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關于轉基因農作物的爭論，主要集中于其是否對食用者安全、對大田種植帶來的生態影響等生物安全問題(比如促生超級害蟲/超級雜草的可能性，基因水平轉移帶來的基因污染等問題)，但對一些農業發展方向的問題，比如轉基因技術增產潛力是否超過其他農業科技等，卻較少涉及。而這些問題，對轉基因作物的評估其實都是不可或缺的。

　　對于糧食長期緊平衡的中國來說，尤其是增產問題至關重要，包括轉基因技術對增產是否比其他農業科技更有優勢，研發和推廣轉基因的機會成本如何等。中國長期以不到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接近占世界20%的人口(建國后，中國人口占比世界人口曾經超過22%，多年計劃生育才把該比例降到20%以下)。然而，盡管人口增長減速，對農產品需求的增長不但沒有因此減速，而是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速上揚。過去10年，中國人均農業產出增速達到了3%的年增長率，比全球1.7%的增長率高出近一倍。但糧食不僅沒有出現明顯過剩，進口依存度卻從6.2%增長到12.9%，翻了一番。2003～2011年，糧食生產累計增長33%;同期消費累計增長41%，消費增速是生產增速的1.24倍。保障供應的壓力，壓得中國農業喘不過氣來。

　　中國農業的高產，是以化肥和農藥的濫用以及由此帶來的環境與健康危害為代價的：化肥年消費量已達5000萬噸(純養分)，超過全球使用量的三分之一，單位面積使用量也是全球平均的2.5～3倍。對比2002年每公頃可耕地平均化肥使用量：世界為100.8公斤，發達國家為82.6公斤，中國為 276.1公斤。長期過度施用氮肥造成的土壤酸化，是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生產的巨大威脅。2010年《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農業面源污染物排放占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的43.7%，是第一大污染源。農業源也是總氮、總磷排放的主要來源，分別占排放總量的57.2%和67.4%。孟山都等轉基因開發商號稱，轉基因作物在增產的同時可以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對深為化肥農藥副作用所困擾的中國農業同樣有吸引力。

　　2006年，轉基因專項與大飛機、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等項目一樣，在中國的《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和 “十一五”規劃中，被列為16個重大專項之一。這一總預算超過240億元的專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投資額最大的單項農業科研項目。相比之下，“十二五”規劃中對常規育種，政府投資僅1.8億元。從這偏向性極大的科研投資方向可見，政府對轉基因的增產潛力抱有巨大的期望。在民間，“轉基因技術能增產，堪比原子彈”的神話也同樣在流傳。在2013年7月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一個訪談中，某位經濟學家表示，如果我們愿意使用轉基因技術的話，糧食增產的潛力就幾乎是無限的。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嗎?近期的一些科學論文，從數據和事實出發，對此提出了強有力的質疑。

　　西班牙種植轉基因玉米后并無增產優勢

　　Angelika Hilbeck，Tamara Lebrecht，Raphaela Vogel，Jack A Heinemann 和Rosa Binimelis等五人，2013年5月在《歐洲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上發表了題為《四個歐盟國家不同轉基因種植情況下農民種子的選擇》(Farmer’s choice of seeds in four EU countries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GM crop adoption)的文章，對比了歐洲四國(西班牙，奧地利，德國，瑞士)的玉米生產狀況。文章領銜作者Angelika Hilbeck任職于瑞士聯邦技術研究所。

　　在該文所分析的四國中，奧地利，德國和瑞士都拒絕了轉基因玉米的商業化種植，而西班牙是歐洲唯一大規模種植轉基因玉米的國家。兩種抗蟲轉基因玉米 Compa Cb和Jordi Cb 1998年首次被批準商業化種植。這兩個品種使用了抗生素抗性基因作為標志基因，可能因基因水平轉移而擴散抗生素抗性基因，因此2005年在歐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議下退出商業化種植。盡管如此，西班牙轉基因玉米注冊品種仍不斷增加，種植面積不斷擴大，到2011年增加到97000公頃，占玉米種植總面積的 26.5%。在西班牙東北部的阿拉貢和加泰羅尼亞州，轉基因種植面積占比分別高達54%和72%。到2011年12月止，共有108個轉基因玉米品種在西班牙注冊商業化種植。在轉基因作物大規模推廣的美國，轉基因玉米種植面積更是占絕對優勢，2013年占比高達90%。

　　轉基因玉米的推廣為西班牙和美國帶來了更大的增產嗎?Hilbeck等人的數據分析表明并非如此。

　　圖1：1995～2011年歐洲三國、西班牙和美國糧食單產變化

　　圖1對比了沒有種植轉基因玉米的歐洲三國(數據是綠色十字，綠色點線是線性擬合)和西班牙(數據是紫色方塊，紫色實線是線性擬合)，美國(數據是紅色圓點，紅色虛線是線性擬合)從1995～2011的單產變化。從圖中可見，所有國家的每公頃單位產量都在逐年增加。增長幅度最快的是歐洲三國(圖中斜率 1530)，美國次之(斜率1430)，西班牙墊底(斜率1165)——轉基因玉米并沒有為美國和西班牙帶來增產優勢。

　　該文同時發現，轉基因玉米的推廣確實為西班牙的農業生產帶來了重大影響，那就是可供農民選擇的玉米品種持續減少。

　　圖2中數據是1997～2011年間可供西班牙農民選擇的玉米品種數量。綠色實線是轉基因品種數量，在不斷增加，尤其是2002年后增長非常迅速;紅色點線是非轉基因品種數量，在起伏中不斷減少;深藍色虛線是所有玉米品種數量，整體下降趨勢也同樣明顯。

　　圖2：1997～2011年間可供西班牙農民選擇的玉米品種數量

　　類似的趨勢在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三國沒有觀察到。主要種業公司為德國農民提供的玉米品種數量從1994年的116種上升到2011年的320種。奧地利的玉米品種數量起伏較大，但增加趨勢同樣明顯，從1995年的19種增加到近年來的75種左右。瑞士的玉米品種數量比較穩定，在過去十幾年中長期保持在60～80種的范圍內。

　　圖3：主要種業公司為德國農民提供的玉米品種數量1994～2010年間的變化

　　圖4：主要種業公司為奧地利農民提供的玉米品種數量1994～2010年間的變化

　　圖5：主要種業公司為瑞士農民提供的玉米品種數量1994～2010年間的變化

　　德國等西歐國家對轉基因管理較為嚴格，對轉基因玉米至今沒有批準商業化種植。不少產業界人士說農民因此受到限制，無法選擇可能品質更為優異的轉基因品種，批評這些國家的過分管理限制了農民選擇權。然而數據和事實卻并不支持這種說法。在沒有轉基因玉米的德國，奧地利和瑞士三國，可供農民選擇的玉米品種數量或者保持穩定，或者顯著上升;而且三國的增產趨勢也優于美國和西班牙。在轉基因玉米不斷推廣的西班牙，盡管轉基因品種數量增長顯著，但可供農民選擇的非轉基因品種和整體品種數量都在不斷下降。這讓人不得不擔心鎖定效應：這種趨勢如果持續下去，哪怕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轉基因品種未必有優勢，農民也將越來越別無選擇。

　　可供農民選擇的作物品種越來越少，除了加劇大種業公司的壟斷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種種負面結果，農作物基因多樣性的喪失也構成對農業長治久安的極大隱患。遠的例子有著名的愛爾蘭大饑荒——土豆大規模種植支持了人口的快速膨脹，但某種土豆真菌的爆發造成大量土豆腐爛，饑荒一發不可收拾。近的例子有 1970年美國玉米由于某種玉米小斑病菌大流行(south corn leaf blight epidemic)減產15%，其中受災嚴重的伊利諾斯州減產25%以上。究其原因，就是因為片面追求高產，大面積連年使用某種雜交玉米——當時該品種種植面積占全美85%以上。但該品種容易受玉米小斑病菌T小種的感染，最終導致了不可控制的病害大規模爆發。而這次爆發沒有造成更大危害，還得感謝老天爺幫忙。該病害1968年被首次觀察到后快速擴散，在1970年災情到達高峰。萬幸的是，之后連續幾年天氣狀況不利于病菌傳播，給了美國玉米產業幾年的緩沖時間更換品種。前車之鑒，轉基因玉米在西班牙的推廣在沒有增產優勢的同時帶來了玉米田間多樣性的減少，值得人們警覺。

　　北美和西歐的比較：轉基因并無增產或者減少農藥使用的優勢

　　2013年6月18日，Jack A.Heinemann，Melanie Massaro，Dorien S.Coray，Sarah Zanon Agapito-Tenfen 和筆者五人在《農業可持續性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上共同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中西部主要農作物生產中的可持續性和創新》(“Sustainability and innovation in staple crop production in the US Midwest”)的論文。該論文領銜作者是新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生物科學學院的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教授Jack Heinemann。《農業可持續性國際期刊》是一同行評議學術刊物，影響力在農業學術期刊中處于前12%。在發表之后短短兩三個星期之內，該論文迅速成為該期刊歷史上最受歡迎，被下載次數最多的論文。

　　該論文比較了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和西歐(奧地利、比利時、盧森堡、法國、德國、荷蘭和瑞士)過去50年的大豆、玉米和油菜籽生產，并重點分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北美農田生態系統的問題。選擇北美和西歐對比原因之一就是兩者緯度和氣候相似，同時社會科技發展程度也類似;就農業來講，生產高度產業化，專業化，農民受教育程度較高。過去20年的主要差別在于，北美從1996年開始越來越大規模種植轉基因的這三種作物;而西歐在轉基因問題上則更加謹慎，更強調常規育種，農田管理，農民參與等多方面綜合性措施。

　　文章發現，北美并沒有產量優勢：過去25年中，盡管產量依然增加，但增幅小于西歐。以玉米為例，1961～1985年西歐玉米平均每公頃產量 4868.1公斤(折合畝產324.54公斤)，美國每公頃5437.9公斤(折合畝產362.53公斤)。1986～2010年西歐平均每公頃產量 8289.9公斤(折合畝產552.66公斤)，美國每公頃8284.1公斤(折合畝產552.27公斤)。西歐趕上并略超過美國發生在過去25年中。對比西歐和加拿大油菜籽的生產，西歐過去25年的增產趨勢也更加明顯。下面圖表中有詳細數據。

　　注：作者的計算基于從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庫(FAOSTAT)獲取的數據。

　　圖6：西歐與美國玉米單產比較

　　圖6中深色折線是1961～2010年西歐玉米單產，淺色折線是1961～2010年美國玉米單產;而圖中的兩條直線，實線和虛線分別是西歐和美國單產的線性擬合。實線的斜率更大，表明歐洲單產增速更快。

　　孟山都等轉基因開發商號稱：轉基因作物在增產的同時可以減少化肥農藥的使用，但數據表明農藥使用問題上西歐的農業生態系統同樣表現出優勢。抗蟲轉基因作物在北美的推廣確實減少了殺蟲劑的使用，但沒有采用轉基因作物的西歐殺蟲劑使用同樣減少，而且減少幅度遠大于北美。同時北美除草劑使用增加，而西歐減少。下圖是美國和法國的比較，同樣以1995年為100%的基準線，2007年美國除草劑使用增加到108%，法國除草劑使用減少到94%;美國殺蟲劑使用減少到85%，法國殺蟲劑使用減少到24%。到2009年法國除草劑進一步減少到1995年水平的82%，殺蟲劑使用減少到12%。德國和瑞士也有類似的趨勢。

　　圖7：法國與美國的除草劑和殺蟲劑使用量的比較

　　隨著氣候變化的加劇，全球水旱災害的頻率和幅度都有所增加，對農業的壓力越來越大。所以，除了高產，農業系統的穩定性也相當重要。比如2012年美國大旱，玉米大減產(單產減少16%以上)，對國際玉米市場造成不小沖擊，2012年7月國際市場玉米價格因此比2012年6月上漲25%左右。文章計算了年產量和線性擬合的方差，西歐的方差更小，表明其年與年之間產量更穩定，變化幅度比美國小，對氣候變化抗逆性更強。

　　和西班牙的情況類似，轉基因作物推廣后可供美國農民選擇種植的作物品種也快速減少。

　　a. 數據：作者根據孟山都數據(http://www.monsanto.com/newsviews/Pages/monsanto-submissiondoj.aspx#i)計算。數據獲取日期2011年9月10日。

　　b. 選擇比率的定義為常規型/轉基因型。

　　在2005～2010年的短短5年中，可供農民選擇的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品種總數量都在不斷減少，常規非轉基因型更是快速下降。其中玉米常規品種數量減少67%，大豆常規品種數量減少51.4%。美國農民在轉基因品種之外別無選擇的趨勢，比西班牙表現得更為明顯。作物多樣性的減少對農業可持續的長期危害，前文已經有所敘述。上述兩篇論文的數據和事實都說明，轉基因農作物推廣10多年來，并沒有如同孟山都等大農商所宣傳的那樣，在增產增收方面比其他技術取得更為突破性的進展，其最主要的“成效”，是加固了大農商對種子行業的壟斷，減少了相關作物的田間生物多樣性。

　　同樣值得一提的是，上述這篇論文的領銜作者Jack Heinemann教授并非反對轉基因的人士，即所謂“反轉”人士，而是在轉基因科研領域的長期從業人士。他出生生長于美國農業傳統區蒙大拿州。 1989～1994年間任職于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也是挪威特羅姆瑟生物安全中心(GenØk)的基因生態學高級兼職教授。他長期從事關于原核和真核微生物的轉基因研究，也有同事甚至頂頭上司直接從事轉基因農作物的研究，因此有相當豐厚的關于生物安全的專業知識。盡管本人的研究與轉基因技術息息相關，但對轉基因農作物的商業化推廣持謹慎態度，認為需要在生物安全方面嚴格把關。用他自己的話說“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學家和賣轉基因的商人是有區別的”。在筆者與其的多次深度交流中，他并不認同某些“反轉”人士所謂“轉基因技術有原罪”的說法，而是認為轉基因農作物是可以做到安全的，問題在于孟山都等大農商過分以商業利益甚至壟斷利益為重，安全方面只要能夠糊弄過去就行。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是，農業是一個高度綜合性學科，農業生物科技并不局限于轉基因，而是包括農業生態學、農用林業、綜合蟲害及養分管理、傳統雜交育種、土壤學、作物栽培學等多方面的內容。迷信“搞定了基因就搞定了一切”其實是源于對現代生物學和生態學的無知。對某些轉基因研發者鼓吹的轉基因增產效率無限，沒有轉基因就不能養活全世界，他并不以為然，盡管他認為安全的轉基因技術可以是未來農業科技的一部分。

　　Jack Heinemann曾獲得1993年美國微生物學會ICAAC青年研究者獎和2002年新西蘭科學家研究協會獎章。2005年他被聘為聯合國生物安全專家之一，為聯合國生物多樣性秘書處有關生物安全的培訓資料進行同行審議，并且是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技術專家組的成員之一。

　　2005～2008年間聯合國展開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簡稱IAASTD)，是至今為止對全球農業最全面、最系統的一個評估，評估報告在2008年被包括中國在內的50多個國家共同通過。Heinemann是評估主要作者之一，并且受邀執筆評估綜合報告中有關生物科技的章節。筆者也是IAASTD主要作者(coordinate lead author)之一。評估中有關轉基因和農業科技方向的相關討論甚至爭議，下文將有詳細敘述。

　　IAAARS 評估以及其中關于農業科技發展方向的爭論

　　早在2002年8月，聯合國啟動全球性的磋商，確定是否有必要進行國際性的農業知識與科技評估(AKST，agricultural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根據磋商結果，決定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全球環境基金(GEF)、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世界銀行(WB)和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設立一個由多個利益相關方組成的管理機構，進行一次多主題、多空間、多時間段的政府間評估，即“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英文簡稱IAASTD，下簡稱“評估”)。由來自各國政府、學術界、產業界(在報告發布前3個月，產業界因為種種原因宣布退出)和公民社會的專家們共同參與，全球共計400多位學者共同執筆，于2008年形成了評估報告。該報告可以說是至今為止對全球農業最全面、最系統的一個評估，被中國等50多個國家共同通過。

　　若簡單地概括一下，該報告試圖探討的大問題，就是農業向何處去。在總結過去50年的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展望未來50年人類應該如何養活自己;如何推動農業科技為減少貧困、改善農村生計服務，向環境、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

　　2012年2月1日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快推進農業科技創新持續增強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見》正式發布，這是新世紀以來第9個以“三農” 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該文件將“農業科技”擺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與《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報告》的宗旨不謀而合。

　　在2005年“評估”第一次東南亞地區專家會議期間，不少與會學者就私下里預測：短則5年，長則10年之內恐怕會有全球性的糧食危機。這種預測不幸被言中，在爾后的10年內，糧食增產的幅度大多數時間低于糧食需求增長的幅度;10年內有7年時間糧食整體消費量要大于生產量，世界的庫存在不斷下降。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危機自然難以避免。2008年4月全球庫存下降到最低點，糧食危機全面引爆。那些在糧價巨幅波動中漁利的國際炒家，不過是比大多數人都更加敏銳地發現和利用了這個趨勢，是順勢炒作而不是逆勢炒作。現在國內有一些流行的陰謀論觀點，把糧食危機單純說成某些勢力陰謀操縱的結果，并不利于我們認識到事物的本質并真正應對投機者的操縱。

　　當時就已經隱然出現的危機苗頭，也是聯合國啟動評估的一大原因。無論什么立場和觀點，每一個認真關心農業的人都不得不面對現實：綠色革命帶來的極大增產，確實為養活上個世紀快速增長的人口厥功至偉;但其越來越成為強弩之末，增產潛能挖掘殆盡甚至開始下降，而負面的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則越來越不可忽視;與此同時，世界人口還在繼續增長，且隨著經濟發展，人們對肉蛋奶等高端食品需求也在增加;水土流失，氣候變化都對農業造成巨大的壓力，等等。在未來的 50年間如何養活全世界人口，確實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在“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2008年4月的發布會上，主席，英國環保、糧食和農村事務部首席科學家羅伯特•沃森強調，堅持老路不是可行的選擇(business as usual is not an option)。他指出“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將使地球上富人和窮人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并補充說，過去一直對于自然資源和糧食安全的注意力非常小，需要加強。與評估報告發布幾乎同時發生的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不幸驗證了報告中的不少分析。

　　農業產業界曾經是“評估”的推動者，參與方以及出資方之一。作物國際協會(Croplife International)的積極推動是“評估”之所以啟動的原因之一。作物國際協會是全球植物科學工業的聯盟，它形成的網絡聯絡了許多國家協會和公司，分布在91個國家。四大糧商(美國ADM、美國邦吉、美國嘉吉、法國路易達孚)和孟山都、先正達等農業科技跨國公司都是其中的骨干和主導力量。據不少專家分析，產業界出資資助評估的目的可以說是非常明確，是希望聯合國出一個報告為其背書：如果沒有這些跨國公司所提供的轉基因等高科技，在未來的50年里將難以養活全世界人口。而全球最大的小農聯合組織農民之路(via Campesina)收到邀請卻拒絕派代表參與，就是擔心評估過程被公司利益所操縱，難以做到科學公正。

　　所以，對轉基因技術如何評價，是“評估”關注的一個重點問題，持各種不同看法的專家在評估過程中激烈交鋒，有時候甚至到達了白熱化的地步。比如，在第一次專家會議上，“東亞、南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協調人，世行某官員很明顯地偏袒有大農商背景的專家。會后不少與會者表示對“評估”能否科學和公正缺乏信心，亞太地區一半左右來自非盈利機構的作者更是聲明退出。此事對評估的組織者震動很大，擔心由此影響到評估的公信力。于是亞太地區協調人被撤換，后來幾次的專家會議，評估主席羅伯特•沃森也親自前來，輔助協調工作。

　　除了對轉基因技術本身的評估，誰擁有和控制技術以及由此帶來的后果，也是不少專家關注的焦點。一位來自印度的資深教授就直言不諱：“對轉基因，有兩個問題需要考慮。第一個問題，是誰控制技術?鑒于轉基因技術現在基本上完全被跨國公司壟斷，我贊成反對轉基因的觀點。第二個問題是該技術本身，是否安全，增產潛力有多大，投入那么多資源研發是否有足夠的性價比，如果其為國家掌握是否能給農民帶來福利等等問題。對此，現階段了解的資料和文獻還不足以讓我做出判斷，暫且存疑，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相關研究結果。第一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又有極大關聯，比如跨國公司的壟斷使得能夠回答第二個問題的研究成果缺乏獨立性，因此對其科學和公正不得不存疑。”對比中印兩國綠色革命的不同結果，該教授的立場有相當的合理性。印度綠色革命成功，大規模增產，但饑餓問題至今嚴重，原因之一是其至今在化肥、農藥和良種上非常依賴跨國公司。而中國的綠色革命為農民帶來更多的增產增收，負面作用相比之下比印度少很多，以雜交稻為代表的中國相關技術具有更多自主知識產權是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轉基因茄子的商業化在印度國內引發激烈爭論。連一些自己做轉基因技術研究的生物學家都反對轉基因茄子商業化，比如細胞和分子生物中心(Centre for Cellular and Molecular Biology)的前主任Pushpa Bhargava，明確提出：反對的一大原因是由于要推廣的轉基因茄子技術是由外國公司控制的。

　　毋庸置疑，轉基因作物短期內確實能夠帶來增產，據黃季焜等人2005年在《科學》雜志上發表的文章，BT轉基因水稻在幾十戶農家試種結果增產 6～9%(Huang Jikun et al.，2005)。但關于知識產權的類似擔心對中國的轉基因作物也同樣存在。綠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網絡于2008年發布了《國外專利陷阱中的“中國”轉基因水稻?》報告;2009年發布了《誰是中國轉基因水稻的真正主人》的專利調查報告。該報告主要調查了我國發展較為成熟且最接近商業化種植的8種轉基因水稻，其中包括2009年獲得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的Bt汕優63。調查發現：由華中農業大學研發的Bt轉基因水稻至少涉及了11～12項國外專利，專利的持有人主要包括孟山都、拜耳和先正達等生物技術公司。同時發現，所調查的全部轉基因水稻品種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國外的專利。

　　在過去20年中，農業研發公共投資的比例不斷減小，農業研發越來越多的被跨國公司主導。比如，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CGIAR)在南美地區的 2007年研究經費預算不到5億美元，而孟山都和先正達的當年相應投入都在8億美元左右。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這些公司的研發集中于美國農業生產系統中占主導地位的大面積單一種植的作物類型，而其重點在于優先滿足最大、最富有的農民或者農場主的需求并進一步增強他們的競爭優勢。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訴求，更多的是在保證糧食安全的基礎上，維護小農生計并幫助他們增產增收。因此，跨國公司所擅長并倡導的農業科技，是否適宜于發展中國家的需要，值得考慮。

　　“評估”建議加強對農業研發的公共投資和公眾利益導向，與2012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里所強調的“農業科技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基礎支撐，……，具有顯著的公共性、基礎性、社會性”，“穩定支持農業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相當一致。

　　就轉基因問題，“評估”的組織者們為了涵蓋多方面的觀點，做了大量協調，評估報告中既包括了正方支持轉基因可以增產增收的研究和文獻，也包括了反方對生物安全性、轉基因是否針對小農需求等問題的質疑和相關文獻。直到2008年初，一些來自學術界和非盈利機構的作者依然在討論是否退出，因為他們仍然擔心由于產業界和一些發達國家政府的壓力，評估結果將過于偏向產業界，而對轉基因質疑的意見難以表達或者表達不足。結果，出乎不少作者的意外，在2008年 1月中旬，產業界宣布退出的消息被媒體發布。產業界的公開信聲稱，業界觀點一致認為轉基因作物的主要目的就是擺脫貧困和饑餓，這一點在報告中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從這些爭論的過程可以看出，對評估的結果任何一方都不是特別滿意，這一事實其實從一個側面印證了“評估”的公正性。然而，產業界作為出資方之一，在評估過程的后期退出，使其承諾的一部分資金因此沒有到位，對評估的后續工作帶來了相當的困難。比如原先規劃的后續行動包括選擇幾個比較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以評估報告結合當地實際，研究農業政策具體應該如何改進，由于產業界退出，資金沒有到位而流產，這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2008年4月，“評估”的最后一次政府間會議在南非召開，參與的各國政府對綜合報告的執行摘要(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Synthesis Report)和供決策者使用的全球摘要(Global Summary for Decision Makers)逐句審議。作為生物技術章節的主要執筆者之一，Jack Heinemann教授意料到力推轉基因的美國政府可能提出不少異議(之前評估草稿兩次對外公開評議期間，他已經花了大量時間，回答了來自美國政府專家們的上百條質疑)，為此他也做好了充分的準備。用他的話說，他執筆的幾乎每一句話，都有相關的同行評議科學論文支撐，這得益于他多年從事科研工作的長期積累和嚴謹的科學態度。沒想到，在討論到生物科技章節時，美國政府代表虛晃一槍，說了大意如下的一段話：“下面有關生物科技的文字，美國政府是永遠不會同意的(would never agree)。所以我們建議不必浪費時間討論了，請大會主席明確標示美國政府對此段持反對意見，然后跳過此段繼續下面的討論。”國際大農商以及幾乎對他們無條件支持的美國政府，常常宣傳說科學界對轉基因問題已經有共識，但事實并非如此。

　　除了對轉基因本身的爭論，更重要的問題在于：農業是一個綜合性學科，農業生物科技并不局限于轉基因，而是包括農業生態學、農用林業、綜合蟲害及養分管理、傳統雜交育種、土壤學、作物栽培學等多方面的內容。如果迷信搞定了基因就搞定了一切，其實是源于對現代生物學和生態學的無知，正如搞定了人類基因并不能使人長生不老。就這個更大的農業科技所需要的發展方向問題，“評估”的相關結論是：我們所需要的第二次綠色革命，不是局限于以轉基因為代表的還原論科學，而是以農業生態學為中心的，綜合多學科研究和實踐，并同時包括傳統知識和當地知識的系統化方法。

　　美國政府最后拒絕簽署評估報告，可以說在相當多作者的意料之中。除了轉基因問題，在另一重大爭議焦點農產品貿易問題上，美國政府對“評估”的結論也相當不滿意，自然不會簽署。中國政府的代表簽署了評估報告，但就生物技術問題提出保留意見。中國代表認為評估報告對轉基因的評價不夠正面，對此有一定保留意見，但對農業科技發展方向這一更大范疇的問題，中國同意評估報告的結論：我們需要的是以農業生態學為中心，多學科綜合推進可持續農業科技。

　　以農業生態學為中心的可持續農業科技成功案例及其啟發

　　何謂以農業生態學為中心的可持續農業科技，現階段已經有哪些成功實踐，下文將結合一些在中國已經有相當推廣規模的成功案例展開討論。

　　1. 多樣性混栽持續控制水稻病害

　　1996年云南農業大學、國際水稻研究所等單位提出了利用生物多樣性持續控制水稻病害的研究項目，在利用傳統地方品種和現代雜交稻品種多樣性混栽控制稻瘟病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根據水稻品種抗性遺傳背景、農藝性狀、經濟性狀、當地栽培條件及農戶種植習慣，以云南農業大學朱有勇教授為首的科學家團隊進行品種選配和混栽：每四排或者六排雜交稻，栽一排傳統稻。由于不同品種具有的不同抗病性能和農藝性狀，極大的減少了因稻瘟病和倒伏引起的產量損失(Zhu Youyong et al.，2000)。

　　由于利用水稻品種多樣性混栽控制稻瘟病技術簡單易行，具有明顯的防治稻瘟病效果和增產效果，很快為廣大農民所接受，并得到了政府部門的重視。從 1998年到2003年，在云南、四川、湖南、江西、貴州等省33個市(州)202個縣累計示范推廣981433公頃，有效地控制了稻瘟病的流行，產生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據四川和云南的統計，減少農藥使用80%以上，雜交稻增產6.74～9.39%，傳統稻種增產61.1%～117.4%(朱有勇等，2004)。

　　該技術實現了短期和長期收益的完美結合。從短期看，高產品種和當地優質品種(傳統品種因為其口感好，往往是農民自產自銷的首選)的搭配，同時滿足了農民對高產和優質的需求，經濟效益互補，提高了農戶的積極性。據統計，農民平均每畝收益增加100元以上。從長期看，該技術促進了保護傳統地方品種，有效的保護了水稻生物多樣性。近年來，大量傳統品種的快速流失，使得將來的育種工作(無論是常規育種，還是轉基因育種)面臨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危險，所以保護傳統地方品種對農業科技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目前，該技術正在進一步推廣和實踐中。同時，在聯合國環境署和全球環境基金的支持下，以云南農業大學王云月教授為首的中國科學家團隊正在擴展相關研究，就如何利用水稻、大麥、玉米和蠶豆多品種混栽控制病蟲害展開研發和推廣。

　　2. 水稻強化栽培技術

　　水稻強化栽培技術體系(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簡稱SRI)是一種借鑒中國傳統旱稻耕作技術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頗具創新性的水稻種植方法，自20世紀80年代在馬達加斯加發展起來之后，目前在所有主要大米生產國都有所推廣。這種栽培技術的主要特點是：早移栽，稀植而非密植，稻田只需保持濕潤，或者干濕交替，而不需長期淹沒。其發源地馬達加斯加，在更多使用農家肥而非化肥的條件下，水稻強化栽培普遍達到了增產100%以上的驚人效果，有些農民的畝產高達1400公斤，達到甚至超過了中國正在研發中的超級稻的產量。水稻強化栽培下單株產量大幅度提高，但其增產的具體機理還在研究中，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顯示了我們對農業生態學和增產機理的理解還非常有限，迷信基因決定一切顯然是無知的。

　　水稻強化栽培經過改進后在中國某些省區已經有相當的推廣。到2007年止，四川和浙江推廣超過433000公頃。表3是來自四川的數據。

　　數據來源：四川省農業局鄭家國，四川農業大學馬均

　　2007、2008年，使用水稻強化種植的農民每畝增收100元以上。到2009年為止，四川省每年推廣25萬公頃以上，平均增產20%左右。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該增產效益是在不增加農民勞動力投入，也不增加化肥或農家肥投入的情況下取得的。

　　中國農業大學在四川省使用水稻強化栽培技術的一個村莊研究發現，強化栽培技術在產量提高的同時，用水量減少了45%(徐秀麗等，2006)。中國國家雜交稻研究和發展中心發現：如果精心管理，使用強化栽培技術的稻田可以減少水使用量多達65%。這對水資源嚴重匱乏的中國意義重大。

　　很多農民還報告說，使用強化栽培技術的植株根系更發達，所以對抗暴雨或干旱的能力更強。正如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所指出的，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嚴峻，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加深，我國耕地和淡水資源短缺壓力加大。隨著干旱和極端天氣事件越來越頻發和嚴重，研發和推廣這類節水并能夠加強作物抗旱抗澇能力的栽培技術顯然更為重要。

　　3. 以測土配方、分時施肥為中心的高產高效土壤—作物體系

　　中國以不到全球9%的土地養活了約占全球20%的人口，成就巨大。但這個成就是在大量甚至過量使用化肥農藥的基礎上取得的，其帶來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不可忽視。中國化肥年消費量已達5000萬噸(純養分)，為全球第一。而且單位面積使用量也是全球平均的2.5～3倍。對比2002年每公頃可耕地平均化肥使用量：世界100.8公斤，發達國家82.6公斤，中國276.1公斤。長期過度施用氮肥造成的土壤酸化，是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生產的巨大威脅(Guo J.H，Zhang F.S.et al.，2010)。

　　因此，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是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為此，以中國農業大學張福鎖教授為首的科學家團隊建立了作物栽培、植物營養、土壤等多學科緊密結合的研究平臺，以圖破解作物產量與資源效率協同提高的科學難題(Ju XiaoTang，Zhang Fusuo et al.，2009)。這一技術途徑的關鍵技術包括：改善土壤質量，綜合利用各種養分資源以及同步養分供應與作物需求，和高產栽培技術。

　　在現階段，以測土配方、分時施肥為核心的水肥綜合管理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可以在減少化肥用量的同時增產。在國家重大基礎研究973計劃項目，國家公益性行業專項等項目的支持下，我國三大糧食作物，水稻，玉米、小麥土壤—作物系統綜合管理體系已經建立，并在110個主要農業縣進行示范驗證。300多個試驗點的結果表明：與農民傳統的種植習慣相比，土壤—作物系統綜合管理體系平均增產10.8%，氮肥生產力增加13%。

　　數據來源：中國農業大學張福鎖等

　　可持續農業科技成功研發推廣所需要的制度建設

　　根據黃季焜等人2005年發表在科學雜志上的數據，BT轉基因水稻在幾十戶農家試種結果，可增產6～9%。根據其他良種推廣的經驗，大面積推廣時增產幅度可能還會有折扣。上述三個案例表明，以農業生態學為中心的可持續農業科技的增產潛力至少可以和轉基因媲美，甚至遠超過轉基因。但另一方面，可持續農業科技的研發投入嚴重不足，一些成熟的技術推廣階段也常常遭遇制度失靈或者市場失靈導致難以推廣，仍值得我們深思。

　　先討論研發的問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農業科技研究，極大的被大公司所主導，為其利益所驅動，對一些真正有益于小農的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農業技術沒有研發動力。中國的農業研發，國家投入是重點，但被部門短期經濟效益綁架的現象也同樣存在。過去十余年轉基因研發一枝獨秀的情況就是明證。哪怕轉基因有極大潛力，這種“把絕大部分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里更像是賭博而不是理性投資。相關部門需要反思：農業科研導向是否被跨國公司強大的廣告公關能力所誤導。

　　在推廣階段，狹隘的個人利益和部門利益往往也有可能成為環境友好型農業科技的阻力。比如，水稻強化栽培減少種子用量，減少用水量，不增加甚至減少化肥用量，農民增產增收，于國于民都是有利的。但對于相關的科學家，并沒有直接的收益，不能靠賣良種、賣化肥農藥為自己或者本部門創收，甚至因為減少種子用量而發生與狹隘的種業利益直接沖突，這是不是一些相關人士沒有熱情的原因之一?

　　測土配方、減肥減藥技術在推廣中也常常遇到市場經濟的巨大阻力——在市場化改革后，最基層的農技工作人員有相當一部分收入來自于賣化肥農藥的利潤，導致他們對推廣這類科技不熱心，應付了事甚至陽奉陰違。我們的制度改革，如何應對這種市場失靈的情況，值得政策制定者深思。

　　上述市場失靈或者制度失靈的現象并不是個例。一位昆明的農技專家講述了黑光燈的案例。一盞20W的黑光燈可管理50畝以上農作物，一夜的誘殺蟲數可高達4公斤。當然，放置黑光燈周圍的一小片莊稼是會被誘來的害蟲幾乎啃光的，盡管整體來看這種“犧牲”是非常值得的。然而分田到戶后，農戶平均土地面積 10畝左右，還常常分成幾塊，十幾塊田，再加上極端原子化的小農合作困難，造成政府多次試圖推廣黑光燈的努力無功而返。

　　上文提到的水稻混栽，筆者曾經和相關專家討論過：每四排或者六排雜交稻栽一排傳統稻，是否意味著該方法在水稻種植已經全部或者部分機械化的地方難以實行?答案是并非如此，只要有農機部門的配合，研制每隔幾排間作另一種作物的農用機械是完全可行的。可持續生態農業技術和機械化以減少農民勞動強度是不排斥的。比如水稻強化栽培，巴基斯坦某農業組織已經成功試驗了其種植過程中多步驟的機械化。

　　四大糧商、孟山都等跨國公司在商業上之所以成功，其極強的縱向和橫向整合能力是一大原因，其對產供銷整個產業鏈的控制，對國內甚至國際政策的影響力都不得不讓人“贊嘆”。因此，對其推廣的科技和倡導的政策我們需要持審慎態度，追問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和利益，但就其整合能力本身，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現階段我國農業界學科分割和條塊分割的現象非常嚴重，比如上文提到的水稻混栽、水稻強化種植技術等，盡管在中國已有非常一流的科研成果和相當推廣，但筆者接觸到的不少農村政策專家或者農村社會學家，對這些一流科技成果卻聞所未聞，自然也無法對進一步推廣提出相關的政策配套——盡管他們一旦了解后也有相當興趣。所以，加強農業技術專家和農業政策專家、農村社會學家之間的交流和互動，突破學科分割和條塊分割，推進多學科、多部門配合，是研發和推廣適合中國國情的可持續農業科技的必需。同時，我們的科研評估體系也需要反思。農業是一門實用性很強同時與國民經濟密切相關的學科，那種把為本部門創收能力高低，或以 SCI論文發表數量多少來評估、衡量農業科研工作成績的思想和做法，是否符合我國農業發展的長遠利益?而那些真正服務農民，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農業科研人員，他們的辛勤工作在這種評估體系下能否得到激勵，還是可能被邊緣化?

　　所幸，對這一系列問題，2012年的一號文件都有深刻闡述，也指出了努力的方向，“打破部門、區域、學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資源，建立協同創新機制，推動產學研、農科教緊密結合。……完善農業科研評價機制，堅持分類評價，注重解決實際問題，改變重論文輕發明、重數量輕質量、重成果輕應用的狀況。”

　　轉基因研發一枝獨秀的潛在危害

　　筆者以為，在過去十余年里，有關部門一定程度上被誤導，過于迷信轉基因技術，導致農業科研投入過分集中于轉基因研究，而一些有同等潛力，甚至潛力更大的可持續農業科技方向，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投入。筆者在上文中詳細討論到的三種科技成果——水稻混栽，水稻強化強化栽培，測土配方，都在大面積推廣中取得了同等甚至遠遠超過轉基因的增產效果。

　　筆者采訪的一位教授說，他很感激本世紀初拿到的某個科研基金，連續給了4年，他們在這4年里做出了很好的大田試驗結果，于是他們改進的某技術被列為省農業廳重點推廣項目，從此每年推廣數十萬公頃，平均增產20%左右。追問他這個基金多少錢，回答每年20萬而已。他說感激，筆者聽著忍不住感慨，每年 20萬，比起某些轉基因科研人員據說每年上億的科研基金，真是零頭的零頭。更讓人不解的是，他所在的某大學水稻研究所，三四十個科研人員，從前每年科研經費七八百萬。后來，這個所里有人開始搞轉基因研究，現在拜“大干快上研究轉基因之福”，全所科研經費這幾年一下子上升到兩千多萬。當然，新增的錢大都是投給轉基因研究的。盡管這位教授做出了比轉基因好得多的增產20%的研究成果，仍然還是繼續帶著他的學生們，以真正服務農民的雷鋒精神盡量把無法與轉基因研究相比的那些相當可憐的科研經費花在刀刃上。這位出身農民的專家認為：政府給科研人員的待遇已經相當不錯了，所以，不要打太多個人的小算盤，認真服務農民是他分內該做的。但筆者還是忍不住擔心：他能招到好的學生嗎，能留住好學生嗎?這樣真正服務農民，把論文寫在大地上的專家，將來能后繼有人嗎?如果農業研發投入過分偏向轉基因研究的現狀不改變，跟風研究轉基因只會愈演愈烈，畢竟，利益的誘惑太大了。

　　Jack Heinemann教授作為轉基因科學的研究者，認為即使解決了安全問題，轉基因也不可能一枝獨秀解決農業面臨的挑戰。其實，國內也有轉基因研究者持類似觀點。在2010年3月的一次可持續農業會議上，我有幸見到了香港浸會大學植物生理學家張建華教授——《自然》雜志(Nature)2008年12月文章 “五位可改變世界的農作物研究者”之一，他是唯一來自亞洲的。作為節水農業的專家，張教授自己也在進行轉基因抗旱作物的研發。說起當時民間討論中一些對轉基因技術的過分妖魔化，他搖頭嘆息;但說起對轉基因育種的投入是常規育種的幾十甚至上百倍，他同樣搖頭嘆息，說這同樣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他在國家召開的相關會議上也曾試圖提過意見。可惜，像他這樣有良心、負責任的轉基因科學家并不多，看看國內不少從事轉基因研究的科研人員，其行為更像是急于推廣產品的商人。

　　養活中國必須依靠轉基因嗎：和某些人商榷

　　有關轉基因安全的爭論，一再把有關部門推上風頭浪尖。由于轉基因大豆和玉米的進口量不斷增加，一些反轉人士激烈的指責農業部和其他相關部門賣國。另一方面，在2013年10月的一次訪談中，某位專家說，中國已經沒有拒絕轉基因的資本。他表示，有人提出轉基因作為一種新技術存在風險，建議在爭議消除前先使用傳統技術，藉時間之手來了解和規避風險;但我國糧食產出和需求間的突出矛盾，已經讓這種選擇成為不可能。大量進口轉基因大豆和玉米，是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必須選擇。

　　我們首先需要分辨的是，進口轉基因大豆/玉米的問題，與國內爭論激烈的轉基因水稻作為主糧是否要大規模商業化種植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盡管有所關聯，其實是相對獨立的。轉基因大豆/玉米的進口，并不是推廣國內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的借口。轉基因水稻是否應該商業化種植，主要應該取決于以下兩個方面：

　　1. 其增產潛力有多大，與其他農業科技相比機會成本如何。關于這個問題，上文已經提供了不少數據和相關文獻，供讀者理性思考。

　　2. 其增產潛力所帶來的利益是否超過了可能帶來的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問題的損害。尤其是民眾關心的食品安全問題，某些試圖推動轉基因技術商業化的相關科學家至少應該拿出老鼠90天中期或者兩年長期喂養的原始數據，供相關專業人士和公眾審視，而不是搞什么“轉基因大米試吃”這類其實在違法邊緣的噱頭活動來嘩眾取寵造輿論。

　　下面討論轉基因大豆/玉米進口的問題。實事求是地講，那位專家有一點說得沒錯，從滿足需求增長的角度來看，轉基因大豆和玉米進口的增加在中短期內可以說是別無選擇。本文前言里已經提到，過去10年，我國糧食的進口依存度從6.2%增長到12.9%，翻了一番。2003～2011年，糧食生產累計增長 33%;同期消費累計增長41%，消費增速是生產增速的1.24倍。進口越來越多的大豆和玉米以滿足不斷高漲的所謂“剛需”，是農業部迫不得已的選擇;而農產品出口大國美國，巴西，阿根廷，這兩種作物轉基因普及率高達80%甚至90%以上，國際市場上流通的幾乎全都是轉基因作物——中國也是別無選擇。試想，如果只是簡單的聽從某些極端反轉人士的要求，停止所有轉基因農產品的進口，除非重新搞每人憑票限量供應，中短期內的結果一定是供應短缺(比如大豆，進口接近80%，一旦停止進口短缺將會非常嚴重)，造成價格飛漲，搶購/囤積等現象層出不窮。到那時候，民眾的意見只怕比現在多得多。

　　那是不是說，中國除了不斷增加轉基因產品進口，就別無選擇了?非也。為了從這個看似無解的問題中找出答案來，就讓我們來考察一下所謂“剛需”是否是真的剛需。

　　中國人均每天卡路里供應量，近年來不斷攀升，到2009年已經高達3036大卡，遠超過日本人均每天2723大卡。據估計，普通成年女性每天需要約 2000大卡，成年男性每天需要約2500大卡，中重體力勞動者每天需要2800大卡。可見，盡管中國中西部貧困地區仍然存在部分營養不良現象，但從人均來講，供應早已是綽綽有余。

　　圖8：中國人均卡路里供應量1992～2009年的變化(數據和圖表來源于聯合國糧農組織)

　　圖9：人均每日肉類蛋白質供應量中國與日本的對比

　　人均每日肉類蛋白質供應量，中國在1997年趕上了日本，到2009年已經超過日本20%左右。

　　2012年食用油銷售超過人均20.5公斤，平均每人每天56克，遠超過營養學推薦的不超過25～30克。

　　可見，所謂農產品需求高漲的“剛需”，并不是從健康營養的角度出發而產生的剛需，而是盲目學習肉、蛋、奶、油越多越好的美國飲食習慣而產生的“剛需”。這不但給農業帶來了過大的不必要的壓力，同時消費者自己也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價。

　　1985～2000年7～18歲中國兒童超重比例上升28倍，肥胖比例上升7倍。2006年全國0～6歲兒童單純性肥胖流行學的一個研究發現：11 個城市隨機整群抽樣兒童84766名，肥胖、超重總檢出率分別為7.2%、19.8%，已經超過歐洲，僅次于美國。成人肥胖率也同樣快速上升。肥胖率超英趕美的后果是相關疾病(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所謂富貴病)急速增加。中國糖尿病患者總人數2000年為1430萬，2004年的一項研究(Wild，S.，Roglic，G.，Green，A.，Sicree，R.& King，H.Diabetes Care 2004)曾發出警告：中國糖尿病患者總人數2030年將上升到2510萬——這些對醫療體系將是巨大的負擔。但現實是，該警告的估計過于保守，近年來糖尿病患者人數如同火箭般攀升，2010年已達到9200萬，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一糖尿病大國。2013年9月3日，中國研究人員在《美國醫學會雜志》(JAMA)上報告說，中國成人糖尿病患者數量估計超過1億，而過半數的成年人達到了前糖尿病的狀態。營養過剩造成的疾病危害早已經遠遠超過營養不良所造成的疾病危害。某些農業產業界人士出于擴張市場的需要，還在繼續宣傳中國肉、蛋、奶、油的人均消費應該進一步向美國看齊。嚴峻的現實是，如果繼續目前這種胡吃海喝的趨勢，不僅我們的農業承受不了，我們的醫療體系也承受不起。

　　上文將中國農產品消費與日本做對比是有原因的。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日本人均壽命全球第一，遠好于排名33的美國。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毫無疑問，日本更為合理的膳食結構是重要因素。所以，無論是從消費者個人健康的角度，還是從農業長治久安的角度，中國對農產品的需求都不應該繼續增長了，而是應該從強調數量的增加轉移到對質量的保障和提高。尤其是對食用油和肉類的消費，應該提倡“少吃油，吃好油;少吃肉，吃好肉”。

　　除了過量消費，中國糧食浪費也同樣驚人。上海每天倒掉2000噸食物，北京是1600噸。據估計，中國每年浪費的食品價值超過2000億元，可提供約2億人的口糧。浪費可以說是全民性的，并不局限于富人或者官員的公款消費。據中國農大某教授的抽樣調查，大學食堂所賣出的飯菜，有1/4～1/3被倒掉。曾經聽到某農民朋友的直言，“如果大家都這么浪費，如此造孽，那么不得不吃轉基因或者農藥高殘留的農產品難道不是活該嗎?”確實，如果浪費能夠減少一半，需求減少到適量，無論對國內生產者，還是國際生產者，我們才能有底氣對他們提出提高質量的要求。

　　以大豆為例具體分析。全世界大豆產量目前大概是2.5億噸左右，在世界大豆市場上交易的大概是1億噸。其中中國2012年進口5838萬噸，基本占 60%。作為最大的進口國，中國可以說是毫無議價權/話語權。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消費增加太快，國際上新增的大豆產量，都被中國毫不猶豫地吞下，以滿足其無理性擴張的巨大胃口。試想，如果中國的人均食用油消費從每天56克下降到營養學推薦的每天不超過30克(下降40%以上)，人均肉類消費下降到日本人均水平(下降15～20%)，對大豆的需求當然會相應下降。國際大豆市場會因供應過剩，從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中國作為最大的買家，這個時候就有話語權了，因為美國/阿根廷/巴西等出口國這時都得求著中國買大豆了。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就提要求了：

　　第一步，可以建立草甘膦等農藥殘留標準和檢測，殘留超標的不予進口。

　　第二步，可以進一步提出優先進口非轉基因大豆。

　　第三步，中國大豆產業也可以因此走出去，為愿意種植非轉基因大豆的國家和農民提供種子以及其他服務。

　　在2011年4月28～29日，在中國環保部主辦的“轉基因生物安全國際論壇第四次研討會”上，來自玻利維亞政府部門的一位專家就提到，玻利維亞有大量有待開發的閑置土地，只要中國愿意買，他們也愿意為中國種植非轉基因大豆，甚至更高要求的有機大豆。作為一個幾乎沒有大豆種植傳統的國家，玻利維亞的大豆產業80年代從零開始，90年代后期開始加速發展，現在當地大量農民種植的是經由巴西傳入的轉基因種子。同為拉美國家的阿根廷轉基因大豆全面推廣后，除草劑濫用帶來了巨大環境和健康代價(阿根廷除草劑使用量從1990年的900萬加侖狂漲到現在的8400萬加侖，抗農達轉基因品種的推廣是最大的原因)，所以玻利維亞政府并不愿意鼓勵轉基因大豆的種植，還為此專門建立了一個2500萬美元的項目鼓勵常規非轉基因大豆的種植。然而，南美市場上缺乏對非轉基因大豆的產業化技術指導和其他服務，所以該項目的執行水平非常有待提高。而這個正是中國大豆產業應該而且可以抓住的機會。

　　有反轉人士提出了“寧死不吃轉基因”的激烈口號。可惜，光靠喊口號喊不出糧食來。無論是痛罵決定轉基因大豆和玉米進口的相關人士，還是“寧死不屈” 的表態，都于事無補。短期內停止大豆等轉基因農產品的進口，只會造成市場短缺甚至社會動蕩。然而，如果每個消費者都從自己做起，減少浪費和過度消費，中國作為最大的買家，在國際市場中就能有更大的話語權，對我們需要的進口農產品提出減少農藥使用量，非轉基因等更高質量要求。我們需要的，不是任何人“寧死不吃”的口號和姿態，而是需要更多的人從減少浪費和過度消費這樣的小事做起。這件事，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做起，從當下做起。

　　中國農業長期以來一直強調開源、增產，在當年生產總量和消費都比較匱乏的情況下是適用的，但現階段已經到了開源和節流需要同時并重的時候了。有關部門某些人士在轉基因食品安全和生物安全等問題尚有巨大爭議的時候急于推廣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種植，巨大增產壓力下病急亂投醫只怕也是原因之一。長期研究多種疾病與膳食關系的營養與食品安全專家陳君石院士一直呼吁，“以植物性膳食為主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千萬不能丟棄。”在廣大人群中宣傳正確的營養學觀念，不再盲目追求更多的肉、蛋、奶、油，建立正確的“吃得好”觀念，刻不容緩。這是保障農業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民健康的需要。

　　對轉基因農產品的監管

　　當然，從歷史經驗看，希望大量人口改變不健康不合理的消費習慣，顯然需要長期的努力。那么，短期內就任憑轉基因農產品無序泛濫嗎?也不是，從監管方面，政府也應該有所作為，讓民眾放心。平心而論，中國對轉基因的管理規范從世界范圍來看還是相當嚴格的，雖然遜于歐洲，但比美國更嚴格。然而，執法層面需要提高的空間很大。比如，盡管轉基因水稻2009年才拿到農業部的安全證書，但早在2005年湖北省就發現上萬畝違規擴散的抗蟲轉基因水稻。湖北省農業廳點名三家企業(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漢禾盛種衣劑有限責任公司和華大新技術研發公司)擅自擴大制種，其中華大新技術研發公司是華中農大下屬企業，而武漢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由張啟發教授擔任首席執行官。發現違規轉基因作物后，政府補救措施還是相當到位，每畝補償農民四五百元，上萬畝水稻全部鏟掉。然而，有關科研人員知法犯法，卻并未受到任何實質上的處罰，讓人不得不擔心比美國更嚴格的管理規則是否只是存在于紙面上。目前國內關于轉基因水稻商業化的爭論中，不少民眾對轉基因科學家種種說法抱懷疑態度，不是沒有原因的。

　　對國內已經大量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和進口量也在快速增加的轉基因玉米，也需要加強監管，包括：

　　1. 嚴禁種植，以保證國內的非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品種不受到可能的污染。

　　2. 盡量用于養殖業。筆者就相關問題專門咨詢了大豆協會專家劉登高，他表示，除了養殖和食用油，國產非轉基因大豆雖然產量不斷下降，在現階段還是能夠滿足直接食用和豆腐、豆芽、豆漿、大豆蛋白粉等主要大豆產品的需求。同時，就連轉基因農產品管理最嚴格的歐盟，也同樣進口不少轉基因大豆用于養殖業。由于出口大國美國/阿根廷/巴西轉基因大豆種植比例都在80%以上甚至更高，短期內國際市場上的買家確實都別無選擇。上文已經提到要想改變這個現狀的長期努力方向。

　　3. 對用于人類直接消費的轉基因農產品，必須嚴格標示，讓消費者有充分的知情權和選擇權。比如可以對照歐盟標準，有0.9%以上轉基因成分就必須標示。對違規企業嚴格處罰。

　　對于已經在國內大量種植的轉基因棉花，盡管不是糧食作物，但監管同樣重要。畢竟，如果因為管理不當而出現超級害蟲/超級雜草等生物災害，受害的將不僅僅是棉花。在2011年4月28～29日的轉基因生物安全國際論壇第四次研討會上，吳孔明院士就提到，目前國內市場上的抗蟲棉品種繁多而雜亂，其中既有抗蟲基因表達水平高的，也有不少抗蟲基因表達水平低下的——他建議此類品種應該禁止上市。正如抗生素的濫用容易引發細菌的抗藥性，抗蟲基因表達水平低下品種的種植抗蟲效果有限的同時容易催生害蟲的抗性，應該加強監管制止這種對轉基因技術的濫用。

　　結語

　　轉基因問題無疑是國內目前關于農業的最熱點問題。但無論民眾和政府，都不應該局限于這個問題，而是當把眼光放長放遠到農業的長治久安這個更本質的問題。美國著名農學家，優秀民生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獲得者Wes Jackson曾經說過大意是這樣的話：“自從人類發明農業以來，我們就從來沒有把農業完全弄對過。”人類農耕超過萬年，至今尚沒有完美的農業模式，我們仍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在新的挑戰下理論和實踐結合，不斷改進改良。

　　20世紀的農業綠色革命，前所未有的養活了全球大量人口，但其帶來的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也更加凸顯了現有農業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所以，在2008年 4月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報告發布之際，評估主席羅伯特•沃森強調，堅持老路不是可行的選擇，現有農業體系必須深度改革。而當時愈演愈烈的全球糧食危機，為這個結論做了真實而沉重的背書。

　　2011年10月糧農組織發布了題為《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2011》(2011年世界糧食不安全狀況)的報告，預測將來一段時間內世界糧價都將在高度波動中走高。歐盟的一項研究預測，由于需求上漲/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等多種因素，到2030年國際市場上大宗糧食產品價格可能翻倍。在嚴峻的現實面前，如何結合本國實際，采取切實措施保證糧食安全，保障小農生計，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當務之急。

　　所幸的是，本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始終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尤其過去四五年里惠農措施越來越多，取消農業稅，農田糧食補貼，對農村醫療、教育的投入快速增加，等等。2012年的一號文件，深刻闡述了我國農業面臨的挑戰和政府的積極應對。

　　同時，糧食安全既然是公共品，除了政府和農民，還需要每一個消費者承擔自己的責任，為我們長期的糧食安全買單。從過去30年的物價指數來看，糧價和農產品價格上漲遠遠低于CPI上漲幅度，這其實是對農民的隱性剝削。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09年三大糧食作物每畝平均利潤僅192元——其中稻谷每畝 251.20元，小麥150.51元，玉米175.37元，也就是說一家十來畝地種一年的收入不如打工一個月的工資。這種狀況如果繼續下去，那么，20年后誰來種糧的問題也并不是杞人憂天。為了緩解這個問題，中國政府自從2008年以來極大地提高了對主要糧食品種的價格支持和補貼，以至于出現了原糧和產品糧倒掛、產銷倒掛、國內外倒掛等反常現象。但是，對于花費了大量財政補貼和生態代價得來的糧食，有些消費者卻并不珍惜。

　　隨著種田成本上漲和勞動力成本上漲，糧食和農產品價格適當上漲理所應當。對于這個問題應當從三方面說：

　　第一，糧價上漲可能對低收入階層比如城市低保人群有所沖擊，政府可以通過定向補貼的方法解決，比如提供購糧補助金、食品券，或者定向供應平價糧等方式。

　　第二，中國目前肥胖人口達3.25億人，糧食浪費量巨大，據估算可供2億人的口糧。這些事實和數據表明，低收入階層之外的大量人口應該而且能夠承擔得起更高的糧價和農產品價格。

　　第三，食品價格上漲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在流通領域，尤其是進城“最后一公里”，政府想要控制食品價格和CPI應該在這方面下功夫。給農民的地頭收購價，應該而且必須提高。我們對農民的同情，不應該停留在廉價的口頭表述，而是真正尊重農民的勞動，為農產品支付合理的價格。

　　只有在農民、消費者和政府三方的共同努力下，農業的長治久安才有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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