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哲人與現代啟蒙家的爭斗

　　--------劉小楓對鄧曉芒的修理

　　自由民主教士鄧曉芒的“四個死穴”

　　劉小楓終于對鄧大師在某些公知攛掇下的無理大鬧做出回應。而從后文中可以得知，鄧大師再一次被劉蘇里之類的無良公知當槍使，再次證明了鄧大師集革命家與啟蒙家于一身的政治悲劇，無非就是無良公知們的子彈，充分體現鄧曉芒在政治領域的幼稚。

　　劉小楓借公知劉蘇里的嘴，吐出：鄧大師具有“一位公共知識人應有的姿態和立場”。顯然，在公知領袖劉蘇里同志的眼里，鄧大師就是一位合格的公知。聯系到后面的“斗雞”故事，鄧大師活脫脫就是一只“斗雞”，因此，劉小楓不回應鄧曉芒就在情理之中。當然，那是他們倆熟人之間的事情，作為看熱鬧的人，我們再進入劉小楓的信中，一探究竟，到底這倆熟人有何糾葛，竟引無數人觀看。

　　一、題目簡析：

       劉小楓給鄧曉芒的信以“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鄧曉芒教授的信”為題目。這個題目里對鄧曉芒的修飾詞有“八十年代”、“熟人”、“教授”。“八十年代”這個已經成為某代人懷念某個人某類文化的專用詞，比如前幾年流行的《八十年代訪談錄》，更有人把八十年代成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第二次啟蒙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八十年代是一個標志性的年代，在某種程度上講，對于某類人，劉小楓、鄧曉芒曾經都是該年代的風云人物之一，而經過多年的磨練，劉小楓的思想已經幾經變化，如同他的老鄉廖平先生，幾乎可以稱為“劉多變先生”。而鄧曉芒幾乎還停留在那個狂熱的“啟蒙時代”，以批判改造國民性為己任，因此，劉小楓稱鄧曉芒為八十年代的熟人。“熟人”，是與“陌生人”相對的。當然，熟人距離朋友還有距離。熟人也就是見過幾面，可能就是對某張臉認得出來而已，不生也沒有熟到可以做朋友開玩笑的地步，最壞的情況下，可能還會變成敵人。劉小楓在下文中，也交代，與鄧曉芒的認識是在“含混的八十年代”，奇怪的是八十年代在劉小楓那里是“含混的”，也許劉小楓認為八十年代是個包含各種思想混亂的年代，并非什么啟蒙的年代。認識的機緣在于翻譯德國現代哲學。值得注意的是劉小楓把鄧曉芒從事的哲學命為“德國現代哲學”，而鄧曉芒稱為古典哲學，而在劉小楓那里，“古典”二字是與古典詩學、古典政治哲學聯系在一起的。在外行來看，二位哲學教授在此分歧已經顯現出來。這也許是劉小楓竟然對鄧曉芒的25本專著、上百篇學術論文視而不見的理由。到底孰是孰非，依不同的讀者產生不同的判斷。“教授”是鄧曉芒的頭銜、職務、身份等等。

　　二、引言：

　　劉小楓以“曉芒兄”稱呼鄧曉芒，可見，劉小楓是個重感情的人，盡管有十多年沒有見。而且劉根據鄧好斗的本性，推測鄧期待劉的回應，并再加以批判。劉為避免陷入鄧的批判陷阱，盡快打消鄧的等待，出于熟人的好意，寫信知會鄧，不要再等了。人與人的相逢，是需要機緣的，顯然劉與鄧的重逢機緣就得于鄧曉芒的那篇批判主義文章：劉小楓的“學理”。并對鄧下功夫閱讀自己文章表示感謝，可是閱讀劉小楓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劉小楓的“學理”》就是“好斗的”鄧曉芒研讀劉小楓著述的成果，而且是積鄧教授幾十年功力、跟蹤關注劉小楓幾十年、耗字兩萬五千，而且鄧曉芒自承跟蹤關注劉小楓就是為了批評，也就是“斗”。在此，可以拿鄧曉芒與文尾的“斗雞”做個不恰當的比較。劉小楓認為，“明眼人”通過這篇文章都可以看出鄧曉芒的言辭品質與學理水平，與“明眼人”相反的就是“黑眼人”，睜著眼睛說瞎話，跟隨媒體、公知給人亂扣帽子已經成為某類人的言辭品質及學理水平。比如：“國父論”就是媒體人、公知扣給劉小楓的大帽子，鄧文就以此開頭。以此，作為“明眼人”的劉小楓已經看透了鄧文，講學理，也只能向明眼人講，“黑眼人”是不會看出理的，更不會講理的。鄧曉芒的思想品格不高，沒有高一點的追求，他的思想中除了追求一種純粹的斗的低級趣味的快樂之外，沒有其他高一點的追求。如果說要批判改造國民性，僅僅只追求批判的快樂，那就是太不負責任了， 而改造國民性又是一句沒有目標的“空中樓閣”。何為“國民”，在這些大師的筆下真的有一個確定的東西嗎?而現實是，這些整天鉆在書齋里的大師，對真正的現實國民、現實政治生活又有多少真實的接觸與了解?他們每年能與幾個普通的群眾打過交道?他們竟然以啟蒙大師自居，大言不慚的要給他們代言?

　　但是，為了避免讓某類人、看熱鬧的人產生不必要的誤會，劉小楓決定告知這些人為什么不回應的理由。

　　三、劉小楓的“四個理由”

　　所有的理由都從鄧曉芒與公知領袖蘇里的談話《哲學家今天的角色》說起，而公知領袖蘇里與劉小楓又是朋友，這從另外一個方面也說明，劉小楓與某類公知還是可以成為朋友的，劉小楓真的就是傳說中自由民主公知的敵人嗎?顯然，劉小楓與鄧曉芒只能停留在熟人沒有發展為朋友，似乎原因主要不在劉小楓，主要責任應該歸結到鄧曉芒的特殊品行。撇開其他的不談，《哲學家今天的角色》成為劉小楓了解鄧曉芒思想風格、精神抱負、言辭品質的一把鑰匙，似乎每個思想家都有一把打開他思想之門的鑰匙。而《哲學家今天的角色》之所以能引起劉小楓的關注，是因為有位朋友郵寄過來的，顯然不是出于劉小楓的主動關注，最重要的是在這篇談話中，涉及到對劉小楓的品評。鄧曉芒如此對待劉小楓，劉小楓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借此，我們也可以窺見劉小楓診斷出鄧曉芒具有什么樣的思想品格、精神抱負及言辭品格。

　　第一個理由(第一死穴：糊涂蛋)：在蘇里、鄧曉芒以“戰士的身份”品評劉小楓時，顯著的特征就是蘇里提出的“這個時代糊涂的精英”。但是，文章沒有提公知領袖蘇里以什么標準就可以界定“這個時代的大部分精英是糊涂的”，也許公知的看家本領就是界定“糊涂的精英”。鄧曉芒接著蘇里的引子，補充到，劉小楓在八十年代的第二本專著《拯救與逍遙》里就有大量的糊涂概念，同時也表明了，劉小楓從那時到現在就一直在糊涂中度過幾十年。我們捫心自問下，誰能糊里糊涂的在學術界甚至國際學術界糊涂度過幾十年還真不容易，難道世界上那么多大學的教授、學生也是糊涂的，糊涂的接受了糊涂的劉小楓，劉小楓的博士、教授頭銜難道都是糊涂的得來的，授予劉小楓博士、教授的大學負責人、委員會都是糊涂蛋，要不怎么會授予糊涂的精英以博士、教授的頭銜呢?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鄧曉芒的思想風格就是糊涂的，刻意詆毀別人的，不嚴謹的，低俗的。可想而知，就是在生活里，我們哪個不糊涂的人會費盡心思與一個糊涂的人講道理乃至講學理，需要改造的國民都知道“對牛彈琴”在生活里常見，為什么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的鄧教授就不知道呢?難道鄧教授就鉆牛角尖或比糊涂的國民、劉小楓更加糊涂?當琴師已經意識到他面對的是一頭牛或一只“斗雞”時，他還會對之彈琴嗎?要不這位琴師就真是糊涂蛋。如果劉小楓真的回應了鄧曉芒，那不真的成了糊涂蛋。

　　第二個理由(第二個死穴：狂熱分子)：劉小楓通過解析鄧曉芒判斷劉小楓為糊涂蛋的命題，得出：鄧曉芒不過是一個被啟蒙觀念洗腦的糊涂蛋，或者鄧曉芒滿腦子的糊涂觀念都是啟蒙時代的觀念，他把別人看做糊涂蛋的原因出于他滿腦子糊涂的啟蒙觀念，與鄧曉芒本人糊涂不糊涂并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因此，劉小楓覺得他面對的是糊涂的啟蒙觀念，不是糊涂還是不糊涂的鄧曉芒本人。而糊涂的啟蒙觀念不僅在西方造就被人戳穿，而且，八十年代以來，劉小楓就一直對糊涂的啟蒙觀念持有懷疑，葆有清醒的距離。而我們的啟蒙大師、自由民主公知們依然保有文革式的狂熱，仍然停留在那個思想混亂狂熱的年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八十年代無非就是文革式狂熱民主運動在小知識分子頭腦里、思想上留下的后遺癥。鄧曉芒作為一輩子研究德國哲學的大家，甚至自言超過了西人對德國哲學的研究水平，竟然沒有讀過新馬克思主義者對啟蒙的反思，尤其是啟蒙可能導致法西斯這一嚴重后果的反思。只是糊里糊涂的、狂熱地沉浸在啟蒙話語的糊涂 “黑洞”里漂浮，自欺欺人，自絕絕人。而劉小楓自認沒有達到康德的水平，只能在思想史上找那些對抗康德的前輩找康德評理，比如柏拉圖、萊辛;可是，歷史告訴我們，尤其是同康德同時代人利維瑪用寫小說的方式對抗康德可知，啟蒙理性已經走火入魔，無可救藥，已經走到非理性化的道路，與啟蒙理性戰士、斗士們講道理那條路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永遠徒勞的“黑道”。

　　第三個理由(第三個死穴：革命的制造者)：劉小楓引用盧梭的話，說：在今天，自由之士都要成為狂熱分子。今天，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對于自由民主公知們來講，就是希望中國大地發生“顏色革命”、再次回到鴉片戰爭的年代，自由民主公知的偉大使命就是鼓吹革命，希望神州大地一夜變成美帝國的殖民地，城頭變幻大王旗，插滿黑白紅星條旗。因此，自由之士都充滿著狂熱，仿佛被美帝打了雞血一般，而且比之文革式的狂熱過猶不及。他們利用網絡的力量，瘋狂的給這個時代、這個國家涂抹著黑色的顏料 。

　　在自由公知領袖蘇里先生的眼里，鄧曉芒是一位創建了自由哲學、值得這個時代所有的糊涂精英學習的自由主義教士。而教士的作用就是給自由民主公知們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鴉片或精神彈藥(比如：蘇里認為可以砸死人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免得自由民主公知們整天狂熱的“精竭而亡”，喪失戰線。可是，作為“啃經典”的鄧曉芒在自由民主公知領袖的眼里就是與時俱進，而劉小楓就是與時代格格不入，其批判標準似乎就是自由民主公知的自由立場。而一旦喪失自由的立場，導致嚴重的最終后果就是納粹主義、法西斯道路。

　　第四個理由(第四個死穴：斗雞)：自始至終，自由民主公知領袖蘇里同志都是挑起這場爭斗的罪魁禍首。原本，鄧曉芒自娛自樂的搞他的新批判主義，做他的啟蒙大師就很安逸，劉小楓自由自在的研究他的古典政治哲學，大家各得其樂，老死不相往來，同處一個大同世界，同做和平的地球人，就挺好，都被自由民主公知領袖挑來挑去，還引得無數無良學棍、無知且唯恐天下不亂之媒體湊熱鬧，真不知蘇里居心何在?自由民主公知們居心何在?在他們眼里，似乎一個太太平平的大同世界就是一樁罪惡，他們最怕閑得無聊、無事生非，就整出這么一出，讓鄧曉芒同志陷入自由民主公知與哲學家的兩難境地，猶如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最終，鄧曉芒就成了自由民主公知領袖玩弄的一只“斗雞”，自己反而被蒙在鼓里。實在悲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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