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改革開放以來，以李銳、辛子陵、茅于軾一伙為代表的黨內外資產階級代理人和新生的腐敗官僚主義分子，搖唇鼓噪，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連篇累牘的誣稱毛澤東是“暴君”，施行的是“暴政”。李銳說：“毛澤東就是一個暴君”。是“一個極端兇殘、自私的暴君和魔頭”。茅于軾拿不出任何證據，就放謠言：“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窮苦的人……”這些極其荒謬的謠言嚴重的影響了國內外輿論，忽悠了一代又一代年輕人，播下了不明事理的人仇恨毛澤東的種子!那么事實到底是怎樣的呢?本文用人所共知的真實歷史事實來論證：毛澤東一生施仁政!

　　一、 毛澤東一生中沒有刑罰過一個政敵

　　毛澤東一生，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可以說政敵多多，但沒有一個私敵。這些政敵，黨內的，黨外的，國內的，國外的都有，可以說不計其數，但都是公敵。

　　蔣介石，毛澤東一生中最大的政敵莫過于國民黨蔣介石。蔣介石是舊中國“三座大山”的掌門人，是中華民國四分五裂的統治者。此人十分陰險絞詐，手段殘酷無情。1927年4月12日向共產黨人開刀，殺戮中共黨員不計其數，史稱“4.12政變”。自4.12以后，毛澤東與蔣介石、共產黨與國民黨分道揚鑣，成為中國政壇上的死對頭。蔣介石代表舊中國統治階級，毛澤東代表中國人民革命事業;蔣介石當然要千方百計地消滅毛澤東領導的“造反派”。所以，蔣介石曾三次派人到湖南韶山挖毛澤東的祖墳;井岡山時期，蔣介石發動五次圍剿，夢想撲滅星星之火;長征路上，蔣介石發重兵圍追堵截，妄想讓毛澤東成為石達開第二;延安邊區，蔣介石一邊經濟封鎖，一邊軍事進攻，企圖置毛澤東于死地;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最終拋棄“誠”與“敬”，備下毒手要“扣留”“審治”毛澤東，獨享勝利果實。1935年9月7日，蔣介石頒布懸賞通緝令：生擒毛澤東者獎洋10萬元，獻首級者獎洋8萬元。

　　毛澤東面對如此兇神惡煞的蔣介石是如何應對呢?毛澤東對待蔣介石，一向都是光明磊落，從來沒有使用過陰毒手法。滅掉蔣介石的機會不是沒有，而是從來沒有想過要滅其肉體。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國民黨內的好戰派要將蔣介石炸死在西安，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從中調停，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統一戰線。解放戰爭結束，蔣介石成為中國第一號“戰犯”，毛澤東絲毫沒有要輯拿歸案的意圖，只是把他“趕到一群小島上去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蔣家祖墳被搗毀，毛澤東周總理派人修好蔣家祖墳，并嚴格保護。毛澤東稱贊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的主權意志。毛澤東共產黨對蔣介石真是做到“仁至義盡”了。

　　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成立到1977年的五十多年間，黨內發生過十次路線斗爭。十次路線斗爭給黨領導的革命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十次路線斗爭的頭頭們，都是共產黨內的重量級人物，具有顯赫的地位和權勢。他們都是與毛澤東代表正確的革命路線斗爭中發生和發展起來的，他們在位時，都把毛澤東作為自己的政敵或“死對頭”。可以毫不客氣的說，他們真真切切是毛澤東的政敵。毛澤東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對手的呢?

　　毛澤東在革命理論問題上，在革命道路和路線問題上，在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大民主問題上，歷來都是堅持斗爭，毫不妥協;歷來都是光明正大，不使陰招，不玩權謀。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他當過五屆中央局領導。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共產黨差點被國民黨滅掉;1929年他成立托派組織，與共產黨分庭抗禮，死不悔改。1929年11月15日被開除黨籍，最終被革命洪流所淘汰，被人民所唾棄，默默無聞。1942年5月24日病死在四川江津鄉下的楊津。可是，毛澤東對陳獨秀還是給予充分的肯定：說“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建黨有功”。“開除黨籍”是對陳獨秀最重的處罰。

　　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內第二個犯有左傾冒險主義路線錯誤的主要負責人。因為李立三左傾盲動錯誤行動快，損失大，危害大，影響廣，所以，李立三本人很快就認識到錯誤的嚴重性。并多次從黨的全局利益出發，深刻檢查反省自己的錯誤。因而李立三一直在黨內和政府內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經不起折騰，經不住考驗，于1967年6月22日自殺身亡。他一生沒有受到過任何黨紀政紀處罰。“翻案派”1980年為他召開什么“平反昭雪”大會，真是滑稽可笑。

　　羅章龍是中國共產黨內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主要負責人。1931年他策劃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成立第二中央。1931年1月21日，羅章龍被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羅章龍被開除出黨后，一生教書育人。1995年壽終正寢。“開除黨籍”是對羅章龍最重的處罰。

　　張國燾是長征路上推行右傾分裂錯誤的主要負責人。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后，反對中央關于紅軍北上建立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10月率部南下康川，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他的分裂主義和軍閥主義錯誤。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陜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1937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1948年11月去臺灣。1949年轉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倫多。1979年的一個寒冬之夜，凍死于一家養老院。“開除黨籍”是對張國燾最重的處罰。

　　王明是中共黨內犯過兩次路線錯誤的主要責任人，這兩次路線錯誤給黨和革命事業造成重大的損失。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在中央蘇區打擊、排擠、解除毛澤東領導職務的就是王明。但是，黨和毛澤東只在思想路線上清算他的錯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王明任中央法律委員會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職;王明歷任七屆和八屆中央委員，一直沒有撤銷他的中央委員職務。王明曾主動提出撤銷自己中央委員的請求，但毛澤東從黨的利益出發，力排眾議，仍提名王明為中共中央委員的候選人，這樣，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1956年1月30日，王明及其家人從北京乘飛機出發，2月1日抵達莫斯科。中央對王明十分關切，他赴蘇時專門派了保健護士、警衛員和保姆，后來又派了兩名針炙大夫赴蘇達半年多，協助蘇聯方面給王明治病。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訪蘇。他在繁忙的訪問期間，還特派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賴祖烈等人前去看望王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王明終身沒有受到黨紀政紀處罰。

　　高崗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內第一次分裂主義的主要責任人。高崗1953年調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因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受到揭發和批判。于1954年8月27日自殺身亡。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從目前公開的資料看，高崗是新中國成立后，黨內第一次派別斗爭的犧牲品。也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結果。這一次派別斗爭超越了毛澤東的掌控范圍。毛澤東對高崗是既斗爭又要團結的。就在高崗去世的當天，毛澤東就打電話到現場，要求中央對高崗“善殮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組部“對高崗的子女，由組織上撫養”。這是周總理在高崗家里接的電話，當著劉少奇、彭真等領導人的面宣布的。吳冷西還回憶說：“毛主席回到北戴河，知道高崗死了，非常生氣，對周恩來大發脾氣：你們把高崗問題處理的復雜化，擴大化了。你們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聽說高崗檢討送上來，也無人與他談話，聽聽他的意見，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嗎?” “撤銷職務” “開除黨籍”是對高崗最嚴重的處罰。

　　彭德懷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首領。1959年7月，彭德懷在廬山會議期間，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錯誤提出批評，受到正常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首領，1959年9月17日免去國防部長職務。1962年6月，彭德懷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八萬言書，反駁廬山會議給他的定性。1965年11月28日，彭德懷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1965年9月2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彭德懷，對其承認“也許真理在你那邊”，并對在場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稱“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彭德懷)的名字。為什么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定一切呢?”廬山會議后，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仍然保留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1974年11月29日，彭德懷因患直腸癌醫治無效，在301醫院逝世，并非反毛者們所說的“被迫害死”。黨組織沒有開除彭德懷黨籍，“撤銷職務”是對彭德懷最重的處罰。

　　劉少奇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頭號走資派。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多數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大民主運動。“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還在一次會議上講，九大時要選少奇同志為中央委員。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一致通過《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毛澤東對劉少奇是“當作自己同志犯錯誤，還是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撤銷職務”“開除黨籍”是給劉少奇的最高處罰。

　　林彪是中國革命歷史上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上的風云人物。一度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但事物是發展變化的。1971年9月8日，林彪下達反革命武裝政變手令，企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在其妄圖策劃反革命政變、謀害毛澤東的陰謀敗露后，于9月13日0時與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從山海關機場強行乘飛機外逃，凌晨3時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肯特省貝爾赫礦區南10公里處機毀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林彪黨籍。林彪猖遑外逃時，毛澤東還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開除黨籍”是給林彪的最高處罰。

　　鄧小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認定的黨內二號走資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及黨的八屆十三中全會期間，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的呼聲勢起，均遭到毛澤東的反對;特別是反擊右傾翻案風，撤銷鄧小平黨內外職務后，毛澤東還是力主保留鄧小平的黨籍，給他留下東山再起的根基。

　　右派分子。1957年，鄧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運動領導小組長，全國共抓出右派分子569957人。遠遠超過毛澤東預計五千名的人數。毛澤東對待右派分子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群眾監督，思想改造。由于有毛澤東掌舵，50多萬右派分子才沒有一個被判刑坐牢的。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右派中極少數首要分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絕大多數人只帶右派帽子，由統戰部門管理，分配適當的工作，交給群眾監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給予基本生活費(高于當年二級工人工資)。在毛澤東指示下，從1959年到1964年，給30多萬人摘除了“右派分子”帽子。給右派分子中的少數人最高處罰是“開除公職”、“開除黨籍”、勞動教養。

　　國民黨戰犯。毛澤東明確指示，對國內戰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把他們關押起來進行思想改造，重新做人。新中國成立前后，我們俘獲和逮捕了一大批國民黨軍政人員。國家公安部提出，在解放戰爭時期犯有嚴重戰爭罪行的國民黨軍隊的將、校級軍官，國民黨政府省主席和廳長級官員，國民黨、三青團中央委員，省(市)黨部書記和委員，以及特務系統的處、站長以上人員，可列為戰犯。根據這個標準，當時列為戰犯的有926 人。這些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都犯有嚴重罪行，有的罪大惡極。經過幾年時間的教育改造，1956年黨中央毛澤東開始考慮戰犯特赦問題。4 月25 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 論十大關系》 的報告，就寬大戰犯的政策問題作了說明。毛澤東講：“黨的政策總的精神是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殺了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對我們除四害沒有幫助，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復臺灣。如果不殺或許對臺灣還會產生影響。”1959 年9 月14 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在慶祝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對于一批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實行特赦是適宜的。”10 月4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分別在各地的戰犯管理所召開了有全體在押戰犯參加的特赦釋放大會，宣布了特赦釋放的戰犯名單，發放了特赦通知書。首批特赦的戰犯共33 人，其中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宋希鐮、陳長捷、楊伯濤、邱行湘、鄭庭岌、周振強、盧俊泉等10 名高級將領以及末代皇帝溥儀。特別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獲得特赦的293 名戰犯中，有10 人申請去臺灣被批準，更引起了轟動。當年有關部門規定，安置在農村的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補助費15 元至20 元。毛澤東說：“氣魄太小了---- 15 元太少!”毛澤東指示很具體：“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每人發100 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不要強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療，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治。人家放下武器25 年啦!”特赦后的國民黨戰犯中的許多人先后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還有一批人被安排為地方政協委員、常委。他們參政議政，發揮了積極作用。特別是末代皇帝溥儀也被改造特赦，成為新中國的公民。

　　日本戰犯。毛澤東對日本戰犯的改造政策是：一個不殺，從寬處理。 1950年7月，969名關押在蘇聯遠東地區的日本戰犯被引渡到中國，送往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等待中國政府的審判。這批戰犯當中，不乏當年日軍要員，據全面偵訊調查，侵華期間，他們及屬下共殺害中國平民和被俘人員85.7萬余人，燒毀和破壞房屋7.8萬處又4.4萬余間，掠奪糧食3700多萬噸、煤炭2.22億噸、鋼鐵等金屬3000多萬噸。罪惡滔天，罄竹難書。管教伊始，撫順管理所對戰犯嚴格實行“三個保障”政策：“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經過幾年的改造，1956年6月～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對曾擔任高級職務的日本戰犯進行公開審判，法庭上出現了罕見一幕：所有受審戰犯，無一人否認罪行，無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卻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請求中國人民嚴懲，被國際史學界驚呼為“撫順奇跡”。按照當時國際上懲治戰犯的量刑標準，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戰犯應處以極刑，然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寬宏大量，最終只對45人予以判刑。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近千名日本戰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釋放回國。許多日本戰犯回國后，都不停地用自身經歷勸誡民眾反省戰爭，1957年9月24日，獲釋戰犯在日本創建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通過不間斷開展各種活動，成為日本國內和平反戰、促進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躍的力量。

　　毛澤東面對自己的政敵，歷來都是光明正大，歷來都是在斗爭中求團結。由于毛澤東始終抱著“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哲學思維，所以，在他面前敗下陣來的所有政敵，沒有不“心悅誠服”的。其中的不少政敵還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場合，贊揚、肯定、學習過毛澤東。下面，我們僅摘錄蔣介石、張國燾、王明、劉少奇、王光美等人對毛澤東的評說。

　　蔣介石是毛澤東手下敗將，從來不服輸。但是。朝鮮戰爭結束后，蔣介石仰天長嘆，對兒子蔣經國及毛人鳳等軍事將領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是毛澤東的對手，盟國(美國)說我蔣介石不行，可是他們又怎樣呢，我看他們西方國家也是一群蠢豬。他們與中共毛澤東比，從哪方面都無法相比!16個國家最精良的軍隊，30多個國家后勤補給，加在一起40多個國家的陸海空立體軍事打擊，竟然被毛澤東打的如此狼狽，恥辱啊!看來，“反攻大陸”的理想很難實現了!”“不過，毛澤東也是中國人的驕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事實上沒有任何人是我的對手，包括諸侯軍閥們!唯有毛澤東把我擠到這幾個小島上了。盟國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毛澤東打仗是藝術!各方面的領導都是藝術!蔣介石突然把聲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藝術!”他接著又說：“我們要研究毛澤東!要學習毛澤東!”這就是與毛澤東斗爭了幾十年的蔣介石對毛澤東的最后評價。

　　張國燾于1968年10月21日，對三名專訪的美國人說：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出于政治權力的考慮，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在與美方來訪人員談到毛澤東時，張國燾認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時(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毛便想采取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明于1940年5月3日，在延安“澤東青年干部學校”作了題為《學習毛澤東》的精彩講演。在講演中，王明高度概括從五個方面“學習毛澤東”：一、學習毛澤東同志始終如一忠于革命的精神;二、學習毛澤東同志勤于學習的精神;三、學習毛澤東同志勇于創造的精神;四、學習毛澤東同志長于工作的精神;五、學習毛澤東同志善于團結的精神。1940年5月7日，王明在《新中華》全文發表了他的《學習毛澤東》。

　　1967年1月13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單獨召見劉少奇，詢問王光美和孩子們的近況，很客氣，也沒有批評少奇。劉少奇回家后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最具點擊量的是晚年王光美說：“文革有它的歷史必然性和復雜性，發動那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必然會有一幫人跳出來興風作浪，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憑心而論，主席雖然對少奇很不滿，寫了大字報，但還是當人民內部矛盾，當作是自己同志犯錯誤，并沒有立案審查，更沒有要把少奇整死。看今天的社會，毛主席當年是對的。”

　　梁漱溟先生1980年對美國作家艾愷說：“毛澤東實在了不起，恐怕歷史上都少有，毛澤東是世界性的偉大人物，他創造了共產黨，沒有毛澤東就不能有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

　　知名右派章伯均說：“毛公是無私的”!

　　綜上所述，不同派別的“政治家”與不同階級的“政敵”，一個個被毛澤東戰勝了，甚至一個個被毛澤東打倒了。但是，他們無愧于各色各樣“政治家”稱號，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對毛澤東坦誠相待，實事求是。他們都拜倒在毛澤東的仁政之下，心悅誠服，退出舞臺，最后還留下精彩的妙語佳話。

　　相比之下，毛澤東逝世后，以李銳、茅于軾等舞臺小丑為代表的走資派翻案派及其漢奸賣國賊們，顯得何等渺小。蛙王江邊坐，哪個蟲兒敢作聲!毛澤東在世時，他們人在朝里做官，拿著人民的奉祿，埋藏真相，以屈求伸;毛澤東尸骨未寒，他們沉渣泛起，搖唇繞舌，捉筆代刀，如洪水猛獸，向毛澤東襲擊;如陰溝里的蒼蠅，向著毛澤東“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毛澤東更偉大。

　　毛澤東是偉人，更是一位戰士，他為中國人民的的幸福戰斗了一生。正如魯迅所說：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它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去罷，蒼蠅們!雖然生著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二、毛澤東一生欽命七名貪腐官吏極刑

　　毛澤東創造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對外是防止國外敵人的侵略，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對內是防止國內敵人搗亂和破壞，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保衛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無產階級專政是對占我國總人口5%以下的極少數階級敵人實行專政，沒有對極少數敵人的專政，就沒有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民主和自由。

　　毛澤東一生施仁政，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動用國家機器。毛澤東從井岡山建立蘇維埃政權開始，到延安，到北京，到“三反”“五反”結束，經過毛澤東欽點，共殺了七名貪污腐化分子。他們是：

　　1、謝步升。江西瑞金葉坪村蘇維埃政府主席謝步升利用職權，貪污打土豪所得財物，偷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偽造通行證，私自販運物資到白區出售，謀取私利。他為了謀婦奪妻掠取錢財，秘密殺害干部和紅軍軍醫。事發后，查辦案件遇到很大阻力。毛澤東很關注謝步升案，他力主嚴懲，并指示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932年5月9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二審開庭，經審理，判決：“把謝步升處以槍決，在3點鐘的時間內執行，并沒收謝步升個人的一切財產”。這是毛澤東嚴厲懲治腐敗分子的第一槍。

　　2、左祥云。江西中央蘇區，為籌建中央政府大禮堂和修建紅軍烈士紀念塔、紅軍檢閱臺等紀念物，專門設立了“全蘇大會工程處”。工程于1933年8月動工。當年11月就有人舉報左祥云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員會即令中央工農檢察部、中央總務廳抓緊調查，結果發現左祥云在任職期間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蘇維埃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禮堂開庭公開審判左祥云及有關人員。審判歷時近五個小時。判決左祥云死刑，執行槍決。同時，對其他有關人員做了相應判決。2月18日，對左祥云執行了槍決。

　　3、唐達仁。1933年夏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工農檢察部收到一封匿名舉報。部長何叔衡先后派出兩個調查組進行調查。1933年12月28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會議，聽取中央工農檢察部關于瑞金縣蘇維埃貪污案的匯報。會議決定，瑞金縣財政部長藍文勛撤職查辦，會計科長唐達仁交法庭處以極刑。

　　4、黃克功。黃克功少年時參加紅軍，跟隨毛澤東經歷了井岡山的斗爭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是“老井岡”中留下來不多的將領。1937年10月，26歲的紅軍旅長黃克功，對陜北公學一個女學生劉茜逼婚未遂開槍將她打死在延河邊。有人提出國難當頭，人才難得，可讓他戴罪殺敵。經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黃克功被處以死刑。黃克功給黨中央、中央軍委寫信，要求從輕處理，戴罪立功。毛澤東接信后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支持法院判決，并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群眾和黃克功的面公布這封信的內容。信的全文：

　　“雷經天同志：黃克功過去斗爭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一個普通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和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于自己的黨員和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厲的紀律。如此國家危急、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自己的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導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

　　黃克功對此心服口服。臨刑前，當黃克功聽說中央已安排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時，感動得痛哭流涕。就這樣，一個勇冠三軍的紅軍將領被公審槍斃了。黃克功之死被譽為毛澤東“揮淚斬馬謖”。

　　5、肖玉壁。1940年，上級安排老戰士肖玉壁到清澗縣張家畔稅務所當主任。肖玉壁打過多次仗，僅身上留下的傷疤就有90多處，可謂戰功赫赫。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貪污受賄，同時利用職權，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據地奇缺的食油、面粉賣給國民黨破壞隊，影響極壞。案發后，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澤東求情。毛澤東問：“肖玉壁貪污了多少錢?”林伯渠答：“3000元。他給您寫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過去作戰有功的情分上，讓他上前線，戰死在戰場上。”毛澤東沒有看信，沉思了一陣，他想起了黃克功案件。毛澤東對林伯渠說：“你還記得我怎樣對待黃克功吧?”林伯渠說：“忘不了!”毛澤東接著說：“那么，這次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就這樣，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執行槍決。

　　6、劉青山、張子善。1950年11月，有人揭發出天津地委書記、石家莊市委副書記劉青山，原天津專區專員、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的巨大貪污案。這兩人居功自傲，貪圖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墮落。他們揚言：“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享受一點還不應當嗎?”兩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經營機關生產的名義，勾結私商進行非法經營。他們利用職權，先后盜竊國家救災糧、治河專款、干部家屬救濟糧、地方糧，克扣民工糧、機場建筑款，騙取國家銀行貸款等，總計達170余億元(舊幣)。

　　1951年11月29日，華北局向毛澤東、黨中央報告了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的情況。11月30日，毛澤東在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的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

　　在公審大會召開之前，有高級干部考慮到劉、張兩人在戰爭年代有過功勞，向毛澤東說情。毛澤東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我建議你們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

　　劉青山、張子善被處以死刑。槍聲一響，舉世震驚。世人都知道，這兩顆人頭落地換來了中國官場至少30年的清政廉明。

　　毛澤東對貪官污吏的“狠”與對政敵的“仁”，是相輔相成的。毛澤東對貪官污吏的“狠”，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的仁政思想。舊時代的統治者對“罪犯”是要“株連九族”的，而毛澤東從來不曾株連過任何人。例如對黃克功，一面欽命處以極刑，一面對他的家人進行安撫，使黃克功心服口服，感動得痛哭流涕。

　　毛澤東對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他對貪官污吏的極度憎恨!他說：“我們共產黨員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來這里享受的，更不允許貪污腐化!”

　　毛澤東對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他對共產黨人天職的深刻思考!他說：“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

　　毛澤東對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他對黨和國家干部隊伍的嚴格管教!他說：“對于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現象，如果不加以徹底肅清，它們就要腐蝕我們的黨，腐蝕我們的政府，腐蝕我們的軍隊，腐蝕一切財政經濟機構和一切革命的群眾組織，使我們的許多干部人員身敗名裂，給我們的國家造成極大的災害，一句話，這就有亡黨、亡國、亡身的危險”。欽命處決劉青山、張子善兩個貪官時，毛澤東反復強調：“如果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國家還沒有辦法治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

　　毛澤東對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他對人民群眾的愛和護!在他的心靈深處有一種“人民勤務員”強烈情結。他要求黨和國家的干部都要做“人民的勤務員”。他要求我們的隊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他要求干部都要“克己奉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對身邊工作人員說：“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個勤務員”。

　　毛澤東對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毛主席對自己充滿信心!他說：“我們共產黨不是明朝的崇禎，我們決不會腐敗到那種程度。不過，誰要搞腐敗那一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我毛澤東若是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毛主席敢對黨、對人民作出如此莊嚴、如此神圣的承諾，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念，如果沒有非凡的勇氣，如果沒有偉大的情操，是不可想象的，更是不可能一以貫之的。

　　毛澤東從井岡山蘇維埃政權到陜甘寧邊區政府，再到北京新中國誕生之初，幾十年間，只處死七名貪官污吏，再沒有第八個。結果是建立了一個中外歷史上最為清明廉潔的人民政府;最為克己奉公兩袖清風的黨政干部隊伍。新中國官場風清氣正幾十年，沒有出現過一個大貪官，1951年以后三十年再沒有殺過一個大貪官。這就是毛澤東對貪官污吏毫不留情的偉大史詩!

　　三、毛澤東發起各項群眾運動的根本目的：宣傳教育，提高覺悟，統一意志

　　毛澤東自1927年3月5日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1976年9月9日他去世時，近五十年間，他領導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各種運動很多。據網上資料統計，新中國成立后就有50多次，有的統計為60多次，無論多少次，這些運動都與毛澤東有很深的緣源。我們考量毛澤東的一生，他具有“運動情結”。茅于軾一伙反賊們，惡毒攻擊毛澤東“殘暴”，靠“運動整人”，而且“整死的都是窮人”;還有人說“毛澤東是靠運動治國”。“運動治國”不值得非議。“運動治國”就是人民群眾治國，就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管理國家大事。運動就是生命。小到一個人，一滴水，一度電，大到一個政黨，一個國家，或整個宇宙，都是靠運動才有生命，才有發展，才有前進。

　　毛澤東一生發動的各種運動，歸納一下主要是以下三個類型：政治革命運動;經濟建設運動;文化教育運動。政治革命運動主要有：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秋收起義、萬里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等。經濟建設運動主要有：南泥灣大生產、人民公社大躍進、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農田水利建設、鐵路公路建設、兵團建設等。文化教育運動主要有：延安整風、三反五反、反右派運動、四清運動、知青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等。

　　考察毛澤東發動的各種運動，反映出毛澤東的“人民情結”。毛澤東一生，心里裝著人民群眾，想著人民群眾，為著人民群眾。他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他發動的所有運動，都是號召人民群眾，動員人民群眾積極參與運動。可以說，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也就無所謂任何重要的運動。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任何運動也就搞不起來，沒有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運動，那不能叫“運動”，那只能是一般的社會“活動”。縱觀毛澤東發動的一系列運動，最終的出發點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例如，解放戰爭，那是中國歷史上一場曠古未有軍事運動。毛澤東指揮的若干革命戰爭，史稱“人民戰爭”。從東北戰場到華北戰場，從華東戰場到渡江戰場，毛澤東發動了四萬萬中國人民參與“解放全中國運動”，是人民群眾用小車和步槍摧毀了蔣家王朝，是人民群眾用木船和竹筏把蔣介石擠到了東海的小島上。

　　例如，抗美援朝運動。一首志愿軍戰歌“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保和平，保祖國，就是保家鄉”，就動員起全國人民群眾，積極參加志愿軍，慷慨解囊，捐獻財物，連“紅線女”都傾其所有，捐獻一架戰斗機;抗美援朝運動一方面打敗了當時不可一世的“聯合國軍”，讓世界上頭號軍事帝國美國老老實實幾十年;另一方面，保衛世界和平，使我們新中國的國防幾十年安然無恙。

　　再例如，新中國成立后的鐵路建設、公路建設、水利建設運動，都是靠動員人民群眾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搞起來的。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沒有資金，沒有機器設備，硬是靠人民群眾的一雙雙手，一副副肩膀;靠一根根扁擔，一擔擔撮箕，一截截鋼扦，一架架“雞公車”，在沒有任何報酬的條件下，建成了10萬多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建成了4萬多公里鐵路，建成了200多萬公里國道省道和鄉村公路;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構筑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再例如，文化大革命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指導下的偉大實踐;是中外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大民主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全國動員的程度，涉及范圍的寬度，參加人員的廣度，探索問題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無論是革命派還是反動派，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皇派，無論是有黨派還是無黨派，無論是學生、工人、農民，還是黨政干部和軍人，七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自覺地主動地參加運動，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禮。

　　毛澤東發動各種運動，必然有占人口大多數人的參與。人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何來?來自于人民群眾對自身利益的訴求和實現，來自于關注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責任感。推動運動發展的動力是什么?是正確的理論指導。縱觀毛澤東發動的所有運動，群眾，只有群眾，才是推動運動發展前進的動力!

　　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各種運動，都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目標是“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延安整風運動的目標是：“整頓作風，整頓黨風，整頓學風。”解放戰爭運動的目標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抗美援朝運動的目標是“保家衛國!”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目標是：“鞏固新生政權，粉碎國民黨復辟夢想。”“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目標是：“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發動各式各樣群眾運動，除了實現一個既定目標外，還有一個最為重要的目的：通過各種運動，宣傳教育人民群眾，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統一全黨全民的革命意志，完成革命和建設事業。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是這樣肯定農民運動政治教育作用的：“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于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鉆進他們的腦子里去，又從他們的腦子里流到了他們的嘴上。”

　　英國前駐華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撰文指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教育。他說，文化大革命是“更進一步地教導整個社會，認同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并建立與之相互適應的機構。從1950年代起，他就開始這樣做了。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當中，比較突出的有四種：平等、共產、樸素和斗爭。毛澤東很重視斗爭，因為他認為唯有通過斗爭，才能得到真正有價值的東西。而且他還認為，社會主義不是穩定的社會形態，而是很不穩定的社會形態，所以必須經常加以強化，否則就會退步”。

　　毛澤東為什么能夠駕馭博大浩遠的各種群眾運動?就是為因運動的目的非常明確：政治教育。因而，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指導運動發展的方針政策。

　　“大部不抓，一個不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思想教育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斗爭，達到新的團結”。“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斗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有利于戰斗的武器”。“在斗爭性中一定要堅持文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達到教育人的目的”。“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要斗私、批修”。“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以上字里行間，我們能看出毛澤東是靠運動來整人嗎?!

　　歷史曲曲折折到今天特色社會，在全世界開辦了幾千所近萬個“孔子學院”，鼓搗孔孟之道，又起到了什么樣的教育作用?孔孟之道的核心是為統治階級服務。這種違背人民意志，沒有人民群眾參與的富人辦學運動，就是辦到全球的每一個角落，也不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對毛澤東思想在全世界的普及程度。

　　毛澤東一生追求的理想政治生態，就是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四、結束語

　　斗轉星移，世事變遷。毛澤東一輩子沒有把任何一個不同政見者投入大牢。而其他人是怎么干的?有多少人被殺頭?有多少人被投入大牢?有多少人被清算?誰“仁政”，誰“暴政”，前世今朝，涇渭分明!不用多說，都懂的。

　　作者：彭雪太

　　201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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