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的孤憤與孔夫子的中庸
《孤憤》篇很有名，司馬遷在《老子韓非列傳》中寫道：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那么韓非子有何“孤憤”?他想要怎樣?
《孤憤》篇開頭一句話，就為國家最需要而他最贊賞的人，高標出一種了不起的性格特點，或者說是政治品格：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
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
我們知道，這種“明察，勁直”的品格，有可能會遭到另一種形容：
陰賊險狠，與人異趣。(蘇洵《辯奸論》)
往往可以用這樣的可怕的古語來評論、勸說，以至指責他們：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史記·商君列傳》，趙良勸說商鞅。)
首先，韓非子針對可能有的對于“明察”而“勁直”的“智術之士，能法之士”的指責，作了一個嚴正的回答：
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什么樣的人才是真正的“重人”?韓非子說：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
既然如此，為什么“智術之士，能法之士”反而會被污蔑為“重人”呢?因為他們：
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
所以，這種“士”與那種“人”之間，是嚴重對立、成了“仇”的：
智法之士與當途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
韓非子這一描述，至少可以說，反映了戰國時代諸侯國中的普遍現象，還可以向前延伸說，是春秋以來各國朝廷都存在的常見現象，而不只是他所在的三晉之一的韓國才有的現象。“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
那么，“重人”是怎么“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的呢?原來，他們在四個方面得到助力(四助)，所以他們“重”起來，“力能得其君”，“外內為之用”：
1,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別國要來辦事，也要通過他才行，要不然辦不成，于是引起與諸侯國的爭端。)
2,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百官不靠他，就不得上升，于是百官為他所用。)
3,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國君的左右近臣不他所用，就會被弄離國君身邊，于是都在國君面前說他的好話。)
4,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學士們也為他所用，要不然俸祿與地位就低，所以都異口同聲吹捧他。)
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這整個說的是“人主”大權旁落，奸臣“一手遮天”以至勢力盤根錯節。
如果“人主”與“重人”本是一致的，“重人”就更“重”了，得國君之“信愛”，“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舉國沒有說他不好的，那么這種情況對“智術之士”當然十分不利，有“五不勝”：
1，以疏遠與近愛信爭;
2，以新旅與習故爭;
3，以反主意與同好爭;
4，以輕賤與貴重爭;
5，以一口與一國爭;
不利的情況還不止此，“智術之士”往往成年累月很難見到“人主”，而“當途之人”正好相反，他們能“旦暮獨說于前”。
“智術之士”處于上述這樣糟糕的境況下，與“當途之人”是“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焉得不危”?于是迫害也就隨之而來：
其可以罪過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
韓非子指出：
當途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
這些人上下一起，使“國家危削”，真是“大罪”，而又“弗禁”，則為“大失”，這樣“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以上，就是韓非子的“孤憤”。
對于如何消除上述嚴重弊端，從而不再使“智術之士”產生“孤憤”，他沒有拿出好辦法，唯有勸說“人主”能夠有英明的見解和相應的措施，并且用“國家危削”來對“人主”猛敲警鐘。他盡了他的所思所能。
秦始皇讀到韓非子這樣的文章，說，“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說明秦始皇與韓非子大有同感，意識到這種大問題的必然存在，韓非子所言確實不是孤立現象，而是普遍現象，并且是一種難以克服的頑癥。事實上，秦國后來之完，就直接與趙高與李斯這樣的“重人”、“當途之人”有關。
這些且不說它。我們要考察一下，孔夫子有沒有這種感受?他持什么態度?從這種比對中或許可得到某種啟示。
首先，孔子是巨儒，“禮”的大專家，其政治理想是追求夏商周三代強盛時那樣的“君君臣臣”(君是君，臣是臣)，天下一統，不滿于天下的分崩離析、爭強欺弱、諸侯爭戰，這個心情和要求，反映了時代問題，只是他的“克己復禮”，卻是要倒退的，精神上雖有“唐吉訶德”式的偉大之處，事實上“退”的空想行不通，他那等級森然的“禮”的世界對于人們也并不美妙，沒有人聽他的。
從某種角度，韓非子感受到的，孔子早就有感受，只是對待的態度與方法，與韓非子是兩樣。韓非子認為“不可兩存”，孔子認為可以有一條中間道路。
《家語·三恕》篇，記載“伯常騫”(此人在本篇中自稱“騫固周國之賤吏也”。《莊子·則陽》篇有“仲尼問于大史大弢、伯常騫、豨韋……”，可見，伯常騫不是孔丘弟子，是周室史官)向孔子提了一個問題：
敢問正道宜行，不容于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
有所困惑的伯常騫向孔子提出的“今欲”的問題，正是“中間道路”的問題。
但是，“亦不……亦不……”，是“二全”之想，然而又覺得這想法難以實現，所以來請教于孔子。這個問題，與韓非子所說的“智術之士”面對的困境，撇開具體內容，或有相通之處。但伯常騫卻沒有表現出韓非子那樣的“孤憤”，他只是有所困惑、找不著出路，在韓非子那里是自信想到了出路，但實行很難。
孔子如何回答伯常騫?他先是大嘆伯常騫的這個問題提得深：
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
然后，孔子就講了一大篇話，從中可以看出，這個惱人的既要“二全”，又實為“二難”的問題，夫子一直也多方面思考著的，考慮來考慮去，還是只有遵循一條“中庸”之路：
1，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
2，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
3，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敝;
4，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焉，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后，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
此四者，丘之所聞也。
前三條是“二難”之境，最后一條是“君子”的選擇，考慮來考慮去，還是取“養世”的態度為宜，也就是不管“世”是什么情況，“君子”要立足于“養”好自己，方法就是“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后，見像而勿強，陳道而勿拂。”要曉得輕重，不要走得太前，不要走得太后，不要太得罪人，察顏觀色，看準風向，聰明乖巧，總之，是“明哲保身”的意思。照這樣做，伯常騫的提出的“身亦不窮”可能是辦得到的，至于“道亦不隱”，怕是打了大折扣，辦不到了。
以上孔子所言之意，在《論語》中可以找得到對應：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禮之用，和為貴。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無可無不可。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有趣的是，《家語》中的孔子，最終走進了老子的境界：
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若以孔子之意去說服韓非子從“孤憤”中解脫出來，韓非子將不會采納。
孔門記載孔子的主張，還可見于《中庸》、《大學》，與《家語》也是一致的：
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時而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而不悔。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當然，《家語·三恕》中也寫到孔子也曾主張“諍”：
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
但孔子這只是說的“昔者”，而不是他的當時，言下之意當時情況很缺這種“爭臣”，這種“爭臣”也不好做。《禮記》說：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在《孔子家語》之《辯政》篇，孔子把進諫分為五類，“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進諫者可以“度主而行之”。孔圣說自己“吾從其諷諫乎。”前四諫正是“顯諫”，是不合《禮記》的。照此看來，有可能孔子連《禮記》所定的“三諫”也做不到。
所以《家語·三恕》篇接著就寫了孔子答子路的話：
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有時干脆就不諫，把自己好好隱起來最為重要，仍是《論語》“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話。到他們一旦出來做官的時候，則“袞冕而執玉”，要有足夠的神氣。
總之，“明哲保身”一語雖不出自孔子，而出自《詩經》，孔子的主張卻深知這種“保身”之道。但孔子雖主張在“邦無道”的時候“明哲保身”，他卻有一句名言：
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
孔子這句名言估計是在他其道不行、很不得志的時候說的，其所贊美的這種品格，最能當之無愧的人，至少，韓非子該算是最突出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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