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評價一種文明的標準是什么？

　　中國人有句話說得很好，叫做“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熱鬧是一種表象，而門道是一種本質。今天這個世界，熱鬧的誘惑太多，而作為一個人的人生又太短暫，所以，我們要學會【遇事看門道】，否則，很容易在看熱鬧的過程中，著了人家的道，自己成了被人家看熱鬧的對象。

　　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上，領先了幾千年，到了近代，中國成了落后的國家，中華文明成了落后的文明：中華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一比，中華傳統哲學根本就算不上哲學;象形文字與拼音文字一比，到處都是障礙中國人思維的毛病;中華傳統醫學與西方現代醫學一比，直接成了偽科學;即使是讓孔子仨月不知肉味的中華傳統音樂，也學起了西方交響樂，結果，怎么弄都不是個味道。

　　于是，從五四運動開始，我們就開始在否定自己的文化，希望和近鄰日本一樣，向西方現代文明學習。其實，這種心態是【小國看熱鬧】的心態。作為一個小國來說，這種心態也是一種很好的【民族生存】策略，誰強學誰。但是，作為一個文明已經延續了幾千的大國來說，既不能有這種小國的心態，更不能選擇這種小國的【民族生存】策略。我們要有“看門道”的心態，去發現西方文明內在的門道。因為對于中華文明來說，這一代人的使命，是為“中華文明未來更長時間的存在與發展”負責，作為一種世界性的大文化來說，我們還要為這個世界的文明發展負責。

　　我們評價一種文明的標準是：【人類的感知能力】

　　任何文明都是【人類的感知能力】感知世界與自己的結果，而【人類的感知能力】又有著諸多方面組成。所以，要評價一種文明，第一要看這種文明是用了【人類感知能力】的那些方面感知出來的?最適合人類的文明一定是【完整感知能力】感知的結果。 第二我們還要看，這種文明本身是在開發、保護人類的【完整感知能力】?還是在壓制人類的【完整感知能力】?最適合人類的文明一定是在開發、保護人類的【完整感知能力】。

　　當我們建立了這樣一種【看門道】的標準，去評價西方現代文明，發現：西方現代文明不是一種適合人類發展的文明，西方文明引領的世界也沒有走在人類發展的“終極之路”上，更像是一條把人類帶向【終結】的邪路。

　　那么，西方是這么走上邪路的呢?

　　二、西方中世紀為什么那么黑暗？

　　在中世紀以前，西方人對于世界的認識與我們今天對世界的認識是截然不同的。那個歷史時期的西方人認為：人的“精神世界的存在”遠比“現實世界的存在”更重要。而且，這個“精神世界”也不是像我們今天所理解的那樣，是一種虛無的、抽象的、形而上的存在，而是一種非常真實的存在。

　　在那時人們的意識中，“現實世界里的人”就像是“精神世界里的人”的一件外衣。就好比，我們今天玩XBOX的虛擬現實游戲一樣，虛擬現實游戲中的角色，給你的感覺再真實也只是一個虛擬游戲中角色。雖然玩的時間久了，你會有錯覺，以為游戲角色就是你自己，但那并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是在虛擬現實游戲外操控游戲角色的你。

　　在那個歷史時期的人們看來，人之所以會來到現實世界成為一個人，是因為人在精神世界里受到了誘惑，等于犯了罪，人在精神世界里就不能待了，就被趕到了現實世界來。

　　在當時西方人的眼里，現實世界就是上帝為人建造的一座監獄，其中的囚徒都是來自于精神世界中受到了誘惑的罪人，圣經中【亞當夏娃失落園】講的就是這個事。

　　人因為在精神世界里受到了誘惑而來到現實世界，在現實世界里，人卻將面對更多的誘惑。這就是上帝為人設定的“贖罪游戲”程序：面對更多的誘惑，在經受誘惑的考驗中，最終擺脫誘惑。

　　一個受到誘惑的人，卻要經受更多誘惑的考驗才能擺脫誘惑，要從這種“贖罪游戲”程序中解脫出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就會有神降臨現實世界來教人完成這種“贖罪游戲”的攻略，幫助罪人們重新回歸精神世界。耶穌基督就是帶著這樣的使命來到了現實世界，告訴人們重新回到精神世界的攻略。

　　一群親眼見到過耶穌顯現神跡的人，對于神的信仰，是我們今天的人所無法想象的，TA們的三觀與今天的人也是截然不同的。TA們心目中，【真正的世界】不是現實世界而是精神世界。TA們深信一點：生之為人的目的，不是為了在現實世界中活得更好，而是為了重新回歸神之所在——精神世界，人活著的所有一切都是為了這個目標。

　　這種三觀在當時已經不是個人的觀念，而是變成了整個社會的三觀，結果就是我們今天所說“政教合一”，用國家力量幫助所有的人盡早回歸精神世界。

　　我們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經常會有這樣經驗：一個孩子如果不是自己想要學習，那么，不管是家長還是老師，你對孩子的要求越是嚴格，這個孩子的學習積極性可能越差，抵觸學習的情緒可能越強。

　　西方中世紀黑暗與這種情況很相似，離開耶穌顯神跡的年代越是久遠，耶穌的神跡越像是一種神話、傳說，人們對神的信仰根基就發生了動搖，特別是歐洲經歷了黑死病的大流行以后，不但大量的信徒死去，就連教會中的神職人員也不能幸免，于是，人對神的信仰開始了動搖與懷疑，不是說好的上帝愛人嗎?怎么連神父都無法幸免?這種疑問相信不僅發生在普通信徒中，教會的中神職人員同樣也會發出這樣的疑問。

　　就好比不愛學習的孩子的反抗越是強烈，結果，家長、老師的管理措施越是嚴厲，對于這個不愛學習的孩子來說，TA的黑暗時期就來臨了，中世紀的黑暗也是這樣來臨了。

　　三、西方現代文明是怎么亮起來的？

　　其實，中世紀的教會并不是一味在強化他的“黑暗”。就好那個嚴厲的老師一樣，他一面在對那個“不愛學習的學生”加強管教措施，另一面也在積極尋找新的教育方法。離開耶穌基督顯現神跡越來越久遠，還要讓“經歷過黑死病浩劫”的人們重新發自內心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還是愛人的，似乎只有兩種辦法：

　　第一種：祈求耶穌基督那樣的神再次降臨人間，顯現神跡。

　　第二種：人類自己找到可以證明【神是存在的，并且還愛著人】的方法。

　　祈求神再次降臨是一件“人不可控”的事情，而尋找【證明神是存在的，并且還愛著人】的方法卻是一件“人可控”的事情。

　　于是，中世紀教會開始了尋找。他們發現了古希臘文明。當時的教會做了一項非常龐大，影響非常深遠的文化基礎工程：把大量的古希臘文獻翻譯成了拉丁文。TA們發現，古希臘的哲學就是能夠證明【神是存在的，并且還愛著人】的最好方法。

　　古希臘文明，不僅有著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先賢的偉大哲學，還有很多精美的雕塑藝術。我們可以想象一下，當一群在教會里潛心研究古希臘哲學的神父們，學會了哲學思維的方法，又接觸到了古希臘雕塑藝術，會產生什么哲學性的發現呢?

　　他們會發現，在現實世界中，人類與其他萬物相比，人類的“外形”與“生存方式”是獨一無二的。而且，人類所擁有的智慧也是其他萬物所不能比擬的。所以，“人，如此完美、優越的存在于現實世界”就能證明一個事實：“現實世界里的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樣子、按照自己的智慧創造出來的。神不但創造了人，還為人創造了這個世界以及萬物。這就是“上帝愛人”的最好證明，神沒有讓人變成其他什么的樣子，而是作為神的樣子，擁有現實世界中最高的智慧存在于這個世界上。這樣的哲學思維發現，讓圣經中的【創世紀】看起來就像是真實的歷史記載那樣的可信、真實。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用哲學方法就能證明“上帝的存在、上帝愛人”。既然，人是按照神自己的樣子與智慧創造的，那么“更深入、更全面地認識人”就是對神最好的證明;而對人的外表美化、對人的語言修飾、對人的行為進行禮儀、優雅的規范就是對神最好的贊美。于是，“人文主義”誕生了，“文藝復興”要開始了，西方文明的夜空開始露出了晨光，

　　我們今天看達芬奇的【蒙娜麗莎】，估計對這畫的好奇心占了很大比例。真的要說這畫畫得有多好，相信普通的觀眾一定認為，達芬奇之后的很多畫家都畫得比達芬奇要好看。但是，我們換個角度來看，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具有后世畫家無法逾越的高度。

　　后世的畫家在技巧上，可能確實要畫得比達芬奇更好看，更真實。但是，達芬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畫出了“人的神性光芒”，【蒙娜麗莎】的美，美就美在她身上散發出的那種“神性的光芒”。這種神性光芒，在之前的繪畫中只在神的身上才出現過，而且，【蒙娜麗莎】的神性光芒也不是神的那種神性光芒，而是真正屬于那種人的神性光芒。這種屬于人的神性光芒，在達芬奇之后的畫家中，已經很少能看到了。

　　文藝復興對于人類來說，其意義不僅僅局限在藝術創作上，其意義在于，人類“認識外界的聚焦點”發生重大改變。之前的西方人認為，每個人都是需要神來救贖的罪人，所以TA們“認識外界的聚焦點”都集中在神以及自己的靈魂上，對于“自己以及自己所存在的這個現實世界”都缺乏認識。人所以來到這個世界，是來贖罪的，作為一個贖罪的罪人，只需要好好贖罪，在神的幫助下救贖自己的靈魂。是不需要認識自己以及這個現實世界的。

　　而從文藝復興開始，這種“聚焦點”發生了改變，既然認識自己就是對神最好的證明，文飾自己就是對神最好的贊美，于是，西方人開始認識起了自己以及自己所存在的現實世界。這種“認識外界的聚焦點”改變帶來了西方世界乃至整個世界的改變，現代的哲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經濟、教育、啟蒙運動、政治制度、國家體制就是這種“認識外界的聚焦點”改變帶來的結果。

　　西方世界的現代文明開始出現了。

　　四、迷失在現代文明中的西方世界

　　西方世界的現代文明是在古希臘哲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中，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以及注重觀察自然界”的哲學方法起了很大的作用。

　　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與觀察自然界的方法，非常適合“西方中世紀教會”用來解釋【圣經】，讓每個信徒都能相信：“上帝的存在”與“上帝永遠愛人”。亞里士多德的這些哲學方法具有類似“之后出現的【實證科學】”的特質。【實證科學】的特質是，這個人用某種實驗方法得到的結果，其他任何人用一樣的實驗方法也能得到相同的結果。而邏輯學的特質是，這個人用某種邏輯推導出來的結論，其他人用一樣的邏輯也能推導出相同的結論。所以，對于中世紀教會的神職人員來說，只要用邏輯推導某種觀點，信徒們就很容易接受。

　　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方法，西方人對“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進行觀察與研究，發展出了實證科學與技術，對“人類自身”進行觀察與研究，發展出了現代醫學、心理學，對“人類生存的社會環境”進行觀察與研究，發展出來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軍事學……。

　　【實證科學】的出現，產生了一種很有趣的“兒子否定老子”現象。

　　本來是為了證明神的存在，才有了哲學的發展，哲學得到了發展，才出現了實證科學。可是實證科學發展不久，就出現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告訴大家，人以及所有的生物都不是由神創造的，而是在進化過程中進化出來的。接著哲學家尼采就喊出了“上帝已死”。這還沒有完，隨著物理學進一步發展，人們發現這個世界也不是上帝創造的，宇宙的產生源于一次非常偶然的大爆炸。

　　人類運用【實證科學】認識世界越來越自信，【實證科學】成了西方乃至當今人類認識世界的唯一方法。最近，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霍金甚至喊出了“哲學已死”。【實證科學】不但否定了神的存在，現在要連哲學也一起否定了。

　　【實證科學】成為了當今人類認識世界的主要方式，對于人類，它起到了一個非常根本性的作用——讓當今人類對“世界構成"的認識發生了本質性改變：

　　西方現代文明開始起步的時候，西方人的意識中，完整的世界是由“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兩部分構成的【雙重結構】。“精神世界”遠比“現實世界”更為真實、重要。對于當時的西方人來說，認識“現實世界”的目的在于：證明“精神世界”中神的存在，救贖人在“精神世界”中的靈魂。按理說，人類認識自己的路線，應該從“現實世界”開始，逐步向“精神世界”發展。但是，自從【實證科學】出現以后，人類認知自己的路徑就被阻斷在了“現實世界”。對“現實世界”認識越來越深入，大到宇宙尺度，小到量子尺度。但是，這種對“現實世界”的深入認識，并沒有帶領人接近“精神世界”，反而否定了“精神世界”的存在。

　　在對“現實世界”深入的認識過程中，【真正的世界】在人的意識中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對于現在的人來說，【真正的世界】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世界”。而“精神世界”并不是一種真實的客觀存在，那只是人腦對客觀存在的“現實世界”認知后，意識的產物。在這種認識下，【真正的世界】在現代人的意識中變成了單一結構。神、靈魂統統變成了愚昧、落后的迷信的東西。

　　這種認識世界的結構性改變給人帶來什么樣的后果呢?

　　不知道大家想過沒有，假如說人是有生命輪回、隔世因果報應的，那么，人一定是處在【雙重結構】的世界中。在【雙重結構】的世界中，生命才能實現“輪回”模式，因果才會產生“隔世報應”的效應。現實世界中的身體有生生死死，而在精神世界里的靈魂并不會消失，繼續著生命的輪回。而在【單一結構】的世界中，是不可能實現生命“輪回”模式的。就是說在【單一結構】的世界中，一個人的生，是一件極其小概率的偶然事件;一個人的死，是一種徹徹底底的、永遠的消失。一個人既沒有前生，也不會有來世。所以，也不會有“隔世因果報應”這回事。

　　如果，人都認為自己只存在于單一的“現實世界”中，那么，人就會有這樣一種人生觀：任何人既無前生、也無來世，一個人一旦出生，所謂的人生就只有這一生一世。這一生一世對于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太珍貴了。所以，任何人在這僅有的一生中，去努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都是必須的，否則，就是對這唯一一次人生的浪費。

　　這種“現實世界”中的【人生價值】，對于個人來說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財富、地位、名望，對于男人來說，還有漂亮的女人。對于個人所在群體(家庭、企業、民族、國家)來說，同樣也是財富、地位、名望。也就是說，任何人為自己追求財富、地位、名望都是天經地義的，這不僅是每一個人的權利，而且還是一種“正義”。在這種人生觀下，任何人在這僅有的一生中，去滿足自己的欲望，去表現自己的想法，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是每個人的“天賦權利”。讓我們環顧一下今天的世界，個人、企業、民族、國家，哪里不是充斥著對財富、名利、地位的追逐與爭斗?

　　當這個地球上的人越來越多，每個人、每個群體(家庭、企業、民族、國家)都這么去爭取自己的“天賦權利”，這個世界一定會亂套。于是，西方文明中就有了“自由規則”。嚴復先生很準確地把這種“自由規則”翻譯成了“權界自由”，也就是說，在【不妨礙別人權利】的界限之內，才有實現你的權利的自由。

　　這種“自由規則”看起來是很合理的，很完美的。但是，它的實質又是什么呢?這種“自由規則”的實質是對“利益既得者”的保護，對“利益未得者”的限制。

　　“先出生的人”在現實世界中所獲得財富、地位、名望，在“自由規則”下，TA的既得利益是受到保護的，TA的“權界”要比后來者來得大，而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后出生的人”看起來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去自由競爭。但是，實際情況是，那個“先出生的人”受到保護的優勢，在自由競爭的過程中，只會越來越大，“后出生的人”是很難超越的。我們把這個“人”看成是一個國家的時候，這種優勢就會比較明顯。西方先進國家在“自由規則”下所建立起來的優勢，有哪個是被后來者超越了的?

　　當然，在“自由規則”下很容易產生“創新”，其實質就是讓“后出生的人”去開拓新的疆界，到新的疆界里去獲得財富、地位、名望。但是，實際的情況是，在“自由規則”下，并不是所有“后出生的人”都有創新的條件。因為對于“后出生的人”來說，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人越來越多，而可以去獲取財富的疆域卻越來越少，而獲得財富的知識壁壘卻越來越高，最后，真正擁有創新條件的“后出生的人”，都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后代”。也就是說，在“自由規則”下，強者會越強，而弱者依舊很弱，有些弱者看起來也會變強，實際上是變成了強者的附庸，而非變成真正的強者。

　　越來越多的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成為了沒法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弱者。于是，不甘心成為弱者的人，就會發現，國家對TA來說太重要了，國家強大了，你才有希望成為強者。在一個弱國中，如果沒有國家的強勢保護，全面實施“自由規則”，那么，這個國家的經濟不用多久，就會被先進國家的企業在“自由規則”的保護下壟斷掉，弱國自己的企業根本就發展不起來。弱國的人如果想在自己的國家里獲得財富、地位、名望，必須依靠自己國家的強勢保護，只有國家對你實施強勢保護了，你才有可能獲得成功。否則，你永遠都是一個弱者。這就是在“自由規則”下，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興起的土壤。

　　有人可能會想，現代的民主與憲政可以消除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產生，其實，恰恰相反，越是民主與憲政的環境下，越是容易激起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追求財富、過上富足的生活，這是現代每個國家、每個公民的“天賦權利”，而“自由規則”又是對“后來者”最大的限制，作為“后來者”的弱國民眾來說，理所當然地會要求自己的國家強大起來，對自己實施強勢保護，來滿足自己追求財富、過上富足生活的要求，為了爭取選民選票，這個國家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必定大行其道。

　　西方世界現在可能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把蘇聯搞垮了。“蘇聯的存在”也許比“民主法制的俄羅斯”對所謂的世界和平更為有利。蘇聯這種模式它更關心的是它的統治地位，而不關心對財富的追求，它自己不關心，也不讓治下的民眾關心。這樣，整個世界追求財富的人就少了，這個追求名利的世界也不會顯得那么擁擠。這個世界如果全部實施民主憲政，這個世界再大，也容不下那么多追求財富的欲望。這個世界越是發展，越是趨向于矛盾沖突。

　　從某種角度來看，現代世界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地球已經也裝不下人類追求財富的欲望大爆發。最近，好像已經開始在準備實驗向火星移民。向火星移民肯定不是人類的出路，但是，按照西方這條路走下去，人類是肯定沒有出路的。

　　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西方拉回正路。

　　五、西方是怎么走上邪路的。

　　在講西方是怎么走上邪路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站在當代人類思維最高端的理論物理學家們往往都有一種愛好——特別愛好藝術。這可能讓很多人都想不通，因為科學與藝術在思維上是截然不同的。在我們的認識里，科學的思維是嚴謹的、理性的，而藝術的思維則是隨性的、感性的。科學家愛好藝術豈不是不務正業?

　　在量子物理學界，有著許許多多這樣“不務正業”的偉大科學家。在量子物理學最為輝煌的20世紀初，從量子理論的開創者普朗克，到我們都很熟悉的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其中除了狄拉克，幾乎個個都是音樂高手，有些還是高手中的高手，同時精通弦樂與鋼琴。深入學習過音樂的人都知道弦樂(小提琴、大提琴)與鋼琴，在音樂世界里就屬于兩座并列的珠穆朗瑪峰，要登上哪座都不是容易的事，更不要說征服兩座高峰了，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在那時，同時精通弦樂與鋼琴的量子物理科學家比比皆是。

　　那么，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這里我們要給大家介紹兩個心理學方面的概念：感覺(Sensation)和感知(Perception)。我們人認識一件事物，首先，感覺器官受到外界的刺激，通過感覺神經，在大腦形成一種感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都是感覺。如果相應的感覺神經被阻斷了，我們就不會有相應的感覺。在我們的經驗里，感覺都是在感覺器官上的，看到的，是在眼睛里看到的;聽到的，是在耳朵里聽到的;嘗到的，都是在嘴里嘗到的;聞到的，都是在鼻子里聞到的;觸碰到的，都是身體觸碰到的，但是，實際上所有的感覺都是在我們大腦里形成的。

　　感覺僅僅是一種由外界刺激而引起的一種大腦感受，我們并不知道這種感覺所包含的意義，需要由“感知”對這種感覺進行認知以后，我們才會明白這種感覺背后的意義。比如，你走在路上，迎面看見另一個人正向你走來，這時，看到這個向你走來的人，僅僅是進入你大腦的一個“感覺”。之后，你會對這個感覺進行“感知”，不同的感知結果，你會作出不同的反應：這個人如果是你熟悉的人，你就會作出停下來打招呼的反應;如果是個陌生人，你就會改變一下自己的行走路線避免與對方撞上。

　　也就是說，在人的認知能力中，“感知”是人的主要認知能力，而不是“感覺”。這個與我們平時的經驗不太一樣，在我們的經驗中，我們以為“認識外界的主要能力”是自己的感覺，所謂看得見摸得著，其實不是的，感覺僅僅起到了一種“搬運”的作用。

　　一個人的“感知能力”包括了：內在感知、外在感知、語言性感知、非語言性感知四個部分，我們用這四個部分可以建構一個【感知能力象限圖】，“內在、外在的感知”作為一根橫軸，“語言性、非語言性的感知”作為一根豎軸。在這個象限圖中包括了“外在—語言性象限”、“外在—非語言性象限”、“內在—非語言性象限”、“內在—語言性象限”四個象限。一個人完整的感知能力就包括了這四個象限。但是，不經過一定的心理訓練，不是每個人都能運用四個象限的感知能力。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音樂對人的感知能力有什么作用。

　　有句非常詩意的話：語言的盡頭是音樂的開始。這句話揭示了一個道理：音樂是非語言性的。人類對世界的感知，既有語言部分，也有非語言部分，語言并不是感知能力的全部，沒有經過音樂訓練的人，除了極少數有天賦的，非語言性感知能力基本上都沒有開發出來，一個只有"語言性感知能力“的人是很難理解“非語言性感知”的。

　　音樂不但能訓練人的“非語言性感知”，如果學習音樂達到了一定的層次，還會知道一個概念：【內在聽覺】。【內在聽覺】是一個演奏者進入音樂殿堂成為演奏家，所必須具備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感知能力。我們一般對“音樂家演奏音樂”的理解是：“音樂家演奏”與“電腦讀程序”是一樣的，樂譜就是程序，音樂家按照樂譜上面的樂符，在樂器上吹、拉、彈、敲，音樂就出來了。我相信，對于沒有深入接觸過音樂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這么認為的。其實，這是對音樂最大的誤解。因為音樂演奏不是演奏者按照樂譜上的樂符進行吹、拉、彈、敲，就能把曲子【演奏】出來的。

　　從音樂創作上來講，音樂還沒有寫出來之前，它是作曲家意識中一種【內在感知】，這種【內在感知】可以產生內在的聽覺、視覺、嗅覺、味覺、觸覺的感受。這里有一個與常識不同的認識——音樂在作曲家的意識中不是聲音，而是一種“像生命一樣的存在”，所以，作家是能在【內在感知】中非常真實地感受到的。

　　作曲家把在【內在感知】中感知到的“像生命一樣的存在”，按照樂理，用樂符描述了出來。這也就是貝多芬、斯美塔那在耳聾的情況下照樣能創作偉大樂曲的原因，音樂從根本上來看，是人【內在感知】的結果。所以，樂譜并不是音樂的程序，并不能100%還原作曲家的【內在感知】。

　　這就需要演奏家同樣也要有【內在感知】能力，演奏家只有有了【內在感知】能力才有可能去感知作曲家的【內在感知】，才有可能在演奏中把作品中“像生命一樣的存在”呈現出來。因此，好的演奏家是很難訓練的，難度不在于技巧訓練上，而在于這種【內在感知】能力的發掘與訓練。

　　看到這里，大家也許已經意識到了為什么開創量子物理學的科學家們大都是音樂高手了，這是因為偉大的科學家們擁有一般人所沒有的“非語言性感知”與“內在感知”，TA們都擁有了完整的感知能力：四個象限的感知能力，

　　我想大家看到這里，可能也已經覺察到了西方是這么走上邪路了的。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以及觀察自然界”哲學方式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但是，把這種哲學方式作為認識世界的唯一方式，就把人的感知能力都束縛在了“外在感知”與“語言性感知”組成的象限里了，換言之，我們只在四分之一的感知能力感知世界。現代的哲學、科學、技術、藝術都是這種四分之一感知能力的產物，所帶來的問題也是這種四分之一感知能力所帶來的。

　　用量子論的觀點來看【觀察者的觀察方法決定了被觀察者的形式】。用“外在—語言性象限”去感知世界，這個世界表現出來的，就只有單一結構的“現實世界”。如果感知的四個象限對應真正的完整世界，那么，現在所有的人都被擁擠四分之一的世界里，擠破頭、拼了命地去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西方現代文明在它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出了偏差，在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這種偏差給已經把西方、乃至整個世界都帶上了邪路。

　　當我們了解了西方是怎么走上邪路的，把西方拉回正路的路徑其實也已經很清楚了。就是全面開發人類的感知能力，當人類開始用完整的感知能力來感知自己以及這個世界的時候，這個世界也會變得不一樣，問題是如何才能讓人類擁有完整的感知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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