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逝世之后不久，為了給改革開放開道，于是中國便出現了否定、污蔑、甚至是妖魔化毛澤東的種種謊言。這其中的謊言之一，就是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而只懂階級斗爭，毛澤東不搞經濟建設而專搞階級斗爭。三十多年來，這個謊言不知欺騙了多少無知的人。然而真實的毛澤東，卻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經濟建設的第一巨匠。

　　從一九四九年建國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逝世，僅僅二十七年時間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階段，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把一個三十年代還不得不“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衰弱得不能再衰弱的中國，建設成了一個擁有“兩彈一星”與核潛艇等這樣終極武器的強大中國;就把一個一九四九年時工業產品的產量連蕞爾小國比利時都不如的中國，建設成了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就把一個在一九四九年時人均壽命還只有三十五歲的中國，建設成了一個人均壽命提高到了六十五歲的中國;就把一個從來沒有自己的工業體系和科研體系的中國，建設成了一個擁有強大而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科研體系的中國。無法否認的事實，不僅無情地戳穿了象“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等這樣妖魔化毛澤東不懂、不進行經濟建設的無恥謊言，而且同時也充分證明了，只有毛澤東才不愧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經濟建設的第一巨匠。特別是如果回顧毛澤東的革命一生就更能認識到，毛澤東不但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經濟建設的第一巨匠，尤其還更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經濟建設的第一人。沒有當年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根據地經濟建設，中國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一九二0年八月，為了籌集組建和保證中國共產黨湖南組織生存與發展的經費，毛澤東和易禮容等人便籌資在湖南長沙開辦了一家“長沙文化書社”。書社的開辦，不僅通過出售大量的進步書籍從而大力宣傳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還更是通過盈利從而為湖南的共產主義小組籌集到了一定的生存與活動經費。而后，為了給革命籌集更多的經費，毛澤東還與易禮容等人又開辦了一家紡織廠。

　　在開辟了黨在安源地區的工作并組建起黨在安源地區的政治組織之后，毛澤東又先后帶著李立三、劉少奇、易禮容、毛澤民、蔣先云、毛福軒和唐升超等人到安源地區加強工作，在增強了黨的政治組織和政治領導的同時，又組建起了工人消費合作社、勞務介紹所和故工撫恤會等三個黨所領導的經濟實體。工人消費合作社等三個經濟實體的創辦，不僅通過為工人謀取經濟上利益從而擴大了黨在工人中的影響，而且還更是在經濟上解決了黨組織和黨員個人的生存問題。特別是毛澤民擔任股長的兌換股，為了擴大融資并提高工人的經濟收益，還更是采取了發行股票進行經營的做法。此舉不僅改善了工人們的生活并進一步擴大了黨在工人群眾中的影響，而且也更是首開了中國共產黨從事金融工作的先例。

　　經濟工作的健康發展，有力地推動了黨在安源地區的政治斗爭。一九二二年九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的全面的勝利。安源工人罷工的勝利和安源地區黨組織迅速發展，不僅有力地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政治影響，而且也更是發展壯大了黨的力量。而這一切，都是與毛澤東在經濟上解決了黨組織和黨員個人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密不可分的。

　　由于在經濟上解決了黨組織的活動經費和黨員的個人生活問題，所以毛澤東領導下的黨的組織發展非常迅速。到一九二四年年底的時候，還只有不到一千名黨員的中國共產黨，僅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共湘區委員會所屬的安源一地的黨員，就多達了三百多名。

　　一九二七年九月，在發動和領導了秋收起義之后，毛澤東把秋收起義的隊伍帶到了井岡山，從而開辟了中國革命的第一塊根據地，以后，毛澤東又率領工農紅軍先后開辟了閩西和贛南革命根據地并形成了中央蘇區。當時，為了在經濟上解決黨組織和中國工農紅軍的生存問題，毛澤東非常注重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井岡山土地法》。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澤東又修正了《井岡山土地法》中的錯誤，從而形成了《興國土地法》。到了當年的七月，毛澤東又主持制定了《閩西土地法》。當年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根據地經濟建設中，除了重點發展農業生產，還建立各種經濟合作社，組織培養了大批從事經濟工作的干部。在此期間，為了打破敵人對根據地的經濟封鎖，在毛澤東的領導和指導下，根據地的各級經濟組織，還大力開展和擴大了根據地的對外貿易。特別是當時在大力發展公有經濟的同時，還保護并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為了指導黨的經濟建設工作，毛澤東專門寫下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興國調查》、《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和《我們的經濟政策》等著名的有關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理論性文章。

　　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不僅有力地保障了工農紅軍與根據地的黨和政府組織的生存與發展，而且還更是為躲藏在上海灘外國租界里的黨中央，提供了大量的活動經費和在白區工作的那些黨員、尤其是黨中央領導人的生活經費。據叛徒向忠發叛變后的供詞披露：“赤區接濟者，在赤區中所沒收或搶掠的財物，統統都換成現金，再由在蕪湖開設金鋪子的同志張人亞兌換成現洋及鈔票，交來上海給中央，前后由我經手有兩次。第一次，一九三○年六月由閩西運來七百兩，第二次一九三○年底，由贛西南運來兩千零七兩，由這兩批款內提出八百元組織商業機關，派陳紹禹作老板，現由廖成云(陳云)負責支付，此外尚有許多大批現金由赤區運來，但都不是我經手的。”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到三十年代初開始由根據地提供基本的活動經費之前，黨中央的活動經費和黨中央領導人個人的生活費用，基本上都是蘇聯人提供的。直到后來有了革命根據地，有了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根據地經濟建設，這種情況才有了根本的轉變。端誰碗歸誰管。由于黨中央的那些人吃著蘇聯人的飯，因此當時中國革命的方向和方式，不僅要按照蘇聯人的意圖去選擇，而且就連黨中央的所在地，也只能按照蘇聯人的指示要遠離農村這個中國革命的中心而設在了上海灘外國人的租界里。而當年中國革命的過程之所以會如此，就是因為當時組成黨中央的那些人不僅不懂得如何進行黨的經濟建設，而且個個基本上還都是“鷹嘴鴨子抓，能吃不能拿”的“白吃”。

　　在六屆四中全會王明等人把持了黨中央之后，為了打擊象瞿秋白等那樣不能完全領會蘇聯人意圖的中國共產黨人，王明等人還曾經決定將瞿秋白的個人生活費從每月的二十元減低為十二元。因為王明認為只有自己對蘇聯人最忠誠，而蘇聯人也確實對王明最為器重。所以蘇聯人提供的經費，王明認為也只有自己才更有資格去支配。

　　就象電視連續劇《周恩來在上海》、《陳云》和《尋路》里所描述的那樣，當年躲藏在上海灘的外國租界里時，黨中央的那些領導人盡管整天提心吊膽，但生活上卻也好不愜意。一個個不是風衣禮帽、西服革履這樣的風流倜儻，就是長袍馬褂、錦衣貂裘這樣的溫文儒雅。可是這些，卻都是毛澤東和朱德等人與普通的紅軍戰士一樣，吃著紅米飯、喝著南瓜湯才換來的，甚至還有共產黨員用賣兒子的錢繳納的黨費，黨中央的領導人卻不僅為自己購置了西服革履和長袍馬褂，而且向忠發還更是用它包養了一個妓女。然而最可恨的是，這些人吃蘇聯人的飯時，個個對蘇聯人是唯命是從。而吃著毛澤東的飯，卻還要打擊迫害毛澤東。

　　在污蔑和妖魔化毛澤東的過程中，為了充分證明毛澤東不懂經濟建設和不搞經濟建設，這些人往往還要搬出陳云來作反襯，并把陳云吹捧為是中國共產黨內進行經濟建設的第一高手。然而當年毛澤東在根據地通過領導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從而不僅保障了根據地黨和政府組織，尤其是保障了工農紅軍的健康發展，而且還更是為躲藏在上海灘外國租界里的黨中央提供了大筆的黃金作為活動經費時。陳云卻只不過就是把這些黃金在銀行兌換成了國民黨的貨幣并用這些錢的一部分，搞了二三十家小商鋪作為黨的活動據點罷了。而以后陳云所從事的那些具體的經濟工作，直到毛澤東逝世之前，也不過都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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