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建立在信息經濟學基礎上, 而作為博弈論理論基礎的信息經濟學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論的基礎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論與信息經濟學基礎上的博弈論，與建立在對稱經濟學與知識經濟學基礎上的對策論有本質的區別。

　　市場的邏輯是科學的邏輯還表現在：市場的邏輯是對策的邏輯。對策不等于博弈。西方經濟學否認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并由此否認經濟科學決策的可能性。在他們那里，經濟規律與社會規律，社會規律與宇宙整體規律是脫節的，所以才有不確定、信息不對稱、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與博弈。張維迎：“博弈論，英文為game theory,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作用時候的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的，……博弈論又稱為‘對策論’”(21)“如我們已經提到的，博弈論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正是伴隨著經濟學對信息問題的重視而來的。從某種意義上，信息經濟學是博弈論應用的一部分，或者說，信息經濟學是非對稱信息博弈論。”(22 )這說明，博弈論建立在信息經濟學基礎上, 而作為博弈論理論基礎的信息經濟學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論的基礎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論與信息經濟學基礎上的博弈論，與建立在對稱經濟學與知識經濟學基礎上的對策論有本質的區別。建立在對稱經濟學與知識經濟學基礎上的對策系根據對經濟規律的認識作出，而建立在一般均衡論與信息經濟學基礎上的博弈只能根據所掌握的有限信息來進行。西方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同對策論之間是不對稱的，均衡理論不能解釋制度、人的理性同經濟客體的“均衡”，因為這個均衡不可能自發實現，只能通過對策來實現;通過對策實現的“均衡”，只能是主客體的對稱。由于西方經濟學對經濟現象解釋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導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而且正是隨著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而產生自身的發展甚至生存危機，這些危機是對這些經濟學合法性的挑戰。西方經濟學的思維內容和對象、內容和形式、內容和方法的不對稱，并由此不對稱造成主觀與客觀、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理論和實際的不對稱，并最終造成理論和實踐的不對稱。西方經濟學在使“經濟學”成為“顯學”的同時也成為“虛學”、“泡沫學”，在所有社會經濟科學中，西方經濟學使自稱“社會科學之王”的“經濟學”，脫離實際最嚴重，也最沒有實踐意義。“訪談人：為什么改革的實踐與當初的設想有如此大的差距?張維迎：因為制度的變遷是一個自發的過程，不可能是人為設計的結果。制度是社會的游戲規則，設計這些游戲規則需要大量的有關技術和個人行為的信息，而這些信息總是分布于眾多的個人參與其中，沒有一個計劃者可以獲得設計制度所需要的足夠多的信息，更不要說全部信息了。這正是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哈耶克所講的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也是理解我們中國改革進程的關鍵。當然，這樣說并不是否定改革設計者們作為改革的第一推動力的重要作用，而是說，任何人為設計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變革本身的演進邏輯。訪談人：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經濟改革是一個‘歪打正著’的過程。張維迎：是一個多方博弈的過程，無論是以失敗告終的改革還是那些成功實施的改革，都是多種勢力或群體博弈的結果。社會中每個人都時刻在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權力的領導者是否愿意改革已經想要怎樣的改革，并不確定。接下來，不同級別和部門的官員是否真心擁護改革以及怎樣去執行改革，又是一個問題。在現實中，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與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們常常利用手中的權力操縱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結果往往會偏離最初的目標。”(23)雖然張維迎在同一本書中宣稱“牛津求學給我的啟示是：要把一個觀點變成理論，必須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24)，但他在這里顯示出來的“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卻是西方經濟學通行的線性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已經落后于時代的發展。張維迎在這里是用市場經濟利益的多元性否認市場經濟的規律性，用市場經濟的不確定性否認市場經濟的確定性，用市場經濟的無序性否認市場經濟的有序性，用市場經濟信息的不對稱性否認市場經濟信息的對稱性，從而像他否認計劃經濟社會主義一樣，否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為真正的市場經濟就是多元主體在信息非對稱條件下多發博弈的過程而排除政府對策的過程和對策的可能性，為其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實證經濟學提供理論依據。

　　沒有對稱的方法，量子力學與相對論就不能統一，狹義相對論與廣義相對論就不能統一，宇宙統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愛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對論，把時空、物質和力統一起來，靠的就是對稱性原理。對稱性原理決定著基本相互作用大統一理論的發展方向，并在弱電和強相互作用的統一中得到體現和證明。

　　愛因斯坦與相對論

　　宇宙是有序與無序、確定與不確定的統一。宇宙在爆發與膨脹時，是無序的。但這個無序中包含著質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質量和能量相互轉化定律。一個地方的熵減少，無序度增加，就是另一個地方的熵增加，無序度減少。熵本身是有規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過無序表現出來，無序包含著有序。從微觀來看是無序的、不確定的，從宏觀來看是有序的、確定的;從短期來看是無序的、不確定的，從長期來看是有序的、確定的。微觀與宏觀的區分是相對的，有序與無序、確定與不確定的區分也是相對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來是無序的、不確定的，但從整體來看也是有序的、有規律可循的。

　　宇宙大爆炸

　　如果說，“任何人為設計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變革本身的演進邏輯”，那么“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也必須和宇宙發展的過程一致，和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一致。

　　科學領域的革命必將帶來思維方式的革命。量子力學的思維方式和相對論的思維方式不同，相對論的思維方式和牛頓力學的思維方式不同，思維方式的進步過程就是方法論的進步過程，也就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的進步過程。相對論的四度空間觀對于牛頓力學的三度空間觀來講雖然是一種革命，但相對論和牛頓力學都認為世界是有序的，量子力學的思維方式則是有序與無序的統一。量子力學的思維方式與宇宙的本質是一致的。以人類為參照系，宇宙本身就是有序與無序、確定與不確定的統一。宇宙在爆發與膨脹時，是無序的。但這個無序中包含著質量和能量相互轉化定律。一個地方的熵增加，有序度降低，就是另一個地方的熵減少，有序度提高。熵本身是有規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過無序表現出來，無序包含著有序。從微觀來看是無序的、不確定的，從宏觀來看是有序的、確定的;從短期來看是無序的、不確定的，從長期來看是有序的、確定的。微觀與宏觀的區分是相對的，有序與無序、確定與不確定的區分也是相對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來是無序的、不確定的，但從整體來看也是有序的、有規律可循的。骰子結構是有序的，骰子軌跡是無序的，愛因斯坦 “我絕不相信上帝是在擲骰子”本意是否定量子力學中微觀世界的無序運動、形容世界不可能是無序的，無意中卻揭示了一條普遍真理----有序即在無序之中，世界是有序與無序的對稱。自從量子力學產生以后，想離開不確定性來研究確定性，用線性思維方式來追求所謂“硬科學”，無異于拔著頭發離開地球。不要講經濟學，就是物理學也不可能成為這樣的“硬科學”。量子力學證明: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主體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在量子力學看來，宇宙中許多不對稱的東西實際上是對稱的。宇宙中對稱是必然的，不對稱是偶然的。沒有有序與無序的對稱，就沒有復雜系統。沒有有序與無序的對稱，就沒有社會復雜系統。沒有主體性與規律性的對稱，就沒有社會。社會的有序就在無序之中，確定性就在不確定性之中，規律性就在主體性之中，經濟運動的有序規律就是由無序的經濟主體的活動組成，社會發展規律就是由不同利益、不同方向力的個人與集團“合力”的結果。根據量子力學與宇宙大爆炸理論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橫斷科學、縱深科學、綜合科學、哲學的發展成果，我們可以對宇宙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經濟學方法的發展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宇宙的發展，是從本質到現象、從有限到無限、從簡單到復雜;人的認識，是從現象到本質、從無限到有限、從復雜到簡單。這是一個對稱的過程。社會的發展是自然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宇宙發展的組成部分，是自然和人的認識發展的中間環節。社會的發展介于上述對稱的兩極之間，本身也是一個對稱的過程。市場經濟就是民主與法制對稱、公平與效率一致的經濟。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在自由與法制、價格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理性與非理性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無序、用無序去填補有序、使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對稱的經濟形態。因此，所謂經濟，就是對稱經濟;對稱經濟最重要的，是結構，是生產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結構。知識經濟不但表現為經濟活動中知識的主導地位所帶來的資源的創造，而且表現為思維結構、社會結構、企業結構、生產結構的對稱、有序、優化組合所帶來的資源的裂變與生產效率的幾何級數增長。經濟體制改革要有從正確的觀點上升出來的理論作指導，但從正確的觀點上升出理論的“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不是張維迎那樣的西方經濟學通行的還原論的線性思維方式，而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經濟復雜系統方法是有序方法、雙贏方法，是結構出效益、結構產生生產力的方法。對稱經濟學復雜系統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無序、用無序填補有序的方法，是經濟系統與非系統相互轉化、使非系統向系統、低級系統向高級系統轉化的方法。只有通過復雜系統方法，才使經濟學還原論與整體論真正得到統一，才使經濟學方法與對象對稱，使經濟學不確定性得以揚棄。人類經濟增長方式從信息經濟向知識經濟轉變，市場經濟從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發展，也就是從無序經濟向有序經濟、不規范經濟向規范經濟、自由經濟向法制經濟轉變的過程。在信息經濟時代，信息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學是實證的;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經濟學是規范的。規范經濟學要求用知識主導信息，用宏觀經濟主導微觀經濟，用對策主導博弈，用對稱主導均衡，用人的主體性主導客體性，用人的積極的主動的理性行為來引導、化解不確定性。這是實證經濟學向規范經濟學轉變的時代背景。這說明，雖然目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仍然崇尚實證經濟學、迄今實證經濟學占主流、而規范經濟學暫時還曲高和寡，但規范經濟學取代實證經濟學成為主流將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主體理性的有限性向無限性轉化，主客體的信息由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客體因素由不確定向確定性轉化，不是博弈的過程，而是對策的過程;對策不是通過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決策，而是在“正打歪著”、“歪打正著”的過程中，決策-反饋-控制-修正決策的循環反復、不斷接近目標、最后實現目標的系統工程。在這里，“不確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對的，又是絕對的;總體上是相對的，但相對于特定參照系來講是絕對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比資本主義更完善的市場經濟的目標可以實現，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必將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對于這樣的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只有用量子力學的思維方式才能把握，用牛頓力學的線性思維方式是無法理解的。

　　科學發展史告訴我們，科學的發展過程就是概念的形成、產生、從多義到一義、從模糊到精確的發展過程。“對策”與“博弈”并不像張維迎講的是一個概念：對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前者信息是對稱的，后者信息是不對稱的。前者靠智慧來決策，后者靠信息來決策。因此“對策”與“博弈”表面相似然而有本質的區別，這本質區別的邏輯與歷史是一致的，社會科學的概念發展過程和社會整體發展過程是對稱的。博弈源于封閉，對策來自溝通。均衡是博弈的結果，對稱是對策的成就——智慧經濟時代要有同工業經濟時代不同的經濟學范式、主體的行為方式與之對稱，經濟活動的主體性必須用對策代替博弈。對市場經濟中不確定性、無序性的管理的本質是對稱管理.對稱經濟學與對稱管理學通過對對策與博弈、對稱與均衡等概念的分離與重新定位，使之內涵與時代的發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對稱。在經濟活動中，主體的行為方式是對策還是博弈，構成了新舊經濟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質區別。對策學還是博弈學，是新舊經濟學范式、管理學范式的本質區別。它們體現了兩種世界觀的本質區別。以人類社會為參照系，思維和存在的對稱關系是宇宙基本的對稱關系。“天人合一”即對稱，是思維與存在的對稱關系。思維和存在是對稱的，說明思維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人不但可以認識規律、把握規律，而且可以創造規律。人可以自覺地運用經濟活動的對稱規律，提出相應的對策，重新建構“自然——社會”統一系統的有序結構，使之符合人類社會和諧發展、市場經濟有序發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經濟活動的成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市場經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實質是信息認識論問題;而要解決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就要轉信息認識論為信息控制論。用信息控制論來代替現在通行的信息認識論，用對策論代替博弈論，可以實現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解決長久困惑西方經濟學家的“信息不對稱”、世界不確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預期、“趨勢”不可預測、“囚徒困境”、 “經濟人”有限理性問題。如果說，商品經濟是平面的，市場經濟是立體的，那么，具體的交易行為也一樣：簡單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為，復雜的市場交易是立體的、系統的、全息的過程。如果說，一只羊和一把斧頭的交易，由于產品的信息量簡單，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那么，汽車(是新車還是二手車并無本質不同)交易由于其產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對稱”完全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如試用期、保質期、保修期)來回避。所以，所謂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完全是用適合于商品交易的線性的、簡單化的思維方式，來套到市場交易上面的結果;在這里與其說是信息不對稱，不如說是思維方式、交易方式不對稱;也就是說，“信息不對稱”問題不是客觀的，而是人為的，是由于人的思維方式局限性制造出來的問題。只要交易過程的思維方式與制度設計、交易方式是全息對稱的，那么所謂“信息不對稱”問題可迎刃而解。信息對稱問題，本質上是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的全息同一問題。如果說，人認識宏觀世界僅憑肉眼觀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認識微觀和宇觀世界，實現人同微觀和宇觀世界的信息“對稱”，就必須借助儀器，如顯微鏡、望遠鏡;同樣，人如果要認識社會、認識復雜產品的信息，實現人(買家)同賣家信息的“對稱”，就必須借助于“制度設計”。在這里，制度設計(包括各種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廣告法，以及種種產品保質保修的約定、合同等等)就是使人(買家)認識產品信息、實現主體同客體“信息對稱”的工具。

　　主動發布

　　認識層面 不可能完全對稱

　　被動觀察

　　信息 主動

　　發布 對稱

　　控制層面 被動

　　控制

　　信息控制論模型

　　只要市場信息停留在現象認識層面，不管對象是否主動提供信息，主體都只能是被動接受，在這種情況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對稱;但如果深入到本質與規律的認識與控制層面，那么對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動提供，都只能是對稱的;雖然在整體上，也許這種對稱只是相對的，但對于特定的實踐目的來講，這個對稱是絕對的。因此，在信息經濟學(包括信號理論)解決信息不對稱是不可能的;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必須用控制經濟學代替信息經濟學，把信息經濟學作為控制經濟學的一個環節。信息經濟學由于把信息的對稱問題停留在信息層面，就信息談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且還會助長信息不對稱，造成勞動就業市場上假學歷、假文憑泛濫，在商品市場虛假廣告盛行，成為劣幣驅逐良幣的理論基礎。實踐證明：要解決市場經濟信息不對稱問題，必須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經濟控制論領域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從信息經濟學層面來看，信息不對稱不僅源于對象現象和本質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體的種種心理因素：西方經濟學家卡尼曼的“參照點”、“偏好逆轉”，“前景理論”、“阿萊悖論”(偏離期望效益理論)、“定位效益”、“小數法則”等，就是從不同角度來揭示人的作為主體產生信息不對稱的各種心理因素。這進一步證明：不確定性既可以發展在客體身上，也可以發展在主體身上;僅僅從信息層面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是不夠的，必須從控制論層面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受控的實踐是一個主體與客體從不確定到確定，從不對稱到對稱的雙向融合過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蘊含了“時間可以證明一切”。在這個過程中，僅僅靠觀察、展示、甚至實驗來實現對稱是不可能的。

　　張維迎：“中國的改革沒有一個連續不變的目標，更沒有一個精心策劃的藍圖。回過頭來看改革30年的歷史，有兩個顯著的現象與改革初期人們的設想大不相同。第一,改革的過程遠比當初設想的要長。……第二，改革的結果遠非當初設想的。”(25)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有經過“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后來的結果和原來的設想不一樣是正常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制度的變遷只能是一個自發演進的過程”的全稱必然性判斷的結論。實驗經濟學是從信息經濟學向控制經濟學轉化、延伸的一個過渡環節。通過實驗得出來的經濟學結論，如果沒有在實踐中通過實踐主體自覺的控制，不可能產生預期的結果。經濟實驗的可能性，是經濟控制可能性的依據;經濟控制的可能性，是經濟實驗可能性的完成。從經濟實驗到經濟控制，實現了經濟信息從不對稱到對稱的轉化。而如果僅僅停留在經濟實驗階段，不可能完成這個轉化。這種通過制度設計(機制設計)以實現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原理，可以運用于市場的任何一個角落，包括宏觀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系，微觀的勞動力市場與經理人市場，以及股票、債券、期貨、借貸市場。市場經濟的信息對稱問題，實際上可以歸結于制度設計問題。科學的制度設計，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對稱”問題，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各級政府官員、“多種勢力和群體”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從而實現經濟主體與客體的對稱，掌控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以改革沒有精心策劃的藍圖為理由，甘愿停留在摸著石頭過河狀態，只能造成積重難返、甚至不可收拾的后果。腐敗蔓延、物價上漲、經濟周期、不可持續發展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指導經濟的理論錯誤。如果說崇尚經驗主義的西方國家，既產生不出科學的理性的經濟學理論、又不愿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經濟政策尚情有可原，那么一貫善長思辯的中華民族，居然也漠視經濟活動的理論指導有點講不過去。腐敗破壞社會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說明政府是市場的內在環節，法制是市場機制的必要組成部分。要使市場經濟體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發展，充分競爭的經濟必須與民主政治相對稱。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相互融合、宏觀調控與民間調節的相互統一，就是經濟學的雙向運動。經濟學的雙向運動是經濟體制改革雙向運動的理論基礎，經濟體制改革雙向運動是經濟學雙向運動的實踐證明。在這理論與實踐的雙向運動中，實現對稱經濟學對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干預主義的揚棄。這種經濟學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雙向運動需要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經濟學的經濟學范式。

　　正確的思維方式

　　正確的理論指導

　　意圖(目的)

　　經濟 主體 計劃

　　實踐 意向

　　客體：自然的經濟過程

　　經濟對策論模型Ⅰ

　　經濟學范式決定改革的目標，改革的目標決定改革的方向，決定對改革的目標實現程度的評估。新自由主義者對改革目標實現程度的評估是經濟自由完全化程度，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格，其經濟學理論范式是均衡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者對改革目標實現程度的評估是經濟自由充分化程度，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是價值，其經濟學理論范式是對稱經濟學。對稱和均衡的本質區別，由對策與博弈的本質區別造成。對策的目的是對稱，博弈的結果是均衡。對稱的途徑和手段是對策，均衡的途徑和手段是博弈。對稱,是通過對策來實現的“均衡”;均衡,是通過博弈來達到的對稱。對稱和均衡，有著不同的本質，體現了不同時代的發展模式。均衡是消極的、自發的，是博弈的結果，是工業經濟時代的“對稱”;對稱是積極的、自覺的，是對策的結果，是智慧經濟時代的“均衡”。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體和客體的均衡;對稱，核心是主觀和客觀、主體和客體的對稱。客體和客體的均衡，帶來的是資源的優化配置;主體和客體的對稱，帶來的是資源的優化再生。博弈，不均衡是絕對的，均衡是相對的。博弈經濟學就是不對稱經濟學，不對稱經濟學就是不和諧經濟學。對策，不均衡是相對的，均衡是絕對的。對策經濟學就是對稱經濟學，對稱經濟學就是和諧經濟學、知識經濟學、控制經濟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

　　改革是要建立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相互對稱、生產力功能最佳發揮的經濟系統。要做到這一點，首先要建立“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互對稱、理論功能最佳發揮的經濟學系統。“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互對稱的邏輯，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互對稱的歷史的濃縮;“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相互對稱的歷史，在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雙向運動中形成。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宏觀調控與民間調節二者可以統一起來，問題是需要一系列中間環節。目前經濟體制改革的雙向運動是：共性化和個性化。共性化是經濟全球化、企業國際化、經營一體化;個性化是創業工程的發展、企業直接投融資的發展、中小企業的發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強，越有利于政府宏觀調控。個性化、市場化越強，越有利于增強活力。在增強企業活力的同時，加強宏觀調控，防止過度投機，回避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這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把原來行政手段納入市場化軌道的同時，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二者同時得到強化。

　　而西方經濟學中的國家干預主義和自由主義之所以誰也說服不了誰，是由于它們都是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所以它們都不符合市場經濟學的實際情況，只是以傳統邏輯為思維方式而建立起來的同一個思想體系的“悖論”。雖然它們相互對立，但都是社會某個經濟現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體上，它們都是錯誤的。西方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波動，同這些理論的交替性片面引導有很大關聯。片面的理論指導片面的實踐;它們的要害，是同所“指導”的實踐之間的不對稱。

　　知識運營的總體結構和程序

　　知識經濟學

　　信息經濟學 宏觀經濟

　　知識運營 經濟控制論

　　創新體系 微觀經濟

　　創業工程

　　經濟對策論模型Ⅱ

　　宏觀調控中知識運營的宏觀結構和程序

　　知識運營(宏觀)

　　法制

　　大政方針

　　為輔 財政政策 為主

　　貨幣政策

　　理性預期

　　創新 知識運營(微觀)

　　創造 資本運營

　　創業 資產運營

　　產品運營

　　經濟對策論模型Ⅲ

　　張維迎：“從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個人的基本意識中。日常生活中，人們最鄙視的是不講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說，我們說‘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而不說‘有法走遍天下，無法寸步難行’。”(2013. 8.23 經濟觀察報）問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存天理滅人欲”也是理，前者理和欲是統一的，后者理和欲是對立的，不知張維迎的“理”指哪一個？實際上，這兩個理是不同層次的理。由于理有不同層次，理和法的統一是具體的歷史的，在現實上理要靠法來體現，經濟活動的對策首先是基于法而不是理，“有理走遍天下”通過“有法走遍天下”來體現，是否有理最終還是要由法律來裁定，否則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到底誰有理能講得清嗎？“有理走遍天下”中的“理”是理和法的統稱，張維迎在這里是偷換概念。理和法是統一的，把理和法對立起來或抽象地說理大于法鼓吹“合理不合法”是新自由主義者博弈論、完全競爭理論與叢林法則的理論依據。

　　理和法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建立在對世界本質和規律的認識基礎上。西方博弈論經濟學之所以沒有科學的范式，是由于西方博弈論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不對稱的宇宙觀。不對稱的宇宙觀：世界不可知，信息不對稱，思維和存在沒有同一性。人不能夠把握經濟規律，經商活動無異于一種賭博，風險(包括法律風險)越大機會也越大，以致“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經濟學、管理學就了博弈學。雖然在他們的經濟學詞匯中，也有“對策”的字眼，但從概念的意義上，他們的“對策”仍然屬于博弈的范疇。作為博弈，可以“合理不合法”;作為對策，只能既合理又合法。不可否認，由于處于新舊體制轉軌、人的高漲的主體性和舊體制的沖突磨合、理和法的重新整合時期，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律法規政策是有出現相對滯后調整的情況，乃至出現大量所謂“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現象，這是經濟轉軌時期我國政府宏觀調控不成熟的表現，但不能由此否定法和理的內在統一、否定宏觀調控的客觀基礎和內在規律。對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講投機是合理不合法，對于社會主義經濟學來講投機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張維迎：“我是比較細致地分析了這次危機發生的原因，凱恩斯主義會導致什么后果，所以才明確提出‘解決危機的最好辦法是讓市場自身去走出危機’，政府的干預會帶來一些問題。那時候房價一掉價，政府就馬上開始托市，我當時就講得很清楚了，政府托市不是一個好得選擇。結果呢?政府托完市幾個月后，又開始壓市。其實你看我們現在的經濟政策，大家整天在猜，政府下一個政策會是什么。這個是非常不好的。”(26)“現在的好多宏觀調控，就像一個新手開車，猛踩油門猛剎車，結果就是坐在車上的人瘋瘋癲癲，不停搖晃，惡心、嘔吐的現象就會出現。經濟決策怎么轉向更科學，非常重要。”(27)張維迎在這里是把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混為一談。屬于控制經濟學范疇的政府宏觀調控是系統工程，不是凱恩斯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政府“干預”。“干預”按下葫蘆浮起瓢是必然的，屬于“干預”范疇的政策多變是必然的，但真正的宏觀調控——政府主導下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與產業結構調整可以達到避免經濟周期波動、經濟穩定發展的預期目的。把政府“干預”的消極作用算到宏觀調控頭上，由此否認宏觀調控的積極作用是博弈論方法論的偏見。宏觀調控屬于對策，政府“干預”只能算博弈。“干預”把政府降格為微觀經濟主體，我們需要的是政府作為宏觀經濟主體的宏觀調控，不需要政府“干預”。當我們看到“干預”的消極作用時，我們要做的是把政府“干預”上升為真正的宏觀調控，提高宏觀調控的水平，而不是取消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屬于對策范疇，對策的目標是經濟對稱;“干預”屬于博弈范疇，博弈的目標是經濟均衡。博弈出來的均衡只是供給與需求的均衡、廠家與消費者的均衡、物和物的均衡，而非主體和客體、人和自然、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政府和民間之間的“均衡”——對稱。博弈的指向是橫向的,停留在物與物——供給與消費的關系中作文章。無論是非合作博弈還是合作博弈、傳統博弈還是進化博弈，都只是作為資源配置、交易過程的手段，而不能作為經濟主體活動的主線。對策的指向是人對自然、主體對客體、宏觀對微觀，是縱向的，不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產再生產的手段，在此基礎上盡可能做到政府和民間、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和諧合作、雙贏合作、誠信合作，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在對稱經濟學中，提高政府信用的目的，是為了增強宏觀調控能力和微觀經濟活力，發展生產力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所以，博弈論是舍本求末，對策論是從本到末。在對策論看來，不但宏觀經濟活動，而且微觀經濟活動都可以實現“均衡”——關鍵是通過對策，而不是通過博弈。博弈論經濟學把物和物的對稱關系看成基本對稱關系,甚至把供給和需求的關系也納入客體和客體的對稱(“均衡”)的范疇,是把人物化,貫徹的是客體性原則。對策論貫徹的是主體性原則，則是把物人化，認為主客體關系以人為主導;以人為主導的對稱關系，是經濟領域基本的對稱關系，其他一切對稱關系是其展開和具體化。對稱不僅僅是微觀經濟過程的“均衡”，而且是經濟形態的增長方式、運作模式、經營模式、發展模式、系統功能的對稱。用對策來代替博弈作為宏觀調控模式，用對稱代替均衡作為發展模式，是經濟增長方式與發展模式轉變、經濟領域中確立主體性原則的必然要求。對策論像一根紅線，把微觀經濟過程和中觀、宏觀經濟過程統一起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統一起來。只有以對策論為核心的對稱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科學經濟學, 只有以對策論為核心的對稱管理學才是真正的科學管理學, 只有以對策論為核心的對稱發展觀才是真正的科學發展觀，只有建立在科學發展觀基礎上的政府宏觀調控才是真正的宏觀調控。通過對策來實現的對稱，是一個從主觀到客觀、從經濟主體到經濟客體、從宏觀經濟主體到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上而下層層遞進的過程，是通過主觀整合客觀、經濟主體整合經濟客體的立體動態系統，體現了主客體的相互轉化原理。經濟主體和經濟客體、相對主體和相對客體是相互創造、相互生成的過程。經濟主體和經濟客體是社會經濟系統的兩個基本要素，經濟主體和經濟客體的對稱是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對稱關系，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對稱關系是經濟主體和經濟客體對稱關系的展開。包括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關系在內的整個經濟社會系統是否對稱協調有序，將決定經濟社會系統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屬于控制經濟學范疇的政府宏觀調控、科學決策必須建立在對策論的基礎上，建立在博弈論基礎上的政府決策無法做到科學化而形成真正的宏觀調控，建立在博弈論基礎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無法理解真正的宏觀調控，無法理解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的本質區別，他們總是在反對政府干預的消極作用的同時反對真正的宏觀調控。經濟規律是合力的結果。在合力結構中，微觀經濟是宏觀經濟的基礎，宏觀經濟是微觀經濟的主導，政府調控是市場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人的理性預期作為可控的因素，在政府宏觀調控的引導作用下可以成為經濟發展的有利因素。經濟發展的周期性不等于經濟發展的規律性;經濟主體包括政府主體的自覺能動性，能夠對控制經濟波動起決定作用。人的主體性，通過知識運營體現出來;政府宏觀調控屬于知識運營的一個環節。知識創新、科學發展、技術開發等知識運營的其他環節，都要靠政府推動、搭建平臺，才有可能取得政策、制度與金融保證。通過建立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使知識運營的各個環節、要素綜合發揮作用，是經濟穩定發展的必要前提。

　　宏觀調控中知識運營的微觀機制和程序

　　理論基礎

　　戰略規劃

　　決策過程

　　宏觀調控的系統性 具體計劃 知識運營

　　實施方案

　　運行機制

　　執行過程

　　經濟發展

　　經濟對策論模型Ⅳ

　　企業管理中知識運營的微觀機制和程序

　　依法經營

　　誠信經營

　　不確定經營環境中的確定性經營： 品牌經營

　　創新經營

　　雙贏經營

　　經濟對策論模型Ⅴ

　　韋納·海森堡(1901 —1976)德國理論物理和原子物理學家、量子力學的創立者，他對物理學的主要貢獻是給出了量子力學的矩陣形式（矩陣力學），提出了“測不準原理”（又稱“不確定性原理”）和S矩陣理論等。 “測不準原理”：一個微觀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動量，或方位角與動量矩，還有時間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時具有確定的數值，其中一個量越確定，另一個量的不確定程度就越大。“測不準”原理告訴我們:主體和客體不可分?空間認識的主體和客體不可分,這種不可分不僅僅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而且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也就是說不是康德所說的“不可逾越的鴻溝”這一消極層面意義上,而是空間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世界本來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體的相互關系不是認識世界的障礙，而是世界的本來面貌;追究離開主體的客體的本來面目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意義的;關鍵在于觀察者視覺的穩定性、一致性，思考者邏輯的自洽性。不要說社會科學，即使自然科學都不可能有純粹的、離開人的主觀因素的研究。只有觀測、實驗、推理同時成為認識和檢驗真理的手段和標準,才能認識和把握不確定的世界?因此檢驗真理的事實標準、邏輯標準、價值標準是統一的，經濟學的規范性與實證性是統一的，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發性、自覺性與規律性是統一的，經濟自由與宏觀調控是統一的。

　　張維迎：“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否有長遠的價值，因為你所有的名聲，就取決于你的思想是不是經得起考驗。”(28)“我現在充滿了樂觀。我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觀點。……思想的競爭是一個長期的競爭，不是說幾年，甚至不是說幾十年，可能需要幾百年的時間”(29)張維迎的新自由主義本來就不是他的原創理論，他的中國市場化等于自由化的改革路徑沒有以“他的思想”、“我的觀點”的資格參與思想的競爭。作為經濟學家必須有自己的原創經濟學基礎理論，作為經濟學者應該有自己的原創經濟學理論。由于張維迎沒有自己的原創經濟學理論，“他的思想”在理論層面都是重復別人講過的東西，張維迎“作為一個真正的學者”還有點勉為其難，更談不上經濟學家。張維迎：“中國經濟學家應該站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肩膀上研究中國問題，只有這樣，中國才能造就世界第一流的經濟學家”。(30)問題是我們看到的張維迎只是靠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肩膀上而不是站在西方經濟學家的肩膀上。作為張維迎所倚靠、所引經據典的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屬于平面的西方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在立體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已經過時，在金融危機中已被證偽，只能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歷史。幻想已經成為過去式的理論會因為張維迎對著中國改革的窗口大喊幾遍就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說明張維迎缺乏歷史感，也缺乏邏輯和歷史相統一這一真正的經濟學研究必備的思維方式的訓練。當今時代“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一定是市場經濟的堅定捍衛者”(31)是正確的，但當今時代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絕對不是把市場的邏輯和科學的邏輯對立起來、把市場的邏輯看成平面的邏輯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市場的邏輯就是平等的邏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邏輯就是自覺平等的邏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等邏輯靠科學的制度設計、有效的政府宏觀調控、切實的法制保障來實現。其中雖然人的主體因素起主導作用，然而是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因此市場的平等邏輯就是科學的邏輯。在經濟社會化、社會經濟化的今天，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已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宏觀經濟學以微觀經濟學為基礎,微觀經濟學全息體現了宏觀經濟學。企業經營模式就是社會發展模式, 對稱經濟學也就是對稱管理學。只有在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知識經濟學與物質經濟學相統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對稱，才能揚棄新自由主義與凱恩斯主義的對立、西方經濟學與中國經濟學的對立。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與科學的邏輯是對立的論斷，源于西方經濟學的科學性與主體性、實證性與規范性的對立、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分離。我們只能從張維迎《市場的邏輯》和《什么改變中國——中國改革的全景和路徑》中看到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范式偏見和張維迎的私有化情結，看不到任何市場的真正邏輯，也看不到中國改革的正確路徑。

　　引文出處

　　(21)(22)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P002， P006.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先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紙質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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