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論中國

　　——學習《國富論》的體會（25）

　　《國富論》對中國的論述有以下幾點：

　　第一，關于中國的農業和制造業

　　中國東部的幾個省，似乎也在極早的時候期已有農業和制造業上的改良。

　　中國東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許許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著，擴大了內地航行的范圍。這種航行范圍的廣闊，不但非尼羅河或恒河所可比擬，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塵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國人，都不獎勵外國貿易。他們的財富似乎全然得自內陸的航行。

　　中國雖可能處于靜止狀態，但似乎還未曾退步。那里，沒有被居民遺棄的都市，也沒有聽其荒蕪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勞動，仍是不變，或幾乎不變；因此，指定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也沒顯然減少。所以，最下級勞動者的生活資料雖很缺乏，但還能勉強敷衍下去，使其階級保持著原有的人數。

　　第二，關于中國城市的報告

　　各旅行家的報告，雖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關于中國勞動工資低廉和勞動者難于贍養家屬的記述，則眾口一辭。中國耕作者終日勞作，所得報酬若夠購買少量稻米，也就覺得滿足。技工的狀況就更惡劣。歐洲技工總是漫無所事地在自己工場內等候顧客，中國技工卻是隨身攜帶器具，為搜尋，或者說，為乞求工作，而不斷在街市東奔西走。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據說，在廣州附近，有數千百戶人家，陸上沒有居處，棲息于河面的小漁船中。因為食料缺乏，這些人往往爭取歐來船舶投棄船外的最污穢廢物。腐爛的動物尸體，例如死貓或死犬，縱使一半爛掉并發臭，他們得到它，正象別國人得到衛生食品那么高興。結婚，在中國是受到了獎勵的，但這并不是由于生兒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殺害兒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總有若干嬰孩被委棄街頭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樣投在水里。而這種可怕的殺嬰工作，據說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認的謀生手段。

　　第三，關于中國的商業

　　也許沒有一個國家的財富曾經達到這種程度。中國似乎長期處于靜止狀態，其財富也許在許久以前已完全達到該國法律制度所允許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該國土壤、氣候和位置所可允許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個忽視或鄙視國外貿易、只允許外國船舶駛入一二港口的國家，不能經營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經營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資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貧者或小資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隨時都可能被下級官吏借口執行法律而強加掠奪的國家，國內所經營的各種行業，都不能按照各種行業的性質和范圍所能容納的程度，投下足夠多的資本。在各種行業上，壓迫貧者，必然使富者的壟斷成為制度。富者壟斷行業，就能獲有極大利潤。所以，中國的普通利息率，據說是百分之十二，而資本的普通利潤，必須足夠擔負這樣高的利息。

　　據說，中國和印度農村勞動者的地位與工資，都比大多數技工和制造工人高。假若沒有同業組合法規及組合精神從中作梗，各地方也許都和中國、印度一樣。

　　開始于本世紀。俄羅斯人，最近也組織所謂商隊，取道西伯利亞及韃靼，徑赴北京，與中國進行正規的交易。

　　在中國和印度斯坦這兩個印度大市場，勞動的真實價格，即勞動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實量，卻不如歐洲勞動者。這些勞動者的工資，因此只能購到較少量的食物。

　　在中國和印度斯坦，則因內地河港縱橫，貨物常由水運。所需運費，既較歐洲為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實價格與名義價格，就更加降低。

　　貴金屬中，以金運往印度，又不如以銀運往印度為有利，因為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率，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亦不過十二對一。

　　中國、印度的金銀量，曾多少受美洲各礦山豐饒的影響。

　　中國比歐洲任何國家都富得多，但貴金屬價值在中國，卻比歐洲各國高得多。

　　賴有這種資本，本國的資本，便可全部投在更有利的用途上。中國、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證明了一種事實，即是，縱使本國輸出業，有大部分為外國人經營，這國國民的富裕，仍可達到極高的程度。

　　中國、印度斯坦、日本等帝國以及東印度的幾個帝國，雖然沒有比較豐富的金銀礦山，在其他各方面卻比墨西哥或秘魯更為富裕，土地耕種得更好，一切工藝和制造業更為進步；即使我們相信西班牙各作家關于那些帝國往昔情況的夸大記載，也仍得承認這一點，其實這些作家的話顯然是不足置信的。文明富國間交易的價值，總會比文明富國與未開化人和野蠻人交易的價值大得多。

　　英國法國東方貿易的資本，有較大部分是用來補還弗吉尼亞、印度和中國的資本，并對這些遙遠國家居民提供一種收入與生計。即使兩國所投資本相等或幾乎相等，但法國資本的使用，給法國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國資本的使用，所增于英國人民收入的大得多。

　　第四，重農主義在中國的表現材料

　　中國的政策，就特別愛護農業。在歐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優于農業勞動者，而在中國，據說農業勞動者的境遇卻優于技工。在中國，每個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擁有所有權，或是租地。租借條件據說很適度，對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證。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當俄國公使蘭杰來北京請求通商時，北京的官吏以慣常的口吻對他說，“你們乞食般的貿易！”除了對日本，中國人很少或完全沒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經營國外貿易。允許外國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過一兩個。所以，在中國，國外貿易就被局限在狹窄的范圍，要是本國船只或外國船只能比較自由地經營國外貿易，這種范圍當然就會大得多。

　　制造品常常是體積小價值大，能以比大部分原生產物更小的費用由一國運至他國，所以在所有國家，它們都是國外貿易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幅員不象中國那么廣大而國內貿易不象中國那么有利的國家，制造業亦常需要國外貿易來支持。設無廣闊的國外市場，那在幅員不大僅能提供狹小國內市場的國家，或在國內各省間交通不方便而國內某地生產物不能暢銷國內各地的國家，制造業就沒有好好發展的可能。必須記住，制造業的完善，全然依賴分工，而制造業所能實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場范圍的支配，這是我們曾經說過的。中國幅員是那么廣大，居民是那么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制造業，并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就面積而言，中國的國內市場，也許并不小于全歐洲各國的市場。假設能在國內市場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國外市場，那末更廣大的國外貿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國制造品，大大改進其制造業的生產力。如果這種國外貿易，有大部分由中國經營，則尤有這種結果。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各種改良。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他們自己。

　　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不過，關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教士。假使這些工程，是經過比較有識者的考察，假使這些報道，是比較忠實的目擊者的敘述，那么，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恐怕就不值得我們如此驚異。

　　中印各國君主的收入，幾乎都是以土地稅或地租為唯一源泉。租稅征收額的大小，取決于土地年產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與收入，與國境內土地的墾治狀況，以及土地產物數量的多寡，土地產物價值的大小，必然有極大的直接關系。要盡可能地使這種生產物又豐盈又有價值，勢須使它獲有盡可能廣泛的市場。要做到這樣，必須使國內各地方的交通既極自由，又極方便，極便宜。而維持這種交通狀態，惟有興筑最好的通航水道與最好的道路。

　　從以上《國富論》對中國的論述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一，亞當·斯密研究的是由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也就是說，由個體化生產到社會化生產的轉化時期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及原因的研究。中國不是封建社會而是亞細亞所有制的土地公有制的古代共產主義。在這里以農村村社為單位的閉關自守，所以，在亞當·斯密看來，中國是一個停滯不前的社會。

　　二，中國的商業活動由于地廣人稀，絕大部分都是在中國內部進行交換，很少進行對外貿易。中國的交換市場是以農村村社為中心，這種交換，自然也就限制了分工的發展。分工不發達勞動生產力沒有大的發展的條件下，就不可能為亞當·斯密提供他所需要的各種材料。

　　三，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所以，亞達·斯密就把中國作為重農主義的典型材料。中國幅員是那么廣大，居民是那么多，氣候是各種各樣，因此各地方有各種各樣的產物，各省間的水運交通，大部分又是極其便利，所以單單這個廣大國內市場，就夠支持很大的制造業，并且容許很可觀的分工程度。在亞當·斯密看來中國在增加國民財富的問題上和西方（主要是英國和法國）走的是不同的道路！

　　勞動者2014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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