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畢這次玩砸了。

　　說是“私人聚會”，聚會中卻有一大堆老外尤其是外國外交官;說是“民眾評價歷史人物”，卻不僅僅辱毛，連共產黨及其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以及人民解放軍也否定了;說是“因言獲罪”，根本沒有人追究他的法律責任，只是按照黨紀和行業規則對他舉行處罰。這讓某些人在為他洗地的時候沒有多少好牌可以打，于是就急匆匆將此次事件定性為“告密”，并且在全國發起了對所謂“告密”的口誅筆伐。

　　玩這種小兒科游戲的如果僅僅是某些沒有文化和法律知識的水軍或者一些法痞也就算了，其中打頭陣的就有自稱是法律精英的賀某方，這位把法治的口號喊得天響的“法律精英”，當年李某某的案件還沒有開始法庭調查，他就判定并且公開宣稱李有罪了;這次連視頻究竟是誰發的還沒有確定，就判定是“告密”了，并且“義正詞嚴”地譴責說：“這種做法無疑是鼓勵無恥的背信棄義和密告，破壞人際基本的信賴。

　　跟這種“法律專家”咱們就談法律。

　　先別說這次的視頻公開就跟以前的對雷政富、單增德的行為的視頻公開完全一樣，如果這算“告密“，要受到譴責的話，那么雷政富、單增德他們就會第一個站出來譴責所謂“告密”，因為當時雷政富跟趙紅霞性交，單增德在賓館跟情婦幽會都是在非常“私人”的場合，而且當時他們還沒有被查出是貪官，還享有所謂受法律保護的公民的隱私權，對他們的視頻的公開借用某些公知的常用說法就是“大眾或者公權力介入私人領域”，那么為什么某些人不譴責對雷政富、單增德的行為的“告密”呢?

　　現在再談談所謂“告密”問題。

　　某些人對所謂“告密”口誅筆伐，咱們就假設“告密”是一種“罪”，然后與那些自封的“法律專家”從法律角度探討探討。

　　假如要讓“告密罪”成立，從構成要件上進行分析，必須具備四個方面的要件:即犯罪主體、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客體。 (一)犯罪主體。是指實施犯罪行為的人。每一種犯罪，都必須有犯罪主體，有的犯罪是一個人實施的，犯罪主體就是一人，有的犯罪是數人實施的，犯罪主體就是數人。 (二)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指犯罪主體對其實施的犯罪行為及其結果所具有的心理狀態。犯罪主觀方面的心理狀態有兩種，即故意和過失。(三)犯罪的客觀方面。是指犯罪行為的具體表現。(四)犯罪客體。是指刑法所保護而被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

　　假設這次公開視頻的行為是“犯罪”行為，那么實施“公開視頻”行為的“犯罪主體”是誰呢?網絡上有兩種說法，一說是一個姓張的，但是他本人否認，一說是一個外國人，究竟是他們中的哪一個，或者另有其人，都還沒有搞清楚，某些人憑什么就急匆匆對“犯罪的主觀方面”下結論，判定是有目的的“告密”，要害畢福劍呢?假如是外國人干的呢?假如是他們倆以外的其他人干的呢?只有解決了上述問題，那么“犯罪的客觀方面”當然就是視頻事件了，而“犯罪客體”當然就是畢福劍的“公民人身權利不受非法侵害的這種社會關系”了。

　　最近揭開的呼市冤案，A殺人，法院卻判B死刑。某些人連視頻究竟是誰發的都沒有弄清楚，就馬上下結論是“告密”，那么請問假如是老外或者其他人發的話，他“告密”的動機是什么?在四大要件中缺了兩個的情況下，這些所謂的“法律專家”憑什么認定“告密”罪成立?

　　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刻意混淆“罪”與“錯”，“告密”與“舉報”的界限，以收到忽悠民眾的效果。

　　從法律層面說，公民的言論自由受法律保護，也的確沒有人追究畢福劍的法律責任，因此所謂的“因言獲罪”根本不存在。

　　從黨紀和行業規則的角度說，畢福劍的不當言論受到黨紀和行業規則的約束，組織紀律和行業規則也可以對他作出相應的處罰。在這方面的參考案例就是美國的電視臺主持人發表侮辱美國第一夫人的講話被開除，前面還有誰發表了傷害猶太人感情的言論也要下課。

　　另外“告密”與“舉報”，從本質上說就是一回事，如果硬要區別，那就是“告密”者不一定讓別人知道是他干的，而“舉報”者并不在乎別人是否知道是他干的。也有人認為，“告密”是針對非違反道德和法律的行為而言的，而“舉報”是針對違反道德和法律的行為而言的。其實，更多人認為，這次某些人是在玩弄概念游戲和雙重標準，如果針對某個人對他們有利，那就是“舉報”;如果針對某個人對他們不利，那就是“告密”。

　　在究竟是誰發視頻都沒有弄清楚的情況下，為什么某些人就言之鑿鑿判定是“告密”并且馬上掀起一場對所謂“告密”的大批判呢?里面的玄機在哪呢?

　　第一，這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由于視頻不僅僅是辱毛，還牽涉到否定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否定人民解放軍和東北剿匪，某些人僅僅拿“可以評價歷史人物”作為幌子是不能撐多久的，只能退而求其次，拿發視頻的方式做文章，一來挽回一點面子，二來企圖占據道德的制高點，用對還沒有確定的“告密”的大批判來抵消畢福劍的下課對于他們的負面影響。

　　第二，這是一種比較隱蔽的“循環論證”的詭辯術。就像前些時間，茅老先生把摔死小孩子與文革扯上一樣，某些人又使出了“用大灰狼嚇唬成年人”的絕招，其思維邏輯如下：“告密”是文革專有或者特別厲害，而毛是文革的發動和領導者，所以畢福劍批評毛，所以有人用文革的方式對付他，所以批評畢福劍的人都是受文革流毒影響，所以畢福劍罵毛是正確的，繞來繞去，就是用畢福劍受到批評證明他罵毛的正確性，又用畢福劍罵毛證明毛的錯誤和批評畢福劍的人們的錯誤。高!實在是高!

　　平心而論，文革中有告密嗎?作為我這個文革的親歷者和文革中曾經的受害者，實事求是地說，有。包括文革在內，古今中外都有告密，連“普世價值示范國”美國現在仍然使用懸賞美元的方式去收買別人告密，作為全世界相通的做法，現在我們的公安部門懸賞捉拿罪犯在客觀上也算是一種鼓勵“告密”。唯獨文革中雖然有告密，反而不是普遍現象。某些故意歪曲歷史事實的人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在文革中，由于“革命群眾”對于“牛鬼蛇神”的絕對優勢，揭發者一般情況下不需要隱瞞自己的揭發行為，而是通常采取公開揭發的方式，就像當年有人在大會上公開揭發劉青山、張子善一樣，還會被譽為立場堅定，斗爭性強。所以從“告密”的“秘密進行”的角度理解，把“告密”扯上文革，最起碼是牽強附會。

　　打個不雅的比方，這次某些人急匆匆將視頻事件定性為“告密”并且馬上扯上文革，就像黃鼠狼被其他動物追急了，就撅起屁股朝人家臉上放個臭屁，然后趁對方被熏得頭暈腦漲的時候溜之大吉。

　　妙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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