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昬與治國

　　在中國，孔夫子大約要算較早鼓吹“愛”的大師。“愛”有何不好呢?難道我們應當鼓吹“恨”嗎?確實，就人類情感來說，愛與恨是人類最為基本的情感，并且二者總是糾結一起，往往有其“愛”的同時，就有其“恨”，難分難解，永遠也別想拆開，它們已經并依然與人類同在同去，除非造物將人類重新塑造成一種絕無“愛恨”的生物，我們不敢說就做不到，但這方面的事情似尚未有。

　　孔夫子是一位專門為“治天下”出主意的人，所以從前流傳一句話叫做“半部《論語》治天下”。拜讀《韓非子》，每每需要捧起孔夫子來作一對照，看他們說得有如何不同，于是覺得，在語意上，孔夫子是最講“愛”的，而韓非子未免太講“恨”了，所以孔夫子主張以“仁，禮”這些“愛”而“柔”的東西治國，而韓非子主張以“法、術、勢”這些“恨”而“硬”的東西治國，有如冰炭不能同器。不過，孔夫子的經典中也有刑法殺戮這一面，就是說，孔夫子亦有“恨”，而且是大“恨”。反過來，在韓非子著作字里行間也充滿其對國家社會強烈的責任心，就是說，韓非子也有他“大愛仁心”。

　　這樣兩邊一扯，是不是就能扯平了?依然不能。因為，在總體印象上或人們的宣稱上，孔夫子的特色就是講“愛”，要以“仁愛”治天下;韓非子的特色就是講“恨、狠”，認為治國要立足于人間之“不愛”的現象，或者說立足某種嚴重對立的事實之上。為了這“愛”，孟夫子明確提出“人性善”，為理論基礎，對孔夫子做一大補充;韓非子則同意荀子提出的“人性惡”，作為他的理論基礎，他的一套也就發明出來，叫做“法，術，勢”。

　　而在實踐的方面，自漢朝以來的頂層設計者們，努力要把這二者扯平，叫做“外儒內法”或“外圣內王”或“王霸道雜而用之”，使它們共同成為“帝王之術”的組成部份，以行“帝王之政”。

　　治國理論上的糅合，似該將《淮南子》看作一個開端，它努力把儒，法，道三家一爐而治，它的《汜論訓》中的一段話反映了它的這一構思：

　　“百川異源，而皆歸于海，百家殊業，而皆務于治。”

　　《淮南子》后來就落了個“雜家”的稱號。它誠然是“雜家”，只要看它竟然發表了這么一句就明白了：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孟春記》)

　　此言發表于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說明很早中國人就能有這么宏觀的“民主意識”了。此言在六年之后“獨尊儒術”的情況下，聽著就有些刺耳了。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寫下了他的父親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表現了對于諸子的歸納、分析，與《淮南子》的撰著一樣，反映了漢初對于統一的治國理論的需要：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無論是孔夫子的“愛”，無論是韓非子的“恨”，軟的一手與硬的一手，還有其它各學派，都寬容地被承認大家都是為治國安民著想的，于是，一切在“外儒內法”中被融合到一起。然而，在統治者內部，卻又時而會為這個爭執起來，思想的爭論反映著其時朝廷以至社會的矛盾沖突。

　　對于《孔子家語》，我們且認它是真的;如果看下來之后，我們覺得其內容符合孔子的教旨，則至少可認它為儒家后學所撰，且其中保留著“斬侏儒，誅少正卯”這樣一些真實的材料，而為司馬遷所采信用于《史記》。

　　《孔子家語》第四篇《大昬解》，昬，用為婚姻之婚。那么，從題目上看，這篇是談論婚姻的。然而，讀下來，孔子所談，依然是他最熱心的話題“政”。婚與政如何能扯在一塊兒?他認為婚與政有個共同的東西，就是“愛”。但從婚到政，當中有復雜的過渡與聯系，是“禮”，是“敬”。所記孔子原話是：

　　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實現)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昬為大。

　　這樣復雜的過渡與聯系就是：要為政，就要愛人，要愛人，就要有禮，要有禮，就要有敬，最體現敬的，就是大昬，不是一般的昬，是諸侯以至天子之昬。

　　那么，反過來看，有一個倒轉的序列：

　　大昬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就是說，國君或天子，要親自恭娶配偶，這是有尊嚴的，具備敬與愛，既然如此，何愁不能弄好國政!

　　此意成文，編在這《孔子家語》里，目的當然是要讓有資格“大昬”的人們捧讀，對照檢查，克己復禮。

　　魯哀公對于孔夫子把“大昬”與“為政”這樣聯結起來看，沒敢有疑問，他只是從一個很枝節的角度提出疑問：這“冕而親迎”，不是太隆重了么?

　　孔夫子說，“大昬，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國君的婚姻，關系到“萬世之嗣”，怎么能說“冕而親迎”過于隆重呢?

　　讀到此處，不免覺得有點“幫忙”或“幫閑”得緊了。(參見魯迅《從幫忙到扯淡》一文)

　　不過，孔夫子畢竟不同，他馬上就升華到精神的與治國的高層面上去，說，“天地不合，萬物不生”，這是拿天地合而生萬物，來比方國君的婚姻，不但天經地義，而且重要性也就很明白，所以說，“大昬，萬世之嗣也”。我們得承認，君主娶親生孩子，重要性畢竟與一般人不同。但那重要意義還不光是“萬世之嗣”，因為大昬之后，“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則足以振之，國恥則足以興之。”卻原來，君上的婚姻，有這樣大的作用，不但能讓朝廷“立上下之敬”，而且連“國恥”的問題都能解決。反正，認真從這兒做起，天下國家一切事情都好辦了。

　　大約，孔夫子是怕魯哀公不信他的話，就舉出歷史事例來說：

　　“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后也。敢不敬與?”

　　孔夫子得出結論說：

　　“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能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昔者大王之道也如此，國家順矣。”

　　總之，孔夫子開導魯哀公，治國平天下要以“愛人”為基礎，要做到“愛人”，就要遵照“禮”，要達到“禮”，就要有“敬”，要達到“敬”，從娶老婆、愛兒子做起，給朝廷以至天下看看，君上是如何“愛人”的，于是“愛”就普及到天下去，天下就大治，萬世無憂了。

　　以上這些，《孔子家語》里這篇《大昬解》說得很明白，從其本身邏輯上，是言之成理。從整篇思想上說，是儒家的“禮教”。其中之孔夫子，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弟子后學既有所記也有所加工。

　　為負責起見，最好還要參考一下其它孔門經典，看看這《大昬解》是否“偽作”，或作“偽”作得是不是近真。

　　查孔門經典《禮記》，有《昬義》篇，開宗明義說，“昬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這話在《大昬解》里也有，不管它們是誰抄誰的，見解一致。

　　《大昬解》里有句話，“夫婦別，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天下就太平了。

　　《禮記》之《昬義》中的一句話，可與《大昬解》的這句話互為引證：

　　“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昬禮者，禮之本也。禮始于冠，本于昬，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鄉射，此禮之大體也。”

　　由此可見，“禮”是一個龐大系統，一個男子，特別是國君，附帶地，還有女子，特別是國君的后宮們，從生到死都在里面。所以，對女子亦有特別的要求：

　　“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圣王重之。……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在古禮，或者說，同時也是儒學圣人的理想設計中，國君與他的后宮們是有內外分工的：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如果這些沒有做好，“男教不修，婦順不修”，則會有日食、月食來給予警告。這日食、月食的話，《大昬解》中未說，但后世的各朝各代，對日食、月食確曾從這個角度予以重視，則是事實。

　　這樣，國君作為一個男人的天生擁有的“愛”，就經由他的后宮女人和朝廷官員們，向著內外擴散，而達到天下大治，以至千秋萬代。

　　總之，《孔子家語》與《禮記》的精神以至說法是一致的。

　　《論語》是否有與此不一致的呢?沒有?！墩撜Z》雖沒談這個“大昬”，但通篇也是滲透這一以“仁愛”為基礎的治國平天下的大辦法的;至于直接說到此“愛”的，雖不多見，卻也有幾處點睛之筆：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就在孔子談到樊遲時，我們知道了農夫一類的“民”以及樊遲的“小人”傾向，是不包括在孔子的“愛”之內的，所以，他的“泛愛眾、節用愛人”之類，所愛之眾，所愛之人，首先是誰，其次是誰，不包括誰，有其具體內容，對農夫老圃以及“小人”如果也有“愛”，也不可能“愛”到愛君子的程度。至少，一時還“愛”不過來，孟子說，“堯舜不遍愛人，急親賢也”，是要有級別地“愛人”的，“愛”是有輕重緩急、上下尊卑的，講得很現實。

　　孔子的“節用而愛人”，下一句是“使民以時”。孟子更直率而準確地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對照孔子的話，孟子所說的“野人”，就是孔子“使民以時”里的“民”，他們是“使”用來供養君子的，而被他們供養著的君子們的任務則是“治野人”，這就是“禮”所設計和規定的他們之間互相“仁愛”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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