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另類史鑒——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觀察》 第一章 私有制的形成

　　1.3分工，一把雙刃劍

　　在中華大地上，迄今發現最早的舊石器時代遺址是安徽繁昌人字洞遺址，距今約200—250萬年。距今9000—12000年間，發現了以河北徐水南莊頭、江西萬年仙人洞及吊桶環、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為代表的早期新時期時代遺址，新石器時代延續至距今3000年前。

　　不到2萬年的新石器時代，人類的生產力爆炸性地增長，新技術、新材料、新資源不斷出現(見表一)，生產力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長達20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

表一：考古遺址發現的新出現事物

　　生產力的發展與分工的深化相互促進。事實上，在中國分工很早就出現并發展了。何茲全在《中國古代社會》一書中指出：

　　“商代的手工業已相當發達，分工也相當細致。從遺存器物和文獻記載看，當時的手工業部門已有冶銅、制陶、制骨和玉石器等，其中青銅器冶鑄技術已具很高的水平。由制作精細技藝高超看，從事制作的手工業者一定是專業化的，冶煉制作場所的規模也是相當可觀的。”

　　他還進一步指出：

　　“周滅商后，曾把商族一氏族一氏族的分給貴族，如分康叔殷民七族，分給伯禽殷民六族。這些氏族中，有以器物名稱命名的。如分給伯禽的六族中有索氏、長勺氏、尾勺氏，分給康叔的七族中有陶氏。索、勺、陶，都是器物。這使我們想：商的手工業者，很可能是些專業氏族。”

　　《周禮•天官冢宰》記“大宰之職”之一是：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谷。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可見那時就有了相當系統的分工，工業、商業都已開始萌發。以后管仲的四民分處、分治的政策，恐怕是專業氏族的遺跡。

　　《周禮·考工記》(注：多數學者認為系齊國稷下學宮學者編纂)，則記錄了工業內部的分工，包括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類、30個工種。

　　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換，商業必然發展起來。對工、商業的分工，周人已有清楚的認識：“工攻其材，商通其財”，并意識到專業化的意義“業而分專，然后可以成治”，農、工、商三業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商不厚，工不巧，農不力，不可成治”(《逸周書·程典》)。

　　玉器業、冶銅業相繼出現，為保障農業生產，社會必須掌握歷法、建設排灌系統。凡此等等，勢必導致一個掌握某種專業技能的群體出現。

　　前已描述了“大道既隱”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分工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中華文明史上，春秋時期的管仲與仲尼(孔丘)是兩個繞不過去的人物。

　　宋人唐庚在其《唐子西文錄》中記載：“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沒有仲尼，歷史就是一片黑夜。而仲尼這樣評價管仲：“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沒有管仲我們至今還是野蠻人。與其后人對仲尼的評價何其神似。

　　可見兩位都被后人視為中華文明中具有開創性的人物。作為開創性的人物，他們不可能不注意到分工的意義，然而兩位有著相當不同的觀察視角。

　　管仲一方面從社會角度觀察分工：“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管子•五輔》)，他指出：這五個方面各有職能，需要各自專注，才能有效履責，“凡此五者：務之力也。夫民必知務，然后心一，心一然后志專，心一而意專。然后功足觀也。”(同上)

　　另一方面，他從經濟角度觀察分工，農民的專業能力在于“審其四時”、“備其械器”、“深耕均種疾耨”和“別苗莠”等;工匠的專業能力在于“辨其功苦”、“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陳以巧”等;商人的專業能力在于“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還要會“料多少，計貴賤”等(《管子•小匡》)。

　　對分工的強調導致了他“四民分業”的政策，令士、農、工、商分職業居住，“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國語•齊語》)他認為這樣的安排可以穩定專業分工，不致見異思遷，保證職業技能的傳承與提升，使各業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管子·小匡》)，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繼承專業能力。基于這樣的認識，管仲將齊國分為21個鄉：“管子于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其中“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國語·齊語》)可見工商業約占近三成的勞力。

　　顯然，管仲是從專業化與效率的視角觀察分工的。被我們的主流學者視為教主的亞當•斯密，不過是管仲兩千多年后的學生(注2)。從這個視角可以理解表一展示的，生產力的加速發展，可以解釋生產力的發展與分工的深化相互促進，呈指數提高的現實，卻難于解釋“大道既隱”導致的，無休止的社會亂象。

　　(注2：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是在重農學派的思想影響下寫成的，據有關資料記載，斯密與魁奈、杜爾閣等人交往甚厚，經常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1907年，法國學者維吉爾•皮諾發表《18世紀的重農學派與中國》一文，承認重農學派受到中國的極大影響。1923年德國學者賴希魏在《18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一書中，斷言魁奈等人的重農學說的思想淵源，不是如人們所宣稱的為古代希臘人，而是古代中國人。重農學派的經濟思想受到了中國古代諸子思想的深刻影響，這已在中外學界形成了共識。很多人都注意到，《國富論》對分工的分析思路與管仲如出一轍。基于對分工的分析，兩人都得出了在經濟上自由放任和發展國際貿易的政策。但斯密堅持完全的自由放任，而管仲則看到了問題的另一方面：

　　“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在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的引導下，大批人口必然“舍本事而事末作”。這勢必導致“野與市爭民”。為此必須“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管子•治國》)即使各行業經營效益接近。通過利益分配關系的平衡，控制人們追求工商之利的行為，以保護農業的穩定發展。所以管子主持的政府采取“務本飭末”、“禁末作文巧”的政策。在研究深度、全面性和可行性方面，兩人的差異自不待言。)

　　隨著村社結構的瓦解，商人漸漸成為一股相對獨立社會力量。孔子的門生子貢曾經經商于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商人不但聚集了巨額財富，還深深地卷入了官場事務，其中最著名者莫過于呂不韋,以經商起家，直至操控秦國。于是，社會的高層出現了官、商兩股勢力。官依仗暴力統治社會，而商倚仗財富同樣可能統治社會。

　　如此明顯的社會現象，啟發仲尼從另一個視角觀察分工。

　　仲尼對分工的觀察，有強烈的兩分法色彩。“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顯然，他注意到當時的社會中存在兩大類人，一類是君子，一類是小人。一段眾所周知的對話，顯示了他心目中最重要的社會分工：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論語•子路》)

　　仲尼注意到，社會上最大的分工是“上”、“下”之分。為農、為圃僅是“下”者內部的分工，而“上”者需要關注的是“禮”、“義”、“信”。所以，君子靠祿生存，關注道、德、刑;小人土里刨食，餒在其中，只能關注眼前利益。君子的要務不是把自己變成具有某種專門技能的人員，而是使小人時常處于“莫不敢”的狀態，是以“君子不器”(《論語•為政》)。何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經·系辭上》)。

　　顯然，“上”、“下”分工的基礎在于治理與供養關系，而不是管仲強調的專業與效率。孟子將這一關系精煉地總結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shì] 供養)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注意“天下之通義”!可見孟子已將這種關系視為幾何公理、“普世價值”。

　　到西漢文帝時，晁錯觀察到，當時已經是：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晁錯《論積貯疏》)

　　在現實中，財富的生產者早已受制于財富的轉移者。對帝國而言，其后果是嚴重的：“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而農人流亡意味著天下大亂。官方習用的手段是法律，然而與商業手段相比，法律顯然是乏力的：“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

　　顯然，早在先秦、西漢時代，中國的精英集團就意識到了哈耶克提出的問題：財富控制權利，還是權力控制財富?作為官方，選擇重農抑商就不可避免了。但事實上，官家又離不開商人。一方面，官僚體系根本不是一個適于經商的體系，客觀上需要有一個高效率的系統來完成社會的交換;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個具體的官僚，結交商賈，借此斂財，方能有效地完成其“自我實現”。

　　于是，官商之間既爭斗，又勾結的局面貫穿著整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而作為人口多數的財富生產者，其生存的全部意義，僅在于為這兩個集團貢獻財富。

　　比較管仲與仲尼，無疑仲尼的視角更能揭示社會的“主要矛盾”。前述制定歷法與規劃指揮治水，正是“勞心者”的專長。誰掌握了這樣的能力，誰就會被眾人仰賴，視為神人，從而擁有公權力。由此可見，公權力基于社會必須的公共事務，歷法和治水告訴我們，除了剩余產品外，階級分化的另一個條件是：精英集團壟斷社會公共事務，

　　掌握公權力的人群有兩個共同的特點：其一，相對于社會全體成員，他們的人口極少，否則有限的剩余產品無法養活他們;其二，他們擁有社會多數人難于掌握，但對社會公共事務卻非常重要的技能，是社會的精英群體。

　　由于生產的剩余產品少，不足以讓多數社會成員脫離艱苦的勞動，而有暇學習，以掌握相關技能;統治階級則有可能把握知識資源。在春秋以前，一直是“學在官府”，能否上學就成了一個重要的階級分化機制。在這個意義上，或許能對培根的命題“知識就是力量”，產生別樣的理解。直到今天，教育系統依然扮演著階級分化器的功能：原來看不出明顯差異的孩子們，經教育系統的篩選，由不同出口進入社會。從一流大學出來的，有很大的概率成為政、經、學界人士，此下則等而下之，沒能進入大學的，最可能成為簡單、體力崗位的求職者，而中學沒畢業的，連求職都困難。

　　所以，在中國人的價值準則中，一個根深蒂固的信條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說它是“普世價值”一點也不夸張。時空距離遙遠的古埃及，居然有幾乎一模一樣的觀念。古埃及的教諭文《對各種職業的諷刺》描述了石匠、金匠、銅匠、木匠、農民、珠寶匠、理發師、蘆葦工人、陶土、磚匠、賣酒人、在紡織屋工作的人、制箭工人、商旅、燒爐工人、皮革匠、洗衣工人、捕鳥者、漁夫等二十個職業的悲慘處境。有如此眾多的職業，表明當時的分工已經相當發達，這既是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又是其結果。然而生產力的發展，對這些在一線創造財富的人們了無意義，他們的生存狀態簡直是生不如死。由此，文章的結論是：

　　“你看，沒有職業不被人監督，除了書吏，他就是自己的老板。

　　只要你學會了寫字，你就會過得比我上面提到的人都要好。書吏代表了官方和獨立，農民不可能對他們說：別看我。為了把你送到南邊的官邸，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對你的愛。學校對你十分有用，早一天學會寫字，你就早一天離開上面的行業。”(《對各種職業的諷刺》載于《世界古代史資料選編》，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

　　用我們熟悉的語匯，這就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之所以“高”，是因為“學而優則仕”。所以公務員考試競爭越演越烈，以至于中央組織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09年11月發布了《公務員錄用考試違紀違規行為處理辦法(試行)》，嚴厲打擊作弊行為(《我國重拳懲治公務員考試違紀》2009-11-25長江商報)。

　　深圳新聞網2012年10月17日發布的一則調查顯示：有81%的網友認為公務員的社會地位處在最高級別，這反映了官僚群體的現實社會地位。在選擇報考公務員的人群中，有65%的網友坦誠升官發財，實現自身的人生追求與政治抱負是自己報考的最大原因，另外27%的網友則認為公務員的福利待遇好，風險低，工作舒適穩定。這反映了選擇入仕者，主要動機是追逐私利。72%的網友認為公務員考試競爭太過激烈，從而放棄報考。(《調查顯示公務員考試競爭過烈 嚇退七成網友》2012-10-17 深圳新聞網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2-10/17/content_7295752.htm)

　　兩個時空差距如此遙遠的文明，竟有如此的共鳴，難免讓人想起一個時髦的詞匯“普世價值”。

　　當時的精英們一定認為，他們代表了先進的“文化”，而那些蕓蕓眾生只代表了落后的“文化”，甚至與“文化”無緣—根本就不識字。然而，在史學家看來，這種明顯分裂，兩相對立的狀態才是一種“文化”---一種社會存在方式。精英們的“先進”建立在蕓蕓眾生的麻木、愚昧、被奴役之上，二者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至此，等級社會確立，精英集團與社會大眾的分化確立，治理與被治理、供養與被供養關系確立，人類進入了“文明社會”。

　　“文明社會”中，分工一方面促進了生產力迅速發展，相對于此前的“大同社會”，物質財富極大涌現。然而另一方面則促成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廣大社會成員所得的是艱辛的勞役和低下的社會地位，社會的物質財富主要匯集到精英集團手中。

　　如在距今4300年—3900年間的陶寺遺址，占墓葬總數約1%的幾座大墓每座均出土一、二百件隨葬品，其中包括有鼉鼓、石磬、土鼓、龍盤等禮樂重器以及成組木器、陶器和玉石器。幾十座中型墓也有較豐富的隨葬器。上千座小墓隨葬品則十分貧乏，有的甚至一無所有。幾類墓葬顯然已經體現了一種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1期)。

　　又如從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隨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玉器象征財富，玉琮象征神權，玉鉞象征軍權。在浙江的反山、瑤山、匯觀山等等貴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臺，貴族墓大都具有寬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別是隨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禮器。與其相對的則是如徐步橋、千金角、平邱墩、吳家埠、廟前等遺址所見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們不具有專門的營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圍，墓穴狹小，隨葬的只是簡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裝飾用玉飾件。

　　為了維持這種高度分化的社會秩序，良渚的精英集團“城郭溝池以為固”，建立起東西長約1500～1700米，南北長約1800～1900米的良渚古城。其城墻底部寬度達40～60米。與之對比，我國現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間建造的西安古城墻，底寬18米，頂寬15米。

　　早在新石器時代后期，當時掌管社會公共事務的精英集團，已經使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經濟狀況遠遠離開了社會大眾。由此我們看到了精英集團的兩重性：一方面，他們承擔著必要的社會職能;另一方面，他們把自己變成了社會上的寄生群體。這是一個社會公共事務管理職能異化的過程。史實無數次地告訴我們，這一過程的結局是災難性的。

　　1.4慘痛的教訓：從盛世到覆滅

　　陶寺遺址屬典型的龍山文化，其早期有一座約1×0.56km2的城池，為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城址。其中有宮殿區和貴族居住區。

　　到了中期，早期城址被擴建到1.8×1.5km2，原宮殿區和貴族居住區繼續使用，在城垣外東南部，又建了一10萬平方米的小城，城內有宗教祭祀區和貴族墓地。大、小城共計2.8km2，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到早期的5倍。

　　陶寺出土的龍盤、鼉鼓、特磬、土鼓、彩繪木案、俎、匣、盤、豆、玉石鉞、瑗等已有后來的帝王陵出土物的神韻，被學者稱為“有王者之氣”的文物。可見陶寺文化的經濟實力與政治權威之鼎盛。

　　前述“觀象臺”證實陶寺文化擁有在當時很高超的天文學知識。在6座大墓中發現了四五件“倉形器”，學者們分析，這是繅絲工具“榬”的代替物，而繅絲在當時則代表了先進的生產技能和高度的經濟水平。

　　更為驚人的是，在陶寺遺址中發現了一些銅器，是在東亞地區發現的最早的銅器，表明了冶金技術的進步。其中一個是紅銅鈴形器。

　　圖9：陶寺：紅銅鈴形器

　　鑄造這種腹腔中空的容器，不同于冷鍛或鑄造實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裝飾品，它需要用復合范，也即兩塊以上的范，才能造出中空的器具。考古學家還沒有在二里頭之前的龍山時代，發現一件完整的銅容器。而陶寺銅鈴則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復合范銅器。它的出現表明，陶寺文化擁有著當時整個東亞最先進的生產力。

　　然而，陶寺文化進入晚期后，迅速衰亡。令人震驚的是，發現了明顯的暴力跡象。

　　“晚期灰溝HG8里出土6層人頭骨，總計30余個頭骨;另有散亂的人骨個體約40-50人，其中以男性青壯年為多，在灰溝的第3層還出土一具35歲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頸殘害致死，并在陰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曹兵武《從陶寺遺存看中國早期國家之形成—中國早期文明研究札記之五》2007-10-27中國經濟史論壇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4130)(見下圖)

　　圖10：陶寺遺址：被殘害致死的女性骨架

　　2005年陶寺遺址發掘的4座中期大墓均在晚期遭到徹底的搗毀，“墓主人的尸骨、棺槨、隨葬品被隨處拋棄。從遺址第3層還出土有不少隨葬品的情況看，當時毀墓拋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盜掘古墓、追求昂貴的隨葬物品，而是對墓葬主人所代表階層的一種切膚之痛的報復行為。”(王曉毅、嚴志斌:《山西搶救性發掘陶寺墓地被盜墓葬》，《中國文物報》2005年11月9日1版)。

　　這告訴我們，盛世的背后是尖銳的社會矛盾、怨毒的社會仇恨，和同歸于盡的社會沖突。這讓人們想起《竹書紀年》的記載，夏桀“筑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民眾陷于困厄，指著太陽咒罵夏桀：“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從時間上看，陶寺文化晚期正對應夏代晚期。

　　時空距離遙遠的古埃及，同樣經歷了由盛轉衰的歷程。

　　古埃及創造了輝煌的科學技術成就。古埃及人在公元前2787年(比我們的黃帝還早兩百多年)創立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太陽歷，這個歷法全年365天，只有1/4天的誤差。由于尼羅河水每年泛濫之后須重新丈量和劃定土地，古埃及人在幾何與數學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他們使用10進制記數法，他們已認識到圓周率的存在，其使用的數值，誤差不到0.6%。他們能計算矩形、三角形、梯形和圓形的面積，以及正圓柱體、平截頭正方錐體的體積。能解一元一次方程和一些較簡單的一元二次方程。

　　公元前2700年，古埃及人就造出了長達47米的船。公元前1600年發明了制造玻璃的技術，陶器、亞麻織物、皮革、紙草(用于書寫)技術也都達到了很高水平。曾經出土了一塊第一王朝的亞麻布殘片，其經緯線密度達到了每平方厘米63×74根。從一些年代久遠的圖畫中可以看出，他們曾經使用一種比較簡陋的臥式織機，后來又出現了一種由兩人同時操作的立式織機，由此可見其技術持續進步的歷程。這些當年的高技術無疑使古埃及擁有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了當時最先進的文明。在這個文明中，大量的技術資源被投入建筑業，古埃及人建立起了至今仍震撼人心的金字塔、神廟和獅身人面像。

　　然而，精英們的天堂并不穩固，據信是新王國第19王朝時寫成的《伊浦味陳詞》描述了這樣令人驚心動魄場面：

　　“看啊：那疆土無邊的國家所隱藏的奧秘，已經為人所知。國都，它已在頃刻之間遭毀。”“上下埃及之王的神秘已為眾所共知。國都已被貧窮之人所擾亂。一切人都在力圖煽起內戰。抵抗已無可能。國家，它已被一伙強盜所束縛。”“國家在其無能為力之中，就像收割以后的亞麻田一般”

　　“(官吏)已被打死。他們的公文書被拿走了。”“所有的公務員，他們都好像失去自己的牧人的受驚的畜群一般，已經不在其位了。”“檔案庫也被打開了。檔案庫中的租稅公告表也被偷竊，奴隸已變成奴隸的所有者了。”“計算收成的書吏，他們的登記簿也被毀了。埃及的谷物已成為共有的財產。”

　　“審判廳的法律紙卷已被拋出，在十字街頭，人們就在哪紙卷上行走了。在街上，窮人碎裂那紙卷上的印章。真的，貧窮之人已達九神(注：古埃及的九大神集團，包括太陽神和他的四子)的地位，(因為)那三十官家的公務管理已經失去它的隱秘性了。真的：那宏大的審判廳已經成為一個任意出入的(場所)了。窮人進出那宏大的宮殿。真的：貴人的兒女被趕到街上去了。”

　　“士兵就象強盜一般，向著商人的袋子奔跑。那……的全部財產都被盜竊了。”

　　“貴族陷于悲哀，而庶人則感到喜悅。每一個城市都說‘讓我們打殺我們中間的有力者(富有之人)吧’”。“貴人饑餓而陷于絕望。奴仆們卻受到服侍。”

　　“黃金、琉璃、白銀、孔雀石、肉紅玉髓、伊布赫特的石，都掛到女奴隸的頸上去了。貴婦人在國中流浪。家庭的女主人都說：‘啊!但愿我們有什么可以吃的東西啊’”

　　“貴族的孩童被摔在墻壁而死。可愛的兒童被拋到高地上去。”“真的，那些本來躺在涂膏防腐場地的人們，他們現在已被拋到高地上去了。涂膏防腐的秘密已被揭穿”

　　“富裕的人去做手推磨的工作。那些本來穿著精美麻布的人們，他們現在卻遭到木棍痛毆。那些本來見不到白晝(光輝)的人們，他們現在卻自由自在地出現。”

　　“谷物被毀滅在一切的道路上了。人們沒有衣服、油脂和奶油。所有的人都說：什么都沒有了。糧食被毀了。守倉的人被打翻地上去了。”

　　……

　　(《伊浦味陳詞》載于《世界古代史資料選編》，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年)

　　事實上，古埃及共經歷了31個王朝，王朝的最長壽命為247年(第十八王朝)，最短壽命為6年(第二十八王朝)，平均99年。

　　回到中國，前引《禮記·禮運》篇中，記載了“大道既隱”后，人們對“小康”的向往。而現實是：春秋從公元前770年周平王遷都到公元前403 年韓、趙、魏三家分晉，共367年，有43名君主被臣下或敵國殺，52個諸侯國被滅，有大小戰事480多起。戰國從韓、趙、魏三家分晉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公元前221年)，共182年，是所謂戰國七雄爭奪殺伐的年代，據劉向記載，此時的政權共有22個--“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哞爭權，蓋為戰國。”(劉向《戰國策》)這戰亂的五百多年間，有何“小康”可言?

　　秦以后到民國之前，共出現了104個全國及地方性政權。其中十六國時期的后匈奴王國壽命無考，21個政權壽命不足1年，其余82個政權的壽命分布見圖11：

　　圖11：秦以后政權壽命分布

　　(注意：縱軸為指數坐標)

　　壽命最長的是唐(289年)，比古埃及最長壽的第十八王朝(247年)略長。壽命超過200年的僅5個：唐、明、清、西漢、遼。壽命在100到200年之間的有7個：東漢、西夏、北宋、南宋、北魏(北朝)、金、東晉。壽命在50到100年之間的有14個：元、吳越(十國)、前仇池王國(十六國)、南漢(十國)、前燕(十六國)、宋(南朝)、后仇池王國(十六國)、前涼(十六國)、荊南(十國)、梁(南朝)、楚(十國)、閩(十國)、吳(三國)、西晉。

　　綜上所述，只有約1/4的政權，其壽命超過了50年。考慮到一個政權前期的磨合，后期的衰朽，即使我們將“小康”的定義放寬為政權平穩運行、沒有大的社會動蕩，它也只能在這1/4的政權生存期內尋找。以壽命最長的唐為例，在其存續期間，既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可稱小康的時期，也有“韋后當權”、“安史之亂”、“牛李黨爭”、“黃巢起義”等亂世。

　　再考慮到103個政權中，有3/4壽命不足50年，更有40個(38.8%)壽命不足10年，36個(35%)壽命不足5年。可見朱熹說“千五百年之間，俱是架漏補遷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實在是對歷史的貼切描述。

　　歷史不厭其煩地展示：精英集團邁向“盛世”的過程同時也是其數量和欲望膨脹的過程，與之相伴的則是其履行公共事務能力衰敗的過程。這兩個過程早晚將社會大眾逼到“不反待如何?”的地步，接著就是王綱解紐，天下大亂，經濟崩潰，人口銳減。精英集團的下場往往是“天街盡踏公卿骨”“朱門甲第無一半”，這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整個社會卻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社會動亂中，“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蒼天已死，黃天當立”之類，成為推動造反集團的精神動力。每次王朝更替都大量殺傷原有精英集團的成員，同時將原來蕓蕓眾生中的一小部分勇敢分子送到新精英集團的位置上，而社會結構依然故我。短者數代，長者十余代人后，“打江山、坐江山”的新精英集團就退化得腐朽無能、貪得無厭，再被“新新精英集團”打翻在地,國家再一次血流成河，社會再一次倒退回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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