生型→循環型→生態型→穩定型→對稱型結構,以取得可持續發展與超速發展。在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的相互創造過程中，知識經濟→創業經濟→再生經濟→雙贏經濟→知識經濟，知識經濟學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有歷史的必然性。知識經濟學以創業經濟學為基礎、再生經濟學為核心、知識運營學為主導、創新經濟學為先導，其完美的結構是五度空間的“全息元”。

經濟的一般規律由工業經濟的一般均衡規律轉變為知識經濟的價值規律，導致了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同。知識運營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方式，通過知識對其他生產要素的滲透和整合，使知識在生產系統中占主導，使知識產業成為其他產業的先導與主導，使人類由一次創業轉變為二次創業，使人類發展成為可持續發展。知識運營就是用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用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用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用產業結構升級帶動產品更新換代，使知識產業成為其他產業的龍頭產業。知識運營的實質，是使第五次產業革命形成的信息產業、第六次產業革命形成的知識產業同傳統產業之間從分離走向以知識產業為中心的統一。只有知識產業的龍頭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識產業同傳統產業走向統一，而且使傳統產業走向統一。知識是傳統產業統一的橋梁和紐帶。而只有知識產業龍頭化，才使這種橋梁和紐帶現實地滲透到傳統產業的各個領域中，使它們各自得以升華和超越。對于工業上落后的國家來講，這種統一使它們可能不再重復那些污染工業、高耗能工業和剝削性經濟，借助知識文明盡快直接達到工業文明的繁榮，使之后來居上——既保持回歸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業文明。知識運營就是用高層的經營活動統馭低層的經營活動，就是以知識產業為龍頭，以對人類第一次創業的成果——傳統產業——按生態原則重塑改造為途徑，以人與環境的協同為基礎，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歸宿。主導產業上升和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產業，體現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移、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和經濟學范式的轉換。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偶然性為必然性開辟道路。如果說全球性金融危機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既是危機也是機遇，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國率先實現這樣的轉移、轉軌與轉換。通過這樣的轉移、轉軌與轉換，使中國積極、主動地以優勢地位參與全球性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的重新洗牌，為中國經濟后來居上創造了有利條件。

經濟的一般規律由工業經濟的一般均衡規律轉變為知識經濟的價值規律，導致了整個社會形態的不同。知識經濟就是知識市場經濟。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主導的經濟，知識屬于精神、意識的范疇。因此，意識和物質相比，意識為主導。知識經濟以知識為主要的、直接的生產手段、生產目的。所以知識時代將是科學規律主導客觀規律，科學范式主導經濟模式，經濟模式主導區域經濟。在知識市場經濟時期，經濟學的科學范式應是以主體性為中心同科學性的統一，經濟學是知識運營的組成部分。經濟學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態、決定人是利己還是利人、商場上奉行狼圖騰還是羊圖騰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應該是創造性的、規范性的。經濟學的科學性和規范性可以統一也應該統一，科學性和規范性統一的經濟學是知識市場經濟時期社會經濟形態的必要的、重要的組成部分。知識市場經濟的經濟規律：對稱規律、價值規律、主體規律、雙贏規律、公平規律、幸福規律。知識市場經濟的經濟模式：主體模式：思維方式——智慧；行為方式——主動；增長模式：知識運營、資源再生；運作模式：系統性、工程化；經營模式：創新-創造-創業；管理模式：文化、精細化；合作模式：互補、雙贏；競爭模式：創新、良性；發展模式：對稱、和諧。知識市場經濟通過開發知識資源，用知識的增值功能帶動知識的創造與認識功能，使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由真理層次上升到合理與審美層次，由真的功能上升到善的與美的功能；使社會的經濟增長方式由資本運營上升到知識運營，運用市場手段和現代信息手段開發知識這一精神資源，使知識知識成為生產為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劑”和充分發揮作用的“催化劑”，使知識由潛在的生產力要素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要素，由生產力中的非主導要素轉變為主導要素，使知識產業成為龍頭產業。

經濟的一般規律由工業經濟的一般均衡規律轉變為知識經濟的價值規律，導致了國際經濟先進落后關系的不同。知識經濟必然帶來全球經濟的重新洗牌。全球創新體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主導；全球金融體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經濟重新洗牌的核心。英語為主導的單極世界知識體系、美元為主導的單極世界金融體系必須被打破，經濟全球化要求在世界經濟體系多元化基礎上的一體化、一體化主導下的多元化。必須以知識經濟為主導、再生經濟為基礎、創業經濟為核心、和諧經濟為框架、幸福經濟為目標重建世界經濟體系。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全息元”；知識經濟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為中國這樣的經濟落后國家后來居上提供了歷史的機遇。信息高速公路雖然是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信息產業向知識產業發展的歷史和技術條件，但信息高速公路和工業經濟、信息產業和知識產業的發展之間不是一一對應、同步進行的。正好像“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也可以演奏第一提琴”，工業上相對落后的國家，并不排除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設有后發優勢；信息產業相對落后的國家，在知識產業方面并非不能后來居上。我國工業基礎雖然相對薄弱，但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礎設施（硬件）建設方面已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接近發達國家；在信息高速公路的軟件建設方面，屬于信息產業層次的平臺操作系統開發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雖然上述兩方面在總體上仍落后于最先進國家，但相對工業基礎而言，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設方面已拉近了同最先進國家的距離。這說明，如果我們能充分發揮中華民族綜合思維能力強的先天優勢，在知識產業層次的應用軟件開發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不是不可能。因此，以知識產業為龍頭產業，首先爭取在應用軟件開發方面走在世

界前頭，然后用應用軟件的開發帶動操作系統軟件的開發，用軟件的開發帶動硬件的建設，用知識產業帶動信息產業，用知識經濟帶動信息經濟并進一步帶動工業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不是什么“趕發達國家的‘新經濟時髦’”，而是我國經濟保持高速發展、實現現代化的唯一正確途徑。

知識經濟學使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一般化、整體化、人類化。作為一般化、整體化、人類化經濟學范式的知識經濟學，是知識經濟學、知識運營學、知識市場經濟學、智慧經濟學的統一，是新的理論形態、理論結構、理論功能的統一。科學定位的作為新的經濟形態的知識經濟，不但改變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也改變了經濟學的科學規律——只有用五度空間理論才能真正把握知識經濟，建構知識經濟學，用傳統的思維方式——牛頓力學的思維方式只能在知識經濟與知識經濟學的大門外徘徊。而樊綱們之所以不懂知識經濟與知識經濟學，也正在于他們的思維方式是牛頓力學的線性思維方式。

什么是五度空間理論？五度空間即時間、空間、層次的統一。在五度空間宇宙觀中，時間、空間、層次是對稱的。從三度空間觀到四度空間觀到五度空間觀，是物理學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傳統物理學的空間概念，就是立體三維空間。自從愛因斯坦相對論問世以來，空間和時間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愛因斯坦相對論認為，空間和時間可以相互轉化，時間是空間的另一種方式，因而傳統的三維空間加上一維時間，成了四維空間。根據系統論，任何系統都是有層次的。這個層次不僅是傳統物理三維空間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層面，而且狹義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質。它雖然只有通過人的抽象思維來把握，然而卻是外界事物的客觀存在。同時，這種不同層次的本質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成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成為人們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維空間。因此，四維空間還應加上層次一維，任何真正的系統都是五度空間。這五度空間的任何一維都可以和其它四維相互轉化。作為事物本質的反映的人的意識空間或心理空間，本質上就屬于這五度空間中的第五度空間——層次空間，而且是高層次的層次空間（意識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層次，哲學思維的空間是最高層次的層次空間）。它同物質世界的相互轉化，是五度空間相互轉化的具體表現——在人類社會領域的特殊表現。

五度空間理論是知識經濟的理論基礎。五度空間理論的意義：知識轉變為生產力。如果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使人類根據質能關系式制造出原子彈，那么五度空間理論導致知識、信息向能量和質量的轉化會裂變出生產力。用五度空間的模式來定位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和科學規律對經濟客體的規范作用；五度空間理論使哲學和自然科學及其他具體科學實現了統一，使哲學成為可以量化的精確科學，可以像具體科學那樣現實地實現它的功能和意義，從而實現真正的哲學革命。　

　　五度空間理論是知識運營的理論基礎。知識運營學則在內容與結構、觀點與方法方面，對經濟學作了突破與創新。知識運營學，是知識經濟及其相關學說自上而下、由淺入深、由橫向向縱向發展與人類經濟增長方式及其理論自下而上、由低級向高級、由縱向向橫向發展的交接、融合、升華、產生出來的新學科。知識運營學標志著人類科學范式的轉換，必將帶來人類實踐模式的轉軌。在知識運營學體系中，所有舊的名詞，如“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資本運營”、“資產運營”、“產品運營”等等被賦予了新的內涵與新的定位，因而成了新的概念。

　　五度空間理論是知識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知識市場經濟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由于知識成為生產中的主導要素，知識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知識運營成為社會的經濟增長方式，市場不僅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而且得到優化再生，使市場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所以，知識市場經濟是真正的市場經濟。知識市場經濟是完全的市場經濟，知識經濟通過知識的市場化，使社會的任何領域都市場化，市場成為知識經濟時代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的惟一基礎。知識經濟是完全的市場經濟。知識市場經濟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知識的個性化、能動性、創新性特征，使個人創業得以普及，使企業和區域得以二次創業。創業是形成市場主體、健全市場機制、激活市場功能的基礎。知識市場經濟是完善的市場經濟。

五度空間理論是智慧經濟的理論基礎。智慧，就是創新性知識同客體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知識經濟是知識在生產要素中占主導、知識產業成為社會經濟龍頭產業的經濟形態，智慧經濟是創新性知識在知識中占主導、創意產業在知識產業中占主導的經濟形態。智慧經濟，使知識主體化、個性化、功能化、價值化、增值化，使主體和客體、主觀與客觀、相對主體與相對客體的統一具體化、微觀化。智慧經濟，強化了主體的創造性、主客體關系的和諧性，強化了以主體為中心同客體、相對主體為中心同相對客體的對稱與統一。智慧經濟，是已有的知識經濟的升華，使知識經濟成為完整的、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形態。智慧經濟的新的增長方式是知識運營。智慧經濟的新的經營模式是對策。智慧經濟的新的發展模式是對稱。智慧經濟的新的發展目標是和諧。智慧經濟，創新性知識占主導、創意產業成為龍頭產業是經濟增長方式，創新-創造-創業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與再生是經營模式與經濟發展模式，把它們統一起來組成有序結構的完整形態是智慧經濟形態。和諧經濟，是智慧經濟形態的功能。以往的知識經濟側重人和自然的對稱。以往的智慧側重人和人的對稱,智慧經濟則是兩者的統一,在突出創新和創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時,強化了知識經濟中人與人關系的和諧與統一。所以智慧經濟的經濟形態比原有知識經濟的經濟形態更完整全面。智慧經濟本質上仍然屬于知識經濟，但智慧經濟概念的提出使知識經濟的概念全面化、系統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識經濟成為完整意義上的新的經濟形態。因此五度空間理論既是把握知識經濟的科學方法論，本身也蘊涵了知識經濟學的科學規律。

知識經濟——制度的轉軌、變遷與融合

樊綱：“改革初期經濟學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體制改革目標的問題。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協，從官方開始的文件最早的轉軌目標，如果今年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的話，當時正式提法是向一個計劃經濟以商品要素相結合，大概這么一個目標轉軌。但你仔細想想，你不要光想一開始，你把這全過程想想。把這三十年的過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領導人，包括學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們怎么做，他們這個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臺灣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國怎么搞、歐洲怎么搞拿來借鑒借鑒。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實現這個東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協，做很多的變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參照一塊，下一步又出了問題了，這不轉軌嘛，一會我要講轉軌的過程如果是一漸進的過程，它中間會出現很多中間形式，中間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會遇到新的問題，每遇到新的問題又是把別人東西拿來照照，每一次學者研究的時候，領導人前三個問題里面其中一個問題一定是別人怎么搞的？市場經濟國家怎么搞的？國際規則是什么？你一下子實現不了，就說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轉軌，但是轉軌的每一步它的目標模式，它的目標其實是有意識無意識的存在。你的參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還要講，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樊綱在這里是把參考當參照，把“香港是怎么搞的，臺灣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國怎么搞、歐洲怎么搞拿來借鑒借鑒”當做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主義市場經濟混為一談，如果有什么特點也只不過是有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和適當照顧一下舊計劃體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否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區別，并用所謂的“制度轉軌”來概括這種模式、用所謂“漸進式改革”來概括這個過程。這是把中國的改革看成是向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并軌，把改革定位于走資本主義道路。但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說明，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完善的市場經濟，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也面臨著自我完善的制度變遷；所以我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所謂的向西方看齊的“制度轉軌”，而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制度變遷”；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都要往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變遷”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應該以西方為參照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中國只有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道路，才有可能后來居上比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更快建成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真正的市場經濟也即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樊綱之所以認為中國不可能在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制度變遷中后來居上，也同樣是因為他否認知識經濟，否認知識經濟對現有不同制度的國家在制度變遷中的洗牌作用。樊綱認為，“新經濟并不能改變體制。……現在不少人以為新經濟發展了，我們的體制也會隨之改善——并非如此!雖然好的體制可以促進新經濟的發展，但新經濟本身不會帶來新體制，所以該干什么還得干什么，痛苦的改革過程是繞不過去的。 ”

知識經濟以放大的形式，使資源的再生優于資源的配置、資源的配置從屬資源的再生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得以展示和充分發揮。知識經濟使經濟全球化、生產社會化程度得以按幾何級數增長，這種按幾何級數擴大的生產社會化本身就可以使價值得以擴大、提升、再生。知識經濟不但表現為經濟活動中知識運營、生產社會化所帶來的資源再生，而且表現為思維結構、社會結構、企業結構、生產結構的對稱、有序、優化組合所帶來的資源的裂變、再生與生產力的幾何級數增長。因此知識經濟必然使中國改革開放存在著兩種轉型：一是經濟制度的轉型，一是經濟增長方式與實踐模式的轉型。兩種轉型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關系。處理好兩者的關系，將使后者得到充實，前者得到升華。中國改革開放，是兩種轉型的歷史契合。轉型經濟最重要的是結構，是生產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結構從不對稱向對稱、消極對稱向積極對稱轉化。對稱結構，是轉型經濟的最深層機制。因此樊綱認為新經濟并不能改變體制的觀點，把生產關系的改變和生產力的發展脫離，認為社會經濟體不是一個有機整體，是片面的、抽象的、簡單的、線性的、非系統的經濟觀，這樣的經濟觀根本不符合任何經濟現實。

知識經濟使市場經濟成為立體的市場經濟，立體的市場經濟就是民主與法制對稱、公平與效率對稱的經濟，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化改革就是在宏觀與微觀、自由與法制、價格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理性與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觀去規范微觀、用有序去整合無序、用無序去填補有序、使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經濟運動。在市場經濟有機體的各要素之間，雖然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地位，生產力的發展都是它們共同起作用的結果。生產力是社會系統的整體功能，改革實質上是社會系統的自組織、有序化過程。整個社會系統是否協調有序，將決定社會系統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政府宏觀調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諧的社會經濟系統，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對稱，從而發揮出最佳的生產力功能。與生產社會化相對稱的，是經濟的宏觀化。在經濟全球化、宏觀化時代，政府宏觀調控更顯重要。加強政府宏觀調控絕不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完善的表現，而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在市場經濟轉型和市場經濟發展中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有先天的優勢。因此不但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要向市場經濟轉型，而且資本主義社會也要向完善的市場經濟轉型，所以現在通行的轉型、制度變遷經濟實際上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轉型是人類實踐模式的轉軌。人類實踐模式的轉軌包括了向市場經濟、完善的市場經濟轉型。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落后國家可以通過經濟與政治的轉型使自己后來居上，但這種后來居上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終點為起點，而不是重走西方國家走過的老路。因此，所謂轉型，就是融合，融合是空間時間層次的融合。空間:通過中國來展現世界。時間:通過現在來展現未來。層次:通過特殊來展現一般。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市場經濟，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是計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揚棄，這種制度轉型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是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兩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結果，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綜合了兩大體制的優點。這個融合是持續不斷的過程，也是立體的全方位的過程，是揚棄、綜合、升華的過程。中國經濟就是通過空間時間層次的轉型與融合實現發展，用歷時性的方法、層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時性的矛盾，整合同時存在的不同經濟制度，實現相容與超越，而不是以西方市場經濟為模本的漸進式改革。

知識經濟——比較優勢的主體化、動態化與系統化

樊綱認為，如果我們不加分析地趕發達國家的“新經濟時髦”，最后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只要在專業化競爭上下功夫，在質量上抓“升級”，傳統產業還夠我們的企業“吃上幾十年”， “我們要積極發展新興產業，但傳統產業仍是今后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源泉”。樊綱還用他的“比較優勢理論”告誡中國人民：“作為發展中國家，要防止片面強調高科技產業，防止勞動力成本過快增長，注意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對于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方面意味著經濟效率的改進(這就要求改進制度，發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則是指發揮比較優勢。對于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成本低。體制改革和科技進步必須重視再重視，但它們的實現是一個充滿艱辛的長期過程，在逐步實現這方面改進的過程中，則必須充分注意保持勞動成本的競爭性優勢，一方面防止高消費、防止工資成本上升過快；另一方面不能過早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片面強調產業升級換代。政府和理論界要防止片面強調競爭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視其比較優勢方面”。樊綱指出：“一些國家發生經濟危機與貿易赤字有關，與增長方式有關，與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背景有關，因此許多人指責這些國家不注重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片面進行外延式增長，片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但是，這種觀點值得作深入的分析”。樊綱還認為，要尋找自己的相對優勢，那就是“窮的優勢”、“土的優勢”與“落后的優勢”。所謂窮的優勢是指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像勞動力成本便宜等，土的優勢是說擁有本土市場，落后的優勢則是表示發展中國家具有后發優勢，能節省發展成本。“我們在國際上的比較優勢還是低成本的勞動力”，“那些幻想我們現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資本密集型產業等領域成為國際競爭的強手的所謂‘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只能最終導致增長速度放慢、差距差距最終拉大而不是縮小”。

樊綱在這里是把知識經濟歸結為技術經濟，并由于這種歸結，把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凝固化、低層次化。知識經濟不是“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老調重彈，而是要改變知識本身的結構，使之發揮出最佳功能。重技術輕科學、重自然科學輕社會科學的傳統觀念，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歷史的局限性。知識經濟時代，將是社會科學主導自然科學，科學主導技術，軟技術（同社會科學、思維科學對應的技術）主導硬技術（同自然科學對應的技術）。強調技術立國的日本如強弩之末，而注重知識創新的歐美則保持強勢就是證明，而知識經濟之所以能使人類經濟增長方式轉移、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并帶來經濟全球化與全球經濟的重新洗牌，也就是因為知識經濟不等于技術經濟。制度高于技術，知識高于制度。技術有壟斷性，知識沒有國界，沒有壟斷性。技術一旦上升到知識,形成原理性的東西，就可以打破技術的壟斷，從而實現知識的重新洗牌；知識的重新洗牌，可以帶動經濟的重新洗牌。在這里，熱力學第二定律可以發揮作用。通過知識融合，使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資本運營帶動資產運營、資產運營帶動產品運營，實現主觀與客觀、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統一，從而使企業和社會經濟結構進入全球一體化發展。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落后的中國不但可以在哲學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經濟學、管理學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過首先在哲學、然后在經濟學、管理學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經濟上演奏第一提琴。經濟轉型為中國實現上述轉化提供了必要性與可能性的基礎。認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開放發展中把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新的經濟學范式演變成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使中國經濟后來居上的正確路徑。

知識經濟也是文化經濟——使文化成為經濟的組成部分，在經濟的重新洗牌中使傳統文化的潛在優勢得以開發，而得到開發的傳統文化的潛在優勢又成為經濟重新洗牌的催化劑。中國在知識經濟、全球化經濟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發優勢，不僅僅在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作用，而且在于知識經濟帶來的新的科技革命為中國對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中的對稱思維方式大顯身手提供了平臺。如果說，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線性科學的發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維方式為基礎，那么以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現代科學的發展，則必須以“天人合一”的中國對稱思維方式為前提。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對稱思維方式，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催化劑，是中國科學發展、并用科學發展帶動經濟發展的最大的先天優勢。當然，在經濟全球化中實現知識與經濟的全新洗牌，熱力學第二定律也是發揮作用的。只是在社會領域與在自然領域，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表現形式不一樣：后者自發起作用，前者要通過人的自覺活動來實現。這個“自覺活動”就是自覺地用“先天優勢”來激發“后發優勢”。沒有這種“先天優勢”的激發作用，“后發優勢”只能是一種落差；不但不能實現知識與經濟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擴大差別。所以，找準先天優勢，理順先天優勢與后發優勢之間的先后程序、層層遞進關系，是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的關鍵，也是落后國家在全球知識與經濟重新洗牌中后來居上的關鍵。充分發揮中華民族對稱思維方式的先天優勢，是發揮中華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優勢、并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后發優勢的前提。

知識經濟、文化經濟使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主體化、高層次化、動態化。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先天優勢能否轉變為比較優勢與后發優勢，取決于人的主體性的發揮程度。在這里，隨著社會的發展，主體性的地位越來越高、作用越來越大。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將由主體來定義與定位。因此，離開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和人的主體性發展的不同階段，靜態地、消極地看待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實際阻斷了象我國這樣目前來看資源貧乏國家、特別是貧窮國家的發展道路，使之消極地淪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靠出賣廉價勞動力來糊口。所以，要把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同建設我國國民創新體系結合起來。如果僅僅從工業經濟的眼光消極地、靜態地、純客體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稟賦與比較優勢問題，只能使窮的越窮、富的越富，使富國與窮國的兩極分化現象更嚴重，使我國同發達國家的差距繼續拉大。社會的發展，先天的比較優勢會越來越弱化，而后天比較優勢則會越來越強化。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比較優勢取決于知識、制度與新科技產業中的核心技術。而恰恰是后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你方唱罷我登場”是規律性的普遍現象

知識經濟、文化經濟使要素稟賦、比較優勢整體化、系統化。在樊綱們看來，比較優勢是要素概念；所謂比較優勢，就是從諸如人口、資源、成本等要素考慮的地區比較優勢；其定位是純客體的。在再生經濟學看來，比較優勢是結構概念；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可以通過主體對客體的整合，使區域的空間結構與時間結構顯示出優勢，其定位是主客體的統一。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互補性強，經過協調就可以門類齊全、結構完整、化劣為優；我國改革開放發展是一個從本土化到國際化、從區域經濟到全球經濟的層層遞進、逐步演化的連續的過程，從本土化、區域化到國際化是中國全球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這個時間結構可以使中國經濟在本土化基礎上國際化、秉持主體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從而顯示出時間結構優勢。時間結構優勢與空間結構優勢二者是統一的：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是通過時間結構優勢展開為空間結構優勢，用空間結構優勢提升時間結構優勢。用系統來整合、提升要素，會使要素產生新的功能。即使從要素看資源稟賦，大中華經濟圈具備經濟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發達地區（港、奧、臺、東部地區）與落后的西部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資源稟賦特點，中華民族的感情紐帶與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向相聯結，實際上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關系的縮影。這本身就是一個優勢：用知識經濟定位具有立體結構的大中華區域經濟，將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變劣勢為優勢，碰撞出原子核裂變級數的生產力。大中華經濟圈，擁有任何一個國家（如美日）和任何一個區域聯盟體（如歐盟，東盟）都不具備的“對稱型結構生產潛力”。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比較優勢，只不過這樣的比較優勢在樊綱們的理解力之外。

知識經濟——中國改革是制度改進而不是制度改變

樊綱：“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恰恰在于：任何一種體制改革，說到底都會涉及到利益關系的改變，總會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損；沒有人受損，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現在不受損，將來就不會受益。這就是說，體制改革的一般情況在理論上都屬于‘非帕累托改變’。改革中的各種難題，改革所遇到的各種阻力，正是由此產生的。……‘補償’的作用及其局限。從理論上來說，如果存在一種方式，能在資源配置發生改變之后，將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關的行為主體之間進行分配或再分配，從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損失（無論是相對的還是絕對的損失），那么不論最初分配情況如何，都可以說這種改變是一種‘帕累托改進’。這就是福利經濟學中所謂的‘補償原理’。改革的困難來自受損失利益集團的阻撓，并因這種阻撓而造成種種經濟損失，那么，很顯然，如果能對受損失的人進行某種形式的補償或‘贖買’，減小他們受損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減少，其減少額大于付出的贖金，就是合算的。毫無疑問，補償或‘贖買’可以說是消除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許多阻力的一種基本思路。這種做法的實質，就是在體制轉變過程中維持既得利益。通過這種補償，實際上就把‘非帕累托改變’轉換為‘帕累托改進’，這顯然是一種理想的方式。只要改革本身確實是盈利的，能夠提供足夠的新增收益，對受損失的人進行補償就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當然，在肯定補償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我們也要充分地認識到補償作用的局限性。首先，改革中的補償在很多情況下只能是部分補償，而不能是充分補償。這是因為，如果對受損失的人進行了充分補償，對于社會或社會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將所剩無幾了，許多改革事實上就會名存實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實現。其次，補償是有一定成本的。補償操作本身就是費時、費錢的事情。補償所涉及的面越廣，補償的成本費用就越大，這時就會有一個合算不合算的問題，導致無法給予普遍的補償，因而無法消除所有的對改革的阻力。這就告訴我們，盡管我們應該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補償這一緩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終總還是要面對一些剩下來的、無法消除事實上也不應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計這些阻力對于改革進程以及經濟增長所能造成的損失。”

樊綱在這里是把"帕累托改進"和“改進”劃等號，認為要么"帕累托改進"，要么就是“改變”，而改變就是利益結構的調整，而調整的結果就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受損。對受損這部分人的“改革中的補償在很多情況下只能是部分補償，而不能是充分補償。這是因為，如果對受損失的人進行了充分補償，對于社會或社會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將所剩無幾了，許多改革事實上就會名存實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實現。”樊綱這種把改革定位于利益結構調整、利益重新分配的結論，其理論基礎是西方的配置經濟學；通過以西方市場經濟為參照的私有化、貨幣化、產業化、自由化改革，這種以利益結構調整、利益重新分配為目標的改革只能演變為一場犧牲解放后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既得利益”來滿足少數人利益、重塑剝削階級、制造兩極分化和貧富對立的掠奪。也就是說，把社會主義制度變成資本主義制度就是樊綱們所要的“改革”。

改革的目標不是所謂的利益重新分配，而是解放生產力，而生產力就是再生生產力。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學是再生經濟學；在再生經濟學范式框架中，以解放生產力為目標的改革既不是什么讓一部分人受益、其他人利益不受損害的“帕累托改進”，也不是使大部分人利益被損害后給其部分補償、使少部分人快速先富起來并進行資本積聚形成資產階級的制度改變，而是在效率與公平一致的基礎上使絕大多數人都受益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通過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受益不是僅僅狹隘地定位為得到更多的物資財富，而是人的主體性得到更充分的發揮、社會分配結構更合理、社會保障制度更健全、受教育程度與可自由發展程度更高、人得到更全面的發展、生產力得到更快發展、社會得到可持續發展。

樊綱把改革定位于利益關系的調整，源于他的改革理論屬于配置經濟學，而配置經濟學的時代背景是前知識經濟時代。前知識經濟時代，人類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實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開采利用為前提。這個時候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如何優化配置，這個時候的經濟學是配置經濟學。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生產中的主導要素，要求對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作內涵的有效開發。這個時候經濟學研究生產本身，研究資源如何優化再生，這個時候的經濟學是再生經濟學。配置經濟學視野在分配領域；生產只是生產領域的分配，生產領域只是分配領域的延伸，改革成了利益關系的調整。經濟學作為資源優化再生的學說，視野在生產領域；分配只是生產、再生產的分配，分配領域只是生產領域的環節，改革是效率與公平的一致與生產力的解放。配置經濟學把分配關系看成是此消彼長的交易關系；再生經濟學在財富增長的基礎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雙贏經濟、和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再生型經濟。

因此建構和諧社會與明確改革的正確方向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二者都必須建立在知識經濟形態與再生經濟學范式基礎上；在樊綱們的配置經濟學基礎上，建構和諧社會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妄想。

知識經濟——解決三農問題靠知識化而不是城市化

從上面可以看到，樊綱之所以要否認知識經濟，就是因為要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工業化的道路、資本原始積累的道路即資本主義的道路。樊綱把這種思維方式延伸到“三農”領域，認為農業或農民問題應該跳出農村的視角進行思考，解決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應該在于“非農產業化”，也即西方工業經濟時期的“城市化”。樊綱認為，目前農村大多數勞動力仍然從事農業，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農業活動；而中國的農業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難以開展規模化、產業化經營，技術落后，人均勞動收入難以提高。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規模化、產業化經營困難。許多人都認識到家庭經營規模小、效益差是當前中國農業的一個問題。但是，中國農業經營規模小不是一個技術問題，甚至不是一個組織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在農業人口眾多的情況下，少數人的“規模經營”，意味著多數人“無地經營”。因此，規模化經營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人口問題。在多數農業人口轉化之前，也就是說，在許多人離開土地之前，規模化經營是難以實現的。在某些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進行適度的規模化經營，正是因為大多數農業人口已向非農產業轉化。第二，很難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的方式來維持農民的收入水平。中國國內市場的農產品價格已經大大高于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價格，在加入WTO并進一步融入國際市場的前提下，維持這種高價已有很大困難，更不要說再進一步提價了。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當長時間內還不能改變。土地制度直接影響到農業的規模化經營。但就目前土地收益狀況和農民收人結構而言，農戶承包的那一小塊土地，已經不是“高收入的來源”，而成為“社會保障”的“保命田”。有了這樣一塊強制性的不可出賣的土地，至少為農民提供了基本收入的源泉，在農民無法找到其他更高收入的工作之前、或者在失去了較高收入的非農就業時，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避免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所發生的“城市貧民”問題。只要多數農民還沒有在非農產業中獲得穩定的就業，中國農村的土地制度不應也不可能發生重大的改變。因此，樊綱認為農業問題以及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工業化”，即農村人口就業的非農產業化，也就是說，多數農民最終都能在非農產業(工業、服務業等部門)中獲得穩定的就業，逐步走向“城市化”的道路。只有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才能真正實現規模化經營，農產品的價格也才能根據市場供求關系發生應有的變動，留在農業中的勞動力才能從專業化、規模化的生產經營活動中獲取更高的收入，農業和工業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會縮小，城鄉收入的差距才會縮小。樊綱在“三農”問題上同樣秉持西方中心論與西方工業化時期的線性思維方式，認為解決三農問題靠傳統的農民離土又離鄉的“城市化”。

 “三農”問題要放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來定位。知識經濟時代，工業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規模化生產不等于集約化生產，集約化生產也并非集中化生產。知識資本密集和勞動力分散互為前提，相輔相成。知識經濟的城市化和工業經濟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知識經濟時代，城市化的核心是信息化和知識化，城市化的標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在某種意義上，知識經濟時代的城市化相當于工業經濟時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樸歸真”，而是對農村和城市的揚棄，是歷史發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識經濟是農村和城市雙向發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別的過程。就地提高農民文化素質，使農民成為“離土不離鄉”的現代農民，用知識產業對農業、畜牧業、手工業重塑改造使之層次提升與集約化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根本途徑，也是農村“城市化”與消化農村人口的根本途徑。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充分的市場經濟；充分的市場經濟，就是對稱的市場經濟。只有農業與工業的對稱發展，才有可持續發展。農業與工業的不對稱發展，農業與工業的差距太大，將會拖工業的后腿。這是被各國的經濟發展所證明了的。這種對稱，嚴格意義上不是什么工業反哺農業，而是知識經濟的重新洗牌。如果說，知識經濟的橫向重新洗牌為落后國家提供了后來居上的機會，那么，知識經濟的縱向的重新洗牌，則為農業的發展水平與工業的發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機。通過建立知識農業、建設知識農村、培養知識農民，農業將成為與工業相輔相成的一極。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對農業基本建設的投資與各種政策扶持應起主導作用。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價格經濟學與一般均衡論在理論上不能解釋、在實踐中無能為力的。如果用工業經濟時期的思維方式來定位知識經濟時期的城市化道路，按新自由主義制度經濟學范式讓中國重演西方曾經走過的農村人口就業非農產業化的城市化道路，永遠解決不了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現代化問題，不但永遠不能縮小城鄉差距而且只能使城鄉差距日益拉大。樊綱這種“跳出農村的視角進行思考”的“非農產業化”也即傳統城市化的西方經濟學范式和思維方式既是時空錯位，也不符合中國國情。在解決“三農”問題上，新自由主義的制度經濟學、價格經濟學必須讓位于知識經濟學——國家宏觀調控與微觀經濟活力相對稱的經濟學。

知識經濟學——新經濟學是經濟學范式的轉換

樊綱之所以要貶抑知識經濟，把知識經濟等同于一般的知識創新，目的是為了貶抑知識經濟學，否定知識經濟學作為新的、與知識經濟形態相對稱的經濟學范式的地位。作為新的經濟學范式，知識經濟學范式與傳統經濟學范式在根本上是對立的；如果知識經濟學范式能成立，傳統經濟學范式的主流地位將被動搖，建立在傳統經濟學范式基礎上的“經濟學家”的話語霸權將被否定。為了維護他們的學術既得利益，他們必然要奮起反抗。在科學史上，這種新舊范式之間的殊死搏斗是屢見不鮮的；更何況知識經濟學引起的，不僅僅是一般的經濟學范式進步，而是經濟學的范式革命。

知識經濟是與傳統經濟不同的新的經濟形態，與此相應，知識經濟學是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新的經濟學范式。只有把知識經濟看成與傳統經濟不同的經濟形態，把知識經濟學看成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經濟學范式，科學的知識經濟學才能得以建立，知識經濟才能成為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概念。只有運用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方法的知識經濟學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識經濟的本質、結構、意義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知識經濟學范式，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學的知識經濟學，在舊的經濟學范式框架中不可能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經濟學。

知識經濟學，就是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對稱的視角、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視野，建立起來的對稱的、整體的、系統的、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經濟學。知識經濟學，既是特殊的經濟學，也是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一般的、人類的經濟學，應該成為改革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解釋與重建中國經濟的理論基礎。之所以西方主流經濟學解釋不了中國經濟，是因為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與其說是例外，還不如說是經濟發展五度空間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間的思維方式才能與經濟發展的典型現實對稱。

知識經濟學是價值經濟學。知識經濟改變了經濟的核心機制。價格機制以產品運營為基礎，價值機制以知識運營為前提。以價值機制為核心機制，在知識經濟時代，市場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識產品、創新產品的競爭是充分的，市場是出清的。競爭的充分性和市場的有序性、對稱性、對稱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時期的市場機制。以價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是完全的市場機制、真正的市場機制、對稱的市場機制。以價格機制為核心機制的市場經濟同知識經濟、同國民創新體系不兼容；建立國民創新體系要求以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制成為市場經濟——知識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并在此基礎上重建社會價值體系、重新定位所謂的 “產業化”。只有以價值機制為核心，避免“一切向錢看”，才能真正形成主體性的市場經濟體制，使主體性的社會創新體制和主體性的經濟發展模式接軌。

知識經濟學是整體經濟學。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相互融合、宏觀調控與民間調節的相互統一，就是經濟學的雙向運動。經濟學的雙向運動是經濟體制改革雙向運動的理論基礎，經濟體制改革雙向運動是經濟學雙向運動的實踐證明。在這理論與實踐的雙向運動中，實現知識經濟學對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干予主義的揚棄；只有在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知識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相統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和把握知識經濟學，才能建構揚棄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對立、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對立的知識經濟學。

知識經濟學是復雜經濟學。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復雜系統，而轉型經濟則把經濟系統的復雜性推向極致：中國經濟是全球經濟系統中各種要素與關系、邏輯關系與歷史關系的“全息元”。如果說，西方的線性思維方式同經濟復雜系統之間本來就不對稱，那么同轉型中的中國經濟更是牛頭對馬嘴。發展經濟學應該是知識經濟與創業經濟、時間經濟與空間經濟的雙向互動、對稱發展；任何單一要素、趨向的“發展”實質上都只是“增長”而非“發展”。西方經濟學家的線性思維方式，使他們只是對經濟增長進行分析而不是對經濟發展進行分析；即使他們也出現過“發展”的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只是“增長”。在他們看來，經濟學如果是科學，就只能研究“增長”而非“發展”。這只能同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相脫節。只有作為復雜經濟學的知識經濟學才能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并指導中國經濟健康發展。

知識經濟學是再生經濟學。以價值經濟學為核心的知識經濟學只能屬于再生經濟學范式；只有知識經濟與再生經濟的對稱、政府調控與自由經濟的對稱，才有幸福經濟、和諧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再生經濟。知識經濟是再生經濟的基礎，知識經濟學是再生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再生經濟學是知識經濟學的基礎，知識運營學是知識經濟學的主導，縱深科學是把它們貫串起來的線索和紐帶，它們共同構成了知識經濟學的有機整體。

知識經濟學是合作經濟學。隨著經濟形態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經濟學也由配置經濟學向再生經濟學轉變；相應地，人與人的關系，人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也從以非合作為主向合作為主轉變。知識經濟也即雙贏經濟；知識的可再生性，使雙贏合作成為合作的主導模式，義利不但應當統一，而且可以統一。

知識經濟學是控制經濟學。控制經濟學意味著宏觀經濟對微觀經濟的控制、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提升。這是知識經濟時代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經濟學范式的轉變。控制經濟學提供了一個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知識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融合起來的整體框架，也為中國經濟的解釋與重建提供了理論依據。在控制經濟學看來，計劃以及通過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輿論來實現計劃，是優化配置資源、并通過優化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優化再生的必要途徑。因為在知識經濟時代，通過控制完全可以實現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的轉化。

知識經濟學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所有的“均衡點”（包括生產與消費）均已不復存在；人的需求結構的變化帶來的需求的無限性，生產結構的變化帶來生產發展的無限性，決定了主客體之間只有主體主導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而無靜態的均衡。此時只有結構調整問題而無均衡問題。“經濟過熱論”及其理論基礎均衡點理論都已過時。

樊綱們之所以不能接受知識經濟學，是由于它們分屬于不同的經濟學范式；前者屬于政治經濟學，后者屬于人類經濟學、一般經濟學，政治經濟學與一般經濟學的定義、定位、性質、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質的不同，總體上相互之間根本不能相容。樊綱們的經濟學的階級局限性決定了它們的思維方式只能是線性的、直觀的，因而一葉障目，不可能辯證地把握中國改革歷史走向；否認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必將帶來經濟的重新洗牌與歷史發展的螺旋式，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是步西方資本主義的后塵，是走西方曾經走過的老路，中國的發展只能跟在西方國家后面爬行，發展觀是直線的、線性的。樊綱們的經濟學在新的與知識經濟相對稱的經濟學范式面前只能成為神馬浮云。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