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私淑商君

　　韓非子與荀子的關系，見于《史記》的《老子韓非列傳》，只有一句：“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我們在《荀子》的《儒效》篇，見到荀子在秦昭王面前對儒加以辯護和推崇：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于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愨，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叫乎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莫不貴，貴道誠存也。

　　荀子這段話，與《孔子家語·儒行解》中對儒者的贊美完全一致。他是高度肯定儒的。在其《強國》篇中，荀子認為秦國別的都好，缺的就是儒(這與他的學生韓非子列“儒”為“五蠹”之首大相徑庭)：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閑，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具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考察秦國之后，所夸贊秦國的好，都是以“古之”為標準的，古之民，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古之朝，這是儒的最高理想和標準，是道地的儒的語言。

　　其所謂秦的“四世之勝”，是指秦孝公以來四代秦君(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而這四世，正是商鞅之法推行，使秦國移風易俗、走向富強的四世，荀子卻無只言提到商鞅變法對于秦國的作用，只把一切歸結為“古之”。并且，到最后竟認為秦國缺的就是儒，所以秦國的治理不純不“粹”，距離“王者之功名”差得很遠，很難達到“王”的功業，充其量只能做到“霸”的這一步。

　　且不論荀子的話正確與否，總之荀子是一個大儒，他心中高懸的是儒家心目中所謂古代“先王”的“禮治”的美妙境界，他的語言也是這樣閃耀著光芒。

　　但荀子雖沒有提到商鞅，不等于他就不知道秦國四世以來所行何法所施何政，不等于他就不知道商鞅，也許，那時秦國朝野都避言商鞅之事吧。

　　秦孝公死后發生秦惠文王為了報復而車裂商鞅的大事情，至秦昭王這時，才三十多年，人們絕口不談這一是非，是很有可能的。

　　也許，荀子的可貴之處在于，他沒有否定秦國四世以來已近于“霸”的成就，這在實際上肯定了秦孝公商鞅變法之功。荀子從儒的傳統“禮治”角度對秦國得到治理作出肯定性評價，并非溢美，因為商鞅變法畢竟不是改變秦國之為春秋戰國的秦國，其仍是在夏商周以來“禮治”的大范圍內，當變法成功之后，又經數代以來的打磨，總的上下尊卑社會秩序必然仍是“禮治”的樣子。荀子對他所見秦國這番贊美，十分經典，該是評論商鞅變法對于秦國成效的重要歷史材料。

　　《韓非子》中明確提到和頌揚商鞅的至少有兩處以上，《和氏》篇：

　　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坐告之過，燔詩書而明法令(原注，《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務，禁游宦之民，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

　　《劫奸弒臣》篇：

　　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于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民疾怨而眾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后知有罪之必誅，而告奸者眾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

　　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于霸王之術，察于治強之數，而不以牽于世俗之言。

　　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

　　特別是《劫奸弒臣》的這些文句，說明了秦的變法前的情況，變法中的情況，與變法后的情況，說出了荀子在秦國對話應侯時大約是有意回避了的話，回答了荀子在秦國看到的令他滿意的甚至是符合“古之”的情況是怎么一步步堅定而艱難地得來的。

　　因此，韓非子在其著作中對于商鞅、吳起這樣的人遇害，一再發出悲嘆之聲：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和氏》)

　　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何怪乎賢圣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于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劫奸弒臣》

　　韓非子這種明確而堅定的態度，相對于他的老師荀子，顯然是很大的突破。也許，荀子是在秦廷對話，韓非是在家中寫書，言論的環境是不一樣的，這導致韓非寫得這樣明白，而荀子那樣隱而不提。在韓非子的著作中，甚至提及到商鞅的著作，在《南面》篇：

　　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心，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

　　最后一句“說在商君之內外”，經查《商君書》，有《外內》篇，其內容正是韓非子所說的這些，我們看看商鞅的文筆如何：

　　民之外事，莫難于戰。故輕法而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法?其賞少而威薄，淫道不塞之謂也。奚謂淫道?為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三者不塞，則民不戰，而事失矣。

　　……欲戰其民者，必以重法，賞則必多，威則必嚴，淫道必塞，為辯知者不貴，游宦者不任，文學私名不顯。

　　民之內事，莫苦于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奚謂輕治?其農貧而商富，故其食賤者錢重。食賤則農貧，錢重則商富，末事不禁，則技巧之人利而游者食者眾之謂也。

　　故為國者，……邊利盡歸于兵者強，市利盡歸于農者富。故出戰而強，入休而富者，王也。

　　這就是商鞅提出的國策，是要求圍繞耕與戰，以高壓態勢，對全國貴賤人等行升降賞罰，以求迅速國富兵強(顯然，這并不等于改變秦國之作為當時諸侯國的根本制度，這就是后來大儒荀子見到的秦國看著很順眼的根本原因)。韓非子將商鞅所論完全地接受到自己的著作中，認為于他的當時也最為切實有用，而儒們一味吹的“仁義”之類，至少都是不急之務。史載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他的言論卻有與荀子不同以至相反之處，而與商君的“私淑”關系，卻是這樣地明晰。我們不必因為韓非受業于荀子，就只是到荀子中找韓非子的淵源，而忽視《商君書》對韓非子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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