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鼓舞抗日與拒絕演出

　　上?！稇騽≡驴钒l起的“現代四大名旦之比較”征文活動，歷時數月，于1931年1月得到結果，梅蘭芳榮膺“四大名旦”之首;全國觀眾以各種方式熱議多年的這件事，從此定鼎，載入中國戲劇史。這一年，梅蘭芳在北京致力于“國劇學會”和“國劇傳習所”的創辦活動。“九·一八”事變之后，日寇全面占領東北三省，槍尖逼近華北。梅蘭芳漸感他在北京的戲劇活動難以為繼，這就影響到了他的一切。第二年春，他在北京為淞滬抗戰籌集醫藥費義演三天之后，就毅然遷往上海。

　　梅蘭芳早年就排演了《木蘭從軍》，從東方舞臺演到西方舞臺，花木蘭的巾幗英雄形象表現了愛國主義的與男女平等的主題。從北京遷往上海之后，朋友們議論到以前舞臺上有過《戰金山》劇目，寫南宋時金兵南侵，宋將韓世忠鎮守潤州，與鄰鎮張俊劉錡聯合抗敵，梁山英雄后裔阮良費保高青等人也前來投軍助戰。宋金兩軍會戰于金山江上，韓世忠妻梁紅玉親自擂鼓激勵士氣，韓世忠率二子奮戰，大敗金兵，又誘敵深入黃天蕩，一舉圍殲。如今可將此劇情加改編，突出梁紅玉的戲，針對日寇侵華來表現抗戰的主題。于是，經大家熱議，定下了《抗金兵》這個劇名，劇本由葉玉虎搜集資料，許姬傳執筆改編，徐蘭沅王少卿設計唱腔板式，梅蘭芳最終修改審定。該劇在天蟾舞臺上演，梁紅玉擂響的戰鼓聲，表達了中國人民必須抗擊侵略的主張，激勵著民眾的抗日熱情。

　　接著，梅蘭芳和他的同仁許姬傳等人，又將舊戲《易鞋記》改編為《生死恨》。梅蘭芳說，“編演這個戲，為的是激發觀眾的斗志，要擺脫大團圓結局的舊套，改為悲劇。”此戲借宋人程鵬舉與韓玉娘被金人擄掠為奴的故事，意指日寇侵華鐵蹄之下淪陷區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梅蘭芳提出，要給韓玉娘編幾句說明她的悲慘遭遇的念白，并且加以重復，以表現沉痛心情，給觀眾深刻影響。

　　梅蘭芳在舞臺上這樣鼓動愛國抗日情緒，“上海社會局”在日本顧問逼迫下通知梅蘭芳不準再演出《生死恨》這樣的戲，但梅蘭芳不予理睬，移至大華戲院又演了三天，觀眾也給予了極大的熱情支持，購票的人們擠破了門窗玻璃。

　　時局紛紛，加上貫徹“不抵抗主義”的“社會局”之類的干涉，阻礙著抗戰戲的演出，梅蘭芳遂以較多時間跟俞振飛一起共同鉆研昆曲。俞振飛，生長昆曲世家，精通詩詞、書畫、吹笛。梅蘭芳在《戲曲大發展的十年》中寫道，“一九五三年，前華東文化部在上海辦了一個昆曲訓練班，培養了六十個昆曲學徒，一九五五年改為上海市戲曲學校，聘請俞振飛同志擔任校長，昆曲開始有了接班人。”俞振飛的表演藝術世稱“俞派”，所扮演小生，儒雅秀逸，富有書卷氣，與梅蘭芳多次同臺合作，比如，在《白蛇傳》中飾許仙。1984年，他題寫“泰州梅蘭芳大劇院”，出席在泰州舉行的“紀念梅蘭芳誕辰九十周年”大會。

　　據齊如山回憶，偽“滿洲國”曾派一說客數次前來游說梅蘭芳去演幾天戲，遭梅蘭芳拒絕后，說客惱羞成怒，對梅蘭芳說，你家三代受大清朝恩典，而今大清復興，你理應前去慶祝，何況不過就是唱戲，只要有收入，在哪兒唱不是一樣?梅蘭芳回答說，現今已是民國，溥儀先生也是一位國民，不是皇上了，現在他接受日本人操縱，另外成立一國，分裂中華，同全國人民處在敵對地位，我怎能前去給他演戲，這道理不是明擺著嗎?你說那恩典的話，也叫人聽著不入耳，過去召我們藝人進宮唱戲，是唱一回得一回賞錢，雖然在當時我們藝人也因此得了些虛名，但同時也是很屈辱的，其實有何恩典可言?如果是在清朝做過大官，也許能算是得過恩典，別的一般當小差使的哪里談得到這一層?受過恩典這話，要對受過恩典的人說，不應當這樣隨便強加于人。

　　從多種記載看，梅蘭芳平時是一個極其溫和的人，像這樣跟人說話不客氣，大約從來不曾有過，那位無恥說客的“恩典”之類的話，固然使梅蘭芳想到整個藝人的某種歷史的屈辱，而說客卻要他在這樣大是大非面前如同他們一樣含糊自欺失卻人格，這令他感到一種更大也更現實的屈辱，簡直是太欺負人了，當時的梅蘭芳，是以他的方式爆發出了反抗的和正義的怒火，句句回答義正辭嚴。

　　梅蘭芳接受蘇聯邀請赴蘇演出，明確表示，絕不經過日寇侵占、偽“滿洲國”統治下的東北去蘇聯。齊如山寫道：

　　“梅對我說，由北平往蘇俄，勢必經過滿洲國，倘被他們強留住，演幾天戲，是無法抵抗的;其實平平常常，演幾天戲，也算不了什么，他們的名義，一定是慶賀滿洲國，日本人必借此大事宣傳，于我實在合不來，蘇俄此行，只好作罷。后又經幾次接洽，結果規定了所有配腳等等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車，經東三省赴蘇俄，蘭芳則一人由上海乘蘇俄輪船，直赴海參威前往。這些情形，日本人當然偵知，蘇俄船在日本靠岸加燃料淡水時，日本人對梅還開了一次歡迎會，但也只敢以日本藝人及民眾的名義出現，這當然是日本人的手段，故意表示友好，然此卻可見梅之氣節。”

　　可見，為人一向隨和的梅蘭芳，在民族大義問題上，是原則很強，毫不馬虎，更不茍且的。

　　2，這個口子開不得

　　“八一三”淞滬抗戰后，日寇占領控制了上海，有人找上門來，邀請梅蘭芳到電臺“播一次音”，看似說得輕巧、模糊，其意卻很明白，那就是要利用梅蘭芳的金嗓子，來粉飾上海的“太平”。說客雖然是中國人，卻已經是無恥地受著日寇的指使。梅蘭芳不動聲色，說，正準備著到香港演出，事多得很，實在抽不出時間。就把“播音”的事給回絕了。沒過兩天，又有人找上門來，以各種理由勸他演幾場“營業戲”，那些“理由”包括有劇場的、觀眾的、演員的諸多方面，很能“打動人心”，也似“無法拒絕”，以至內部也有人糊涂地認為：既然外面做生意的也照常做生意，我們唱戲的唱幾場戲也是可以的，何況我們是演給老百姓看，又不是演給鬼子看。梅蘭芳不吱聲，聽大家討論。馮幼偉說，只要梅蘭芳一出臺，接著就會有人來逼著你唱，那時怎么推得掉?梅蘭芳夫人在一旁悄悄在梅蘭芳耳邊說，確實，這個口子可開不得。梅蘭芳平時不抽煙，這時手指上卻夾著一支香煙，他把香煙用力掐滅，站起來，說，“我們想到一塊兒了，這個口子是開不得!”

　　但只要居住在上海，說客臨門的麻煩事還會層出不窮，“三十六計，走為上”，于是梅蘭芳決定離開上海、避居香港。

　　正在這時，傳來楊小樓在北平病逝的消息。梅蘭芳想起與楊小樓的最后一面。1936年之前，冀東24縣已經被漢奸控制，京津淪陷在即，通縣就是偽冀東政府的所在地，偽冀東長官殷汝耕于1936年春為慶壽舉辦盛大堂會，派人動員楊小樓前往唱戲，任憑楊小樓開價多少都行，但楊小樓就是一口拒絕了。此時梅蘭芳遠在上海，聽說了這件事，很為楊小樓大義凜然的骨氣所感動。梅蘭芳到北平去探望楊小樓，說，“你不給通州的漢奸唱戲，已經做到了，但如果馬上北平淪陷，困難就更大，你不如也往南邊挪一挪。”楊小樓說，“很難說躲到哪里就沒事，如果北平也那樣的話，我干脆就不唱了，我這么大歲數，裝病也能裝個十年八年的，還不就混到死了!”一年之后，北平果然淪陷，楊小樓也果然然就稱病再也不演出，誰也想不到，一代“國劇宗師”就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憂患抑郁中黯然逝世。梅蘭芳為楊小樓這樣的逝世而悲痛萬分，潸然淚下，也更堅定了他自己決不給敵人唱戲的決心。

　　1938年春，在朋友們精心安排下，梅蘭芳率劇團前往香港，演出了一段時間之后，他遣散劇團，而獨自留在了香港。有人說，你兩次到日本演出很受歡迎，日本人不會拿你怎樣的，何必一定要離開上海過流離的日子?梅蘭芳說，日本人民和藝術家歡迎我，但日本軍隊現在打進我們中國，我不愿在他們的刺刀下過日子。

　　香港，逐漸也不完全是平靜的避風港，有一天，一直陪伴著梅蘭芳的馮幼偉獨自出行，在路上被人從后面一悶棍打翻，幸得路人相救，而沒有再遭毒手，但已經滿臉鮮血。這一悶棍可能是上海流氓勢力跟隨到香港對馮幼偉的報復，因為馮幼偉沒有答應讓他們包辦梅蘭芳赴港演出事宜，他的考慮是：在日寇勢力影響之下，為了梅蘭芳的安全，這事情是不能讓他們包辦的。但這一悶棍的背后到底是什么，還應當估計得更嚴重些，需要提高警惕。以后梅蘭芳就深居簡出，繼續他的英文和世界語的學習，請了一位英語老師到家里來教課。為了保持體力，又請了一位朋友做他的體育老師，一起打羽毛球。這時候梅蘭芳的業余愛好又增加了給照片上色和集郵，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自從訪美演出，梅蘭芳就堅持學英語，在香港期間，他已經能收聽英國廣播公司播出的新聞。

　　1941年秋，杜月笙受重慶方面委托，邀請梅蘭芳赴重慶演出。梅蘭芳婉言拒絕，說，“我的劇團都散了，很多人都回到北平家中去了，要他們一個個的沖破日寇重重關卡前往重慶，不易做到，千里迢迢，山長水遠，萬一出了人命，我如何擔得起這個責任?如果沒有他們，我一個人到重慶去，也唱不了戲。所以，這事情困難很大，沒辦法。就請杜老板把我目前的困難轉達過去，等有了演出條件再實行吧。”杜月笙聽了這番話，也沒法再勸，只好眼看著梅蘭芳辭別而去?；氐郊抑校诽m芳氣憤地說，“這些掌權人物，國難當頭，還鬧得這樣烏煙瘴氣，真讓人看不下去，我不愿意給他們去湊熱鬧。”

　　3，“蓄須明志”可以“淡化”嗎?

　　有某書這樣寫道，“我們早已聽慣了‘蓄須明志’，梅是做到了這四個字的，然而，絕不像……那么流暢，仿佛梅是自然而然一蹴而就便做出來的。事實上全然相反……”，至于如何“全然相反”，我們也沒見作者寫出下文來，就這樣含糊地不負責任地提筆過去了。接著，這位先生又緩緩寫道，“梅實在是沉穩，再退一步，去了香港。誰知香港再陷，日方找上門來勸自己唱戲。猛一聽這事很難辦，如果了解得仔細一些，就會發覺事情遠未對立到以死相拼的地步。原來日方來的是個小人物……”。這樣，幾筆輕描淡寫，梅蘭芳“蓄須明志”似乎也就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這樣的閃爍其詞的文筆，其“淡化”的本領實在令人莫測高明。

　　事實果然如此嗎?否!

　　日軍正在圍攻香港而尚未占領時，梅蘭芳就有所準備而開始蓄須，某一日，家里人(包括借居在一起的)發現梅蘭芳沒有刮胡子(這起碼見出些胡茬了)，而他原是每天都刮臉的，有時還用小鑷子拔胡須。馮幼偉問他，“莫非你有蓄須之意?”梅蘭芳點頭說，“別小瞧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將來，可能會有用處。日本人假定蠻不講理硬要我出來唱戲，那么，坐牢，殺頭，也只好由他。如果他們還懂得一點禮貌，這塊擋箭牌，就多少能起點作用。”時年13歲的梅紹武問，“爸爸怎么留起了卓別林的小胡子?”他說，“我留了小胡子，日本鬼子如果來了，還能強迫我演戲嗎?”

　　據梅紹武的回憶錄《我的父親梅蘭芳》，日本兵曾兩次闖進梅宅，幸有馮幼偉會講日語，對付了過去。而前來“有請”梅蘭芳前往日軍司令部的，就是做過上海社會局日本顧問，曾讓社會局阻撓梅蘭芳演出《生死恨》的。到了九龍的半島飯店，見到的日本人是“酒井司令”，二十年前就是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在天津當過駐防軍司令。這兩個日本軍人，都并非如那部大書所說是“是個小人物”。這次見面確實沒有為難梅蘭芳，但言語交談中有所交鋒也是不可避免的，酒井“認為”梅蘭芳不應退出舞臺，梅蘭芳則回答“年紀大了，扮相不好，嗓子也差了，演了快四十年戲，該退休了，免得獻丑丟人。”這以后，又有過“三次威脅”。一次是日軍某部召開占領香港的慶祝會，來信要梅蘭芳演出，梅蘭芳正好因牙疼而面腫，遂請醫生開了證明，隨信寄上，以說明不能演出。這一關也就過去了。二次是日軍派來專人“百般威脅利誘，非要他出來演幾天戲不可”。梅蘭芳以多年不演出，嗓音喪失，而且劇團也不在香港為理由，加以拒絕。又過了一關。第三次是1942年春，汪偽政府慶祝“還都”，由日本特務機關派人來香港接梅蘭芳前往演出，并說備有接送專機。梅蘭芳拒絕了這一邀請，最后以自己患有心臟病從不坐飛機為理由，使那人只好空手而回?！睹诽m芳全傳》寫道，“日本內部報刊曾有這樣記載：‘日本駐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想看梅蘭芳的舞臺表演并派人去找，可是扮演旦角的梅蘭芳因留胡子的緣故而拒絕登臺’。”

　　鑒于如此種種，梅蘭芳設法將身邊兩個孩子送出香港，這當然是為了減除后顧之憂。

　　前來梅宅“拜訪”的日本軍人當中，確實有個“小人物”，他叫“和久田幸助”，時任香港占領軍的“報道部藝能班班長”，統管戰時香港劇藝工作，他后來寫有《梅蘭芳與胡蝶戰時在香港》一文，文中記載了梅蘭芳曾對他明確說過：“我仍希望過安靜的生活，如果要我在電影、舞臺或廣播中表演，那將使我很為難。”梅蘭芳對他說這樣的話，當然就是梅蘭芳本人的聲明，是對著他這個統管戰時香港劇藝工作的日軍人員說的，這意味著什么是很明確的。至于這位“和久田幸助”在該文中說他個人從來沒有要求梅蘭芳演戲或廣播，他個人對梅蘭芳是很禮貌的，分明有“個人”二字，就是說，這種委婉之詞，其實正好說明他到梅宅來，是代表日軍方面傳達對梅蘭芳的要求的，而梅蘭芳卻明確拒絕了。

　　綜上所述，梅蘭芳在香港期間“蓄須明志”的事情很清楚，而某書說是“絕不像……那么流暢……事實上全然相反……遠未對立到以死相拼的地步……日方來的是個小人物……”。這樣模糊之筆，要說的意思其實也已很清楚，作者也就自以為得意地讓它印上書了，而梅蘭芳的拒絕日本駐港軍方，意思與言辭在語法上較之這些話，則是萬分光明正大，意思表達十分明確，毫無含糊閃爍之處，只是按梅蘭芳自己的修養和說話語氣，未曾表現出聲色俱厲罷了，有什么“不像那么流暢”，有什么“事實上全然相反”?作者似乎認為，一切要表現得“以死相拼”才算數，這樣“高明”的見識，讓人疑心作者的年歲大約才只有十歲左右。

　　事實上，梅蘭芳從香港回到上海后，更有冒死主動生起傷寒病來以拒絕與日軍合作的事，借用某書的“不像那么流暢”話來說，梅蘭芳在抗戰中的堅貞不屈，恰恰做得是十分明確、十分流暢的。

　　4，決不屈服的靈魂

　　既然香港與上海一樣都被日軍占領，梅蘭芳后來也就從香港回到上海與家人團聚。他閉門不出，讀書，寫字，作畫，謝絕來訪。1942年秋，汪偽政府大員褚民誼闖了進來，“邀請”梅蘭芳率劇團赴南京、長春、東京作一次長途的巡回演出，慶祝“大東亞戰爭勝利一周年”。梅蘭芳指著自己的髭須，說，我已經上了年紀，沒嗓子了，早已退出舞臺。褚民誼說，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就恢復了。梅蘭芳沉默了一會兒，說，我早就聽說你一向也喜歡玩票，唱大花臉唱得很不錯，你如果作為團長率領劇團去慰問演出，比我強多了，何必非我不可?

　　“大花臉”三字隱含著對當漢奸的諷刺，褚民誼也就說不出話來，強笑著自己找個臺階告辭。送走褚民誼，馮幼偉吳震修朝梅蘭芳豎大拇指，說，你可真有一手。梅蘭芳說，沒辦法，到這種時候，只好這樣不客氣把面子撕破一點。但這事不會得就罷了，他們還會來的，等著吧。

　　北平一家畫報的社長朱復昌，找到梅劇團經理姚玉芙，裝出無奈何樣子，說，有麻煩了，日軍華北報道部的部長山家少佐掌管宣傳，權力很大，號稱“王爺”，家里天天擺十幾桌筵席招待各方面的人士，他給我們一個任務，說要想辦法讓梅蘭芳登臺演出，結果有人想出一個主意，說，梅蘭芳宣稱他年紀大了不能演出，那“王爺”就請他出來講一段話，他總沒有理由拒絕吧?結果，“王爺”把這個任務交給了我，我呢，就來給你透個信，你先乘飛機到上海去跟梅大爺說說，動員動員他，我在這里等你的電報一到，就乘火車到上海去登門拜訪，把這事辦成，大家都有好處。

　　這個姓朱的，雖然“是個小人物”，卻一面裝著好人，一面就把一個不能算小的“任務”給傳達下來了。面對這一情況，梅蘭芳神情嚴峻起來。姚玉芙在北平時曾跟梅蘭芳表弟秦叔忍密議此事，秦叔忍說了一個很特別的主意，姚玉芙這時對梅蘭芳說了出來，梅蘭芳想了一下，說，行，能管用，就這樣做。于是，悄悄請來熟悉可靠的醫生吳中士，梅蘭芳伸出膀子，讓他注射傷寒預防針。吳中士知道梅蘭芳注射任何預防針都會引發高燒，而這回要連著注射三針，硬是要表現出傷寒病的嚴重癥狀高燒不退，這對于梅蘭芳，生命危險的可能性很大，他遲疑著不忍下手，也不敢下手。梅蘭芳動員他說，“我早已決心不為他們演戲，不跟他們有任何合作，哪怕就這樣死了，也是死得其所!”吳中士熱淚盈眶，梅蘭芳說，“還等什么，我大不了就是一死。死了不怪你，還要感謝你。”吳中士拭去淚水，說，“好，梅先生，我這就打下去了!”他咬著牙，接連著把三針傷寒預防藥液打了下去。很快，梅蘭芳發起高熱來，進入半昏迷狀態，雙眼緊閉。人們圍在他的床前默默地流淚。姚玉芙擦著淚水，到外面去打電報，告訴朱復昌：“梅蘭芳得了傷寒病”。

　　朱復昌稟報日寇山家，山家不相信，打電報給日軍駐滬海軍部，讓他們派軍醫去驗看梅蘭芳是否真的生了大病。日本軍醫在有關軍官陪護下來到梅宅，看到梅蘭芳果然病得不輕，量了體溫之后，又作仔細檢查，于是才做出報告說，梅蘭芳確系生了嚴重傷寒病。

　　傷寒是大病，不知多少窮人死于傷寒，即使得到治療，短期內也很難恢復健康。多年以后，吳中士醫生跟梅葆琛談起此事，仍然十分激動，說，梅先生真是一位名符其實的英雄!“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這句話很適合形容梅先生!

　　梅蘭芳多年不登臺演戲，坐吃山空，他不但要養活一家人，還要養活依靠著他的窮親戚，對劇團也始終沒有辭退一人，依然照顧著他們的生活。他于是變賣家中的古玩。上海各戲院不時有找上門來勸他作營業演出的，說，“只要梅老板肯出場，百根金條立馬就到府上了。”梅蘭芳一概婉言謝絕。中國大戲院經理來說，“你的生活這樣困難，你來演一期營業戲，劇團開支你不用管，你的報酬要多高我們都一定照辦。何必在家里賣這賣那的苦著呢?東西賣光了你怎么往下過?”梅蘭芳對人說話從不厲言疾色，總是和藹文雅，他回答說，“承蒙大家關心我，我很感激，但演出的事，還要等著再說行不行?”這時，梅蘭芳心中已有一個主意，要跟朋友商議，就來到馮宅，把戲院紛紛來勸并允諾重金的情況說給老友馮幼偉聽，馮幼偉說，你是否有點想答應他們?梅蘭芳說，“哪里!我不會干的。一個人活到百歲也是個死，戲臺上經常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不就是真正的時候嗎?沒什么大不了的。”馮幼偉說，那就繼續給銀行透支吧。梅蘭芳說，“我在銀行早已沒有存款，支票倒是一張一張的開過去，人家不說，自己心里難受。不行，得另想辦法。”他就把賣畫的想法說出來，一下子也觸動了馮幼偉的靈感，立即表示贊成。朋友們發動起來，個個熱心幫助，1945年4月，“梅蘭芳畫展”開幕，展出170余件作品，題材有佛像、仕女、翎毛、松樹、梅花，還有與吳湖帆葉玉虎等畫家合作的作品，幾乎全部售出，還有要求復定的。這次畫展，使梅蘭芳經濟上得到了急濟。為了作畫，他被汽燈燒傷一指，留下疤痕，他說，這是給我留個紀念的。梅蘭芳逝世后，在他的遺畫中，人們看到，作于1945年春的一幅“達摩面壁圖”題句是：“穴居面壁，不畏魍魎;壁破飛去，一葦橫江。”可算是表達了梅蘭芳“蓄須明志”期間的堅定意志。后來，田漢有詩贊梅蘭芳：“八載留須罷歌舞，堅貞幾輩出伶官。輕裘典去休相慮，傲骨從來耐歲寒。”

　　5，“民族氣節”與“不禪而禪”

　　據《北京青年報》載，20世紀50年代，日本“三一書房”編輯出版了《京劇手帖》一書，扉頁是梅蘭芳的照片。

　　這部書的跋，是魯迅的友人內山完造先生所作。而內山所說的內容，竟然是記述抗戰中梅蘭芳先生“蓄須明志”拒絕與日軍合作的過程。

　　在這段文字中，作為知情人的內山完造先生揭露，日軍攻占香港后，日本軍部曾專門派出憲兵搜捕避居南方的梅蘭芳，并將其軟禁后挾制赴滬。這與一般認為梅蘭芳在香港是感到日軍威脅后自行前往上海避禍的說法有一定差異。由于當時的上海是敵占區，梅蘭芳1937年就是為了躲避日人逼迫而避居香港的，香港淪陷后，他復轉道已經被日軍占領的上海，而不是避居海外或者前往內地，確似有不合邏輯之處。內山提供的信息，或可解釋這一問題：他是在被軟禁的情況下又回到上海的。

　　內山還提到，梅蘭芳于香港被日軍尋獲之時，已經蓄起了八字美髯，并表示這是自己告別舞臺藝術的紀念，堅決拒絕了為日方演出的要求。

　　按照內山的說法，日方和漢奸勢力很清楚梅蘭芳這是在故意推托，因此使用了種種威逼利誘的手段，試圖強迫梅蘭芳與他們合作。然而，梅蘭芳剛毅不屈，“如同磐石一樣堅決”。

　　關于威逼利誘，在內山先生的文字中短短一段而已，卻可以在中方的材料中看到背后的險惡。在史料《抗戰時期梅蘭芳蓄須明志罷歌罷舞》一文中，可以看到梅蘭芳夫婦曾經受到汪偽特務頭子吳四寶的威脅：

　　梅夫人被傳到汪偽政權特務機關的76號宅院。特務頭子吳四寶勸她說：“幾年不見梅老板，聽說蓄起了長長的胡須，是不是為了在國民面前要個面子?我看大可不必，太太應該關心他才是。如今日本人當道，還是識相點為好。”梅夫人當即回答說：“梅蘭芳是個中國人，豈能出賣祖宗、放棄節操!”特務頭子聽后勃然大怒，指著梅夫人惡狠狠地說：“梅老板唱了幾十年的戲，大概還沒有領教過我吳某所導演的‘舞臺’吧。”說完，硬領著梅夫人去看鐵門里血淋淋的刑具，接著又陪梅夫人赴宴。梅夫人坐在桌邊，始終不動嘴巴，不動筷子，以沉默抗爭。特務頭子便伸出罪惡之手，端來一罐硝鏹水進行威脅，梅夫人毫不畏懼，鎮定自若地說：“硝鏹水豈能毀掉他的國格和人格!”最終拂袖而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后僅僅一天，梅蘭芳就剃掉長須，參加在上海的救濟災民慈善義演，一時民眾歡聲雷動，籌款達五十萬元。內山完造在他的跋中，也記述了這件事。在跋的末尾，內山先生慨然寫道：

　　“藝術大師梅蘭芳萬歲!蓄抗戰之須的偉丈夫萬歲!”

　　雖然書卷已經發黃，梅蘭芳那種梅花傲雪的骨氣，依然通過異國的文字撲面而來。一個這樣資深的日本文化人，發出這樣的感慨和浩嘆，是梅蘭芳的崇高氣節事實俱在感人之深的緣故，而決不是某書閃爍其詞所說的“事實上全然相反”。

　　八十多歲的齊如山在臺灣發表回憶說：

　　“當日本未占北平之前，梅曾與我寫信，請我到上海去住，他說北平怕不保險，我給他回信，說上海也不會安定。但他卻認為上海是各國租界，在南京政府未遷移之前，他總認為上海是可靠的，所以毫無搬移的心思，迨政府往西一移，他才有移動之心。想追隨政府，然政府尚無確定地點，未便移動，后政府決定設在重慶之后，他想去可就不容易了，一則交通已不方便，二則日本對他早已注意，想往重慶，恐怕是萬不可能的事情了。日軍初到上海，他尚可安居，后來日本勢力伸展到租界之中，他看情形不好，才想遷往香港。未遷之前，有人同他說，日本對你向來非常友好，何必遷居呢?……梅到美國去的時候，美國報紙中說梅蘭芳是六萬萬人歡迎的名腳，意思就是除中國人外，還有日本人一萬萬以上……。有這種情形，你可以不走。梅說：日本人對我自是很好，但對于我們的國，則太可恨了，有什么理由，不管國家，只管自己呢?所以他決定躲到了香港。自日本人占了北平，到日本投降，八年之中，我沒有和他通過信，但因為小兒也逃到香港，就住在他家，約二三年之久，他們二人，常常商量，同往重慶，但彼時雖然能去，而已不能暢通，有時路間還要走一段，他當然很畏怯，遲延遲延，結果小兒自己先去;并商定由小兒到重慶，看情形替他布置，他再前去，結果越來越困難，致未去成，此他未去重慶，停留香港之實在情形也。”

　　梅蘭芳究竟是因考慮香港亦淪陷，而赴重慶很難行，因而不如返回上海與夫人以及眾多朋友團聚，還是被日寇挾持軟禁回到上海?但總之，當時梅蘭芳從香港移回上海，日方必然以某種方式有所關注，所以被日本憲兵從香港挾持至上海之說也就得以在日本流傳，以至于1956年梅蘭芳第三次訪日演出時，日本的文化名人完山內造先生把這事津津樂道地寫進了書中，可見梅蘭芳“蓄須明志”在日本民眾心里也是很受敬仰的。

　　梅蘭芳在日寇侵華時期的民族氣節無可置疑，從中國到日本，世人無論賢愚皆認皆知，然而現在某書卻高深地寫道，“梅蘭芳……只能憑借‘不禪而禪’來換取心靈的寧靜，靜候戰爭的結束了。對于抗戰期間的蓄須明志，只能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和開掘，才能得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如此說來，梅蘭芳“蓄須明志”只是一種“禪”，一種“不禪而禪”，并且“只能從這個角度去理解和開掘”，如果說是什么民族氣節，就不合“邏輯”，就不能“解釋”了，而且梅蘭芳是“靜候戰爭的結束”的，簡直是悠哉游哉得很，哪里有過什么困難和痛苦?說實話，我們實在不知作者這樣奇妙的“不禪而禪”之說是依據了什么“邏輯”?作者的頭腦為什么就偏不能“理解”天下真的有梅蘭芳“蓄須明志”的事情?

　　當然，這本書也寫了梅蘭芳“堅決不去參加偽滿洲國成立的慶典演出，堅決不肯在赴蘇時途經偽滿土地”的事實，只不過卻把這些歸結于“那個時代的民族精神的極大支持”，而不歸結于梅蘭芳個人也具有這種民族氣節。我們不懂，并且要請教這位先生，為何這種“民族精神的極大支持”，雖然“支持”到了梅蘭芳身上，卻沒有“支持”到比如在那里幫助成立偽滿洲國的大人先生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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