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麗珠 陳納 /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2015年新年的鐘聲剛剛敲過，1月7日在全世界的浪漫之都巴黎發(fā)生了令世人震驚的《查理周刊》事件。就在我們著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2月14日下午，在安徒生童話和美人魚的故鄉(xiāng)哥本哈根的一家咖啡館里發(fā)生槍擊案；數(shù)小時之后當?shù)匾蛔q太教堂也發(fā)生了槍擊案，造成1人死亡，2人受傷。新年以來，ISIS沒有停止以令人發(fā)指的暴力手段制造恐怖——兩名日本人質被殺，21名在利比亞遭綁架的埃及基督教徒被斬首。一時間全世界不僅受到恐怖分子殘暴手段的震撼，更不斷地出現(xiàn)有關宗教問題的辯論。《查理周刊》槍案發(fā)生后的那個周日，巴黎舉行大游行，包括法國總統(tǒng)、英國首相等多國政要親自參加，行進在超過百萬人參加游行隊伍中，宣示團結和對恐怖的不妥協(xié)。當然有觀察者指出百萬人團結大游行其實無法掩蓋社會裂隙，因為示威本身就暴露了人們的不安全感，特別是針對伊斯蘭教的某種情緒；而一個多月后在哥本哈根一天內的兩起槍擊案，幾乎是巴黎“查理周刊事件”的翻版。這一切似乎回應了多年前著名阿拉伯裔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在《報道伊斯蘭》中所指出的那樣，西方世界一直被一個名叫“伊斯蘭”的幽魂苦苦糾纏。

盡管現(xiàn)代社會是以世俗主義為主流的時代，宗教因素在世界格局中往往被有意或無意地被放到次要位置，然而那些造成世界動蕩的暴力沖突事件以及那些以彌漫形式對人們行為觀念產生深切影響的“世界復魅”現(xiàn)象，都在不斷地把宗教重新拉入人們的視線范圍、令人關注宗教全球復興的問題。研究宗教與國際關系的學者斯科特· 托馬斯(Scott M. Thomas)曾對全球宗教復興(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現(xiàn)象做了以下界定：“全球宗教復興指宗教日益具有顯要性和說服力，如在個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見重要的宗教信念、實踐和話語，宗教或與宗教有關的人物、非國家團體、政黨、社區(qū)和組織在國內政治中日益增長的作用，以及這一復興正在產生對國際政治具有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宗教復興”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全世界范圍就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宗教復興現(xiàn)象、新興宗教運動以及由宗教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事件。盡管人們生活的世界仍然在經歷著深刻的世俗化，不斷出現(xiàn)的卻是各式各樣 “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的現(xiàn)象。特別是在“911” 紐約世貿中心大樓爆炸案以來，現(xiàn)代社會深以為傲的自由主義或世俗主義在北美、歐洲等地受到了來自“伊斯蘭教極端主義”毫不留情的挑戰(zhàn)，促使宗教復興的討論逐漸超越了早年學者們對于某些概念模式的糾纏與爭論，更多地關注于人類的生存狀態(tài)以及全球化時代背負不同文化傳承的族群如何找到共處基礎的方式。
 

中國人感受到宗教復興的現(xiàn)象是來自于對身邊所發(fā)生的社會變遷的觀察。1970年代末，伴隨著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各種各樣的宗教現(xiàn)象逐漸顯現(xiàn)出來，不少海內外學者的研究紛紛關注經歷了幾十年對傳統(tǒng)宗教批評、乃至于以無神論教育來取代有神主義信仰的國度出現(xiàn)的宗教復蘇和發(fā)展的狀況。宗教在中國的復興可以視為20世紀后半葉以來全球宗教復興的一部分。當然，由于不同國家地區(qū)的歷史背景、社會狀況以及經濟運行方式的差異，使得全球性“宗教復興”有著相當不同的軌跡、對不同國家地區(qū)的影響特別是對于國際社會沖擊的表現(xiàn)也很不平衡。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由于科技發(fā)展、互聯(lián)網(wǎng)的普及，使人們的溝通超越民族國家疆界的限制，全球化成為了人們生活的狀態(tài)。因此，宗教復興在全球化時代的發(fā)酵，導致了宗教在當代世界的存在狀況越來越復雜，而很多早先對宗教現(xiàn)代命運解釋的理論與典范都顯示出無力感。
 

“宗教復興”之所以成為一個令世人關注的問題，這與人們對現(xiàn)代社會是由世俗主義主導的普遍認知有關: 普遍的政教分離、宗教卷曲到私人領域，使得人們的生活從神圣到世俗，宗教的影響力必然衰退、乃至消亡。本文將從現(xiàn)代社會的世俗化特征入手，來討論普遍的世俗化如何交織著“去世俗化”的宗教復興現(xiàn)象，政教分離的現(xiàn)代政治結構如何無法擺脫“神”的影子，一度轉入私人領域里存在的宗教如何在世俗時代逐漸地突出重圍而作用于公共事務乃至國際問題；當全球化將各色人等拉近乃至比鄰而處時，那些曾經被世俗主義沖刷過的宗教差異卻在人群之間得以凸顯并釀成新的矛盾沖突，而因各種原因出現(xiàn)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說教不僅為新的保守勢力背書，更以極端的方式征服了某些人的心靈，造成各種各樣無形的壁壘，阻隔了不同人群間的尊重與交流，甚至將殘酷的暴力合理化；無論是世俗化還是宗教復興，在世界范圍內從來都存在不平衡的狀態(tài)，在某些學者提出要注意宗教差異導致的文明沖突之際，很多宗教領袖和知名學者聚在一起討論發(fā)展“全球倫理”的可能。
 

“解魅(disenchantment) ”的世俗化時代與“去世俗化”的宗教復興
 

談宗教的復興，要從令宗教衰落的“世俗化”開始。
 

“世俗化”是一個歷史過程，人類社會在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逐漸從宗教控制中解脫出來。著名宗教社會學家Peter Berger 對此進行了生動的描述：“并不存在天使的天空，向天文學家敞開了大門，最后還迎來了宇航員的光臨! ‘上帝與人’之間聯(lián)系渠道如何變得既狹又小，宗教構成的神圣帷幕如何出現(xiàn)了四分五裂。這個新時代的思想先驅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為‘上帝之死’鼓與呼。”
 

Max Weber則指出工業(yè)化以后的現(xiàn)代社會進入了以物質、理性和經濟為取向的“解魅(disenchantment) ”時代。作為現(xiàn)代社會特征的“世俗化”包括以下幾個特征：政教分離 ---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宗教褪除其公共性，成為私人的事務；神圣性消失，代之以理性主義。
 

在現(xiàn)代政治體制中，政教分離是一個重要的特征。盡管美國在十八世紀就建立了政教分離的國家，但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十九世紀初的“拿破侖加冕”。1804年12月2日，拿破侖正式加冕為法蘭西帝國皇帝，加冕大典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舉行。拿破侖從天主教圣地梵地岡“請”來了年邁的教皇“庇護七世”，當教皇拿起皇冠正要以神圣的名義給拿破侖加冕時，這位35歲的歐洲征服者突然將皇冠從教皇手中拿了過來，徑直放在了自己的頭上。如此撇開教皇，自我加冕的舉動，不僅高度象征性地挑戰(zhàn)了君權神授的傳統(tǒng)，而且為政教分離的現(xiàn)代世俗化政治提供了依據(jù)。
 

政教分離的實行，有助于人類在社會生活方面擺脫教會和傳統(tǒng)宗教的控制，獲得個人的相對自由。在工業(yè)化時代，人類借助于科學與技術的進步，成功地創(chuàng)造出以人為主導的現(xiàn)代社會。人們生活的世界越來越少受宗教組織控制，從出生到墳墓的生命過程，宗教儀式更多地作為點綴。貝拉(Bellah)﹑趙文詞(Madsen)等人對美國社會宗教現(xiàn)象的研究中﹐論證了現(xiàn)代社會世俗化的走向是宗教“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的特征﹐這種私人化體現(xiàn)在兩方面：一方面他們在美國信眾中發(fā)現(xiàn)﹐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宗教失去了正統(tǒng)地位﹐“宗教一旦失去正統(tǒng)地位﹐往往就成了‘私人領域’的一部分﹐而私人化正是美國宗教演變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們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美國人認為﹐宗教是不同于任何有組織的思想滲入的個人信仰﹐“教會并不等同于宗教﹐因為宗教有超越個人和地方教會的意義。”
 

耐人尋味的是，盡管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之一是世俗化的實現(xiàn)，然而世俗化的相關理論：現(xiàn)代世界宗教將無棲身之地、也不再被人們需要的預言，卻被宗教存在與發(fā)展的事實證明是錯誤的。著名宗教社會學家趙文詞（Richard Madsen）最近跟我們分享了他對目前世界宗教狀況的看法時，就指出了充滿矛盾的宗教現(xiàn)象：“令世界范圍內諸多知識分子驚訝的是，宗教信仰與實踐并沒有在高度組織性的現(xiàn)代世界死去，而是以很多不同方式成長和發(fā)展；同時，宗教也沒有僅囿于私人領域 ---- 很多宗教承擔著公共的角色。有時，宗教的這種過分自我中心會導致對他者的暴力；當然宗教也會產生關愛他人的公益行為。”
 

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日益發(fā)達的今日﹐宗教在不同的地區(qū)﹑不同社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比如，有學者研究發(fā)現(xiàn)，五十年代的美國新宗教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的時候，甚至被描述為“有神信仰的爆發(fā)”（rush hour for gods）。根據(jù)美國國務院2008年關于美國宗教自由情況的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其人口的78.4%是基督教徒（包括基督新教、天主教、東正教、摩門教和其他宗派）。俄羅斯在蘇聯(lián)解體之后也出現(xiàn)了東正教的全面復興。在2008年的復活節(jié)期間，普京、梅德韋杰夫都向俄羅斯的東正教居民發(fā)出了祝賀信，在信中都談到了“回歸傳統(tǒng)”的問題。普京這樣寫道：復活節(jié)表明“對于我們的人民來說，父輩的傳統(tǒng)、精神財富和理想是何等的重要。”數(shù)十年來，基督教福音主義（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則實現(xiàn)了全球性的擴張，進入到那些原本沒有統(tǒng)一宗教的國家和地區(qū)中，引起了當?shù)厣鐣幕暮芏嘧兓?br style="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padding-bottom: 0px; font-style: normal;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padding-right: 0px; max-width: 100%;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 padding-top: 0px" />  

根據(jù)皮尤研究所（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底的報告，通過超過230個國家和地區(qū)有關“宗教和公共生活”的研究發(fā)現(xiàn)，在全球69億人口中58億人（84%）（成人和孩子）有各自的宗教歸屬。在全世界約四分之三（73%）人口生活的國度中，都有某種宗教信仰的群體占其國家人口的大多數(shù)。
 

主要宗教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2010年）
 

人類生存的境遇與宗教在現(xiàn)代社會存在之可能

事實上，無論現(xiàn)代社會中的人們在生活方式上與傳統(tǒng)時代有多么大的差別，其生活的基本宗教情調并沒有徹底失去。現(xiàn)代生活的社會條件并沒有在本質上產生全新的人類﹐社會變遷和文化變遷絲毫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生活的宗教本性。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可以通過照明系統(tǒng)驅除夜的黑暗，但并不意味著黑夜的永遠消失。顯然，宗教對于人類生存境遇之重要性，已經體現(xiàn)在現(xiàn)代人的生活狀態(tài)中。人類如何面對生存環(huán)境之困，不受時代的限制：怎樣應對死亡，怎樣理解悲劇和英雄性格，怎樣確定忠誠和責任，怎樣拯救靈魂，怎樣認識愛情與犧牲，怎樣學會憐憫同情，怎樣處理獸性與人性的矛盾，怎樣平衡本能沖動與服從社會約束。比如，近年來美國一些年輕的猶太婦女致力于從傳統(tǒng)猶太信仰中獲得意義的運動。這些出身于世俗化猶太家庭的女性，認為美國社會主流的世俗價值不能為其生活提供充分依據(jù)，于是轉向了猶太教的正統(tǒng)派。盡管該教派規(guī)定了嚴格的性別角色和社會制約，但是她們卻從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完整的意義系統(tǒng)，獲得了生命價值的體驗。我們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很多中國人重新認識到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以及對生活和命運理解的助益，比如天、命、緣分、報應、善等等。
 

在世俗主義盛行的現(xiàn)代生活中，各種各樣宗教性的儀式活動也有助于人類表達對生命意義的追求。2008年汶川地震發(fā)生后，中國各種媒體上很快都出現(xiàn)了“天佑中華”的標題；地震后的第七天，舉行了全國的默哀悼念儀式。2013年5月12日，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Wabash College舉行了該年度的畢業(yè)典禮。這個學院號稱是非宗教的大學，校園中有一個沒有任何宗教符號的會堂，學校在這個會堂舉行重要的儀式活動。就是這樣一個非宗教性大學的畢業(yè)典禮，是以向神祈福（invocation）開始，以向神謝恩（benediction）結束。
 

在各種文化中，宗教信仰和實踐提供了自我認識的框架和自我定義的標準，宗教儀式與世俗世界彼此之間相輔相成，有時已經內化為一體。當然，由于現(xiàn)代社會中個人與社會密切的關聯(lián)性，使得個人的宗教選擇既出于信仰自由，同時又要受社會規(guī)范的制約，有時則難免出現(xiàn)超出私人領域沖擊公共規(guī)制的現(xiàn)象。這就是吉爾茨（Clifford Geertz）所揭示的，宗教傳統(tǒng)在今天不僅依然具有為民眾提供終極價值的功能，而且已經變得“不再是個人的問題、不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一個集體的、甚或是政治的問題。”這就意味著，現(xiàn)代社會的世俗主義在某些時候會與個人的宗教偏好產生沖突。
 

近年來，不斷出現(xiàn)私人宗教行為與官方規(guī)定沖突的案例。土耳其是實行政教分離的國家，禁止女學生在校園內戴傳統(tǒng)的面紗，而某些年輕女性以戴頭巾來表達其對伊斯蘭教信仰的忠誠，引發(fā)了全國性的爭論。直到2008年6月，土耳其立法機構大國民議會裁決在國內的大學佩帶面紗違反憲法規(guī)定的世俗化原則。類似的情形也發(fā)生在法國，2011年法國推出一項法律，禁止在公共場合佩戴穆斯林面紗。然而，還是有一些穆斯林的婦女堅持戴面紗上街。2013年7月18日，在巴黎郊區(qū)特拉佩斯的警察要求對一名戴面紗的穆斯林婦女進行身份檢查后，引發(fā)了該地連續(xù)兩晚發(fā)生騷亂，造成數(shù)十輛汽車被毀，一名14歲的少年受傷，至少10人被捕。
 

現(xiàn)代社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變這個世界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多的困惑。于是，出現(xiàn)了針對現(xiàn)代化的反抗運動，以抵制那些他們所面臨的不斷擴張的現(xiàn)代(西方)文化。在反現(xiàn)代化的浪潮中，帶有宗教色彩的“原教旨主義”擴展到世界范圍，其反社會的特征使其不合作性和不包容性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那種源于人類動物性本能的暴力性格透過某些宗教組織和信仰的堅守得以呈現(xiàn)于世人面前。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宗教保守派都是原教旨主義；并非所有的原教旨主義者都是宗教信徒；并非所有的原教旨主義的信徒都支持恐怖主義；并非所有的軍事恐怖主義者都受到來自宗教信仰的驅動。
 

宗教的兩個面向：和平與暴力

人們對社會現(xiàn)象的認識常常會流于片面、甚至受制于刻板印象，對于宗教的認識也難免會出現(xiàn)同樣的情況，尤其是宗教既以社會組織的形態(tài)而存在，同時又與千百萬信眾情感認知的自我意識相關。作為社會組織，宗教發(fā)展出其制度性架構，同時又為民眾提供心靈慰藉與價值歸屬，其領袖的魅力性、教條信仰的超越性又使其具有世俗性組織難以相媲的影響力及不證自明的絕對性。更何況，來自亞伯拉罕傳統(tǒng)的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有信仰教條與組織界限，其天堂的大門只為那些本教內的信徒們敞開。人們往往會根據(jù)個人偏好或者自己所屬宗教組織的信仰來對其他宗教進行判斷，某些宗教信徒更會根據(jù)自己的信仰來批評甚至敵視其他的宗教。比如，無神論者會否認神的存在；有些中國的知識分子認為那些拜佛祈福的念頭與做法是迷信；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中國老婦人，會認為無論信什么教都是教人向善，等等。于是，人們會發(fā)現(xiàn)，盡管那些宗教崇拜的對象（如上帝）具有超越時間的永恒性，宗教向往的境界是永久的和平，然而，人類生活的現(xiàn)實與理想?yún)s有巨大的差距。
 

《論人》的作者卡西勒（Ernst Cassirer）一針見血地指陳了這種矛盾的根本癥結之所在：

“宗教始終是一個謎，不只在理論的意義上是這樣并且在倫理的意義上也是這樣。它充斥了理論的二律背反和倫理的矛盾。它允諾我們一種與自然、與人、與超自然的力量、與神之間的溝通，而其結果卻正相反。在它具體外現(xiàn)的時候，它正成為了人間最深的紛爭不和、和最狂熱的斗爭的泉源。宗教聲稱得到了絕對的真理；但它的歷史，卻是一部錯誤和異端的歷史。宗教給予我們以一個超越世界的允諾和遠景，遠超過了我們人類經驗的限界，但它依然是人類的，并且太人類化了。”
 

政教分離的世俗主義，通過限制教會的影響以得到天下太平的想法受到了現(xiàn)實生活中各種類型沖突與暴力的挑戰(zhàn)。宗教在當今世界的惹眼之處在于，其影響不僅僅在宗教場所和信眾之間，更在很多非宗教場合。比如，已經持續(xù)了一年多的烏克蘭東部動亂問題，除了不斷在新聞中出現(xiàn)的美國、歐盟與俄國之間的博弈，也涉及到宗教的因素---即親俄的東正教勢力與親西方的天主教勢力之間的爭斗。2014年7月8日爆發(fā)了新一輪巴以沖突，在沖突進行了50天后，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瑪斯已同意埃及提出的方案，從格林威治時間8月26日16時開始在加沙實施無限期停火。在這場沖突中，士兵們受到的教育則是，敵人侮辱、褻瀆了我們的神，要求助于神的支持，懲罰這些人。

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當今整個世界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于“類別型暴力”（categorical violence），這指的是某一特定的群體為了所從屬的團體之利益，以暴力直接對抗人類，它是不細致區(qū)別對象的，不以那些有過特別罪行的罪犯為目標，而是將某些特定群體視為該當羞辱或死亡的對象。“類別型暴力”經常通過把敵人描繪為低等人、或公害之源，它并不考慮妥協(xié)讓步的可行性問題，相反，通過冒犯其受羞辱群體的神圣記憶、價值和物品等等儀式性符號行為，以達到深深地羞辱敵人的效果。在現(xiàn)代社會，“類別型暴力”始終得到宗教和世俗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宗教甚至已經成為其主要的集中點。宗教制度因此被視為暴力之源和犯罪者，因為現(xiàn)代社會宗教傳統(tǒng)鼓動以暴力反對異教徒并為之辯解，為使用暴力提供合法性。
 

史學家提醒我們，暴力是許多前軸心時代宗教的特征，相互對立的神分別代表了善惡的力量，其在宇宙間的爭斗影響著人類的命運。從宗教的這個視角來看，人類生存狀況是對立的諸神之間持續(xù)爭斗的結果，并將不斷地反映這種爭斗。在歷史上，特別是歐洲中世紀宗教，紛爭不斷并伴隨著刀光劍影的屠殺。十六世紀，當新教從天主教分裂出來，各教派仍紛爭不斷，乃至戰(zhàn)爭頻繁。人類的戰(zhàn)爭活動，以及供奉犧牲的儀式活動，都被視為是在這些原始力量之間恢復平衡的努力。
 

的確，人類具有動物般的殘暴性，但這只是人類諸多特征中的一個方面。人類同時還是擁有語言與文化的動物、有智慧的動物、有創(chuàng)造力和同情心的動物。縱觀人類歷史，宗教既是暴力的煽動者又是反對侵略行徑的和平倡導者。在后現(xiàn)代的今天，仍然頻頻見到宗教和暴力破壞性地連接在一起。放眼世界，國際的恐怖主義和民族國家內部的不同種族之間的殘殺時時會得到宗教教義的鼓動甚至辯護。然而，同樣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見到在很多宗教傳統(tǒng)中的虔誠信徒們行動起來—有時候冒著個人的風險 — 譴責暴力并為了和平的實現(xiàn)而奔走。評論家、猶太教的拉比Jeremy Milgrom 這樣說過：“我精神生活的一大痛楚是意識到，根據(jù)猶太教的歷史根源，一個人可以極易地造出一套說法，令暴力持續(xù)存在……在過去120年以色列國的追求與暴力活動(直接的和結構性的)難以分開，這就給予暴力以本土和國際的合理性（文化暴力），我一直為理解這一現(xiàn)象而感到困擾。”Milgrom本人和當代其他猶太群體宗教與世俗成員一樣，竭力地努力實現(xiàn)重建圣經傳統(tǒng)中的和平、和解和希望，以此作為對全世界的饋贈。
 

全球化時代的文明沖突與全球倫理之可能

全球化已經不可阻擋地席卷了全世界。這首先表現(xiàn)在經濟領域的全球性關聯(lián)，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擴張，正如當·布朗寧（Don Browning）描述的那樣 --- “通過毫無約束的資本、跨國性勞動力的流動以及國家之間自由貿易的形式，資本主義得以全球性的傳播。”另一方面是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使得資本流通與信息溝通愈發(fā)便捷，超越了傳統(tǒng)疆界的限制。今天，我們所觀察到的宗教復興現(xiàn)象具有了全球化時代的很多特色——某些方面恰好是對全球化的反應。
 

首先，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聯(lián)系日益緊密的同時，更明確地凸顯出各個國家和地區(qū)之間的不平衡，這不僅反映在發(fā)展的速度，更反映在對現(xiàn)代化、世俗主義等價值的認知。

必須承認，所謂現(xiàn)代社會的世俗主義是歐美（基督教國家）資本主義發(fā)展經驗的結果，由于西方社會在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強勢而演繹成為一種普遍的趨勢。即使如此，就如同現(xiàn)代化在全世界發(fā)展的不平衡狀態(tài)而出現(xiàn)了發(fā)達國家、發(fā)展中國家和欠發(fā)達國家一樣，在世俗化問題上，各個國家采取的策略也有很大的不同。盡管目前大多數(shù)國家都采取了政教分離的架構，還是有一些國家依然是政教合一的體制，有些政教分離國家的政黨也有濃厚的宗教背景。需要認識到，政與教不是那么容易分離的，即使在政教分離已經寫進憲法的美國，總統(tǒng)就職宣誓還是把手放在基督教的《圣經》上。
 

在前現(xiàn)代的歷史上，宗教滲透到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政治、軍事、藝術以及民眾的社會生活，不但世俗化無法在短時間內真正根除宗教的影響，現(xiàn)代社會的價值體系、福利制度以及社會化方式都帶著宗教的色彩或繼承了傳統(tǒng)宗教的智慧，這就是貝拉所謂的“第二倫理語言”。而在今天，“原教旨主義”的出現(xiàn)一方面吸引了某些擔心世俗主義價值將會摧毀其固有的生存方式的信徒，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某些致力于挽救現(xiàn)代道德危機、期望宗教道德責任復興的人群；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失意的群體、失敗的國家往往從宗教那里尋求動員的力量以及在強國面前得到自我存在的證明。
 

第二，全球性人口流動，帶來了宗教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流動和宗教發(fā)展不是一個新的問題，傳統(tǒng)上，伴隨西方國家在非洲、美洲和亞洲等廣大地區(qū)的殖民主義運動，使得基督教超越了地域限制成為世界性宗教。而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來自亞非拉人口向歐美國家的大規(guī)模移民，也改變了全球文化和宗教的流向。超出意料的情況就發(fā)生在世俗化的歐洲，當大量的新移民從中東、北非等地區(qū)進入歐洲國家以后，這些國家寄希望通過文化“大熔爐”來同化外來移民的想法遭遇到了挑戰(zhàn)。在除去東歐的歐洲主要國家中，現(xiàn)在有幾十萬、甚至數(shù)百萬在文化、宗教及語言傳統(tǒng)上完全不同的新移民，他們多數(shù)已經成為移入國的公民。顯然，關于歐洲是世俗化的說法今天需要調整了，因為也許不少基督教教堂的信眾仍在減少，但是不能忽略歐洲很多國家有越來越多新建的清真寺和虔誠地在清真寺祈禱的人口。
 

第三，現(xiàn)代化的世俗主義強調的普世價值，諸如自由、民主和平等，但是多元文化共存的現(xiàn)實令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普世價值受到挑戰(zhàn)。顯然，當全球化拉近來自不同文化、語言、宗教以及歷史傳統(tǒng)的人群，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瞬間傳播的超越地域的各種信息，會使某些小事情惹出大事端的機率越來越頻繁。圍繞著普世價值出現(xiàn)了矛盾的現(xiàn)象：某些屬于私人領域的宗教行為往往與某些公共政策相沖突，比如戴頭巾的事件；某些個人自由表達會冒犯其他人認為具有神圣性的東西，比如用漫畫來諷刺宗教領袖。
 

冷戰(zhàn)結束之后，亨廷頓以“文明沖突論”警示世人，強調文明、族裔認同意識在未來世界事務中將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凸顯宗教信仰、文化傳統(tǒng)所導致的稱霸與反霸沖突將日益尖銳化。“9. 11” 事件發(fā)生后，“文明沖突論”更是不斷地被人們論及。早于亨氏的“文明沖突論”，社會學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世界體系理論中揭示了，產生于16世紀歐洲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本來就是一種特殊文明，但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全球范圍的擴張，這種“特殊文明”通過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tài)被逐漸普遍化，并且在普遍化的過程中異化為一種維護“中心”利益的意識形態(tài)工具，其實質就是實現(xiàn)中心國家文明模式的普遍化，最終導致世界性的文明沖突。因此，需要反思的是一種單一的發(fā)展模式如何被普遍化，成為當今世界不能挑戰(zhàn)的意識形態(tài)，而并不在于渲染不同文明、宗教傳統(tǒng)之間的所謂“沖突”。
 

顯然，由多元的、具有差異性的文明參與的全球化過程，本身就造成了當代文明內部的一種矛盾和張力。任何一種文化中都有其認定的、受到宗教支持的“天經地義”的價值，這里難有優(yōu)劣之分，然而在全球化的語境下，這些天經地義的價值又往往具有相對性。
 

“沒有宗教間的和平就不會有國家間的和平，沒有宗教間的對話就不會有宗教間的和平。”在著名的天主教神學家、思想家孔漢斯（Hans Kung）的倡議下，從1993年世界宗教議會開始，在世界各地進行了一場全球倫理的討論。當時，世界主要宗教的代表，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各方面的宗教學者聚集在一起討論，以期找尋建構全球倫理宣言的基石：如果有全球社群的出現(xiàn)，地球村的出現(xiàn)，什么樣的倫理夠得上是全球倫理？在1993年世界宗教議會上發(fā)表的《通向全球倫理宣言》，宣言表述了這樣的信念：沒有宗教之間的和平就不會有世界的和平，共通于各精神傳統(tǒng)的并不是對于上帝的信仰，而是對于Humanum（Humanity，人性、人道）的關注。宣言指出，在每一個宗教傳統(tǒng)都可以找到同一個原理的不同表達：

“經歷數(shù)千年，在人類許多宗教與倫理傳統(tǒng)之中都可以找到下列原理，并不斷維持下去，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用積極方式來表達‘己之所欲，施之于人。’這應該是通于生活的所有領域——家庭與社區(qū)、種族、國家與宗教的不可取消的、無條件的規(guī)范。” 
 

有關“全球倫理”的倡議，獲得了有識之士的應和。如今世界變成了地球村，多元主義流行，它的意涵已不只限于西方，而擴展到對于世界文明的反省。在不同精神傳統(tǒng)的激蕩之下，人的心智已不可能再囿于舊的藩籬之內。全世界在一種休戚相關、禍福與共的狀態(tài)中。而在資源有限、充斥了信仰和族群之間的沖突、大量毀滅性的武器的威脅之下，史威德勒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感，因而作出了“對話或死亡”的呼號。
 

全球倫理在中國的宗教學者和其他知識分子之中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全球倫理宣言”成為幾個全國性學術研討會的主題。2001年，“中國傳統(tǒng)倫理與世界倫理研討會”采取“求同存異”的原則來回應宣言提出的方針。以中國儒學為關注點，討論以“和而不同”作為現(xiàn)代政治共存與文化發(fā)展的基礎。另外，中國傳統(tǒng)思想認同“有容乃大的美德”以及“寬容中和”。這些信念支持著全球和諧與國際和平所依賴的寬容精神。盡管儒家的宗教性地位尚未得到廣泛認可，但是中國學者普遍對“全球倫理”表示樂觀的關注，并相信全球倫理可以令世界避免文明沖突。特別是由孔漢斯倡導的全球倫理的基本原則恰恰來自于儒家的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和平原則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人道原則，反映了中國古代智慧的現(xiàn)代適應性。

全球化的浪潮帶來了日益頻繁的跨文化交流，而每個個體必然帶著特定文化的固有價值，而這些價值往往是受到有形和無形的宗教信仰的塑造。我們今天對不同宗教傳統(tǒng)的文化認識，是地球村時代必須做的功課，所以對不同宗教價值進行文化性研究顯得格外的重要。宗教傳統(tǒng)的神圣符號系統(tǒng) “結合成一個民族的精神——其生活的情調、特征與素質，其道德和審美風格的模式，以及他們的世界觀——他們所認為的事物真正存在方式的圖景，他們最完善的秩序觀”。只有在彼此了解、互相尊重并欣賞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實現(xiàn)費孝通先生當年提出來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設想，為了人類能夠生活在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中。
 本文刊于《文化縱橫》2015年4月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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