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韓非子的疑問

　　一

　　《韓非子集》首篇《初見秦》，“著作權”有列在張儀名下的(見《戰國策》)，我們暫且依《韓非子集》，看作韓非子受韓王委派初至秦國所寫呈給秦王的一篇或第一篇文章。

　　此文開篇說，“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雖然，臣愿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

　　這句話反映出當時一種嚴峻性，而韓非很有擔當地把自己置身這一嚴峻性之中，以明心跡，好讓秦王對他有足夠的重視。氣悲壯，人勇敢，也很樸實可靠。作為說客之說，這段話很有說的藝術性。

　　韓非是在韓國受到秦國急攻的情況下，受韓王委派或主動愿意赴秦作說客的，他本人是韓國的王室公子，該有這份責任心。那么，且不說他屬于來自與秦國對立的東方六國(齊、楚、燕、趙、韓、魏)，至少，他必定是代表了韓國的利益而不能出賣的。這樣的一個人，如何能讓秦王聽信他的話呢?難道能說服秦國放棄自己的利益，去成全韓國?雖愚人亦知這不可能。消滅東方六國，一統天下，已經是人人皆知的秦國的方針，秦國為此已經做了幾代人的努力，并且大有進展，勢在必得。韓非子就要在承認秦國這個大方針的前提下，來說服秦王接受他的意見。可見，這事很難。但他的任務就是要完成這一外交任務。

　　他先把東方六國來一個否定，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韓而成縱，將西面以與強秦為難。臣竊笑之。”

　　這樣的一句話，顯示了一種很客觀的立場，是一種抽身局外觀察天下大勢的“士”的身份，純粹公共知識分子的樣子。這樣才能使得秦王能夠接受。如果相反，一開始就擺出自己是本國之叛徒的嘴臉，或者一開始就想說服秦國松懈以至放棄滅韓，也就是說，站了左右，不那么純潔，就會引起秦王反感。

　　“竊笑之”的理由是什么呢?韓非子對秦王說，“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就是說，東方諸國，有三種亡國之形。他們想聯合起來抗秦，是“以亂攻治，以邪攻正，以逆攻順”，這就是“三亡”。韓非子進而具體對比了東方六國之亂與秦國之治，說明東方六國不是秦國的對手。現在秦國是“戰未嘗不克，攻未嘗不取，所擋未嘗不破”，形勢大好。

　　這樣的話，秦王讀了一定喜歡。

　　接著，韓非子筆鋒一轉，來了個“然而”，說，秦國由于連年征戰，與東方六國一樣，也存在“兵甲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的問題，所以至今“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

　　不光是一味說好，同時也敢于指出欠缺，并且立足點是為秦國著想，這才能讓秦王聽下去并且重視。

　　下面的文章，從關心韓非子的命運的角度，可以說，是到了他犯錯誤的時候了。他說，秦國之所以有這些弊端，“此無異故，其謀臣不盡其忠也。”光說了這句話還不夠，接著又列舉一些例子，來證明他說得對，說：有好幾次秦國都在“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的關頭，“謀臣不為”。這就讓天下把秦國都看透了，所以他們合縱抗秦“比意甚固”，心越來越齊了。韓非子這些話，一下子把秦國的權臣們得罪得不輕，而且，至少是把近世直至當下的權臣們都得罪了。韓非子不是不知這個利害，他說，“臣敢言之”，也是硬著頭皮講的。為了取得秦王信任，他不得不冒了這個得罪秦國權臣的風險。

　　接著，他講了歷史上周武王滅紂、趙襄子滅智伯這兩個大事件，說明力量對比與勝負之間微妙難測急速變化的關系，勸說秦王抓住目前秦國富有實力的時機好自為之，取得兼并天下的勝利。于是說，“臣昧死愿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縱，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如果依了我的話而不獲成功，則請“大王斬臣以徇國”。這封要求接見面談的信寫得很機智。

　　從全篇看，此文或不必是韓非子作的，但與韓非子受韓王委派赴秦做說客，有吻合之處，這大約是人們把它編進《韓非子集》列在第一篇的原因。

　　二

　　《韓非子集》的第二篇是《存韓》，與上一篇《初見秦》，顯得本來是一個歷史文獻的上半段與下半段，后人裁為二截，上一截為《初見秦》，下一截為《存韓》。這樣看來，人們把這兩篇文章收進《韓非子集》，就甚有道理，它們雖未必是韓非子親撰，其中卻有韓非子很多言論。

　　此篇說的是韓非子向秦王說明目前秦當存韓的理由，而李斯予以駁斥，認為韓是秦的心腹之患，秦不能存韓。于是李斯出使韓國，想讓韓王上當，但韓王拒而不見，于是李斯上書韓王，想取得韓王信任……。下面如何，文章戛然而止，顯得是殘篇。所以，這篇記載的是韓非子與李斯兩個人的言論事跡，而不光是韓非子的“存韓論”。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以上《史記》，說的是大致情況。而《韓非子集》的這兩篇，卻可以啟發我們的想象，雖然它也沒有能給我們說得更多一些。

　　韓非子是上書還是面對秦王陳說自己的“存韓”的意見的，《存韓》篇中無有記載;這兩種形式，本來都可能，但在李斯等人掌控下，韓非子大約是沒見到秦王。韓非子主張秦當暫且“存韓”的理由，陳述很多，大致如下：

　　韓國依附于秦國已經三十多年，實際上早已等于是秦國的郡縣了，如今聽說秦國的貴臣主張進攻韓國，我認為這個算盤打得不對，因為趙國才是秦國大患。再說，韓雖小國，上下同憂，很能抗敵，如果秦攻韓，一年是打不下來的，天下就要小看秦，加強合縱，與秦對抗爭強，這種情況下，趙國得計，對秦國更為不利，你們今后無論是攻趙還是攻韓，都更加困難，如果這樣下去，你秦王雖然與金石同壽，統一天下的日子大約也還很遙遠。依愚臣之見，應當派使到楚國去，重賄用事之臣，說明趙國欺侮了秦國;派人質到魏國去，以安其心;這樣由韓國伐趙，秦國支持;楚魏中立不動;趙雖有齊國支持，力量還是不足。這樣，先解決了趙國，至于韓國的事情，還不好辦嗎?“可以移書定也”。解決了趙與韓，楚與魏也就服了。要不然，秦與趙相敵，趙后面有齊，而秦卻丟掉韓國這個同盟，又未能及時聯結楚魏，秦國是不能取勝的。韓秦作為一體，終強還是終弱，就看今年了。況且趙國已經陰謀很久，秦國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反而貿然先攻韓，真是大錯。

　　韓非子不敢說秦國不能滅韓，他只能委婉地說實際上韓國早已是秦國的，將來完全成為秦國的也不成問題，只是秦國現在應當利用韓國作為同盟軍，聯絡楚魏，先滅取趙國。韓非子的主張，也許確實是為秦國著想，但對于韓國，也就是緩兵之計。他是利用戰國的紛紜形勢，找出既利秦國擴張也利韓國生存的一種可能，來說服秦王。

　　李斯站出來講出另一番意見，說：

　　韓國是秦國的腹心之病。齊趙之交很深，現在攻趙，甚為不利，而且一旦攻趙，韓國這個腹心之病必發，假如它與楚國暗通聯結，那么秦國就危險了。韓非到秦國來，目的是存韓，是為了他自己在韓國的身家地位，不能聽信他的花言巧語。我認為，現在秦國可以做出用兵的樣子，卻不說是進攻哪里，那么韓國必然恐慌，我愿出使韓國，叫韓王前來見大王，這樣將他扣下，也就控制了韓國。再令將軍發東郡之卒，依然不說進軍何處，那么齊國必定驚恐，就會與趙國絕交而向我們示好。這樣，秦國兵未出，而近擒韓國，遠交齊國，趙國破膽，楚國狐疑，魏國亦不足慮，天下可以這樣蠶食而定。

　　于是秦王采納了李斯的意見，并且派他到韓國去。

　　韓非子這次出使秦國，不但外交遭挫，個人也失敗了，接下來就是史書所載的他被秦國軟禁，以后被李斯向秦王進讒言，將他害了。

　　從戰國地圖看，很明顯，秦國要兼并天下，必然先相機解決擺在正面與側面的四個國家，即趙、韓、魏、楚，首當其沖的是韓魏兩國，而趙在韓之北，楚在韓之南，從地理關系上說，韓國也更便于解決些。所以，韓非子的那一套意見，很容易就被李斯否定了，不但沒能糊弄住秦王，卻反而推動了秦國去解決韓國。這也是事所必然，韓非子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硬著頭皮罷了。

　　查《史記·六國年表》，秦滅六國的次序是：韓(前230年)，魏(前225年)，楚(前223年)，趙(前222年)，燕(前222年)，齊(前221年)。但這個次序不是直遂的，是曲折實現的，依翦伯贊《中國通史》分析，秦滅韓兩年之后攻趙，第二年虜趙王，趙的殘余力量逃至代，這當在前227年，第二年，秦攻燕，燕的殘余力量逃至遼東，一年后秦滅魏，又二年后秦虜楚王，第二年，秦滅趙燕的殘余力量，趙燕遂亡，次年，滅齊。所以，事實證明，秦國沒有采納韓非子的獻策，沒有先去破趙，而是先掃清了韓國這個眼面前的障礙，然后去破趙，要不然隔韓攻趙，甚為不便，就上韓非子的當了，后果真是難以設想，說不定一統天下的時期會往后推，但韓非子可算是為他的國家盡了他的努力。

　　因此，《存韓》反映了韓非子在秦國為自己的國家韓國所作的努力，人們據之可以想象他在秦國遇害的原因。

　　三

　　參與李斯謀害韓非子的姚賈其人，《史記》除了點出他的名，說他參與李斯謀害韓非子，別無更多記載，而《戰國策》有他的身影，其中與韓非子有關的一條說，有四個國家聯合起來將要攻秦，秦召賓客六十人商量對策，姚賈自告奮勇愿意出使四國，“絕其謀而安其兵”。于是秦王給他車百乘、金千斤，讓他出使四國。后來，果然取得外交的成功，秦王大悅，以千戶封賞姚賈。韓非子對秦王說，姚賈帶那么多珍寶出使楚吳燕代，其實，三年之內，四國也未必就能聯合起來，他只不過是以秦王的名義、秦國的珍寶，而自己結交諸侯，謀取好處。況且，他本來是梁魏看門人之子，在梁國為盜，逃出去又在趙國犯法，這樣的人，大王竟然重用他，這豈不讓群臣寒心?秦王就此責問姚賈，姚賈就擺出許多理由為自己辯護，秦王聽信姚賈，依然重用他，于是，韓非子反而遇害。

　　《戰國策》這條記載，讀來并不很合理，這大約也是司馬遷沒有采用的原因，但這條記載可以給我們一個合理的信息，就是韓非子得罪過姚賈，而秦王盡管已經知道姚賈的來歷不那么光彩，還是繼續使用了這個人，自有他的需要，所以姚賈后來才有了機會與李斯一起謀害了韓非子。可以認為，司馬遷就是從這個信息的合理性上采用了姚賈這個姓名，給李斯一個同謀者。

　　那么，《初見秦》到底該列在誰的名下?首先，肯定不該列在張儀名下，因為《初見秦》中提到的事，都發生在張儀死去多年之后。張儀死于公元前309年，而《初見秦》中說的“荊王奔走，東伏于陳”，發生在公元前278年，是張儀死后三十一年的事，“拔武安”，大破趙，在公元前260年，是張儀死后四十九年的事，“引軍而退，與魏氏和”，在公元前275年，是張儀死后三十四年的事，等等。韓非子受韓王委派到秦國去，在公元前233年，上距張儀之死七十多年了，而《初見秦》中所發議論，假如是出自韓非之口，說的也都是二、三十年前的事，這當然也是可以的，因為所說都是較重大事件，可以拿來舉例證明自己的觀點，即認為當年是秦國的謀臣不力，以至于失去了這些本可以進一步擴大戰果的機會，這個觀點其實未必是對的，是有夸張之處的，然而這就是當時“策士”們說話的風格。所以，把《初見秦》編進《韓非子集》，列在韓非子名下，比編進《戰國策》，列在張儀名下，要合理得多。因此，我們從其大體的意思上，可以視為韓非子“初見秦”對秦王的一番言論，這個秦王，就是后來的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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