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利率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讓利率隨行就市二者同出一轍，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有的是終身省吃儉用留下來的保命錢）當成可轉移的資源。不知口口聲聲尊重產權——私有產權、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為何對廣大普通百姓存在銀行里的保命錢如此輕率？
許小年：“宏觀政策不以供給結構為目標，這并不意味著它對結構沒有影響。以利率政策為例，若運用得當，可實現比行政性產業政策效果更好的結構調整。當利率上升時，資金成本增加，企業會重新算賬，取消預期投資收益低于資金成本的項目，將資金轉入投資凈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領域。這樣的調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場擇優汰劣，而不像產業政策那樣按行業‘一刀切’。因是自愿調整，既不存在‘下有對策’的困擾，也沒有主觀判斷所引起的社會公正性問題。”⑩許小年認為只有以利率政策為手段的宏觀調控、間接實現結構調整的目的才是正當的宏觀調控，而且比行政性產業政策效果更好；通過行政性產業政策間接實現結構調整的宏觀調控是不正當的，而且效果不好。許小年在新自由主義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貨幣手段，放在這里是時空錯位。如果說，在市場經濟不成熟時期，貨幣屬于宏觀經濟領域，那么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成熟，貨幣的作用越來越小，貨幣將逐步從宏觀經濟領域下降到中觀、微觀經濟領域。用貨幣來說明一切、解決一切問題的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將是宏觀經濟微觀化的一種表現，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看家本領。在穩定型經濟中，貨幣政策只有穩定，而無緊縮性與擴張性；正好像經濟發展只有失衡而無“過熱”一樣。銀行只能國有；民營銀行要納入投資銀行，民間間接投融資要納入直接投融資框架中才能有序運轉。在實踐中，解決內需不足的擴張性政策如果僅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貨幣政策，解決通貨膨脹的緊縮型政策如果僅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貨幣政策，均會造成惡性循環。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財政投資搞基本建設，鼓勵和扶持創業，就可解決就業不足、需求不足問題。目前基本建設的重點應是農業信息化、能源、交通、環保、尖端科技與教育、旅游，應當是財政投融資與扶持中小企業、鼓勵創業并重，并使它們有機結合。只有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政府長線投資與民間短線投資并重，以前者為主導，以后者為基礎，才能可持續發展，解決消費與需求不足問題，并從根本上解決供給不足問題。而所謂通過鼓勵消費甚至超前消費來刺激市場是小聰明的作法。這種小聰明也是配置型經濟學的悖論之一。同時，以利率手段來調節經濟，必然帶來利率不穩，而利率不穩定必然帶來經濟不穩定，因此宏觀調控的內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穩定。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歸"模型為依據，研究出分析經濟狀況如何受短期經濟政策變化等因素影響的方法。例如，運用這種方法檢驗中央銀行加息所產生的影響，可以發現在加息后，通脹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對于自己獲獎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認為央行應用最廣泛的是“試圖找到貨幣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論的主要貢獻在于提供一種弄清利率與通脹水平關系的方法。本人認為，弄清利率與通脹水平關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穩定，通過利率穩定以不變應萬變，而不是舍本求末、隨行就市，或者去追蹤統計利率水平與通脹水平的相關系數。利率穩定體現幣值穩定，但利率穩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應隨著幣值變化而變化，但變化的根據只能是幣值變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變化只能是貨幣價格的變化，而貨幣價格變化的依據只能是貨幣價值的變化。“利率穩定—利率確定”要成為基本的貨幣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幣值的高低；幣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財富的增減。因此，“貨幣手段”——“利率手段”本來不應成為宏觀調控的工具。存在銀行里的儲蓄，是老百姓的產權，而產權的背后是人權。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講，這些錢是他們的養老、醫療的基本保障，因而還體現了他們的人身權、人格權與生存權。保護廣大老百姓的這一基本的私有財產不被侵犯，不被少數投機者的興風作浪而被掏空，是政府的職責。如果政府聞風起舞，用利率手段來調控宏觀經濟走向，其中形成的彈性空間，將成投機者鉆營的空間，相應地也將有可能成為相關官員搞內線交易進行權力尋租的空間。因此把利率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讓利率隨行就市二者同出一轍，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有的是終身省吃儉用留下來的保命錢）當成可轉移的資源。不知口口聲聲尊重產權——私有產權、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義主流經濟學家，為何對廣大普通百姓存在銀行里的保命錢如此輕率？中國的儲蓄率如此之高，既為投機者鉆營提供了巨大的運作空間，又為政府保護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國老百姓存在銀行里的巨額儲蓄保值增值，作為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義不容辭、責無旁貸。而使儲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辦法，是穩定幣值、穩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為宏觀調控的手段。因此應立法禁止用銀行（貨幣手段）調節經濟。當然利率穩定也不等于利率單一，可以根據不同的借貸對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標準。但這不同的利率標準后面的，只能是同一個貨幣價值的不同表現形式——不同的價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價值——在不同的風險系數、不同的周轉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標準后面，其幣值是等價的。利率標準的區別對待，不但未否定貨幣的穩定性，而且恰恰證明了貨幣的穩定性。利率穩定=利率確定≠利率固定≠利率單一。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和我國的現狀，我國的經濟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錢袋安全。應該把貨幣政策上升到產權制度、人權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諧社會的高度來定位。通過立法與相關配套措施，保證人民幣幣值穩中有升，從而保證人民“恒產恒心”、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發展。許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觀調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觀調控措施只能是貨幣永遠穩定財政永遠積極。
法制國家
法制
以法治國
國家一級宏觀調控
民主
政府宏觀調控模型Ⅵ
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投融資）
經濟穩定
穩定的貨幣政策
國家二級宏觀調控
產業結構對稱
政府宏觀調控模型Ⅶ
再
生 再生 基礎設施建設：交通、能源、環保、對稱性產業結構調整
型 型財 國民創新體系：公共研發、創新型教育、扶持民間研發與教育
財 政投 資信擔保
政 資 國民創業體系：扶持創業工程 種子資金
投 創業培訓
融 國民素質體系：國民身體素質工程、國民知識素質工程
資
再生型財政融資：再生型稅收政策
政府宏觀調控模型Ⅷ
許小年：“在理性問題上，我們再一次看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混亂：市場上的企業最大化利潤，消費者最大化效用，都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而政府最大化社會福利，非理性地為他人著想。同是世俗中人，我們不知道民間和政府的追求為何如此不同，也不知道為何企業和個人在決策時總是被非理性的‘動物精神’所支配，而政府決策則永遠體現清醒的人類理性。”⑾許小年言下之意是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宏觀調控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會給政府提供謀取自身利益而同時損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間。我們承認政府有自身利益，確實也有“動物精神”，宏觀調控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會給政府提供謀取自身利益而同時損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間的可能性存在，許小年所看到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混亂”只存在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并不必然存在于所有主張政府宏觀調控的經濟學體系中。問題是，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必然性也不等于現實性，必然性轉變為現實性要通過人的活動，而社會人的各種活動是相互制衡的。企業和個人在決策時并不總是被非理性的“動物精神”所支配，如果老板不顧工人死活，不講誠信，那么其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將受到影響。在商品經濟早期，社會經濟聯系的有機性較弱的情況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現出自私的一面；在社會化大生產時期，社會經濟聯系的有機性大大增強時，人的理性則更多地表現為合作。無論是作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還是政府官員，除非獨裁政府，否則他們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應該是一致的。如果他們把理性定位為僅滿足個人利益，并為此而不擇手段（包括權力所有與權力尋租），那么他們很可能就會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認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體現了線性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同系統化的社會大生產的經濟運行模式不對稱。民主法制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員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統一起來的紐帶。誠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也會有“動物精神”；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也會通過資源壟斷、權力尋租、轉移支付、轉嫁負擔、政商勾結哄抬物價而造成國空民窮、衙空民窮與官富民窮。在各地政府與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官員是強者，百姓是弱者。除了政府官員“動物精神”造成和老百姓之間的分配不公，政府施政能力差也是國空民窮與衙空民窮的重要原因。如果說，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分配不公最終結果是造成“國空”、“衙空”與“官富”，那么政府施政能力差則側重于造成“民窮”。施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與政府官員利益掛鉤，政府官員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掛鉤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權利義務相統一的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是市場微觀經濟的主體，政府是市場宏觀經濟的主體。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法制的真諦是平等，平等的本質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場主體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機會平等、競爭平等，才有效率。隨著市場經濟發展，政府也逐步成為市場的主體，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必要的環節，是避免政府官員“動物精神”對老百姓傷害的首要環節。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級政府間財稅分成科學合理的“合約”機制，通過落實各級政府的法人勞動力產權，提高各級政府的法人主體性、提高各級政府發揮制度生產力的積極性，使各級政府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占主導地位、起有效調控作用的、適格的經濟主體；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輿論的力量制約和規范政府行為，使政府活動遵循市場經濟公開、公平、公正，誠信、守法的一般規則，不會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無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納稅人之間處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員的權力運用才會得到有效監督，政府投資的企業——國有企業同民營企業、個人之間的經濟糾紛才會得到平等的解決；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樣在法律范圍內活動，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從而消除兩極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為全體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場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實際上是使政府超脫于市場游戲規則之外，為政府為所欲為提供世外桃園。為了使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轉變成曇花一現的“干預”，把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制度化并納入法制化的軌道是必要的；只有通過制度化法制化的凝固作用，才會使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政府穩定的行為方式；只有積極的財政政策成為市場經濟的穩定環節，才能對人的理性預期產生積極的導向，從而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產生積極的導向。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是對稱的，法制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對稱的，市場經濟就是內外各種因素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過程中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所以必須用對稱的方法把握經濟世界，用對稱的方法定位政府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用對稱的方法控制政府的“動物精神”，使政府行為包括宏觀調控納入法制化軌道。
本文摘自陳世清著《超越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一書（80萬字），該書已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數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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