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由亞際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舉辦的“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在中國美院舉行。會議邀請了世界各地30多位學者和思想家，在為期兩天的會議中，學者們將追問第三世界在21世紀的新含義，從萬隆會議之后的世界史脈絡中尋找團結新形式。

　　“第三世界論壇”主席、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通過錄音形式發表了開幕致辭。】

　　薩米爾•阿明

　　朋友們，同志們：

　　我是薩米爾·阿明，是“另類實踐世界論壇”的主席，剛剛參加了在突尼斯舉辦的“世界社會論壇”。接下來，我將談談下面三個問題：

　　第一，二戰后的多極化體系以及多極化的背景下，萬隆在1945年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不結盟運動”中的地位;

　　第二，萬隆會議之后的世界秩序以及仍然困擾著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難題;

　　第三，當今的多極化體系中霸權仍然存在，要實現沒有霸權的新體系需要哪些條件。

　　首先，我想強調，我對后二戰時代的解讀與主要西方媒體對后二戰時代的解讀不一樣。據西方媒體報道，后二戰時代世界舞臺有兩股主導力量：美國和蘇聯，這兩股力量的對抗以軍事為主要形式，形成了“冷戰”時期。然而，這種說法并不正確。

　　事實上，二戰后的世界，不管是從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方面來說，都是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雖然就軍事能力和武器裝備，尤其是核武器儲備來說，美蘇具有明顯的優勢，但總體來說，二戰后的世界呈現多極化趨勢。

　　二戰后，三種社會體制共存。這三種體制，各不相同，互相競爭，偶有摩擦，但又相輔相成：

　　第一種是美國、西歐的社會民主體制。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的社會體制也屬該類。

　　社會民主體制下，資本和勞工達成妥協，西歐在戰后重建中迎來高經濟增長率，收入分配相對穩定，沒有出現不平等現象愈加嚴重的現象。

　　第二種是社會主義體制。社會主義體制是非常有意思的。“模式”一詞，我之所以用復數，是因為有蘇聯模式，還有毛澤東式的中國模式。蘇聯和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兩個超級大國，雖然政治上聯合，但是兩種模式之間差異懸殊。

　　我們還有第三種社會主義模式，我稱之為“民族社會主義”。這種模式在亞非地區比較普遍，正是形成于60多年前，也就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以及受萬隆會議影響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不結盟運動”時期。

　　多樣的社會體制給所有國家留出了自行調整的空間，以尋求更好的發展模式。我并不是說這樣的體制是完善完美的，是毫不矛盾的。但是我想說明，西方國家在不調整收入分配的情況下仍能保持經濟高增長;而戰后的蘇聯或1949年后的中國也可以奠定下各自工業化的基礎。許多參與萬隆會議的南方世界“不結盟”國家都進行了工業化的嘗試以求發展。

　　當時世界是個多極化的世界，是存在兩極化傾向，但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卻是多極的。

　　我們要牢記，周恩來是萬隆會議的創始人，以及通過他，中國對萬隆會議產生的深刻影響。

　　但是，我們也得認識到，萬隆會議與會國和“不結盟”國家尚未完成從先前的殖民體制重新征服我們的過程中獲得政治上的完全獨立。我們要通過經濟獨立來達成這一任務。

　　這里的“獨立”是指：即選擇發展模式，實現農業現代化，實現工業現代化;在很多情況下，我們還要做出適度調整，接近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但賦予其群眾性的內容，推行社會進步性的改革、土地改革等，還要推行大型企業貿易的國有化……

　　這些體制在“后二戰時代”共存，萬隆在這個框架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當然，這些不同的體制之間存在矛盾，但還是能夠共存。

　　南方國家聯合中國使“77國集團+中國”成為可能。一系列的政治組織，抵抗帝國主義的軍事組織也都紛紛建立起來。當時，蘇聯的想法是，這是一個脫單的好時機。自1917年俄國革命以來，蘇聯就一直孤軍奮戰。

　　在我看來，冷戰不是始于二戰后，對抗蘇聯的冷戰實際上是在1917年俄國革命后就開始了，并且貫穿了整個蘇聯歷史時期，一直到1990年、1991年左右才結束。現在，對俄國的反對還在繼續。

　　這是態度問題。所以，我們看到國家與國家之間既會譴責對方，同時還會聯合一致。一方面，是蘇聯內部成員的聯合;另一方面，是中國與其它“不結盟”國家的聯合。

　　在譴責與聯合的過程中，一個國家可以不斷調整自己發展模式的空間和自由，從而能夠從中獲益。

　　但是這些發展模式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會對實行“民族”的、“社會”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不結盟國家”產生限制作用。

　　改革自上而下展開：上層的改革由政府決定，未必令每個人都獲益，而是令一個此前在大部分南方國家中并不存在或者非常少數的中產階級獲益。

　　這些局限性也說明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模式。全球化并非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全球化，而是多極化發展、有調節余地的發展模式。

　　我稱之為三種發展模式協調并進的全球化。

　　第一種模式是：西方帝國主義兼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

　　第二種模式是：蘇聯、中國真實發生的社會主義;

　　第三種是：各種民族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埃及總統納賽爾實行的模式就是一個典型，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推行的模式是另一個案例，當然，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由于其自身的內部局限性，這三種發展模式模式需要三四十年才能成定型浮現。蘇聯模式最終在1990年慘烈崩潰。

　　就以中國和毛澤東模式來說，它是今日中國得以成功的先決條件，也觸碰到了自身的極限。而且不同形式的民族社會主義模式和西方的社會民主制度也都碰到了自身極限。

　　這為歷史上帝國陣營(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巨頭)的反攻創造了條件。

　　正如美國的里根總統1981年在坎昆的講話中談到南方和東方國家時所說：“我們比他們自己更了解他們的需求。”這就意味著全球化下的單極力量——美國及其西歐、中歐的盟友和日本，不僅將支配整個南方世界，還將影響前蘇聯系統統治下的許多國家，從東歐開始，現在正通過攻擊烏克蘭以削弱俄羅斯，甚至企圖強制中國接受全球化模式。

　　因此，我們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一個沒有萬隆的世界。

　　一個新的帝國主義的世界。我將其稱為集體帝國主義(三支主要力量：美國、歐洲和日本)。

　　一個沒有萬隆的世界，每個人就被迫接受西方帝國主義集團制定的排外規則，即毫無節制的開放政策，不僅局限于貿易，還包括資本投資以外的各種金融流動。而對全世系統界自然資源的規劃幾乎都是僅僅服務于西方世界的強權與社會。

　　這很糟糕。

　　但我一直都說這個系統，這個自認為代表歷史終結的系統，因為它帶來了一段新的長期和平和市場原則下的經濟發展。

　　這個系統不可行。我一直認為這個系統不可行，它存活了三四十年，但那在歷史上只是很短的時間。

　　因為它迅速在全球范圍內造成劇烈增加的不平等伴隨下的社會災難，經濟增長不斷下滑，而經濟高速增長之時也總是自然資源被剝奪之日。此外乏善可陳。對農業現代化和開始工業化嘗試的瓦解，這一模式帶來惡劣的社會災難，在南北世界各國都可目睹它的后果。隨著收入分配不均的日益失衡，但是各地之間仍有差別。

　　西方國家(帝國三巨頭)漫長的危機并非首次出現在金融崩潰的2008年，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30年后，經濟增長率和生產投資跌至之前的一半。

　　第二，這是一次漫長的深層的系統性危機，當然帶有新的方面，比如生態方面，而不只是金融的系統性危機。

　　我們也目睹了蘇聯的解體，這意味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終結。

　　中國也發生著歷史變化，毛澤東逝世后，甚至是鄧小平時代之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加入到新的全球化當中。但也是有限度的。因為中國不僅僅是在單純的融入全球化系統，它仍然堅持自己的現代化、工業化和民族獨立事業。

　　上述這些伴隨著其參與全球化的過程而同時發生，這就導致了另一種新模式。

　　我將其稱為一種帶有社會面向的“國家資本主義”，它可以是邁向市場社會主義的一個階段(帶有市場的社會主義)，它本身就是通向更高層次社會主義的一個階段。

　　除了中國、日本以外的幾乎所有亞洲、非洲、拉美洲國家都經歷了結構調整改革，即徹底摧毀此前建立起來的民族相對自治的模式。

　　薩米爾·阿明1969年的著作The Class Struggle in Africa

　　這就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災難，比如：

　　在加速剝奪數以億計農民之時卻沒有工業化，將他們逼入城市的貧民窟，我們已經在亞非拉開始建設“貧民窟星球”并喪失權力系統中的政治調節空間。

　　我們不妨稱這種新的體系為“寡頭體制”。寡頭政治并非如西方媒體反復宣揚的那樣是“俄羅斯特色”，同一種寡頭政治也在統治美國，當在華爾街游行的人們說“我們是99%”，意思是這個系統被1%的人統治。這同一種寡頭政治也統治西歐和日本體系以及前蘇聯陣營的前社會主義國家。南方國家還存在著“新寡頭政治”。

　　這個系統很快就被勞工階層和普通民眾，尤其在南方國家無法接受，無論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甚至文化上全都無法接受。

　　你看到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的開始，試圖掙脫這個由美國霸權主導，這個被美國和支持他的歐日同盟的霸權所統治的世界，擺脫他去重建一個多極體系的世界。

　　有各種形式在發生，首起于拉丁美洲，我們有自二三十年前從巴西、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玻利維亞等國開始的革命進步浪潮。我們還有民眾反叛，尤其近期在阿拉伯國家、印度尼西亞、埃及。但此前我們已有民眾在菲律賓反抗費迪南德·馬科斯、在印度尼西亞反抗蘇哈托、在非洲馬里反抗獨裁者穆薩·特拉奧雷等這些反叛形式。這些南方全球化模式是否可持續?

　　另一種質疑這類全球化的模式正是中國采取的策略，就是并非單純地參與全球體系，而是參與的同時發展自己內在的民族大計，即讓大多數人從下述兩項方案中獲益(即便十分不均，但仍然是在獲益)，即重新發明(而非損毀)鄉村社會的模式和創造一個完整體系下的現代民族工業。

　　由此便又讓我們想到了萬隆會議，萬隆精神，倡導大眾階級萬眾一心，亞非拉美國家政府團結一致，并在參與國際市場的同時日益重視國內市場。

　　這為我們提供了重訪萬隆的契機，萬隆精神是人民團結一致的精神(民眾階層)、民族(作為歷史事實)以及亞非拉大量(如果不是全部)國家/政府重新發明政治團結，去支持非洲重新獨立的斗爭，令西方勢力難以干擾和阻礙這場運動。

　　如今戰爭依然隨處可見。

　　我是埃及人，1956年，萬隆會議過后一年，西方強權(尤其是英法)和以他們的以色列盟友襲擊埃及，用戰爭摧毀埃及人剛剛開始的納賽爾經驗。

　　但當時的戰爭終歸有限，正是因為當時整個南方世界人民、民族和國家的團結，以及蘇聯和中國對他們獨立政策的支持，戰爭才沒有繼續下去。

　　然而我們今天無法再造一個萬隆，歷史沒有再造，恰恰因為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變化，未必通過隨處發生的戰爭，而是因為被寡頭政治所征服的那幾乎完全排他的權利。

　　但我們還可以有一種新的全球化模式——“協商性全球化”，通過南方國家加上俄羅斯之間的團結對抗帝國主義三合會(美、日、歐)。

　　在這個方向，中國開創諸多先河，比如“上海合作組織”，就與俄羅斯拉近關系。也許俄羅斯正在從新自由主義走向一種帶有社會面向的新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南方世界的人民面臨著同樣的挑戰。

　　歷史上，正是繼承萬隆精神迫使帝國主義退縮，是退縮而不是消失，迫使他們接受南方國家完全的民族獨立，讓他們接受社會和經濟變化的多極模式。

　　謝謝。

　　(本文由亞際書院提供，為薩米爾·阿明為“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2015年4月18-19日)所作的開幕演講錄音整理稿。翻譯： Joris Dormont 校對：陳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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