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斬俳優侏儒

　　小丑這角色，是源于生活的，在生活中，總是會有人自覺充當小丑的角色;即使正人君子吧，言行有時也不免有如小丑。這些，都會有的，人們往往也寬厚和諧對待，并不說破。生活中是如此了，那么小丑成為專業的角色，是從何時起頭的呢?要查最古，就要從最古的文字或圖畫中去找。“最古”何在，大約還難說，也許有一日會在甲骨文或史前痕跡里找到小丑的蹤影;至少可以想象小丑是從古代的巫分化而來的，以今天眼光看，巫豈不很是小丑?雖然在當時它是最莊嚴的形象。據研究，巫是后來許多貴賤懸殊的職業共同的源頭，其在遠古社會中是集諸多功能與才能于一身的角色。

　　《孔子家語》第一篇里寫到一個小丑，是被孔子當場下令殺掉了的，也可算是較古的一個小丑了，他正是一個專業的小丑，而且已經是舞臺上的小丑。

　　“新世紀萬有文庫”里的這本《孔子家語》前面有“出版說明”，寫道：

　　《孔子家語》是一部記載孔子及其弟子事跡言行的重要文獻，是我們了解和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學派的重要參考資料。長期以來它被視為偽書。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了與《孔子家語》內容相似的竹簡;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漢墓又出土了與《孔子家語》有關的簡牘。這說明《孔子家語》并非偽書，它的原型在漢初就已存在。它與《論語》同源，系孔門弟子各記所聞，后選一部分輯為《論語》，其余部分則集錄為《孔子家語》，后來又經過數代孔氏學者的陸續編輯增補。

　　據此，可以認為，《孔子家語》是一部有點來頭的古文獻。

　　第一篇題為《相魯》，記載著孔子在魯國如何做官。

　　其“初仕”，擔任的是“中都宰”，為社會規定了一些制度而獲成功，叫做“制為養生送死之節”：

　　“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候則焉。”

　　有這樣的政績，魯定公就提拔孔子當了“司空”，所記在這個位子上的政績是：

　　“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闕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

　　從《家語》這些記述看來，當時社會，盡管已經不是很古，經過夏、商、周而到了周的后期的春秋時代，在許多方面仍不是很上規矩，連根據不同土壤種不同莊稼也還有人不懂或不嚴格遵照，飲食上不知老幼有別，另外，分工上不知道人的能力有大小，也不知道男女不能混在一起走路，在路不拾遺方面也還做得差，喪葬方面的一些事宜一般人也不懂，需要官府做些指導或規定。這些，在孔子指導下，得到了一定治理。比如，季氏葬昭公之墓的位置不對，不該位于墓道之南，孔子下令把溝改變了一下，就把這個墓與先前的諸墓歸到一起，而不是單獨分開在墓道之南。孔子對季氏作解釋，說是幫季氏掩飾了本來的這種“非禮、不臣”的做法。

　　孔子怎么就懂這么多的呢?《史記》上說，孔子從小就有這種興趣，“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有這方面的興趣和追求，當然就容易成為專門家。但孔子成為“禮”的專家，還要依靠學習。“禮”不是孔子杜撰的，他是“述而不作”。當然，一定是“述”必有據。他主要是向書本學，但《論語》上說，這方面已經“文獻不足”了，夏代已經遙遠，商朝也滅得很久。孔子處在周代，周代的文明，有些現成的文獻，如《周禮》、《儀禮》(學者劉建國《先秦偽書辨正》說明了它們都不是偽書)。孔子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郁郁乎”就是孔子感到他面前的文獻很豐富，他只要把周代的典章制度這些東西掌握到手，學而時習，溫故知新，就能成這方面的專家，他果然就成了，而且身體力行，我們特別能從《論語》的《鄉黨》篇中能看到孔子的一舉一動都很注重按“禮”而行。另外，孔子不但鉆研先代的典籍，還注意向人討教，他曾問“禮”于老子，這記載在《史記》上。孔子這樣繁于禮儀，引起齊國晏嬰為首的人們的反感，阻擋齊景公想使用孔子為官。

　　總之，孔子當“中都宰”、當“司空”的政績，證明了孔子既有學問又有才干，于是再次得到提拔，當了“魯大司寇”。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文中，魯迅說，司寇一職，相當于日本的“警視總監”。《辭源》說，司寇在中國古代是掌管刑獄的。這些，說明著此職古今中外都有，很好理解的。

　　孔子在“司寇”一職上也有很好的政績，社會被治理得達到“設法而不用，無奸民”的程度，很了不起的。

　　作為“大司寇”的孔子有機會作為國君的重要隨員一同出訪。這一天，魯公與齊侯在夾谷這地方見面，可稱兩國“峰會”。這個活動中，“孔子攝相事”，是魯公這邊諸事的總策劃、總指揮。他提出：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并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孔子這一意見的根據是“古者”，也就是說，他也是從古代記載上讀來的，夏商周以來此類國家行為中就有這些“禮”的規矩或范例。

　　司馬，是官職名，多為軍職，與指揮一定數量的武裝有關。“請具左右司馬”，就是請組建兩支衛隊隨同出訪。

　　兩君相見，就發生一件不愉快事，齊國“萊人以兵鼓謲，劫定公”，也就是齊國來了一些人馬鼓噪，要為難魯定公。這時孔子趕忙從下面走到臺上去，掩護魯公，并且跟齊侯講理，講的理很復雜，最后是落實到“失禮”上：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為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

　　齊侯被他說服，讓那些“失禮”搗亂的人們退了下去。孔子的表現堪稱英勇。據《史記》載，孔子身長九尺六寸，很有些高大威猛。

　　接著，就發生了斬小丑的事情。

　　搗亂的人們退下后，齊侯命“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于前”，這就是在宮廷音樂聲中，讓侏儒擔任的專職小丑上場表演滑稽節目。這該算是齊侯作出的友好姿態，相對于剛才發生的不愉快，也似有彌補之意。然而，孔子卻不允許，他又一次“趨進，歷階而上”，說，“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就是說，他認為這樣的“俳優侏儒戲于前”，是對諸侯的侮辱，該殺侏儒。

　　孔子一聲令下，右司馬就動手，“于是斬侏儒，手足異處。”

　　齊侯的反應有點軟了些，既然是他命奏樂演戲的，他該說句話才行，但他沒說，竟然就聽由魯國的司馬當他的面斬了齊國的俳優，而且他還“懼，有慚色”，說不出話來。可見“禮”的威力是多么的大，竟然就把齊侯完全的嚇住了。

　　以下，《相魯》篇還記載了孔子的一些政績。我們感興趣的還是孔子下令斬小丑的事情，這在我們今天的眼看去，是太奇怪了，原來舞臺上的小丑曾經無辜地有過這樣的危險和遭遇。可憐那人，生來殘疾(侏儒)，充當小丑(俳優)，死得這樣無理而悲慘，“手足異處”，活活剁死，還要說他該死。孔子是下令的人，也是當場的目擊者。這是《孔子家語》自己寫的，是作為正面的了不起的行為做記載的。這些編寫者，或許是孔子弟子，或許是儒家后學，他們的思想情感就是這樣，認為這樣寫是正確得到位的。此事《史記》亦載。

　　然而，當我們說“可憐那人”時，我們可能已經犯了一個錯誤，也許當時那侏儒俳優是算不得“人”的，殺他用的是一個“斬”字，而到《孔子家語》的第二篇《始誅》，記載孔子殺少正卯的事，用的是一個“誅”字。少正卯是有身份地位的人，位居“大夫”。侏儒小丑還夠不上用“誅”字，只能用“斬”字，雖然同樣是殺死而已，用詞的等級亦有這樣的不同，編《孔子家語》的儒門弟子們是絕不會弄錯的。

　　從《論語》可知，孔子不是反對藝術表演的，但認為藝術表演要合乎“禮”的規矩才行：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佾，音“逸”或“儀”，舞的行列，“禮”的等級規定是，天子用八列，諸侯六列，大夫四列，士二列。試想一下，天子用八佾，每佾八人，即六十四舞女，分作八列，舞蹈起來，穿行來往，很好看的。季氏是大夫級的，按“禮”只能用四佾，即三十二人，舞蹈起來，也就很好看了，但季氏不知足，竟然越“禮”，用了八佾。孔子聽說之后，不覺大怒，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后世儒家作注釋說：“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既然“罪不容誅”，為何沒有“誅”呢?是因為孔子這時只是坐在家中教授弟子，手中沒有“大司寇”的職權，只能口頭上發發狠，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據此，我們可以判斷，季氏如果落到孔子手中，下場豈不就是另一個少正卯?

　　事實上，就在誅齊國侏儒之后三年，孔子同魯定公發起過“墮三都”之戰，進攻過季氏的城邑，并且成功地“墮”了季氏的“費”城，也就是依照“禮”的規定，拆矮了季氏“費都”的城墻，收繳了城里的兵器，實現孔子對魯公提出的“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的治政要求。這一戰大體是成功的(甚至利用矛盾，讓季氏、叔孫氏也配合了這一行動，而僅遭二者家臣的抗拒)。《史記》載，“墮三都”之戰后，孔子升官，一度“行攝相事”，于是，接著就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然而，后來魯國形勢出現反復，孔子就出走魯國，從此開始了十四年的流亡生涯。孔子“行相事”之后的治理，達到“男女行者別于途，途不拾遺”之類的治效，這樣的話，該是采自《家語》，只是時序上有些模糊。

　　有人分析說，季氏“八佾舞于庭”這樣的行為，說明著“雖弒父與君，亦何憚而不為乎”，所以孔子要發出“深疾之之辭”，這樣的闡釋，當然順理成章，一旦有可能，孔子誅季氏不是做不到。南懷瑾先生認為，孔子此言并不是發怒，而只是很溫和的說，季氏連這樣越禮的事都做下了，今后他還有啥事不敢做呢?這樣解釋也行，只不過有點強調了從“溫良恭儉讓”來作理解。事實上，逼走孔子，仍是季氏等三家的勢力在起作用(見《史記·孔子世家》)。今人稱季氏等三家為魯國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而孔子與魯公代表正在沒落的奴隸主土地所有制關系。此種歷史的對立與此起彼伏的較量，是不可調和的。

　　或問，講“仁者愛人”的孔子，何以如此殘忍對待齊國侏儒?其實，在當時，不可以這樣問，這樣問是不知“禮”的表現。依當時，侏儒小丑在奴隸之列，不在“仁者愛人”范圍之內;立斬齊國侏儒，正是為了“愛”魯公齊侯，是大“仁”大“義”的行為。“仁者”確實是“愛人”的，只是要遵循“禮”的森然等級規定才算符合，要不然就非“禮”而失“仁義”之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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