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藍思科技公司的董事長、“手機玻璃女王”周群飛成中國新女首富。主流媒體不約而同地強調這位女首富曾是深圳的一名普通打工妹。而網絡上的段子五花八門，暗指她從小三起家，最后挖丈夫墻角成就自己事業。不管是渲染女首富當年篳路藍縷的艱辛創業故事，稱贊其為中國棟梁;還是明嘲暗諷女首富想盡辦法，靠丈夫、博上位，終得出頭天——兜兜轉轉，我們似乎一直在消費打工妹、消費女性和消費成功學。如果不超越單純的褒貶贊彈，我們要么就是在“勵志雞湯+自我麻醉”的路上越走越遠，要么就是看到了玻璃天花板，卻陷入無限的自怨自艾。所以今天，我們重溫嚴海蓉對安徽保姆的研究，體會打工妹的自我認知、欲望與抗爭，回溯后毛時代中國巨變的來龍去脈，顯得更為迫切了。

　　“沒有出路”的農村，被“創造”的打工妹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安徽無為縣就已經有農村女性外出務工。她們通過到北京做保姆來補貼自己在農村的雙重廉價：一重是來自農業、農村、農民在國家的經濟積累中的作用，另一重是婦女在集體生產中的不平等地位。但一直到改革開放后，無為縣才慢慢出現幾十萬打工大軍。九十年代時，該縣已經成為安徽省最大的勞務輸出地之一。許多學者和主流媒體當時都把這一現象視為農村的解放和發展，但嚴海蓉認為這是無奈的出走，背后是城市對現代性的壟斷和農村的虛空化。

　　在毛澤東時代，國家試圖把城市從頹廢的、 掠奪性的、帶有殖民地特色的消費城市改造為艱苦樸素的生產型城市。同時，和今天中國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無比優越的地位不同，毛時代的農村反而是意識形態高地，是“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毛時代的國家，一方面會發展農村的小規模工業，另一方面又進行對內陸地區進行三線建設(雖是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但客觀上促進了國家工業更為平衡的分布)。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沒有出現掏空農村以繁榮城市的現象。相反，進入改革時代以后，中國“主動”卷入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浪潮，無論是利用所謂廉價勞動力“優勢”來發展外向型出口經濟，隨后在1992年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建立“企業型”(招商引資、拉動經濟增長)城市，建構“城市=現代文明”的意識形態，使得資源紛紛向東部、沿海、城市傾斜，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城市異軍突起的另一面，是農村的不斷虛空。首先是國家的農業投入在總投入中的比例不斷下降。其次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不可否認，在1979年到1984年這一短暫時期里，確實實現了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問題在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農民的收入就無明顯增加。無為縣的鄉鎮官員也公開承認，從那時起，當地的農業就一直停滯不前。而且分田到戶使得農村再也不需要這么多勞動力，農村青壯年不斷外流，進城打工，同時導致大量土地拋荒。在國家的發展話語里，這就是從農村解放的“剩余勞動力”——但他們大多是農村中受過較好教育的年輕人，反而是農業發展最需要的勞動力。其三，中國“主動”卷入西方世界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后，新的現代性參照系形成——知識精英以西化為“現代”，以市場經濟為“文明”。這么一比，我們這個農業大國是何其“貧窮”和“落后”。

　　所以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農村在很多年輕農村婦女眼中就是“沒有出路”的。換言之，打工妹是國家這只有形的手，和資本這只無形的手一同創造的產物。她們要逃離農村，來城市打工——她們要尋找出路，逐夢人生，從而建立一個現代的主體體驗。那這種體驗是什么?她們又是如何尋找和建立這種體驗呢?

　　規訓的利器：素質話語、消費-生產雙人舞、“自我發展”

　　與城市對現代性的壟斷以及農村虛空化同步推進的，是國家自上而下推行的素質話語。在“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前提下，后毛時代的中國對外主動融入全球化大潮，對內積極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背景下，素質話語出現了——因為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素質”太低，所以中國當時在全球經濟體系里既“貧困”又“落后”。如要迎頭趕上，只能把握我們的“比較優勢”——讓“廉價”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參與既有的國際分工，打造“世界工廠”，創造“深圳速度”乃至“中國奇跡”。所以，市場、素質、脫貧就這樣交織在一起。首先，在素質話語中，人和馬克思所說的商品一樣具有二重性——素質就是一個人的價值，每個人具體的使用價值反而看不見了。在自由交易的人力資源市場上，“素質”就是衡量一個人優劣的唯一尺度。其次，這一抽象化和價值化的表達，在發展語境下成為“素質決定發展”的“素質拜物教”。素質話語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對人的規訓，重塑了國家、市場和勞動者的關系。

　　具體到無為保姆的例子，我們就能看得更清楚了。嚴海蓉通過考察演員——打工妹們——的實踐，說明了現代性如何在城市和鄉村兩個舞臺，分別導演著生產和消費的戲碼。在農村，打工妹們渴求成為“現代”的消費者：她們會“穿皮鞋”、如“小老外”般說“拜拜”、會極力炫耀自己在大城市的消費經歷，掩飾自己打工經歷的苦澀和艱辛。在城市，她們卻成了體力勞動者和被雇主消費的被消費者：一方面，她們是來大城市打工的“安徽保姆”;另一方面，她們被視為來自“窮、土、低”的安徽“巴子”，在“現代”、“洋氣”的上海“穿著劣質拖鞋滿大街跑”，“打工妹=安徽=素質低”成了不證自明的邏輯。這邊廂是刻薄上海作家對安徽打工妹的矮化和丑化，那邊廂卻是安徽政府上下一心的“危機公關”，試圖“挽回”外省人(尤其是北上廣深這種一線城市人)對安徽人“窮、土、低”的印象。主流輿論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所謂一線城市的建設，靠的正是成千上萬這樣的新工人。階級的不平等通過族群矛盾的形式表現出來，也預示著中國社會必然走向無可整合的“斷裂”困局。

　　既然打工妹素質低、行為土、思想落后，那為了不要拖國家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民族進步的后腿，她們該怎么辦呢?嚴海蓉發現，答案就是“自我發展”。從早期的安子，到今天的周群飛，主流輿論都在塑造“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成功學故事。不相信?來來來，我們可以跟嚴海蓉一道，先去聽聽美容院老板楊鳳的講座，聽她講自己如何從當年每天14小時的工作里擠出時間自學成才，最終成了年薪百萬的富豪;然后再去看看大記者怎么分析“克林頓也是打工的”，看看主流輿論如何隱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資本積累，在去階級化的話語里粉飾勞資矛盾，讓打工妹們相信只要努力，自己也能成為那樣的“成功人士”，同時合理化自己承受的階級壓迫，心甘情愿地接受“企業家也是勞模”這個事實。

　　一時的陣痛，還是永恒的夢魘?

　　在全書的一開篇，作者就開宗明義地說明自己希望通過研究安徽保姆、研究打工妹，以挑戰后毛時代中國的“轉型”和“發展”神話。借用雷蒙•威廉斯“關鍵詞”的概念，嚴海蓉總結了當代中國幾個炙手可熱的“大詞”：發展、現代化、素質、人力資本、自我發展、消費者身份等等，并在此基礎上洞穿改革開放背后資本積累的邏輯和運作機制，發掘后毛時代政權合法性的根基。打工妹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既充當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工具，同時也在市場經濟這個通過儀式后“重新做人”，成為能動表達和反抗的主體。

　　今天，我們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欲火涅槃的神話已經漸漸褪色，周群飛的傳奇故事早已不能掀起勵志熱潮。我們今天面對的就是一個“斷裂”社會。從1993年的深圳致麗大火，到2010年的富士康連環跳，期間我們同時目睹了奧運奇跡、世博雄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的“經濟”增長了，卻鮮有人問是用什么手段，發展什么經濟，增了誰的經濟;我們的“社會”發展了，卻鮮有人問是誰的社會，誰的發展。改革開放、中國奇跡給打工妹帶來的是“重新做人”的榮光，伴以一時的陣痛;還是異化為資本積累的工具，跌入永恒的夢魘?看完這本書，我們心中應該都會有答案。

　　參考文獻：Yan H. New masters, new servants: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women workers in Chin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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