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下半年，我訪問過蘇聯，曾直接觀察到蘇聯解體過程中的若干情況。近幾年，我根據當時的見聞和大量的歷史資料，對蘇聯解體這一本世紀中重大的歷史事件作了一次系統的分析。我寫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書概括了這個研究成果。這本書以翔實的資料說明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等國在試圖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過程中給國家和民族帶來的災難。現在關于蘇聯解體的解釋，西方有個主流觀點，它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計劃經濟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蘇聯的計劃經濟就開始崩潰了，所以，蘇聯別無選擇，只有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第二，這是蘇聯人民的選擇。在社會主義國家，一旦給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會提出廢除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制度。

    蘇聯是進行社會主義試驗最長的國家，曾取得過舉世矚目的成就。用上述觀點來說明解體的原因，在我看來，是缺乏說服力的，因為這不符合歷史。讓我們回顧一下歷史。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于1928年，從1928年至1975年大約50年時間，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們不管用蘇聯官方的統計數字，還是西方資料，都可以證明這一時期蘇聯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而蘇聯經濟發展的前提是“實現最大的社會公正”，在這一點上，恐怕資本主義國家是做不到的。由于實行了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早在1940年前后，蘇聯就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建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西方有個統計，30 年代蘇聯工業機床進口量的比例曾達到85％－90％，二戰開始后，全部由國內自己生產，極大地促進了工業化和技術進步。從1950年到1975年，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4.8％，而美國同期的增長率為3.3％。西方的統計還表明，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國家。當然這不等于說，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存在問題。

    從1975年到1989年，蘇聯經濟發展速度開始放慢，這是相對于前幾十年而言，并沒有崩潰。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是1990年夏開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蘇聯經濟體制的內在矛盾引起的。1990年3月，葉利欽當選為當時蘇聯范圍內最大的俄羅斯共和國議會議員，同年6月，他通過一次驚人的選舉，當選為俄羅斯的主要行政長官。這時，葉和他的助手們開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壞國家的計劃經濟，導致國家經濟出現明顯下降，約為2％左右。1991年，葉領導的俄羅斯又在更大范圍內破壞中央計劃，他把俄羅斯稅收的絕大部分截留下來而不上交中央財政。當年，蘇聯經濟下降13％。可見，90年代初蘇聯經濟中出現的問題，根本不在于體制內部，而是人為破壞的結果。

    對西方主流觀點的第二方面我們怎么看？據我了解，1990年前后，為研究蘇聯改革的走向，包括美國民意測驗機構在內的許多西方國家在蘇聯進行了多次民意測驗，結果表明，支持實行資本主義的人在5％－20％左右，高達80％的人民都希望堅持社會主義。如1991年5月，美國一個民意測驗機構在蘇聯進行了一次一千人規模的民意測驗，其中一項內容是“你是否贊成在蘇聯實行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贊成。這樣看來，蘇聯公眾的大多數并不想取消社會主義而建立資本主義。

    下面是我從歷史事實出發得出的研究結論。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來自蘇共內部，我這里指的是為數十萬人左右的占據著黨政機關重要領導崗位的精英集團。正是這個精英集團企圖實行資本主義，以便他們享有更大的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所以我把書名定為《自上而下的革命》。我并不認這個精英集團的每個人都贊成資本主義，比如雷日科夫就與大多數黨的干部不同。我在1992年與他進行了一次交談，發現他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為社會主義改革最終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感到無比的痛苦。但在蘇聯精英集團內部，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是太少了。他們中的多數人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并且與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觀點的知識分子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聯盟。

    下面，我提供一項來自美國的調查結果。1991年6月，美國一個社會問題調查機構在莫斯科做了一個關于意識形態問題的調查，調查對象是掌握著高層權力的黨政要員。調查采取特定小組討論的方式，一般要同調查對象進行4－5小時的談話，通過談話以確定他們的思想觀點。分析結果是大約9.6％的人具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他們明確支持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會主義觀點，擁護改革，并希望社會主義實現民主化；76.7％認為應實行資本主義。作為一個在世界上存在最長、影響最大的社會主義蘇聯，黨的干部隊伍內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實在令人震驚。

    讓我簡單地分析一下這種現象。從1975年到1985年，蘇聯經歷了十年的平穩發展時期，此時蘇共黨內醞釀著一種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爾巴喬夫作為改革派的代表而當選為中央總書記。戈在改革初期試圖通過改革克服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來存在的若干問題，使蘇聯走上經濟、政治民主化之路。具體地說，就是政治上實行分權，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意識形態領域減少控制。這樣做的結果導致蘇共的權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發了黨內三種力量間的斗爭，一是要堅持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進行改革，二是要回到比較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三是有人公開主張用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葉利欽恰恰是第三種力量的代表，他當過政治局委員、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其言論和政治影響是巨大的。90年代初，葉當選為俄羅斯行政長官后，事實上形成了蘇聯境內兩個政權并列的局面，一個是蘇共控制的中央政權，另一個是葉掌握的俄羅斯政權。由于俄羅斯人口和領土面積的絕對優勢，葉逐步占了上風。根據蘇聯憲法，俄羅斯沒有自己的軍隊，葉不是靠軍隊的支持，他的基礎是蘇共黨內的那些主張搞資本主義的精英們。據我研究，70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的革命者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據蘇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盡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復官方的觀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的，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么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的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繼承權力和財富。我認為，葉利欽之所以能夠采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于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精英們的支持，從而也才能促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個叫尼庫拉亞夫的蘇共高級干部交談，他在世界上的許多熱點地區工作過，估計是個克格勃成員。我問他：“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時蘇共還存在。他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聽了感到不可理解。現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思想基礎問題。這里順便說一下，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并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比如切爾諾梅爾金，80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后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個人的財產。

    關于蘇聯解體事件，還有許多誘發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葉利欽和他的盟友們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這個斗爭。再就是黨和政府的媒體控制權落入了企圖實行資本主義的知識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圍繞議會選舉展開的各種斗爭。但從根本上說，是精英集團自身的問題。

    下面我想說明的是，為什么一個由黨的精英集團和城市知識分子組成的聯盟竟能不顧廣大蘇聯人民的反對而推行資本主義道路呢？我認為，在蘇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下，廣大人民確實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在政治上是比較被動的，缺乏政治權利。當精英聯盟要搞資本主義時，他們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來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當然，在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還是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他在各種公開講話中盡量掩蓋其真實觀點，不暴露準備建立資本主義的企圖，而是說要通過改革引入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的特權，這與一些公開講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的人比，無疑是一種最廉價的欺騙。

    社會主義的蘇聯解體了，這并不說明社會主義已經失敗，也不證明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優越。相反，要把一個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社會，最優越的制度仍然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已為1917年蘇聯十月革命后的歷史所證實。人民選擇社會主義，不僅在于更有利于社會發展，而且在于這個制度有利于實現最大范圍和最高程度的社會公正。蘇聯解體的教訓在于，一個由少數精英管理下的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過世，很難保證繼承者們不想通過實行資本主義而為自己獲得更多的好處。我相信，社會主義在經歷了一個長過程的發展后，會逐步解決上述問題，真正實現大多數工農群眾不僅有受教育的權利，有勞動的權利，還有直接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這樣的社會主義肯定比資本主義優越，而且必將作為一種持久的社會制度而存在。

    關于美國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有人認為由于里根時期大幅度增加軍費而迫使蘇聯也搞軍備競賽，結果把自身的經濟拖垮了。如果這是里根政府為了炫耀削弱共產主義的政績，那就無可非議。如果是對歷史負責，那么我就要告訴大家，據美國的資料顯示，80年代蘇聯軍費開支絕對數是增長較大，但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比例與50 年代是完全相同的。應該說，對蘇聯的解體，美國和西方確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代表的意識形態非常有效地滲透到了蘇聯知識分子和黨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研究了蘇聯經濟學家的思想傾向，并將其與英國經濟學家比較，發現他們更擁護市場化和私有化。其實，蘇聯經濟學家接受的不過是最簡單、最天真的19世紀的自由主義觀點。

    1985年，迫于蘇聯社會十年來日漸增長的社會經濟危機，蘇聯領導人著手開始改革。六年后，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土崩瓦解，在此廢墟上分解成俄羅斯和其它國家，并加緊建立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從危機到改革，從改革到崩潰，一步緊似一步。這是一個還相當年輕的社會制度，直到不久前看起來還很穩定，現在竟已面目全非。這在歷史上是非同尋常的。在正常情況下，一種社會制度只要在若干大國站穩了腳跟，除非暴力摧毀或者戰敗，從來沒有突然垮臺的先例。美國在三十年代所經歷的大蕭條顯然比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的蘇聯危機要嚴重得多，但是并沒有導致政治經濟崩潰。世界資本主義雖然在大蕭條中受了沉重打擊，但是所有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設法生存了下來，接受了改革，但并不觸動基本制度。　

    為什么1975－1985年的蘇聯危機以及隨后的改革嘗試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局？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對于全世界的左派都是至關重要的。無論你是否承認前蘇聯的社會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然而很多左派都承認，其中有社會主義的基本成分：生產資料公有制，經濟領域的計劃調節，保證充分就業，以及向工人提供一定范圍的社會經濟權利的福利。但是，高度集權的國家和經濟制度使社會畸形發展，沒有真正的公民自由，也不存在民主程序。這些畸形發展可以看作是非社會主義關系的存在引起的，有些來自資本主義，有些則是封建主義。　

    要解釋社會主義在前蘇聯的解體，就要分析1985年以后在蘇聯及其最大的繼承國俄羅斯改革的演變過程。改革所釋放的力量摧毀了社會主義制度，并且企圖通過目前的“休克療法”一舉建成資本主義。　　　

    改革是怎樣開始的？　

    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消極因素，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形成以后至七十年代中期，仍然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它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形成了一代高度教育程度的人口，工人享受高度的社會保障。有必要指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制度仍然能夠進一步縮小與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差距，蘇聯及其盟國已無可爭辯地成為美國及其盟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勢均力敵的對手，在包括科學技術和體育在內的許多領域顯示了巨大的成就。在 1975年誰要是說未來屬于社會主義，那是頗為言之有據的。　

    但是，七十年代中期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發生了轉折。從此以后，社會陷入了危機，經濟增長率下降，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技術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東西方之間的生活水平還有很大差距，社會崩潰的跡象與日俱增（犯罪，特別是青少年犯罪，酗酒，腐敗），國內的政治抗議活動在增長。在隨后的十年中，所有這些危機的征兆都更加嚴重了。因此，正是迫于日益深化的危機，戈爾巴喬夫才在1985年勉強當選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他并不隱瞞自己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他能夠戰勝比較保守的競爭對手，這表明最高領導層意識到只有嘗試某種新的出路才可能擺脫正在加深的危機。　　

    1987年，戈爾巴喬夫寫了《改革與新思維》，闡述了他對危機的分析及其解決方案。在這本書中，他羅列了蘇聯經濟的各種弊病，諸如原材料浪費，效率低下，技術陳舊和集權管理和僵化。戈爾巴喬夫指出，危機不僅資本主義有，“歷史經驗證明，社會主義社會也不能保證……不發生重大社會政治危機”。他指出，蘇聯危機的根源在于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所包含的缺陷，特別是“管理方面的過度集中，忽視人的利益的豐富的多樣性，低估人民在公共生活中的積極作用……”。戈爾巴喬夫認為，這種制度的根本缺陷是缺乏民主；出路就在于“社會一切領域的廣泛的民主化”。他強調，改革的結果是“鞏固社會主義，而不是用另一種制度來代替它”。　　

    如果分析一下戈爾巴喬夫的主張的具體的經濟改革措施，就會發現他并沒有一套前后一貫的方案，而是在兩個不同的方向之間猶豫不決。一個方向，是實行經濟制度民主化。包括企業的民主化和計劃制度的民主化。另一個方向是在經濟中引進更多的市場因素。　　

    所有現實世界中的現代經濟都是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經濟。沒有哪個制度只有市場或者只有計劃。至少在表面上，最初的改革計劃意在建設一種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計劃和民主的企業居于主導地位，市場只起次要作用。在這個最初的計劃中當然不會有鼓勵私有化的內容。事實上，戈爾巴喬夫寫道：“社會主義及其公有制基礎，為經濟進步提供了本質上無限的可能性。”但是，讓社會主義與市場相調和是不那么容易的，隨著改革的發展，改革計劃中的市場化因素日漸膨脹，越來越有影響，直至主宰了改革本身，于是，堅持公有制的初衷被放棄了，代之以推行“私有化”。不是改革社會主義和使之民主化，改革變成了以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過程。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改革變質的階級原因　　

    蘇聯解體及其轉變為資本主義乍看起來可以歸因于外部壓力，在社會主義者看來尤其如此。來自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在整個蘇聯社會的歷史上都存在。但是，恰恰是在蘇聯及其盟國最終實現了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軍事均勢、徹底打破了西方以武力征服滅亡社會主義的迷夢以后，這些國家走向了崩潰。無法想象，中央情報局連在美國大門口的菲德爾·卡斯特羅都消滅不了，竟有能力策劃把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搞垮。

    外部壓力始終是事態進程中的一個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因。本文的基本論點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嘗試導致了一個傾向于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社會集團和階級聯盟的形成。正是由于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民主性質，這個親資本主義聯盟才得以羽翼豐滿，利用改革引起的愈益混亂的政治經濟形勢，親資本主義聯盟奪取了政權，現在正企圖貫徹自己的意志。　

    改革一開始，最高領導層就面臨一個問題，怎樣使一個從未按民主方式運行過的制度民主化，又怎樣自上而下地實現民主化。第一步是實行公開性，也就是輿論自由，包括官方傳播媒介在內。公開性的目的是為預期的經濟改革創造條件。要發揮人民的主動性，要實現經濟制度民主化，要使人民投身于經濟改革之中，就有必要公開討論社會問題及其解決方案。公開性造成了大鳴大放的局面。

    公開性的發動者始料未及的是，公開性導致“市民社會”在蘇聯開始形成，五花八門的政治觀點紛紛在傳播媒介上亮相，政見各異的松散組織初步形成。民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社會主義，親資本主義的觀點，與其他觀點一樣，公開亮相。誰能用最刻薄的方式批評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誰就能博得許多人的同情。

    1989 年，當局著手進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全國以半自由的方式選舉了新的人民代表大會、一部分市政府和州政府，反對派在選舉中的勝利讓共產黨丟了臉，反對派公開批評共產黨，其中一些人公開批評社會主義，對于好幾代人來說，“社會主義”就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現存的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反社會主義觀點風靡一時，盡管絕大多數群眾所堅持的仍舊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

    蘇聯社會中的三個主要的社會集團擁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第一個，也是最弱小的一個，是新興企業家階級，經濟改革的起步給小型私人企業，主要是商業、服務業和農業企業，帶來了機遇。在蘇聯社會中原已存在著一個非法和半合法的商人階級，其中一些人非常富有。這個階級現在日漸壯大，并且有了一個比較合法的地位。他們開始組織起來，在公共事務方面積極爭取自身權益，他們的自身利益要求擴大私人企業的活動范圍并增加其行動自由。然而，直到當時他們還仍然是一個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團。

    第二個積極擁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集團是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蘇聯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相當軟弱，它的絕大多數對當局俯首貼耳，只有極少數人站在反對派立場上，公開性和民主化才使知識分子成了一個非常有影響的集團。記者和電視評論員突然有了報道他們想報道的內容的廣泛自由。作家、藝術家、演員和學者在新的條件下有機會向公眾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知識分子為數不多，但極富煽動力，在公開選舉中很多知識分子競選成功。

    令人驚奇的是，有這么多俄羅斯知識分子真誠地信仰資本主義。其中很多人，迷信那種理想的、充滿了十九世紀色彩的資本主義。在他們看來，那是一個經濟自由和一切人機會均等的社會，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可能比在紐約和波士頓有更多的支持者。這部分地是一種意識形態現象：與舊制度聯系在一起的意識形態衰落了，很多知識分子走向了另一極端。如果官方傳播媒介過去沒有完全講真話，真話也許就是他們過去所聽到的反面。

    但是，在這背后還有著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由于對外開放，知識分子們發現，在資本主義的西方，他們的同行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許更重要的是，他們發現西方的學者和知識分子比較而言更有特權，這種看法一般來講是正確的，盡管經常有所夸張。莫斯科的知識分子經常向西方同行抱怨自己的物質生活只比藍領工人好一點或差不多或一樣，以此作為社會不公正的證據。

    但是，如果只有企業家和知識分子擁護資本主義，他們永遠也奪取不了政權。第三個主要的擁護資本主義的社會集團，是一部分、很可能是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特權階層，主要的中央政治經濟管理部委中的領導集團的絕大部分都傾向于資本主義，這或許讓人驚訝。但正是這個集團才使親資本主義聯盟有了如此強有力的社會政治實力。　

    除了圣彼得堡市長安托萊·索布恰克以外，所有主要的資本主義擁護者過去都是前政治經濟特權集團中的高級官員。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尤里·阿法納西耶夫，他是俄羅斯議會民主俄羅斯陣線黨團的領袖，這個陣線是俄羅斯總統鮑里斯·葉利欽在議會中的主要支柱，阿法納西耶夫從前是高級黨校校長，還是《共產黨人》雜志的主編，《共產黨人》是蘇共理論刊物。葉利欽同樣出身特權階層，還有他最親密的顧問、著名的“自由市場”派的莫斯科市長加夫里爾·Ｋ·波波夫，也來自前特權階層。　

    1991年7月至8月間，在一次去莫斯科的旅途上，我得到了一份關于在勃列日涅夫的孫女的別墅舉行的周末宴會的第一手報道。這份報道說明了蘇聯共產黨的主要頭目的家庭是如何蛻變的，這集中表現在那次宴會上。根據這份報道，所有參加宴會的人過去都是舊制度下的高級官員，現在都是企業家。過去蘇共的首席理論家蘇斯洛夫的孫子，現在是一個銀行家，他所在的銀行正從國有制轉變為合資股份制；勃列日涅夫的孫女成了一個女企業家；有趣的是，著名的物理學家和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的兒子也出席了宴會，他也當上了企業家；其他出席者都來自合資企業或者貿易公司。他們的豪華拉達小汽車已經換成了梅塞德斯－奔馳，他們唯一感到遺憾的是現在比過去辛苦一些。為什么有這么多舊特權集團的成員倒向了資本主義呢？很多研究者發現，在最近的幾十年，特權集團的絕大部分早已不再相信他們統治的制度是什么工人國家，他們看破紅塵，一味追求權力和特權，在他們升官發財以后，他們越來越感覺到自己所享受的這點物質特權，要是與資本主義西方社會的統治者比起來，就太可憐了。西方傳播媒介詳細報道了已經公開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元首昂納克的度假別墅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蘇聯集團中最富的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擁有的度假別墅，也比不上一個小有發跡的美國牙醫所擁有的同類別墅。特權集團的很多成員顯然已經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識形態，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一旦這個社會面臨何去何從的緊要關頭，他們便倒向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使他們不僅能管理生產資料，而且能擁有生產資料，并且可以公開積聚巨額個人財富。除了大大提高他們絕對的和相對的物質生活水平以外，他們還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傳給后代，不必像在舊制度中那樣還要靠個人關系網。

    不僅舊特權集團的個人成員，甚至舊制度的一些組織機構，也對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心向往之。1991 年，《讀者文摘》打算在莫斯科發行俄文版。他們沒有選擇前持不同政見者或者新資本家做業務伙伴，而是選中了進步出版社、國際書店和第一模范印刷廠（當時是共產黨的一個機構）。所有這些伙伴都是當局的支持者。在《讀者文摘》俄文版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題為“關于美國無家可歸者的十個神話”的文章，企圖抹殺無家可歸者是美國的一個嚴重問題。

    以上事實說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有著重要的區別。當資本主義面臨大蕭條的危機時，作為統治階級的資本家傾注全力拯救這個制度，因為另一種制度與他們不共戴天，社會主義意味著他們永不再能作威作福。像資本主義一樣，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一個統治集團，它統治著社會并在其中占有特權地位。但是，與資本主義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統治集團不擁有生產資料。而且，根據官方意識形態，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在管理經濟和政府時要無私地服務于勞動人民的利益。由于這個制度是不民主的和集權主義的，工人在名義上是社會的主人，實際上根本不能像法律所規定的那樣作為統治階級發揮作用。俄國革命的領袖們為他們創造了一個工人國家；在他們離開人世以后，意識形態和傳統使社會主義國家在很么時間以后仍然保留了很多社會主義特征。

    但是，這個統治集團并不想在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棵樹上吊死，更不用說什么傳統。社會的徹底民主化很可能把統治集團的絕大多數從他們的高位上趕下來，還會減少領導崗位所擁有的特權，工人階級必定能從社會主義民主化中得益。但是工人階級不掌握支配事態發展的權力。工人階級唯一能做的選擇就是在統治集團的不同派別中選擇其一，葉利欽一伙憑著反對舊制度和許諾支持社會民主化，一度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支持，奪取了政權。但是，在葉利欽當選總統以后，他的所作所為證明他正是舊特權集團中那些把資本主義看作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領袖。

    各種各樣的偶然事件和主要人物的個性都在事態發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根本的結構性因素是，社會主義沒有能形成一個與之利害共存的統治階級，這樣的統治階級應能保衛自己所統治的社會。一旦社會陷入略微嚴重一些的社會經濟危機，統治集團的絕大部分馬上拋棄舊制度，倒向資本主義。如果這種分析是正確的，這就說明為什么這樣一個表面上看起來穩定的和比較成功的社會經濟制度竟然如此迅速和如此平緩地垮臺了。

    經濟問題、外部壓力和民意

    擁護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社會集團聯盟直到1991年仍沒有取得統治地位。1990年3月的選舉使親資本主義分子掌握了各共和國的立法機關，當上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市長。這一年7月，葉利欽退出了共產黨，抗議經濟改革踟躇不前。經濟改革的主調還是社會主義改革，但是正在改革方向。1991年，經濟“市場化”和企業“私有化”突然成了主要口號。

    在俄羅斯，“私有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意義模糊的口號。對于一個西方人來說，私有化顯然意味著把國有企業變為股份制或個人所有的私人企業，較好的譯法是“非國有化”，因為“私有化”這個詞在俄羅斯不過是意味著使企業脫離中央政府的管轄，但是并沒有決定新的所制形式是怎樣的。很多人支持私有化是希望國有企業轉變為雇員所有、雇員管理的企業。俄羅斯的大部分左派支持這條道路，其中一些人認為這最終將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藍圖。雇員所有制的擁護者實力強大，導致俄羅斯議會在1991年夏季通過私有化法令時加進了鼓勵雇員所有制的條款。但是，葉利欽集團反對這種私有化，而渴望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的意義實現工業私有化。

    經濟形勢對于從社會主義改革到照搬資本主義的轉變起了重要作用，必須注意到目前在蘇聯各繼承國的經濟絕境僅僅是不久以前才開始的，當時社會主義的關鍵制度已經解體。在改革的頭五年，蘇聯的經濟還在增長，盡管是緩慢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1985年是0.9％，198６年是4.1％，1987年是1.3％，1988年是2.1％，1989年是1.5％，只是在 1990年國內生產總值才出現負增長，是－3.7％，1991年，據估計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3.0％。

    1990年經濟初步萎縮，很可能是在改革方向上越來越僵持不下的結果。1990年2月，蘇共中央決議放棄憲法保障的黨對權力的壟斷。同年7月，以葉高爾·利加喬夫為首的老近衛軍與戈爾巴喬夫公開決裂，同月葉利欽退出共產黨。盡管政治形勢日益動蕩，1990年蘇聯取得了歷史上最好的農業收成，但是由于囤積大增，一些食品出現短缺。　　

    1991年親資本主義聯盟有了足夠的力量，迫使中央控制生產和分配的舊制度瓦解，經濟開始崩潰。1991年7月1日，取消了國家計劃委員會和物資部，國家訂貨和經濟計劃制度宣告終結。但是，他們還沒有力量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于是，舊的經濟聯系被破壞，新的經濟聯系尚未到位，在生產和分配系統中出現了越來越大的混亂，中央計劃不再協調經濟，但是市場力量尚未發育成熟。

    經濟走向崩潰，加上民族主義甚囂塵上，各共和國離心離德，聯盟解體的陰影籠罩著蘇聯。1991年夏天充滿了危機的氣氛。8月政變就是這種種氣氛的產物。政變失敗使葉利欽一伙在蘇聯搖搖欲墜之際奪取了統治權，先是清洗了共產黨，然后排擠了戈爾巴喬夫。一旦大權在握，葉利欽就可以無所顧忌地施展他向資本主義過渡的綱領了。（1991年秋天聯盟的最后瓦解很大程度上是由葉利欽的權力欲決定的，各共和國之間緊密的經濟聯系使各共和國很想留在聯盟以內，1991年7月戈爾巴喬夫說服了大多數加盟共和國簽定一項新的聯盟條約。但是，在政變失敗以后，葉利欽在俄羅斯掌權，然而在俄羅斯以外他并不具備替代戈爾巴喬夫在聯盟內地位的支持基礎。因此，葉利欽宣布聯盟不復存在，為了肯定這一點，他匆忙與另外兩個斯拉夫共和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組織了“獨聯體”，聯盟最后壽終正寢。）

    從社會主義改革轉變為向資本主義過渡主要是內因起作用，但是外部壓力也在火上澆油，這種外部壓力來自西方各大國政府和他們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還有他們周圍的經濟顧問，如綜合顧問杰弗里·薩赫斯。這些外部勢力要求蘇聯及其繼承國迅速取消計劃制度、公有制、社會福利、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補貼和就業保障。他們要求立刻放開價格、國有企業迅速私有化、取消政府信貨和給企業的補貼、大大減少政府的社會開支、自由貿易、外國資本自由進入和可兌換盧布，葉利欽和他的經濟靈魂、第一副總理蓋達爾全部接受了上述方案。

    支持這些建議的是如下許諾，如果接受了這些建議，就會有各種各樣的援助：債務重新安排或者豁免，低成本信貨，直接給予硬通貨和商品，以及西方和私人投資。在前蘇聯的經濟形勢逐步惡化以后，巨額外援的誘惑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在圍繞經濟改革的方向展開的國內政治斗爭中，如果某一方能切實保證一旦走上了它所主張的道路就可以得到幾十億美元的外部財政支持，這肯定使它在政治斗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相反另一種計劃，如果要在某種程度上保留社會主義，就把西方援助攔在大門外了。

    有人可能認為，從社會主義改革轉變為向資本主義過渡不僅是自由選舉政府的結果，人民歡迎資本主義，新當選的領導人體現了人民的愿望。但是，這種解釋與有關人民對經濟的看法的證據相矛盾。1991年5月，一家美國民意測驗機構在包括俄羅斯聯邦在內的幾個國家中做了廣泛的民意調查。俄羅斯人在回答他們希望什么樣的社會時，在回答者當中，12％選擇“一個沿著我們過去走過的道路的社會主義社會”，42％選擇“一種更民主的社會主義”。所以，54％的大多數選擇某種類型的社會主義。另外27％選擇“一種改良資本主義，例如瑞典”，只有19％選擇“一種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例如美國或者德國”。但是，親資本主義的領導集團顯然正走向最后一個方向，僅僅得到少數俄羅斯人的支持。

    這次調查還發現，俄羅斯人民強烈支持政府所有制。在回答哪一類活動由國家經營，或者由私人公司經營，或者兩者并存時，絕大多數贊成銀行（52％），重工業（79％）和廣播電視（79％）完全由國家經營。絕大多數贊成消費品制造業或者完全由國家經營（25％）或者將國家和私人經營結合起來（53％），唯一大多數人贊成完全由私人經營的經濟活動是農業（75％），甚至飲食業也只有42％的人贊成完全由私人經營。

    顯然，走向資本主義并不是人民愿望的反映，倒不如說是不顧人民的反對。一名俄羅斯議員，原來是葉利欽的支持者，在1991年11月告訴筆者，大約70％的議員都反對葉利欽政權的經濟計劃。這位議員說，議會以多數票通過葉利欽的計劃，是違背議員們的本意的，是葉利欽威迫的結果，他仗著俄羅斯民選總統的地位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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