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固然不可證偽，但也不可證實。而科學不可證偽，但可以證實。把科學與神學區別開來的，不是不可證偽，而是可以證實。真正的科學真理只能被證實，不能被證偽。不能把真理參照系的轉移、真理的相對性看成真理本身的可證偽性。
所謂思辯與實證的統一，就是指：邏輯上正確的命題，在特定的參照系中，都是只可證實、不可證偽的絕對真理。思辯與實證的統一，是經濟學規范性與實證性統一的哲學依據。世界是可知的，思辯性與實證性是對稱的；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思維與存在是對稱的。這種對稱之所以能做到思辯與實證的統一，是因為這種對稱蘊含了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物質與意識、天與人之間的同一性。它們之間同一是絕對的，差異、對立與斗爭是相對的。經濟主體活動和經濟規律是統一的，經濟學的主體性與科學性是統一的。對稱哲學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學，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學、實踐哲學，外部世界的實在問題同人的存在問題是同一個問題。從具體科學到對稱哲學、又從對稱哲學到具體科學的發展，是歷史的和邏輯的過程。思辯與實證統一的對稱哲學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對經濟的認識過程更自覺、更有效。只有思辯的、規范的才是實證的。只有對稱的，才是思辯的。只有非線性的，才是對稱的。線性的思維方式，同復雜的、非線性的經濟現象之間是不對稱的；主觀和客觀相脫節，空洞的、片面的、低層次的“實證”，不能成為具體的真理，只能算學說。任何一件簡單的知識（如果它可稱之為知識），都有理性的因素，完全經驗主義的邏輯是不存在的，純粹的經驗主義只能從實證主義的愿望出發走向詭辯，即實證主義的反面：實證主義→經驗主義→拒斥形而上學→不可知主義。從實證主義的良好愿望出發，以經驗主義和拒斥形而上學為中介，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可知主義，說明建立在經驗主義和拒斥形而上學基礎上的實證主義本質上是不可知主義，或不可知主義的變種，這也就是實證主義各流派演變的根源和實質——永遠也不能達到真正的實證。張五常就是從經驗主義出發而走向不可知主義。張五常：“科學不是求對，也不是求錯；科學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實推翻’。可能被推翻而沒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證實了。”“不要忘記，有解釋力的理論，必然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論，半點用途也沒有。”“不可能被事實推翻的理論之所以沒有解釋力，是因為這樣的理論不可以被事實驗證。”⑥張五常在這里是把科學和神學混為一談。神學既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科學只可證實，不可證偽。“只可證實，不可證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缺一不可，都是科學的本質屬性。不可證實是神學，可以證偽是偽科學。西方經濟學者用不可證偽是神學為由，認為只有可證偽才是科學的本質屬性，所以經濟學可證偽，是通過偷換“不可證實”與“不可證偽”這兩個概念，肢解科學的兩個不可分割本質屬性，然后把科學混同與神學。神學固然不可證偽，但也不可證實。而科學不可證偽，但可以證實。把科學與神學區別開來的，不是不可證偽，而是可以證實。這就從形式邏輯這一西方經濟學者自己也承認的思維方式層面“證偽了”他們關于經濟學科學標準的詭辯論，“證實了”檢驗經濟學科學真理的標準。真正的科學真理只能被證實，不能被證偽。張五常之所以認為只有能被證偽的才能被證實，是因為他推行的是波普的經驗歸納主義的證偽主義方法論，即可證偽性是科學的本質屬性，而證偽主義方法論本質上只能是經驗主義方法論。從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出發，也只能產生經驗主義的方法論。雞和蛋無論哪一個在先，在以還原論思維方式和經驗主義方法論建構起來的不同的參照系中都可以自圓其說，都可以得到實踐的驗證，同樣也都可以輕易被證偽。無論是唯物主義還是唯心主義、新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還原論為方法論基礎的西方經濟學這個學派那個學派，均屬于為雞和蛋哪個在先進行邏輯推演、煩瑣論證、各樹一幟，相互之間爭得面紅耳赤，在誰也說服不了誰的論戰中“大師”、“名人”、“著名經濟學家”輩出的“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西方經濟學以傳統邏輯為思維方式、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通過嚴密的數理邏輯推導建立起來的一個又一個體系，都是社會某個經濟現象的抽象；雖然都有合理的因素，但總體上都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實際情況。形式邏輯嚴密的國家干預主義和同樣形式邏輯嚴密的自由主義之間誰也說服不了誰，相互之間沒有兼容性，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把傳統邏輯形式化造成的悖論。他們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與具體的、真正的真理不沾邊。他們既然把經濟學的出發點都可以看成是假設，把可證偽性說成科學的本質屬性是不足為奇的。從宇宙本質到現象展開、生物界從簡單蛋白質到復雜蛋白質演進的邏輯關系與歷史進程來看，無疑是蛋在先；但這個結論能被證實不能被證偽不是建立在簡單的事實對比、形式邏輯分析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邏輯與歷史相一致、認識史與客觀發展史相統一的基礎上，是時間、空間、層次相統一的驗證過程，因而是還原論與整體論統一的驗證過程。按照五度空間方法，還原論與整體論可以統一，然而卻是以整體論為基礎的統一。這說明：僅僅在還原論方法論范式里的形式邏輯和實證還不足以證明真理，必須有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方法，把邏輯與歷史的一致同本質到現象的展開相結合，才有可能得出“顛撲不破”的真理。這樣的真理可以證實，不能證偽。
卡爾·波普（1902-1994），奧地利經驗主義哲學家。雖然他的“世界2”和“世界3”理論確立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獨立地位。由于他沒有相對真理與真理的相對性這個概念，所以他從人類科學發展史中得出錯誤的結論，認為科學就是不斷證偽的過程，可證偽性是科學的本質屬性。西方經濟學家的線性思維方式和復雜經濟現象的不對稱，使西方經濟學經常陷于悖論，經常被人類經濟實踐所證偽，所以波普的證偽主義科學哲學就被西方經濟學家當做其不科學的遮羞布。實際上，科學史上的“證偽”過程和西方經濟學的“證偽”過程不是一回事。科學史上的“證偽”過程是真理的相對性的表現，而西方經濟學的被“證偽”則是因為西方經濟學一開始就是謬誤。謬誤和相對真理不是一個概念。不能區別謬誤被證偽和相對真理被證偽容易導致相對主義真理觀，說明了波普的證偽主義是不科學的科學觀。
張五常在這里還混淆了“對與錯”與“真與假”兩對范疇。“對與錯”是表述層面，屬于語言形式；“有沒有可能被事實推翻”是真假層面，屬于概念內容。“對與錯”同“真與假”是對應關系，而非等同關系。“我這句話是假的”之所以成為悖論，即著名的“說謊者悖論”，是由于混淆了這兩對范疇。如果這句話確是假的，只能說明表述正確，而不能使這句話弄假成真；如果這句話是真的，只能說明這句話表述錯誤，也不等于這句話是假的。要把這句話表述正確與否，同這句話本身內容的真假區別開來。很多悖論都是把表述的正確與否，同表述內容的真與假混為一談。內容的真假，不因表述的對與錯而改變。內容是真的，不因表述錯變成假的；反之，內容是假的，不因表述正確而變成真的。真與假，是知性邏輯（數理邏輯）的研究對象。對與錯，是理性邏輯（含對稱邏輯）的研究對象。合理不合理，是對稱邏輯的研究對象。知性層面上的真假，就是知性層面上的對錯。不能用知性層面上的真假和理性層面上的對錯之間的不對稱，得出真假和對錯是可以相互分離、真假是純形式的結論。知性層面上的“真假”，是理性層面上的“對錯”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知性層面上的“假”，必定是理性層面上的“錯”；知性層面上的“真”，不一定是理性層面上的“對”。“真假”是知性層面上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對錯”則是理性層面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因此，“真假”與“對錯”是兩個層次的概念。把“真假”同“對錯”混為一談，把“真假”這對知性認識的范疇，運用到認識的全過程，進行概念推演，超出了傳統邏輯的應用范圍，悖論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之中。傳統（“形式”）邏輯蘊涵了線性思維方式。把“形式”邏輯思維方式看成唯一的思維方式，把“形式”邏輯運用范圍擴大到所有對象，特別是需要復雜性思維的經濟領域，就會出現悖論。
對稱邏輯是非線性思維方式的邏輯化，是研究非線性復雜現象必須運用的思維方式。應運對稱邏輯和運用形式邏輯一樣，都是研究經濟現象必要的思維邏輯。以致我們可以說，不懂對稱邏輯不可能進行任何真正有科學意義的經濟學研究。西方經濟學之所以不是科學，就是因為沒有運用對稱邏輯。
對稱邏輯的產生，既是人類思維、理論與實踐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悖論”“逼”出來的產物。“悖論”，是對稱邏輯產生的催化劑。對稱邏輯的產生是邏輯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對稱邏輯是以對稱規律為基本的思維規律，是天與人、思維與存在、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思維主體與思維客體、思維層次與思維對象、科學本質與客觀本質對稱的邏輯。對稱邏輯就是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是辨證邏輯發展的高級階段，也是邏輯發展的最高階段。辯證邏輯經過矛盾邏輯和對稱邏輯兩個階段。兩大階段都以思維和存在的對立統一規律作為核心規律，但矛盾邏輯思維和存在的對立是絕對的、統一是相對的；對稱邏輯思維和存在對立是相對的、統一是絕對的。對立是相對的、統一是絕對的對立統一規律就是對稱規律。對稱邏輯是對矛盾邏輯的揚棄，是矛盾邏輯發展的結果。對稱邏輯由于使形式邏輯本身所蘊涵的思維內容與思維形式的統一得以展示，所以對稱邏輯實現了辯證邏輯的邏輯化，實現了辯證邏輯和傳統邏輯的銜接，使辯證邏輯真正成為一門邏輯科學，從而結束了辯證邏輯到底是不是邏輯的長期爭論。對稱邏輯提供了足以研究復雜系統論——經濟復雜系統的思維方式，為第一個中國人自己創立的經濟學范式——對稱經濟學提供了科學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學就是對稱邏輯的概念、范疇與范疇體系。由于經濟現象的復雜性，所以不懂對稱邏輯不可能進行任何真正有科學價值的經濟學研究。用非對稱邏輯的思維方式研究復雜的經濟現象，得出的結論輕易被證偽，不能用可證偽性本來是科學的本質屬性自圓其說。
張五常：“最后，由于兩個原因，經濟學也是困難的科學。第一，經濟學家本人也是一個真正的家庭成員，而他要解釋的正是這些家庭成員的行為。經濟學家根據自己的價值觀來判斷其他人，發現很難客觀地評價其他人的行為。他對失業和饑餓的同情與物理學家漠視原子的裂變絕對不同。熊彼特甚至曾經說過，要對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作清楚的區分近乎不可能。這無疑是夸大了這一問題。但是，在自然科學中甚至不需要做這種區分。”⑦張五常的困難在于，由于他的還原論的思維方式，使他看不到社會實驗與物理實驗的本質區別。社會實驗與物理實驗的本質區別在于，后者可以在實驗室關門實驗，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現實生活中、在直接實踐中才能進行。經濟學家必須同時成為企業家、管理學家、管理者。能成為企業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經濟學家，但不能成為企業家、管理者，則肯定成不了經濟學家。離開現實的經濟過程，關門搞所謂的經濟實驗，是實驗手段與實驗對象的不對稱；其結果，只能證實、不能證偽實驗者的主觀意圖，是自欺欺人。可以說，任何經濟學理論都可以通過關門實驗得到證實，這樣的實驗根本不能反映真實的經濟過程，沒有任何科學意義。如果說，經濟實驗與經濟過程的本質區別在主體而不是客體，那么，決定經濟實驗能否得出正確結論的，關鍵的不在于實驗過程，而在于實驗者的思維方式。概率論、計量經濟學的科學性基礎本身是不牢的，如果思維方式停留在歸納（統計）演繹、計量分析這個線性層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實驗過程，籍以建立起來的再嚴密的數字模型，也難以保證其結論的科學性與有效性。同樣的“經濟實驗”，不同的主體、不同的思維方式，得出的結論不一樣；在特定的參照系中，這不同的結論中只有一條是正確的。從一般經濟學角度來看，只有同宇宙本質相一致的思維方式，才是正確的思維方式；這些思維方式是：對稱的方法、五度空間的方法、主體性與科學性相統一的方法、規范性與實證性相統一的方法、復雜系統論的方法。用線性的思維方式作指導，經濟過程再真實，“經濟條件再純粹”，也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從客體的角度來講，包括經濟實驗在內的社會實驗，與真實的社會過程包括經濟過程無任何本質不同；不同的只是實驗者的主觀意圖。有了實驗者的意向性，真實的經濟過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內在的本質與規律就會自然而然地通過現象浮現出來。也就是說，造成經濟實驗與經濟過程區別的，是主體而不是客體。在客體中制造區別，是量身定制、削足適履，把結論當前提。
能夠把具有本質區別的社會實驗與物理實驗統一起來的，是對稱的思維方法。與社會實驗相對稱的方法是典型分析方法。對稱邏輯的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就是還原論與整體論相統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應用。經濟模型的樣本不是隨機抽取的；典型分析，就是在典型事物的基礎上形成感性直觀即非理性或非邏輯，通過非理性非邏輯的感性直觀上升到概念、范疇和范疇體系，形成科學規律和科學本質；然后上升到超理性與超邏輯即直覺的邏輯；通過直覺邏輯創造性地再現客觀事物的典型。實證科學之所以成為實證科學，根本的是運用了典型分析法；其他的屬于傳統邏輯范疇的方法只能是輔助方法，或者是達到典型分析法的過渡、中介、途徑。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結論不可能被證偽，如果被“證偽”只能說明參照系轉移，原來的典型分析的條件發生變化。以典型分析法為基礎，可以建立起以對稱分析法為核心的對稱邏輯。典型分析方法在實證方法中處于核心地位，以致我們可以說，實證方法本質上就是典型分析法。經濟研究真正的典型分析方法必須以經濟社會本身為實驗室，通過科學的思維方法使之典型化、有序化、可控化，從而獲得科學的結論，而不是關起門來做所謂的“實驗”。典型分析方法的發展過程，與科學和知識的實證化過程是同步的。科學知識的發展成熟，應該就是它的實證化，一門學科成熟的過程即實證化過程，作為這個過程結果的科學結論不可能被證偽。
西方主流經濟學只知道形式邏輯、不知道對稱邏輯的線性思維方式，使他們無法理解更無法把握對稱邏輯的典型分析這一科學的方法，他們自鳴得意的建立在概率論、統計學等計量分析方法基礎上的模型方法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典型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到處兜售的模型方法：前提未經證明；條件未經限定，在實踐中很輕易就被證偽；一旦被證偽，他們就辯解說：可證偽本來是科學的本質屬性。這是詭辯，是“實證悖論”。完整的經濟學實驗過程：分析、綜合、驗證。從分析到綜合，是向上的道路；從綜合到驗證，是向下的道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的實驗方法、模型方法只屬于分析階段，還未上升到綜合階段，更未深入到驗證階段。這就是為什么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結論”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這樣那樣缺口——的根本原因。至于“數據”，“盲人摸象”得出的結論也是根據“數據”——只是這些數據都是片面的，沒有通過綜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學的結論。這就是張五常這樣的西方經濟學家主張科學可證偽的根本原因：由于沒有科學的方法，他們的經濟學不是也不可能是科學。
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認為可證偽是科學的本質屬性，是因為他們不懂得任何科學理論都有參照系；所謂沒有任何參照系的“玄學”、“形而上學”實際上是以整個宇宙為參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圍內的“主流經濟學”，不能理解和解釋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識經濟形態這個參照系不兼容。主流經濟學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業經濟時期，在知識經濟時代將被“證偽”，不等于經濟學不是科學。所謂對稱的方法，就是范式與參照系對稱。慣性參照系不但不同的內容在不同的參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樣，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參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樣。換了參照系，原來有效的方法將變得無效。更大的參照系中的科學原理有更大的適用范圍，不能理解為比更小的參照系中的科學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們在各自的參照系中都是絕對真理，因而是等價的，不存在誰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誰是相對真理，誰是絕對真理；更不能理解為新的才是真理，舊的被證偽、被推翻。科學范式的轉變過程，是參照系轉移的過程。人類認識的深化、參照系的轉移，適合新的參照系的科學原理的出現，并非舊的科學原理被證偽：它們在各自的參照系里都是絕對真理；相對于不同的參照系，它們是等價的。以地球為參照系，“地球中心論”是正確的。以太陽系為參照系，太陽中心論是正確的。以宇宙為參照系，無中心論是正確的。以人類為參照系，“人類中心論”是正確的。只要明確參照系，這種真理論上的多元化就不會陷入真理觀上的相對主義和不可知論。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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