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蠹》看韓非

　　對于韓非子，似乎容易站在“他是對的”與“他是不對的”這樣兩個極端之間考慮，如何掙破此一絕對主義，確有必要。

　　其掙破的方法，別無它途，只有直接閱讀韓非子，自己來弄清楚。好比面對湯湯洪水，得有一塊站腳之地，哪怕它很小，也會踏實了些，然后再考慮其它。

　　我們要從那字里行間，走近韓非子，感受他的時代和他的國家，在精神上接近到這個歷史人物，從他的心情，到他的理論，這樣，我們就能面對較為活生生的客觀情況做出切實的判斷。

　　一

　　《史記》說，“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呼，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秦始皇說這話的時間，大致可定在公元前235年左右。

　　東漢哲學家王充，在《論衡》里寫下了《非韓》篇，這個寫作時間，假設在王充五十歲，則是公元77年，距離秦始皇說那句話，有三百年。王充在其文章中，對于韓非子把儒士列為“蠹”，表示不能同意。

　　韓非子這篇《五蠹》，到底是個什么主張?怎么就把圣人之徒列為社會國家之一種“蠹”蟲即蛀蟲的?

　　我們這就不得不拜讀韓非子的《五蠹》。粗讀下來，韓非子這篇文章，大致有三層意思。一層意思，主張：

　　“圣人不期修古，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也就是治國要面對現實與時俱進，不能泥古不化。他認為：

　　“上古競于道德，中古競于智謀，當今競于氣力”。

　　他的這一相當宏觀的認識，有多正確且不論，其重點落筆之處是最后一句：“當今爭于氣力”。也就是說，他認為，在他所處的時代，華夏大小許多諸侯國已經兼并為秦楚韓魏趙燕齊七大國，這七大國仍在激烈的兼并之中，并且秦國有吞并東方六國之勢。在這種情況下，要能生存以至發展，全憑實力，反過來說，憑上古、中古的“道德、智謀”來圖生存求發展是沒有用的。

　　他舉了兩個例子，說，周文王當初只有五百里之地，行仁義而懷西戎，并且就這樣得了天下。這是以仁義取得成功的例子。另一例是行仁義而亡國，說，漢江之東有個徐偃王，也有地方五百里，他行仁義，來向他靠攏并且獻出土地的國家有三十六個，這似乎也是成功的了，但是，楚文王感到威脅，就舉兵前來討伐，一舉滅了徐偃王。韓非子得出結論說：

　　“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文王是不是僅僅憑著行仁義取得天下的，這在論述中已經不重要，因為無論如何畢竟要有一定實力，周朝才能滅了商朝，不是有周武王伐紂、牧野大戰嗎?但儒學總是說周文王是行仁義而得天下的，商紂王是不行仁義而失天下的，韓非子只是利用著這一流行的現成說法，至于其片面性，則且置不論。

　　另一面，荊楚是以并吞了江漢之間許多小國最后形成了國土之廣。這所謂徐偃國，不管是真實有過，還是杜撰，總之可以舉例代表著那許多曾經存在過的江漢小國，它們因為實力很小而被楚國并吞了，哪怕是以大行仁義著稱的。所以，韓非子的這個論述，在邏輯上立得住腳。對此，王充卻有不同看法：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六國，強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以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

　　王充的主張，是把行仁義與講實力結合起來，既有“德守”，又有“力備”，各有其用，相得益彰。

　　王充之說，讀來很好，也是在包括韓非子這樣的前人基礎上新的認識,但我們也不能說韓非子錯了。王充是東漢初年人，面對西漢興衰的得失，他自覺或不自覺地，是在試著總結和提出治理國家的完備的理論，因此面面俱到兼顧儒法。韓非子是戰國末期的人，天下都在為了國家生存而空前地“爭于氣力”，而且韓非子的國家韓國更是到了危急存亡關頭，尤其不能靠著“行仁義”而求生存，可是偏偏仍然有著這樣的主張，他不能不大聲疾呼而提出匡正的國策。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我們打開《史記》的《六國年表》，以韓非子在秦國遇害之時往前推，四十年間，當是韓非子最重要的生命時光，他作為貴族公子的韓國的情況是很糟糕的，不斷遭受著秦國的蠶食吞并，韓非死后的第三年，韓國也就滅亡于秦國，在齊楚燕趙韓魏六國之中是第一個被秦國滅掉的。

　　因此，我們該對韓非子“當今爭于氣力”之說，有充分的了解，而不能說他是錯的，甚至都不能以所謂片面性去指責他。這也好比面前本來陳列諸多工具，我們臨事只能選取最適用的，而不管其它的在其它方面其它時候多么有用，它們在此時此地是沒有用的，乃至應當棄之不顧以免礙事。若真的要以“行仁義”作為國策來救國家，是“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這簡直就是要讓國家坐以待斃以至立即滅亡的瞎鬧，萬萬使不得的。但王充卻不這么認為，他說：

　　“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眾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強弱不敵，眾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

　　這是說，強弱本來已經懸殊，你在國內再怎么“明法度”以強國，也沒有用。

　　王充就這樣從“強弱不敵”的角度重新提出了問題。如其說來，弱國反正不勝強國，弱國怎么要讓自己強起來也沒用，結果都一樣。

　　這情況之下，除了等死之外，簡直就沒有辦法了，“明法度”與“行仁義”應該都不管用。但王充認為，不，“行仁義”是管用的。他舉童子面對無敵大力士孟賁的例子說：

　　“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

　　童子“修禮盡敬”的一套軟功夫，或許會讓孟賁放過他，從而死里逃生。王充舉出魏文侯時代的一件事，來說明他的理論有歷史依據：

　　“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

　　他對此分析說：

　　“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強則奮威。秦以兵強，威無不勝，卻軍還眾，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

　　他的結論是：“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

　　王充說的是“雞蛋不跟石頭碰”，或許能有僥幸迷惑了敵人而茍活幾天以至再圖發展的可能，但從實際上說，以當時岌岌可危的韓國的情況，效法近二百年前的魏文侯而在全國大行尊賢有禮，就能感動、感化以至嚇退秦軍么?

　　如果說弱國明法度以圖強，是作生的努力而不怕死得悲壯，那么，王充的主張，則是作死的準備而不怕死得可笑。

　　王充認為弱國應當“行仁義”而不是“爭氣力”，放在韓非子的歷史條件下，是無力而且滑稽的。但王充確實說出了弱者的一種丑陋的思維方式，或者說是一種“文化”。

　　如果說道家陰柔是內懷剛強暗懷殺機，那么王充主張的這種陰柔，乃是真正的無能，基本上也就是伸著脖子準備挨刀而己。這種思維，并不只屬王充一人所有，每當大難臨頭之際，就會有這種弱者的自欺的僥幸的思維。其試于單個人的情況或許有成功躲過一劫的可能，用于國家生死存亡的事情上，則幾乎也就是準備著做亡國奴就是了。

　　二

　　韓非子《五蠹》篇的第二層意思，是要正確地賞與罰。首先，要認識到當今明君應該“峭其法而嚴其刑”，為什么呢?在于人性，在于國情。

　　從人性來說，比如有個不學好的人，父母之怒，鄰人之勸，師長之教，都不聽，等到他觸法，被當作壞人捉起來，他就曉得怕了，也許就能“變其節，易其行”。這就說明：“民固驕于愛，聽于威”。

　　韓非子是荀子的學生，跟著荀子研究“帝王之術”，他的同學李斯，就是后來執掌秦國相印而謀害了他的。他們的老師荀子認為，人之本性是：“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逸”。這樣原本的人，經過后天人為的改造，也就是經過“偽”，才可能變得好一些：“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所以，“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這個明于“天人之分”的理論，韓非子繼承過來，從人性上說明其“峭法嚴刑”的必要。韓非說，會有這樣一種現象：拿到普通布帛，一般人也不會丟手，但見到百鎰黃金，大盜卻可能不會伸手。個中原因，正是刑法的作用，“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他由此得出結論說：“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并且，要做到：“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力矣。”

　　韓非子所說這一套，王充大約也很難否定。王充所不滿于韓非子的，是韓非子一味的只重視這種法治的作用。王充認為：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但王充對韓非子是理解的：“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但是，王充打比喻說：“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

　　他們的分歧如此而已，并非截然對立。

　　不過，韓非子進一步要說明的問題，在于國情，提出從“當今爭于氣力”的總體要求出發，明確刑賞勸罰的對象，矛頭所指，涉及到了儒士。他指出當時有這樣一些問題：

　　“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既爵之又卑之)

　　“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既賞之又鄙之)

　　“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既遠之又敬之)

　　“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既懲之又贊之)

　　結論是：“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怎樣壞與亂?比如：“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悅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在于：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

　　“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而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

　　韓非子將一切也歸結為“禮法”之亂。這個“禮法”，不是死板的古代“禮法”，是適應時勢的應有之“禮法”。

　　但這些話，王充很不同意，他認為儒術儒士于國有用而不是無用：

　　“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谷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

　　“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

　　顯然，王充說得這樣重要得可怕的“禮義”，是儒生們死抱著的傳家寶，韓非子就不懂得么?韓非子只是強調在“當今爭于氣力”的情況下，對于“禮義”有新的要求。在《五蠹》一開篇，早就表達過“事因于世而備適于時”的總原則，不能“美堯舜湯武之道于當今之世”。

　　但王充所說的一套，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為事關“綱紀”，事關要求人民“愛其主上”，也就是“君君臣臣”的總體秩序的存在，這對于“君主”及其團隊來說，確實是須臾離開不得的。不管是幫忙也罷，幫閑也罷，“儒者之操”的主要作用在此。王充堅決反對將儒者列為“蠹”，就是站在這樣一種“大局”上看問題的。

　　然而韓非子并非有意要與王充所強調的這個總體秩序作對，他只是要求在“當今爭于氣力”的情況下,“明主”能將國策大力度地從“行仁義”轉為“明法度”，以挽救危亡、保國保種。所以，韓非子所提出的主張，也是為了一種“大局”，也是一片忠心。

　　這樣看來，儒與法，本來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而無根本的利害沖突，“人主”之慮之責，在于如何使用好這兩輪與雙翼。

　　王充的主張講的是一般性，韓非子的主張講的是針對性，如果王充與韓非子同在韓國為臣，則政策取向仍當以韓非子為主，而以王充所說作為補充。

　　王充站在他的角度，給韓非子一個譏笑，說：

　　“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為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茍益也。”

　　他是說，一定的“禮義”無論如何仍是需要的。這就說明，王充對于他的主張與韓非子的主張之間的關系很明白，他只是要對韓非子作出他認為極有必要不可或缺的彌補，他與韓非子的分歧如此而已。

　　三

　　《五蠹》的第三層意思，重點在抨擊“言談縱橫”。為了有力陳述“言談縱橫”的危害，韓非子劍指儒士標榜的“賢、智”這兩大優勢，來說明那是無用而有害的。先說所標榜的“智”的不可靠與不實用：

　　“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所難知也。……民無從識之。……慕上知之論，則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再說所標榜的“賢”的不可靠與不實用：

　　“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人主處制人之勢，……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奸詐矣。”

　　此番論述，渾化無痕貫徹老子“無為”思想，只有“一法、固術”，才可以真正有為而不至于亂。老子早就說過：“為無為，則無不治”。韓非子的離賢去智，正相當于老子的“絕圣棄智”，這種“一法、固術”的明主，才真是老子所稱贊的“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

　　無論何年何代，儒士們見了韓非子這種言論，是不會高興的。于是歷來儒者的“批韓”也就在所難免。韓非子堅決認為，凡事一定要致實效而去空言。他用“歸謬法”而引出正確結論，說：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

　　“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

　　不過，韓非子由此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就更是要遭到后世儒學的痛罵了：

　　“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否則：“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

　　看來，韓非子的主張，因為產生于當時戰國的嚴峻環境，有一種很強的戰時路線和政策的特點，王充并未一概否定，他主張的“文武張設，德力具足”，是包括了這一面的，但他對于“無書簡之文”、“以吏為師”，一定不能接受。儒者們一萬次地指出，秦朝就是因為用了法家的這一套，才二世而亡的。

　　確實，秦國沒有及時調整戰時路線政策向著非戰時轉化，而是“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賈誼《過秦論》)，于是那樣迅速而僵硬地倒了下去。

　　然而，當人們(比如北宋末年的蘇東坡、明末清初的王船山)這樣痛罵韓非子時，他們實在也就缺乏了歷史的態度。當嚴峻的戰時又來到面前，國家社會仍然會向著韓非子的主張靠攏的。所以，即使是韓非子“偏頗”之處，也仍然有其“合理性”，而不可簡單地否定他。

　　在以上這樣摒棄了所謂“賢、智”，弄清了“士民”(即儒士)的面目與危害之后，韓非子就進入《五蠹》篇的最后一擊，揭露“言談者”，也就是以“言談縱橫”為事業的人們。當時的“縱橫”，如韓非所說：

　　“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

　　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合縱連橫”策略。戰國時代最有名的說客是蘇秦、張儀。說客蘇秦，最后能配帶六國相印，憑他三寸不爛之舌，說動六國賦予他協調六國(齊楚燕趙韓魏)行動的權力，以共同對抗秦國，這就是“合縱”。說客張儀，以與蘇秦正好相反相克的策略“連橫”取得秦王信任，做了秦相，他的任務就是分化瓦解六國聯盟，讓他們一一歸順于秦國，他最有名的是讓楚懷王上當，把楚國害得不輕，他是楚國的愛國者屈原最痛恨的一個人。

　　這“合縱連橫”的事情，是當時戰國七雄之間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外交戰，其中充滿欺詐與陰謀，也充滿天真與上當。韓國自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在這樣的外交攻守之中，大大小小的蘇秦張儀，坐著戰國時代的輕便馬車，行進在“周道如砥”的平坦大道上，昂昂然穿梭往來于各國之間，而受到隆重接待，于是，紛紜的戰國外交成了一種特殊的名利場，策略失誤與里通外國，犧牲國家與謀取私利，這樣的事情層出不窮。

　　韓非子站出來，大聲疾呼讓國家堅決從這種無益有害的外交之中脫身出來，“縱”也罷，“橫”也罷，都不要理它。他說：

　　“人臣之言衡者，……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縱者，……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事強則以外權士官于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于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

　　這種“人臣”，其實就成了內奸。韓非子指出，最重要的，是把國內的事情辦好。他說：

　　“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他舉眼前“周滅于縱，衛亡于衡”的慘痛事例，說：

　　“使周衛緩其縱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

　　韓非子的這一見解也就預答了三百多年后王充的疑問：弱小的童子能對付無敵大力士孟賁嗎?童子一定要示弱小、不抵抗，方有可能幸免孟賁的打擊嗎?

　　其實，韓非子此言也是有歷史依據的，往前推五十年(前284年)，燕國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趙、韓、魏合攻齊國，一直打進齊都臨淄，占領齊國達六年之久，然而齊國仍有三座城池堅守到底，這就是聊、莒、即墨。

　　總之，至此，韓非子對于“儒”，“俠”，“言談”這三大蠹，已經說得很清楚。還有二蠹，是“商工游食之民”與“患御”。

　　“商工游食之民”，在重耕戰的戰國年代，不受國家歡迎，地位不高，但到韓非子的時候，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商賈)之民多矣。”

　　非法謀利者貴而耕戰立功者賤，這樣“亂國之俗”的情況，對于處在戰國之中的國家，是不利的。因此，韓非子把“商工游食之民”列為一“蠹”。至于“患御”這樣一“蠹”，是指什么?韓非子這樣描其行為：

　　“積于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

　　“患御”指“近習”，也就是君主或權臣身邊的人，他們接受賄賂，為人謀取地位，而使有汗馬功勞的人反而不能得到親近與重用。這種角色，列為國家之“蠹”，不算過份。

　　至此，韓非子的“五蠹”之說，我們應該覺得，是言之成理的，他對時代的清醒認識，他對國家的一片赤誠，也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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