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紀念的話題，提起來不免有沉重之感。

　　即如對新中國開國領袖毛澤東同志的紀念，即有來自改開搞葉公好龍式也是唯我獨尊，天下只此我一家更不能再有其它民間紀念式霸道、虛偽之所謂紀念。

　　但卻也有著身穿皇帝的新裝招搖過市，以權力為依托，開動媒輿機器，為既定政治與經濟目的作服務，而不惜注水、戲說，充滿了強橫霸道但卻難以避免厚顏無恥那般做戲的感覺。

　　論及紀念，最是招致熱議，牽動無數人們靈魂深處最敏感的感情之弦，也客觀導致中國社會發生政治裂變，更還促使一個特定社會官民矛盾積聚凸顯的無法回避社會狀況被出現了。

　　一個政黨建立政權65年，其間有過好多位政治領袖，受領袖人物所主導，由政權力量所致使，一個社會由此而發生過許多深刻變化。既然有變化，當然也就有區別。所謂變化與區別，不過分指了針對一個既定社會不同人群的政治、經濟等各項利益的傾向性分配問題。于是，受此消彼漲或此漲彼消之影響，對不同政治人物之不同評判亦將會被客觀展開。在這樣的變化與評判下，對于不同政治人物所作的紀念也將在一個既定社會真實浮現開來。

　　對于毛澤東與鄧小平的不同態度與不同形式之紀念也不可避免被展開與進行。

　　為什么要紀念毛澤東?

　　此前我們說過，對于一個形式上繼承但政治上作了所謂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并還不斷與時俱進的改革利益集團，毛澤東無疑還象征了一個政治符號，象征了權力之合法性來源，所以，紀念似乎還不能取締。而對于人民來說，毛澤東卻分明意味著道路選擇，意味著他們被私有化改革逐漸剝奪的各項利益失而復得，更還是人民通過三十年私有化改革，心感身受、切膚之痛之后要求中共黨性作回歸，要求社會主義回歸的一種客觀政治訴求。

　　受此影響，我們似乎更能理解為什么在對于毛澤東的紀念上，來自精英與民間會有如此涇渭分明的態度與方式。

　　而對于鄧小平的紀念，同樣可以如此作理解。

　　于此，受利益之局限，尋根朔源還無非是關于發展道路的不同選擇，對待社會主義本質的不同釋義，它導致了完全不同之紀念。

　　我們可以發現，同樣之紀念，對毛澤東與鄧小平卻是有了極其鮮明之對照。先論精英之紀念，對于毛澤東，一個政權所依靠，所難以躲開的權力來源，其所作出的紀念，第一是例行公事般虛以應付，第二當然不能排除也有做戲的成分;第三，其必然的葉公好龍式紀念。關于第一與第二種紀念，無論是虛以應付還是做戲，都是針對了人民來講來做出的。這僅是一種姿態的政治演示，從多年來被迫作出的每一次紀念中，我們不難發現其明顯有著勉強的成分。正由于其勉強，其勉為其難，所以，無論是虛以應付還是做戲，都只能屬他們——一個既定利益集團的專利。對毛澤東的身后評定，必須由他們所謂“三七開”作出;對毛澤東之紀念，也只能由他們念念不忘來作“三七開”進行。

　　這樣一來，所謂葉公好龍式紀念難以回避出現了。

　　對于鄧小平之紀念，來自精英的勉為其難全無影無蹤了。我們可以發覺，多年來不遺余力樹起“偉光正”形象，經由此前的110戲說紀念，卻又不以人為意志而發生轉移般符合了自然界的一個規律：月盈則虧、水滿則溢。不惜投了巨資打造出的一部紀念大戲，其戲說紀念的方式導致費了老鼻子勁兒自拉自唱一通卻不料觀眾不買賬所以獨自傷神、黯然收場的可笑下場。

　　那么，與精英形成鮮明比照的民間紀念，又都分別是怎樣情形?

　　對于鄧小平，倘以中國人民的十三億基數來講，對其作出真心紀念的能有多少?又還有多少是發自本愿的自發紀念?而毛澤東同志，他雖是被特別是無恥文人、精英喪心病狂、不遺余力作瘋狂妖魔化多年后，在精英們怕他、恨他，放任了駡他、污他多年之后，在他付出巨大犧牲、無比艱辛親手所建立的如今卻正在私有化改革之路上一路瘋跑的這樣一個面目全非的共和國里，精英們背叛他，敵對他，口是心非的紀念他，更還恬不知恥、別有用心般“孤獨”他，但人民卻給予了他最深情、最衷心、最誠摯的懷念之情。

　　也許還有一個問題不容作回避，正是由于了以上所提及的葉公好龍式紀念，每逢民間自發紀念毛澤東同志之時，總會有，必然有，那些地方當局走夜路吹口哨的自我壯膽般特別是河蟹之舉。

　　其實，上述所論及詭異之紀念，對不同人物更是不同態度的判然有別紀念，才最確切反映出特別是政治之必須。

　　無論是對于毛澤東還是鄧小平，用以紀念的態度與方式，無論對外還是對內，都不過是所處立場與政治方向的宣示。再接著分析，就是關于一個特定社會的利益傾向性分配問題。團結什么人，依靠什么人，為什么人服務，在紀念活動中，對于不同政治人物所作出不同的政治態度與評判中，都能充分說明上述諸多問題。

　　據悉，9月5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XXX同志在慶祝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講話中提到“4個必須”。其中第二個“必須”是：“必須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但是，所謂人民當家作主，決不僅是停留在話語表述中。我們無法想象，倘使一個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已被改革至與人民之聯系越來越遠去，再至最終與人民作徹底分離，那么，所謂“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能否做到“必須”?

　　這里所說的人民，是指怎樣的群體?

　　是乘改革春風“先富”了的那一少部分?還是依舊待富的更多部分?

　　而私有化運作的社會，所謂“必須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以及“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等，你相信不?

　　最后再說為什么要紀念毛澤東?

　　紀念毛澤東同志，就是要做到“4個必須”所難以繞過的一個硬坎。無論是“必須毫不動搖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保證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還是“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如果想蓄意繞過對于毛澤東的紀念，或是只能自己作紀念，而深怕人民作紀念，除過心中有鬼，想與習總講話精神作抵抗，我們實在無法對此作出其他解釋。

　　與此前進行過的110注水、戲說紀念鄧小平相比較，毛澤東同志逝世38周年紀念日正向我們走來。人民在今天對開國領袖所作出的深情、誠摯紀念，既沒有了當初對最高權力盲目崇拜的政治狂熱，卻又還將面對一個河蟹不遺余力維穩。而于各地早已展開的自發民間紀念大潮，既是經由三十年私有化改革，人民親感身受、經過理智思考后的幡然悔悟、如夢方醒，更還是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痛定思痛再選擇。

　　對于今次的毛澤東逝世38周年紀念，無論是網絡還是社會，都正被演繹至如火如荼。但與之形成鮮明比照的，還是來自精英的靜默態度，倘再與此前的110戲說紀念相比照，不知人們將由此得出怎樣的認識與結論?

　　是有些迷茫、失落?還是心里感覺無比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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