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從信息經濟學上升到控制經濟學，根源于他們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同時也由于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祟。鉆牛角尖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拿手好戲，要用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把社會經濟系統統一起來研究有點力不從心。同時，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來“控制”經濟，好像會為計劃經濟的合理性留下空間，為他們所圍剿的“社會主義”留下突破口。
許小年：“顧名思義，宏觀調控指的是運用宏觀政策調節社會總需求，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宏觀政策’和‘總需求’。宏觀政策有兩類，并且只有兩類，即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政府控制貨幣供應總量、稅收與財政開支，調節以國內消費與投資為主的社會總需求。宏觀調控從來不以供給為目標，從來不以產業結構為目標。”“政府不管供給，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優化結構’為名的調控措施。實踐中，計劃體制的失敗早已為‘優化’的努力做了結論。從理論上講，優化的前提是最優結構的存在，并且政府對這個最優結構的把握比市場更為深刻和更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備這樣的信息能力。全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企業，產品以千萬計，而消費者有13億，縱有三頭六臂，政府也無法獲得關于生產與消費的足夠與詳細的信息。沒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認識‘最優結構’？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會經濟活動？正因為意識到政府的局限性，我們于30年前開始了一場偉大的改革，將資源的配置從政府手中轉移到市場上來。”“根據宏觀政策和預期市場環境的變化，微觀單位做出投資的調整，由此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就是最優的，因為它最有效地銜接了社會供給和需求。換言之，‘最優產業結構’是市場自發活動的結果，是在無數市場參與者的趨利活動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個體(包括政府)所事先預知，當然也就不可能作為政策的目標。”“宏觀政策的目標是總量——社會需求總量，手段也是總量——貨幣供應總量和財政預算總額”。⑦
誠然，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是基本的經濟結構關系，但政府不管供給嗎？在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前，僅僅靠微觀經濟行為在工資高低、現有企業就業增減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發錢、發購物卷、降低銀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業稅費減免來激活低迷的國內市場，無異于杯水車薪。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以宏觀帶微觀，利用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基本建設投資對投資的乘數效應，變出口導向型經濟為內需導向型經濟，改變不合理的分配機制，與生產發展、社會財富增加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A設施建設對投資、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由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的基礎性與延伸性決定，這方面的投資有無限延續的可能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基礎性與杠桿功能，使其具有連續性。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是一次性的應急措施，還是長久的戰略，不由項目本身的性質決定，而是由決策者的指導思想決定。只要決策者認清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關系，拋棄配置經濟學的“均衡點”理論，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沒有任何客觀障礙。市場靠消費，消費靠就業，就業靠企業。企業靠什么？企業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企業靠創業，創業靠推動。任何時候政府對基本建設持續投資都是推動創業、牽動企業、帶動就業、促進消費、開發市場、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杠桿。全球性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使這個杠桿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充分放大、充分表現而已。“應急”有可能使人大徹大悟，“急中生智”就是這個道理。在關鍵時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觀天的“微觀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才會固守自己原來范式的一畝三分地，仍然在宏觀調控、政府投資與計劃經濟之間劃等號。
誠然，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是基本的經濟結構關系，但政府不管供給嗎？在全球性金融危機面前，僅僅靠微觀經濟行為在工資高低、現有企業就業增減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發錢、發購物卷、降低銀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業稅費減免來激活低迷的國內市場，無異于杯水車薪。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以宏觀帶微觀，利用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基本建設投資對投資的乘數效應，變出口導向型經濟為內需導向型經濟，改變不合理的分配機制，與生產發展、社會財富增加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A設施建設對投資、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由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的基礎性與延伸性決定，這方面的投資有無限延續的可能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基礎性與杠桿功能，使其具有連續性。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是一次性的應急措施，還是長久的戰略，不由項目本身的性質決定，而是由決策者的指導思想決定。只要決策者認清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關系，拋棄配置經濟學的“均衡點”理論，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沒有任何客觀障礙。市場靠消費，消費靠就業，就業靠企業。企業靠什么？企業不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企業靠創業，創業靠推動。任何時候政府對基本建設持續投資都是推動創業、牽動企業、帶動就業、促進消費、開發市場、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杠桿。全球性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使這個杠桿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充分放大、充分表現而已。“應急”有可能使人大徹大悟，“急中生智”就是這個道理。在關鍵時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觀天的“微觀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才會固守自己原來范式的一畝三分地，仍然在宏觀調控、政府投資與計劃經濟之間劃等號。
許小年：“從邏輯上講，產業政策的必要性與合理性依賴兩個關鍵的假設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著最優產業結構；二是政府比市場高明，能夠認識最優產業結構，并且能夠制定政策調整結構，實現市場無法實現之目的。當這兩個假設都不成立時，對產業政策的持久迷信與熱衷就只能解釋為計劃經濟的慣性，或者部門利益的驅使。”⑧在小商品經濟時期確實沒有最優產業結構，在知識經濟時期不但有最優產業結構，而且這個最優產業結構只能靠政府主體來建立。許小年認為之所以“宏觀調控從來不以供給為目標，從來不以產業結構為目標”，是由于“政府也無法獲得關于生產與消費的足夠與詳細的信息”，沒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認識“最優結構”；只有“將資源的配置從政府手中轉移到市場上來”，才能獲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說，微觀經濟主體即企業的信息比宏觀經濟主體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對稱。微觀經濟主體的信息是天然對稱的，因而可以對自由市場放縱，源于理性預期學派所提出的所謂“有效市場假說”。這一假說主張，一種資產的價格含有全部相關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統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為各方普遍相信這一理論，才導致金融危機之前出現“信貸泡沫并不存在”這一觀點盛行一時，美國的克林頓政府在1999年廢除了1933年銀行法，推出新的銀行法就不再對商業銀行從事金融投資進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政府對金融監管不斷放松，再加上實行低利率政策，使得華爾街金融投機無限膨脹，帶動了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金融泡沫的擴大，導致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造成兩極分化，釀成薩金特難以解釋的99%反對1%的“占領華爾街”游行。這說明微觀經濟主體的信息并不對稱，微觀市場并非有效；也說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對稱結構是基本的經濟結構之一，要維持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對稱結構離不開政府的金融監管，否則必將釀成金融危機。這說明政府宏觀調控必須以經濟結構控制為目標而非以所謂“調節社會總需求”為目標，手段也離不開行政手段而不是僅僅是“貨幣供應總量和財政預算總額”這一純經濟手段、純數量手段。
從弗里德曼開創“貨幣主義”以來，為了給日益復雜的金融衍生品進行精確的定價和分析，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喜歡用數理模型和定量計算的方法來研究經濟學。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金特的結構宏觀計量經濟學與西姆斯的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向量自回歸模型都是基于數據的統計性質建立模型，其數據是對政府與“理性經濟人”“預期”之間長期博弈的統計結果，這對于政府與“理性經濟人”之間調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這個成果基礎上可以使政府與“理性經濟人”的預期之間在更高層面上進行博弈，但對于真正的政府宏觀調控沒有任何意義。在現實上，要使宏觀調控真正有效地落實到實處，使政策方針宣示、具體政策制定、政策實際執行相互銜接，公平與效率得以統一，本身也是一個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應該按照公平與效率一致的原則來設計，最終形成宏觀經濟機制。宏觀調控的中心是社會系統的對稱，包括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與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生產力發展要求與生產關系之間、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對稱，健全的民主與健全的法制的對稱，效率與公平的對稱，我們可以把其看成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產業結構的對稱，我們可以把其看成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主導與制約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微觀經濟結構的對稱落實和體現宏觀經濟結構的對稱。由于對稱型調控不同于均衡型調控，所以在對稱型調控中，不以經濟總量——量的控制為目標，而以經濟結構——質的控制為目標。僅僅以量的控制為目標，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只要經濟結構對稱，經濟發展永遠不會過熱。
“全國有數以百萬計的企業，產品以千萬計，而消費者有13億，縱有三頭六臂，政府也無法獲得關于生產與消費的足夠與詳細的信息”、“宏觀政策的目標是總量——社會需求總量，手段也是總量——貨幣供應總量和財政預算總額”這兩句話說明，無論是許小年還是哈耶克都是從信息認識論、計量經濟學而非從信息控制論的角度來理解社會宏微觀領域的信息對稱問題，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備以結構調整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控的信息能力，這是方法論的錯誤，因為這個錯誤使他們把結論當前提。對策論與博弈論、控制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有本質的區別——建立在計量經濟學與博弈論基礎上的信息經濟學根本不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只有建立在對策論基礎上的控制經濟學才有可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正像許小年說的，由于“經濟人”有理性預期，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所以僅僅通過信息統計、經濟計量行為和純數量著眼的經濟刺激政策來解決經濟主體的信息對稱問題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而制度設計是包括社會行政控制在內的社會系統工程。西方信息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與博弈論恰恰缺乏社會系統工程范式，他們的線性思維方式也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有這個范式。他們只知道信息經濟學不知道知識運營學，只知道計量經濟學不知道控制經濟學，只知道統計經濟學不知道系統工程學，只知道博弈論不知道對策論。所以他們永遠解決不了信息不對稱向對稱轉化問題，也永遠不可能使博弈論、計量經濟學升華為對策論與控制經濟學。他們的有關“制度設計”、“機制設計”理論與方案，均屬于博弈論與計量經濟學的范疇；根據他們的博弈論與計量經濟學原理制定出來的政府刺激經濟政策只能“按下葫蘆浮起瓢”，永遠無效。他們之所以要把實踐中屢屢碰壁的“博弈論”、計量經濟學奉為金科玉律，只不過是由于他們的線性思維方式。宏觀調控是一個系統工程，宏觀調控中任何一個環節（如信息、理性預期）只能在這個系統中才能得到準確的定位與合理的解釋。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信息是否對稱問題不僅僅是消極、靜態、認識論意義上的，不是數量統計問題，而是組織行為學、社會工程學、經濟控制論、宏觀調控的系統工程學問題；即可以通過機制乃至制度設計進行引導和控制，使之揚棄預期、引導預期、符合預期，從而使信息由不對稱轉變為對稱。宏觀調控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調整與控制，是國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經濟的手段對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進行引導、結構進行調整、以保證國民經濟有序可持續發展的職能。宏觀調控既是政治的范疇，也是宏觀經濟的范疇；是使國家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得以聯接的紐帶。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實質上是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宏觀調控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因為宏觀調控的主體——國家是系統，宏觀調控的客體——國民經濟是系統，宏觀調控的主客體的結合過程是系統的運動過程。這對于只會躲在象牙塔里玩數量統計、數字游戲、主張市場完全自由的西方經濟學家來講，是無法理喻的。
控制經濟學意味著宏觀經濟對微觀經濟的控制、宏觀經濟學對微觀經濟學的提升。這是知識經濟時代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經濟學范式的轉變?？刂平洕鷮W提供了一個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融合起來的整體框架，也為政府宏觀調控提供了理論依據。在控制經濟學看來，計劃以及通過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輿論來實現計劃，是優化配置資源、并通過優化配置資源實現資源優化再生的必要途徑。西方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從信息經濟學上升到控制經濟學，根源于他們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同時也由于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祟。要理解控制經濟學，就必須把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統一起來才有可能；而這對于擅長線性思維的西方經濟學家來講，是不可能做到的。鉆牛角尖是西方經濟學家的拿手好戲，要用復雜系統論的方法把社會經濟系統統一起來研究有點力不從心。同時，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來“控制”經濟，好像會為計劃經濟的合理性留下空間，為他們所圍剿的“社會主義”留下突破口。因此，他們只會在信息不對稱上做文章，至于怎樣使信息不對稱走向對稱，只能束手無策、茫然不知所措。這在信息大爆炸時代，只能落伍。因為在信息時代，通過控制完全可以實現政府信息從不對稱向對稱的轉化。造成信息不對稱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即客體本身的靜態的信息，一個是價值論意義上的，即主體的價值取向、道德水準、合作態度。而這兩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過制度設計和宏觀調控來解決。在建立最優產業結構方面，社會主義國家確實有某種程度的優越性。
對稱經濟學
知識運營學
政治經濟學
廣
義 法律經濟學 宏觀經濟學 對策論
控
制 行為經濟學 市場經濟學 制約、提升與控制
經
濟 產權經濟學 微觀經濟學 博弈論
學
合作經濟學
競爭經濟學
信息經濟學
控制經濟學模型Ⅰ：廣義控制經濟學的理論結構與功能
狹 宏觀經濟體制 制度
義 價值機制對策
控 微觀經濟體制 機制 制約、提升與控制
制 價格機制博弈
經 微觀主體行為 行為
濟
學
控制經濟學模型Ⅱ：狹義控制經濟學的理論結構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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