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時期，為取得“人心之爭”的勝利，美蘇兩國政府都打出“宗教牌”，積極利用各種宗教組織開展對外宗教交流活動。在這一過程中，兩國在指導思想上都將宗教視為一種外交工具，目的是為本國外交提供“合法性”，而開展的領域主要在輿論宣傳領域。美蘇宗教外交的經驗表明：宗教是一種重要的外交資源，利用宗教來構建一國的信仰版圖十分重要，開展“宗教外交”是增強一國“軟實力”的可行手段。

　　雖然自埃蒙德•古里恩創造“公共外交”概念以來學界對何為公共外交未有統一的認知，但不少學者都傾向于認為公共外交是一國政府或由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組織及公眾開展的、針對外國非政府組織及公眾的、旨在促進本國國家利益或提升國家形象的外交活動。在開展公共外交活動過程中，一些國家的政府常授權、委托或默認國內各種宗教組織、宗教領導人、宗教信眾開展針對另一國內宗教組織、宗教領導人、宗教信眾的交流活動。這種在宗教領域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可稱之為宗教外交。利用宗教開展公共外交的活動自古有之，在冷戰時期亦是如此，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積極利用本國的宗教資源來開展對外宗教交流活動，以實現本國的外交目標。

　　冷戰時期美蘇的宗教外交

　　鑒于信奉無神論的冷戰對手蘇聯利用莫斯科牧首區在東正教世界的影響力來實現蘇聯外交目標的行為，杜魯門政府決定把上帝打造成為反對蘇聯的“第一道防線”，聯合世界上所有信仰宗教的力量，建立一條國際反共“宗教陣線”。杜魯門曾向其妻子貝斯•杜魯門透露：美國正在與坎特伯雷大主教、路德宗主教、希臘東正教會牧首以及羅馬教皇談論建立國際反共“宗教陣線”事宜，他還準備派其助手邁倫•泰勒去拜訪最有名望的佛教人士以及西藏的大喇嘛。為建立國際反共“宗教陣線”，杜魯門政府出臺了一份名為“美國信息交流項目中的道德和宗教因素”的報告，要求美國在優先聯合“天主教徒、新教徒、東正教徒和猶太教徒”的基礎上，與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孔教和神道教“求同存異”，以“反對共產主義”。為此，美國利用國內外宗教組織為鐵幕背后的教會提供包括《圣經》在內的非政治性宗教文獻，鼓勵西方牧師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區牧首的代表到鐵幕之后與東正教會領導人進行交流，創辦教會無線電廣播節目以把東正教會的服務和音樂傳遞給鐵幕背后的東正教徒，利用美國之音重點攻擊蘇聯政府對宗教的敵視以及俄羅斯人民所遭受的宗教迫害，在東歐國家的社會組織中宣揚宗教自由的價值。艾森豪威爾上臺后，針對緬甸、泰國、老撾等小乘佛教國家制定了“宗教行動計劃綱要”，利用宗教組織、宗教領袖、普通信徒對之開展宗教交流活動，此后又將“計劃綱要”擴展至佛教國家、伊斯蘭教國家、印度教國家。在開展宗教交流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常利用基督教教會、天主教教會、猶太教教會、穆斯林團體等來實施。

　　鑒于俄羅斯東正教會在蘇聯衛國戰爭中做出的貢獻，斯大林決定改變之前的宗教迫害政策，實施宗教寬容政策，并積極利用宗教服務于蘇聯的內政外交。在蘇聯政府的授意下，俄羅斯東正教會在戰后加強了與“敵對”的英國、法國、美國等國教會的交流，試圖削減西方民眾特別是宗教徒對蘇聯的敵意;在蘇聯的勢力范圍內，俄羅斯東正教會加強了與當地東正教會的聯系，使之接受莫斯科牧首區的管轄，以增強蘇聯在當地的合法性;在中東地區，俄羅斯東正教會訪問了中東地區除君士坦丁堡牧首區以外的幾大東正教牧首區，目的是提升蘇聯在該地區的影響力。在赫魯曉夫時期，雖然赫魯曉夫發動了反宗教運動，但其仍未遺忘利用基督教和平會議、穆斯林團體等開展保衛世界和平、裁軍、對外解釋蘇聯宗教現狀的活動。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政府除了利用俄羅斯東正教會以世界教會聯合會為平臺對西方國家民眾開展反對美國的斗爭外，還利用國內穆斯林團體開展對穆斯林國家、利用國內佛教徒開展對亞洲佛教國家的出訪、朝圣等交流活動。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政府在“新思維”的指導下，也積極利用國內宗教組織開展與羅馬天主教會、國外宗教組織領導人、宗教團體等的“請進來 走出去”活動。

　　宗教作為一種外交工具主要用于宣傳領域

　　美蘇兩國雖社會制度迥異，但在冷戰時期都不約而“同”地拾起了宗教這種“遺失的治國術”以實現本國的外交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其呈現以下特點。

　　兩國在指導思想上將宗教視為一種外交工具。美國雖然常強調政教分離，并指責蘇聯把俄羅斯東正教會變成其外交政策的一種工具，但美國政府自身也常將與政治相“分離”的宗教納入到美國的外交體系中，將其作為一種外交政策工具來對待。美國心理戰略委員會的一封密級備忘錄就指出，“宗教作為一種同共產主義斗爭的工具的潛力是極其驚人的。我們尋求利用宗教作為一種冷戰武器的總體目標是促進世界宗教興旺，因為共產主義在一個宗教興盛的世界里是無法存在的。”杜魯門政府在實施遏制戰略時也借助宗教來確定遏制的范圍——即哪些國家將參與遏制(相信上帝與道德準則的國家)，哪些國家將被遏制(不信仰上帝的國家)。

　　利用俄羅斯東正教會作為對外擴張的一種工具一直是俄國對外政策的歷史傳統。雖然在十月革命后蘇聯政府實施了“政教分離”政策，但在占領波羅的海、割占東波蘭以及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后，蘇聯政府重拾“宗教武器”，利用莫斯科牧首區“同化”并統一上述地區的東正教會，以為蘇聯對上述地區的統治提供合法性源泉。二戰結束后，蘇聯又派遣俄羅斯東正教會領導人頻繁出訪中東歐、中東與英法美, 將不少脫離莫斯科牧首區的東正教區重新納入莫斯科牧首區的宗教管轄范圍之內。赫魯曉夫時期、勃列日涅夫時期以及戈爾巴喬夫時期的宗教政策都帶有明顯的“工具性”色彩。針對蘇聯的宗教政策，安娜•迪金森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蘇聯宗教政策的實質：“在蘇聯的領導層眼中，莫斯科牧首區主要被視為一種國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兩國開展宗教外交的目的是為本國外交提供“合法性”。在當代國際關系中，合法性不但是一國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還是各國外交政策制定者最為有效的資產。因此，利用宗教來增強自身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成為各種國際行為體的慣用策略。美國學者喬納森•福克斯直接指出了宗教的巨大外交功能，即宗教“能使外交政策合法化”。在利用宗教增添自身政策的合法性方面，美國政府可以說是深諳此道。例如，美國常把遏制蘇聯和共產主義的政策描繪為反對“邪惡的共產主義”的“十字軍東征”。

　　在利用宗教增加自身政策的合法性方面，蘇聯政府也知“恥”而后勇。二戰后蘇聯政府開始派遣俄羅斯東正教會代表團訪問歐洲、北美以及中東地區的東正教會，召開東正教會國際宗教會議，用飛機運送穆斯林神職人員前往麥加朝覲，接待訪問蘇聯的教會領導人等，甚至提出要“與羅馬教廷建立公開的外交關系。”蘇聯宗教政策發生變化的目的是希望“俄羅斯東正教會及其他教會的領袖在國內事務上支持蘇聯政府，并通過反對西方大國的政策和熱情地支持蘇聯的和平運動為蘇聯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

　　兩國開展宗教外交的領域主要在輿論宣傳領域。曾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的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曾表示，同蘇聯的斗爭“是一場爭取人心的斗爭，我們必須打贏這場斗爭。”為取得“人心之爭”的勝利，美蘇兩國政府都打出“宗教牌”。在美國政府方面，美國領導人在冷戰伊始就宣傳，“蘇聯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之間的沖突是一場宗教沖突……一場爭奪現代人靈魂的斗爭”，認為“在宣傳保衛西方文明與基督教，反對無神論的蘇俄方面，宗教是一種關鍵的宣傳工具。”美國著名福音布道家葛培理也宣稱：“世界已經分裂為兩大陣營，其中一方是我們所看到的共產主義，其宣稱反對上帝、反對圣經、反對所有宗教!”杜魯門在開展“意識形態領域的馬歇爾計劃”的“真理運動”時，宗教一直是其利用的宣傳工具之一。

　　在蘇聯政府方面，其主要利用俄羅斯東正教會進行宣傳。在二戰后出訪法國時，為使東正教區都回歸母教會(俄羅斯東正教會)，尼古拉對教區居民發表了多次演講，描繪了蘇聯境內各宗教的蓬勃發展景象，其意在于勸說教區居民不要相信蘇聯存在宗教迫壞的“謠言”，同意接受莫斯科牧首區對法國境內東正教區的宗教管轄。在舉行俄羅斯東正教會自治500周年慶典時，莫斯科牧首區特意渲染了東正教會對和平與正義的熱愛，同時批判新教和羅馬天主教會對戰爭與剝削的偏好。

　　宗教外交的啟示

　　宗教作為一種兼具“硬實力”與“軟實力”于一身的武器，常成為各國外交政策決策者們競相爭奪的資源。在冷戰時期，信仰有神論的美國與信仰無神論的蘇聯都積極利用各種國內外宗教資源來開展服務于本國外交政策的對外交流活動，這顯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宗教是一種重要的外交資源。宗教作為一種強大的道德觀念體系，其既能成為一國外交政策的“路線圖”，亦能為一國外交政策提供一種“黏合劑”。首先，宗教在為領導人提供一套理解與認識世界的系統化、理論化信仰體系的同時，其關于“善惡”“正邪”“是非”等的規范性信念更是直接影響領導人的具體政策制定。冷戰后西方國家屢次進行的所謂的“人道主義干預”正是在基督教“正義戰爭論”的指導下發生的。其次，宗教是一種區分“自我”與“他者”的身份標識。在國際關系中，宗教一直是劃分“敵我”，建構“自我”與“他者”身份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在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就常把美蘇之間的冷戰描述為有神論者(自我)和無神論者(他者)之間的“宗教沖突”。再次，當一國政教關系“和諧”時，宗教有助于在國內促進民眾特別是宗教徒對民族國家的認同，極大地增強該國的凝聚力;在國外，能促進“同根同源”的宗教徒對本國政府認同的同時，亦能促進宗教“同質”國家之間的同盟。杰克•斯奈德就指出，在判斷同盟和敵人時，傳統的權力計算和宗教意圖可能同時起作用。

　　構建一國的信仰版圖十分重要。宗教雖然在國際關系中是一個非領地性的文化單位，但其卻擁有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難以企及的巨大“版圖”。某一國家內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所擁有的“信仰版圖”或大于一國的疆域，或與一國的疆域相重疊，或與一國的疆域犬牙交錯。例如，世界三大宗教各自所擁有的信仰版圖很顯然比世界任何以其為主導宗教的國家的疆域都要遼闊;神道教所擁有的信仰版圖與以神道教為主導宗教的日本的疆域也比較吻合;而在烏克蘭，其東部地區信奉東正教，西部地區則信仰天主教。宗教的信仰版圖與一國疆域的這種復雜關聯因具有重要的意義而為政治領導人所利用。蘇聯在冷戰時期就利用俄羅斯東正教會把其他國家境內的教區納入莫斯科牧首區的“宗教管轄”之下，利用穆斯林團體開展對伊斯蘭世界的宗教交流，這為蘇聯建立了一片巨大的戰略緩沖區。徐以驊教授在《信仰中國》一文中

　　指出，擁有豐富宗教資源的國家應借助宗教建立自己的“信仰版圖”，以為本國的國家安全提供一道隱性的戰略緩沖地帶，為本國經濟發展提供一片廣闊的“地緣經濟”區域，為本國樹立良好的國家宗教形象提供支撐力量。

　　開展“宗教外交”是增強一國“軟實力”的可行手段。約瑟夫•奈指出，一國的“軟實力”主要來自三種資源：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被視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宗教作為“人類文化的一種表現形態”，是“軟實力”的一種有效來源。因此，常有一些國家的政府利用宗教來開展對外交流活動，來增強本國的“軟實力”。冷戰期間，蘇聯政府開展的一系列宗教外交活動對提升蘇聯的“軟實力”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例如，俄羅斯東正教會代表團對英國國教會的回訪促使其改變了支持卡爾洛維茨東正教教派的態度，轉而支持莫斯科牧首區的教會。一些原本脫離莫斯科牧首區宗教管轄的東正教會又重回其懷抱，而俄羅斯東正教會擁有的巨大“軟實力”直接成為蘇聯“軟實力”的來源。作為冷戰后美國最重要的人權立法之一，美國政府通過《1998年國際宗教自由法》雖然有促進世界范圍內宗教自由的目的，但在世界范圍內推行美國式民主才是其真正的用意，而《國際宗教自由法》則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提供了道德制高點，成為美國“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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