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報局保存著大量檔案。關于冷戰期間的某些隱蔽行動我們知道的很多，對其余的行動我們只知道混亂的輪廓，有些行動是我們肯定完全意識不到的。

　　存在不同類型的隱蔽行動—宣傳的、政治行動、經濟的影響以及準軍事的。本文集中談準軍事行動，包括“他們承認的使用武力，或是幫助持久使用武力的人，或是抗拒使用武力的人”。這里不檢查在印度支那開展的行動，因為在越南盡最大努力進行戰爭。某些準準軍事行動尋求打敗一個外國的政府;另外的準軍事行動企圖鎮壓威脅到友好國家政權的起義，或是敲打外國敵視的政府而又不想推翻它。

　　除了杰拉爾德·福特和吉米·卡特之外，在冷戰期間所有的美國總統至少都有一次推翻一個外國政府的隱蔽行動。除了哈里·杜魯門，沒有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在歐洲實施過一次隱蔽的準軍事行動。歷史學家南希·米歇爾寫道，“冷戰是一次在重要的邊緣地區‘打隱形拳擊’的爭斗，因為現實的戰爭實際上是在所擁有的地方進行的—柏林、華盛頓和莫斯科—是不可能獲勝的”。由于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理解當中央情報局的高官們要求他幫助1956年底進行反對共產主義政權斗爭的匈牙利反叛者的時候，與蘇聯發生一場戰爭的風險是特別大的。在冷戰期間美國的準軍事行動是在第三世界實施的。

　　關于杜魯門有一個陳腐的說法：他反對準軍事行動。歷史學家H.W.布蘭德寫道，“杜魯門當總統的時候，隱蔽的特工們必然對有節制的干涉活動感到滿意，比如用秘密資金資助東歐反對共產主義的政黨”。

　　這是完全錯誤的。比如中央情報局前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指出，“杜魯門看好許多開展隱蔽行動的決定，但是幾年以后他卻說什么也不知道”。這些決定包括很多在鐵幕后進行的準軍事行動，目的是加強抵抗和敵視蘇聯的力量，以及在朝鮮戰爭期間打壓中國的行動。其中一次目標更大：推翻阿爾巴尼亞政府。

　　1948年斯大林與鐵托破裂似乎給西方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阿爾巴尼亞政府對蘇聯保持忠誠，在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和在武裝部隊中對許多支持鐵托的成員進行血腥的清洗。阿爾巴尼亞變成了蘇聯在地中海的一個前哨陣地：它唯一的陸地邊界與南斯拉夫接壤，突然敵視起來。希臘是美國的一個仆從國。在亞德里亞海的另一側是美國的另一個仆從國：意大利。

　　英國人制定計劃，聯合起來共同訓練阿爾巴尼亞的流亡者，讓他們滲入到這個國家內部，他們可以在那里推動一個反對共產主義強有力的運動，啟發想進行反叛的居民。行動于1949年開始，其基礎是一份有缺陷的情報和幻想：抵抗力量是弱小的，居民是消極的。災難不可避免。一個又一個由美國人和英國人派去的小組被消滅，但是又派去更多的人。數百名阿爾巴尼亞人死亡。一位研究人員指出，“一次情報行動結果造成一次又一次災難是很少見的”。1953年艾森豪威爾政府結束了這種冒失的做法。

　　艾森豪威爾的年代是中央情報局的黃金時期。艾森豪威爾分享杜魯門對準軍事行動的愛好，向該機構投入資金，任命阿倫·杜勒斯為中央情報局局長。阿倫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國務卿和總統最信任的對外政策顧問約翰·富斯特·杜勒斯的弟弟。兩兄弟經常和容易保持溝通，在一天的工作以后，阿倫到富斯特的家里，以便回顧未解決的事務。一名國務卿和一名中央情報局局長從來沒有過這樣的關系。這給某些人帶來麻煩：“這是一種最好不必存在的關系”，這是艾森豪威爾任命調查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委員會主任做出的評論。艾森豪威爾對此并不同意，認為“中央情報局的部分工作是國務院工作的擴展”。

　　在杜魯門時期隱蔽的準軍事行動經常失敗，而在艾森豪威爾統治下三次推翻外國政府的準軍事行動有兩次獲得成功：1953年在伊朗，1954年在危地馬拉。這兩次成功重新提高了中央情報局在了解它的人們中間的威信。1957—1958年中央情報局推翻印度尼西亞政府的行動失敗沒有減弱它的光澤。

　　在危地馬拉推翻哈科沃·阿本斯總統是美國政府解密的少數隱蔽的準軍事行動之一，提供了大量寶貴的文件。這些文件表明美國的情報機構在艾森豪威爾統治的那些年是很有效的。中央情報局報告阿本斯或是一個共產黨人或是一個旅行的同伴;他最親近的顧問是共產黨人，他們是阿本斯成功的土地改革背后的“發動機”。土改中十萬個家庭—占危地馬拉居民的十分之一—收到了他們曾絕望地需要的土地。這也是準確的。

　　中央情報局沒有斷定在危地馬拉存在著一次共產黨政變的危險—甚至沒有美國的政治家提出問題的任何跡象。由于美國和危地馬拉之間權力的不對等，破壞阿本斯政府的代價是很低的，不必麻煩關注任何選擇—如學會在拉丁美洲同一個親共產黨的在少見的程度上尊重政治自由的政府共處。

　　1954年6月，一支由中央情報局支持的250名流亡者隊伍入侵危地馬拉。危地馬拉政府軍本可以輕易的鎮壓他們，但是不敢鎮壓;這些流亡者是由美國派去的，如果危地馬拉政府軍將他們打敗，艾森豪威爾接下來會做什么?他會派遣美國的軍隊—這就是中央情報局在危地馬拉的情報站、美國使館和美國軍事代表團對危地馬拉人說的。同樣的信號由危地馬拉反對派的媒體日復一日地宣揚。“危地馬拉的領導人怎么能夠想象美國會容忍在它自己的門口有一個敵人的巢穴”，這是在工作中與美國中情局密切合作的一名有名的危地馬拉記者提出的問題。“德國繼續被占領，日本也是如此，我們也是如此，可鄰的傻瓜，我們連人工煙火都不能生產，更不用說生產用于象征性抵抗的彈藥”。在美國沒有任何一個大的媒體機構，也沒有國會的任何成員—民主黨人或是共和黨人—支持試圖與阿本斯的危地馬拉共處。

　　當流亡者們開始入侵的時候，危地馬拉的政府軍拒絕斗爭;反過來它反對阿本斯，逼迫他辭職。入侵者的領導人是由中央情報局指定選出來的，他變成了危地馬拉的新總統。

　　對艾森豪威爾政府來說，阿本斯被推翻確保西半球是可靠的—直到1959年當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奪取政權。美國回應卡斯特羅的挑戰，古巴采用的方式試圖用暴力在它的后院制造麻煩。根據艾森豪威爾的命令，中央情報局開始策劃推翻卡斯特羅。1961年4月約翰·肯尼迪上臺三個月之后，由中央情報局訓練的1300名雇傭軍入侵古巴的一個海灘(吉隆灘，又稱豬灣)，稱只是為了“大規模投誠”。

　　在豬灣的失敗在肯尼迪反對古巴的“遠征”中增加了一種個人有毒的因素。在拒絕卡斯特羅提出的進行關于一項兩國之間“臨時協議”的談判時，肯尼迪大聲斥責中央情報局計劃司副司長比塞爾“坐在他的位置上，關于擺脫卡斯特羅和卡斯特羅的政權不要做任何事情”。直到1965年中央情報局反對古巴的準軍事行動沒有減少。

　　受到害怕出現“第二個古巴”的折磨，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參與了在其他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隱蔽行動，目的是破壞他們認為可能是共產黨的團體或政府。到約翰遜政府末期在西半球“第二個古巴”的幽靈已經消散，但是之后在1970年薩爾瓦多·阿連德在智利的總統選舉獲勝。阿連德是一個坦率的民主主義者，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領導著一個包括共產黨的聯盟，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朋友。對里查德·尼克松總統和亨利·基辛格來說，阿連德升任總統對美國是一記耳光，對拉丁美洲是一個可怕的榜樣。他們承諾要消滅他。從技術上說，智利的軍人在1973年推翻阿連德總統時是自己采取行動的，但是正如媒體揭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開展制造不穩定的運動和幫助反政府的團體，“已經為可能進行一次政變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從1950年底到1970年初，中央情報局準軍事行動的焦點在印度支那反對北部的越南人，在西半球反對卡斯特羅。但是，當16個非洲國家在1960年獲得獨立時，開辟了一個新的戰線。按照國務卿克里斯蒂安·赫特的話說，非洲已經變成“第一位的戰場”。

　　在隨后的20年里，美國在非洲參加了兩次重要的準軍事行動。1964—1965年林登·約翰遜總統企圖在原屬比利時的剛果打敗一次反對腐敗的和鎮壓的政權的起義，該政權是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強加給這個國家的。中央情報局招募了1000名白種人雇傭軍，為他們提供武器和必不可少的后勤支持，甚至組織了一支雇傭軍的空軍以便轟炸和掃射反叛者，雇傭軍犯下大規模暴行，鎮壓了起義。

　　另一次重要的準軍事隱蔽行動1975年在安哥拉實施，在那里比勒陀利亞(指南非)和華盛頓共同工作以便鎮壓一個左派運動。在華盛頓的默許之下，南非的軍隊入侵安哥拉，在羅安達安置友好的領導人幾乎獲得成功，但是后來3.6萬名古巴士兵到達安哥拉，將南非的軍隊趕走了。

　　吉米·卡特沒有發動大的準軍事行動，直到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接下來卡特擴大了向阿富汗圣戰者伊斯蘭聯盟成員提供非致命援助的計劃，1979年7月通過了總數為6000萬美元的援助，包括“所有類型的武器和軍事支持”。

　　對中央情報局來說，里根總統執政時期是另一個黃金時代，又回到艾森豪威爾的年代。資金和人員流到中情局。此外，從艾森豪威爾以來中情局的負責人威廉·凱西首次成為總統親密的核心班子成員。但是在艾森豪威爾時代與里根時代之間有兩個重大的差別。國會對中情局的監督過去是不嚴格的，現在想嚴格監督;美國的媒體已經不再沉默。

　　沒有法律阻止美國的媒體報道隱蔽行動，但是在中央情報局存在的頭三十年媒體的沉默是令人吃驚的。比如對推翻危地馬拉的阿本斯政府，美國的手是很明顯的。中央情報局本身通報說西歐的媒體有關中情局設計了阿本斯倒臺的結論實際上是一致的。用中情局總視察員柯克帕特里克的話說，“葡萄蔓的葉子是很透明的，是磨損了的”。但是對美國的媒體來說磨損還不夠。在涉及探索美國在推翻阿本斯的作用時，美國的報紙或是忽視這件事，或是完全拒絕有關美國政府幫助了反叛者的任何影射。

　　這就是準則，在1957—1958年反對印度尼西亞的行動期間同樣的“紀律”是明顯的，這發生在美國雇傭軍入侵古巴豬灣之前幾周。1964—1965年在原屬比利時的剛果和1975年在安哥拉的行動期間同樣的“紀律”也是明顯的。

　　更加令人吃驚的是美國的媒體對歷史學家們在記錄此事時的失敗保持沉默。只有對“豬灣事件”的分析和和一本關于在印度尼西亞的行動的書是例外，從來沒有任何的歷史學家提及媒體的合謀。因此，對于這種自我審查沒有一個解釋。

　　到了80年代，媒體發生變化。在里根的年代實施了三次重大的準軍事行動-—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媒體都做了報道。

　　最有爭議的是反對尼加拉瓜的行動。反對桑地諾政府的反政府軍的戰爭在美國的公眾輿論之間或國會是受歡迎的，里根跟蹤那場戰爭。他認為桑地諾分子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美國在中美洲不能容忍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權。與此同時，里根政府在尼加拉瓜開展一場經濟戰，中央情報局扶持了一支反對桑地諾主義的軍隊—反政府軍。向它提供武裝和資金，在鄰國洪都拉斯為它提供“殿堂”。有數千人參加反政府軍，他們相信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羅納德·里根就在他們的背后，如果需要的話會派遣美國的軍隊。這種對“美國將為他們贏得戰爭”的信任刺激了反政府軍的成員，但是磨滅了他們的斗爭意志。

　　1982年美國媒體開始報道美國在(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戰爭中的作用。在美國的歷史上首次出現一場關于正在實施的準軍事行動的激烈辯論(這不是在失敗以后，如同入侵古巴豬灣失敗以后)。辯論發生在媒體上、公眾輿論的廣泛階層之間以及美國的國會。在國會的情報委員會和中央情報局之間發生痛苦的對立。中情局局長凱西和他最親近的合作者隱瞞事實，當他們向國會報告中央情報局為尼加拉瓜反政府軍所做的事情時使人糊涂。

　　1984年11月里根以壓倒性的優勢獲得連任，許多美國人擔心可能批準對尼加拉瓜的入侵。發生了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軍的丑聞。當里根離開白宮時桑地諾主義者仍在掌權。

　　冷戰期間中央情報局的準軍事行動沒有“繃緊”美國的國庫;在阿富汗的行動費用最高，約20億美元分在十多年內支出—對于一個像美國這樣富有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小數。美國人付出的生命代價也不高。中央情報局讓美國人遠離作戰的地區。只有10多個美國人在準軍事隱蔽行動中喪生。

　　一些準軍事行動失敗了，但是對美國來說失敗意味著很低的代價，甚至在外交上說也是如此。比如美國與阿爾巴尼亞的關系甚至在沒有杜魯門的準軍事行動時已經不被咀咒了。成為一個超級大國有助于減輕失敗的代價。

　　中央情報局在60年代對古巴的襲擊毒化了兩國之間的關系，但是古巴繼續要求與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簽訂“臨時協定”，均遭到拒絕。對美國政府來說，代價最高的失敗1975年在安哥拉的隱蔽行動，它吸引了3.6萬名古巴人到這個國家。但是回顧一下，古巴軍隊在那里待了十五年，并沒有對美國的重要利益造成重大傷害;古巴軍隊保衛安哥拉，對付執行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迫使南非讓納米比亞獨立。

　　實現美國政治家們確定的目標的成功經常比失敗更加昂貴。事實是中央情報局可以用低代價解決一個問題，對美國的政治家來說容易避免思索。許多美國人記得1979年因伊朗革命的勝利和抓獲人質美國和伊朗之間開始敵對的日子。但是更為準確的是1953年穆罕默德·莫薩臺被推翻。他并不代表一種對美國的威脅。與他達成“臨時協定”可能更好地服務于華盛頓的長遠利益。但是，當可以如此輕易地消滅他的時候，為什么要自找麻煩呢?

　　中央情報局的準軍事隱蔽行動在美國之外成為一種秘密是很罕見的。在第三世界加強了美國作為一個“好打架斗毆的大丈夫主義者”的形象，但是他們做得更多。當它要求情報機構實施準軍事行動的時候，美國當局認為是在根據美國的國家利益而行動，不是想損害相關國家的人，任何附帶的損害都是不幸的。但是太多的頻率是這些隱蔽行動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沒有用處，而是對作為目標國家的居民造成破壞的后果。這就是中央情報局在冷戰期間準軍事行動最嚴重的責任，是美國處理事情的一個污點，盡管大多數美國人幸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環球視野魏文摘譯自2015年1月21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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