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致八十年代的熟人鄧曉芒教授的信

　　曉芒兄，

　　十多年沒見，沒想到竟然有如此機緣“重逢”。謝謝你下功夫研讀我的文章，并寫下廣受贊譽的長篇駁論。論戰是你的天性所愛，你一定在期待我回應，然后再予“新批判主義”式批駁。因此，我有必要盡快寫封信通知你：我不會回應。你的學理水平和言辭品質如何，明眼人都清楚。即便我再缺乏自知之明，也不會與你討論學理。

　　可是，不回應難免引起種種誤解，諸如不敢回應、理屈詞窮或傲慢地不予理睬……等等等等。為了避免種種誤解，我有必要說明為什么不回應。這封信本來僅僅是知會，但為了盡力向你清楚說明理由，恐怕難免會稍微有點兒長。

　　不回應的理由得從三年前劉蘇里與你的對談《哲學家今天的角色》(刊于《soho小報》2010年第9期)說起。此前，雖然我們早在含混的八十年代因從事德國現代哲學的翻譯而相識，算是老熟人，但實際上，我原本對你的學問及其思想品格都缺乏了解。蘇里在對談中說，“你們應該非常熟悉”，其實，我并不熟悉你的學問，尤其不熟悉你的思想品格。我十分慚愧，竟然沒讀過你出版的25本專著中的任何一本，沒讀過你發表的兩百多篇論文中的任何一篇。幸好，三年前的《哲學家今天的角色》有如豎起了一面明鏡，映照出你的思想品格、精神抱負乃至言辭品質——言為心畫，這篇對談錄是你的精神風貌的自我寫照，甚至是理解你所有專著和論文的鑰匙。

　　當年有人把這篇對談錄寄給我，是因為其中有一段你對我的著名品評，我就從這個品評說起。蘇里精心地把對談錄編織成四個部分，分別題為：1，背景，2，哲學，3，戰士，4，目標。對我的品評不長，出現在“戰士”一節末尾。這可能是蘇里的刻意安排，讓你作為一名“戰士”對我做出品評。當時蘇里說，在眼下這個急劇轉型的時代，“多數精英或許是糊涂的”。于是，他產生了這樣一種“沖動”：號召學界人士“都來讀讀鄧曉芒吧”。在蘇里眼里，你是不糊涂的精英(沒有“之一”)。隨之，蘇里就把我拉出來當多數糊涂精英的典型(如果我在場，我會拒絕“精英”這個帽子，盡管我不會拒絕蘇里說我“糊涂”)。你愉快地接受了蘇里給你的角色，然后品評說，“劉小楓最近一些年的表現令人失望。不過就我來說，本來就沒有對他抱太大的希望……他思想的糊涂不是一般的糊涂，早在他的《拯救與逍遙》中，就有大量的糊涂觀念，只是因為他文筆太好，所以掩蓋了他的毛病。最近竟然走到納粹主義去了。但這也是必然的。”從這段品評我才知道，你一直關注我。讓我糊涂的是，既然你早在八十年代就知道我“有大量的糊涂觀念”，為什么還關注我?我總不能由此推論：關注甚至鉆研“糊涂觀念”是你的偏好。

　　有了這段三年前的簡短品評，你如今的長文就更讓我糊涂：既然你知道我“不是一般的糊涂”，為什么花費時間和精力寫如此長文來批駁我呢?我即便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會去批駁“不是一般的糊涂”。對于糊涂腦筋，你無論說什么再明白不過的常識道理(遑論學理)都算白說，明智的選擇是：別理會糊涂腦筋——這是常識。不過，這個“糊涂”屬于你，與我的糊涂無關。

　　三年前讀那段品評時我就在想：你作為一名“戰士”為什么認為我“不是一般的糊涂”?我想搞清楚自己，按你的學理，我究竟在哪方面糊涂，以及怎樣一個“不是一般的糊涂”。在對談錄中，唯一能找到的解惑線索是你的這樣一句話：“我很早就說過，他[劉小楓]不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個儒家士大夫。”如果我沒有理解錯，你的邏輯大體是這樣：儒家士大夫等于“不是一般的糊涂”(大前提)，劉小楓是儒家士大夫(小前提)，所以，劉小楓“不是一般的糊涂”(結論)。我不得不尋找你對大前提的論證。果然，就在這段品評的前面不遠，你這樣臧否當時的國學熱：“國學熱的亂象不過表明今天中國人雖然經過了一百年的教化，仍然在觀念的現代化這門功課上不及格。”如果我沒有理解錯，你說的“一百年的教化”指的是現代啟蒙教化。倘若如此，你的邏輯就是：沒有經過現代啟蒙教化就等于“不是一般的糊涂”。于是，我理解了你為什么對我“最近一些年的表現”失望，以及你為什么本來就沒有對我“抱太大的希望”——因為，我在八十年代就對現代啟蒙教化抱有出自本能的疑慮;因為，我最近一些年來起勁兒地反現代啟蒙教化。這讓我想到，你很可能已經被啟蒙教化徹底征服，成了現代啟蒙的熾熱教士。新馬克思主義者寫的《啟蒙辯證法》和《理性的毀滅》已經反思過德意志啟蒙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的復雜關聯，你研究德國哲學二十多年，從未反思這一辯證關系。可見，你一直是啟蒙教化的熾熱教士——用蘇里的說法，你是啟蒙教化的戰士，因為你“對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中國文化持批判態度，無不顯示其戰士本色，自覺而充滿理性”(確切用法應該是充滿“啟蒙教化的理性”)。既然如此，我現在要對你說：由于你是啟蒙教化的教士和戰士，我不會回應你，遑論與你論戰——這是我不回應你的第二個理由。我需要做的僅僅是，揭露啟蒙教化本身的謬誤和啟蒙理性自身的迷信——但這件事情我已經做過了(參見拙文《學人的德性》)。換句話說，即便我要批判現代西方啟蒙哲學，我首先會直接找康德講理，而非找你講理。我并不自信，我知道憑靠我自己的心智力量遠遠不足以找康德講理，但我可以憑靠柏拉圖或者色諾芬或者萊布尼茨或者萊辛的思想智慧找康德講理，而且可以讓這件事情變得輕松有趣。我在康德的同時代人中就已經找到同道：哲人雅可比以寫小說的方式來反啟蒙，大文豪維蘭德也用寫小說的方式修理康德(參見利茨瑪，《自我之書》，莫光華譯，華夏出版社2010)——這意味著，與熾熱的啟蒙理性講理是徒勞。

　　我在你批駁的文章的題記中引用過盧梭一句話，“在今天，一個自由之士的所為，不過是在成為同盟時代的狂熱分子而已。要想超逾自己的時代而活，就得決不為這號讀者寫作”——我的引用方式已經把盧梭的話抄為自己的話，只是不便換成我們熟悉的語言而已：“同盟時代的狂熱分子”應該換成“文革式的熾熱分子”。我已經清楚表明，如果當今哪個“自由之士”有如“文革式的熾熱分子”，我有理由不理——這是我不回應你的第三個理由。

　　我早就聽說你是個馬克思主義者，卻一直不知道你是一個自由主義者……讀了《哲學家今天的角色》我才知道，你不僅創造了“自由的哲學”，而且做了自由主義教士。所以，蘇里慧眼識珠，號召學界人士“都來讀讀鄧曉芒”。起初讀《哲學家今天的角色》時，我感到納悶，自由主義戰士劉蘇里怎么會與你這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產生了戰友般的“共鳴”(參見對談錄中談“共鳴”與“共識”的區分一段)。讀過對談后我才明白怎么回事。原來，蘇里“峻急”地感到，自由主義陣營已經在“思想‘戰線’”喪失陣地——他“峻急”地看到，自由派只有公知，沒有哲學家，形勢異常嚴峻……這時，他發現了你——曉芒兄。在他眼里，你是哲學家，“受到[過]嚴格的哲學訓練，對從德國古典哲學入手的西方哲學，有著細致而精到的理解”，有《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這樣的扎實專著，是“遠近聞名的”教授。讓蘇里感到興奮的是，你更是一個自由主義公知……他在對談中告訴學人們，你在兩個舞臺“使槍弄棒”——“講壇和書桌”。你的“演講鋒芒畢露，一瀉千里”;你的書桌“層出不窮地生產(用詞可謂精準!)各類文章，言辭犀利，邏輯嚴密，論理扎實，包括新權威主義、民粹主義、新左翼，以及《河殤》、新保守主義、第三條道路”，都成了你的“新批判主義”的“批判對象”……你“保持了一位公共知識人應有的姿態和立場”。

　　于是，蘇里邀請你到他的舞臺上來展現你哲學家式的自由主義公知風范，以便更多的學人認識你，以你為榜樣——如果在中國學界或中國的大學里到處都是你這樣的自由主義公知教授該多好!“有請鄧曉芒教授”……整個對談由蘇里引導，他非常聰明，在開頭和結尾部分與你談哲學，把談自由主義公知應有的姿態和立場那一部分放在中間。如此安排為的是給我們留下這樣的印象：你的公知姿態和立場具有強大的哲學和學術力量的支撐。蘇里贊揚你“散發著西方古典知識人德性的光芒”，這是你的“新批判主義強有力量的秘密”——蘇里用“西方古典知識人”這個術詞，顯得有明確的針對性。近十年來，我老把“古典學問”掛在嘴邊，蘇里不僅聽煩了，而且明顯感到“古典學問”讓他的同盟受到嚴重威脅，形勢太過“峻急”。于是，他設計出這樣一個局：首先把劉小楓請到他的Soho舞臺上去講了一回馬基雅維利(這叫引蛇出洞)，然后再把你這位“散發著西方古典知識人德性的光芒”的哲學家公知請出來給劉小楓上課……瞧，蘇里這樣開始與你對談：

　　劉蘇里：很高興能在網上與您見面，談話!

　　鄧曉芒：是啊，現在信息如此發達，以前都不敢想像!

　　劉蘇里：可您還與學生在課堂里一頁頁“啃”經典，像是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

　　鄧曉芒：那是，世界上總還是有些永恒的東西，不因事物變化快就失去了價值。其實我所啃的經典正是這個時代的注腳，不過一般人認識不到這一點。

　　劉蘇里：您可以說詳細些。

　　蘇里的提問耐人尋味，他要告訴人們，你“在課堂里一頁頁‘啃’經典”，卻不像劉小楓啃經典那樣“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與你比起來，劉小楓啃經典可謂姿態和立場都不正確，沒準還“懷揣壞心思吧”。所以，在對談的恰當時候，蘇里就把我拉出來當了你的“新批判主義”的“批判對象”。你隨便對我“使槍弄棒”兩下，我還沒看清你的招術，就被你用“儒家士大夫”一棒子撂倒在地，然后用“最近竟然走到納粹主義去了”在我身上再踏上一只腳……謝謝蘇里，通過他用心良苦的這場對談，我才認識了你——曉芒兄。原來我以為熟悉你，讀過《哲學家今天的角色》我才發現，你多么讓我感到陌生!蘇里說，“你是在兩線‘作戰’，一面生產彈藥(用詞精準!)，一面親自‘戰斗’，非常‘駭人’!”蘇里說他向一位朋友推薦過你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那位朋友告訴蘇里，他“很看重這樣的工作”，因為“這是能打死人的東西……現時代，許多人想做出打死人的工作，但不肯吃苦，試圖走捷徑，所以能打死人的東西少之又少。”——蘇里緊接著你對我的“使槍弄棒”引用這位朋友的話，興許是在向我傳遞兩個信息：第一，他自己更看重這樣有學術分量的工作;第二，我已經被《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這部學術分量重得不能再重的專著打死啦(瞧蘇里那副高興勁)……順著蘇里的話你就說：

　　鄧曉芒：此書一刷三千套已幾乎脫銷，正在重印。這個波及面，應當很可以了，你想180元，打折也有一百多元一套，要買下來，連我都要咬咬牙啊!

　　劉蘇里：真的啊，這讓我這老書人吃驚!3000套，脫銷!

　　蘇里也許驚訝的是，《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的厚重學術分量“打死”的不止我一個，還有近乎三千人。我沒讀這本書就已經被它的學術分量“打死”，其余近三千人得通過閱讀慢慢地一天一天被往死里打，反倒不如我死得痛快。瞧，蘇里對你的戰果又驚又喜：驚的是你“親自‘戰斗’”果然“非常‘駭人’”(所以他夸你是“好戰士”);喜的是此書“正在重印”，戰果將會進一步擴大。可以預期，與劉小楓類似的人統統被這厚重的學術分量“打死”后，《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肯定已經脫銷，肯定會趕緊重印，蘇里怎么會不喜哩……難怪三年前我在萬圣書園碰到蘇里(當時他剛做完與你的對談，還沒有刊布)，他掛著一臉欣喜對我說：“有位哲學家說你是法西斯哦”……我問是哪個哲學家，他笑瞇瞇地不肯透露。與這相比，后來他罵我一句“認賊作父”算客氣啦——我能理解：近三年來，我不僅仍在啃經典，竟然還照舊擾亂他的“戰線”。

　　多么讓我陌生啊，曉芒兄!蘇里讓你冒充“西方古典知識人德性的光芒”，你竟然沒思考一下就做了。一個今天的知識人即便從事古典研究，絕不等于他身上就有(遑論“散發”)“古典知識人德性的光芒”——這“德性的光芒”僅僅來自古人(古典知識人)本身，而非今天研究古典知識人的知識人自身。如果今天有誰研究柏拉圖，能說他身上散發著柏拉圖德性的光芒?可是，與對談中別的讓我感到陌生的姿態和立場相比，這根本不算回事兒。不過，無論多么陌生，都與我要在這里說的事情無干——現在我要說的是不回應你的理由。蘇里制作《哲學家今天的角色》的意圖是，通過表彰你既是哲學家又是公知，證明你是“真正的”哲學家——所謂“真正的”含義是：只有符合現代啟蒙教化的哲學才是“真正的”哲學，“真正的”哲學家必須是一個現代啟蒙教士。蘇里希望我改邪歸正，像你那樣成為自由主義公知，并且對儒家傳統和急劇變革的現實“使槍弄棒”……

　　讀過《哲學家今天的角色》后，我的確思考過這個問題：在當今急劇變革的時代，一個哲學愛好者應該是個自由主義公知嗎?我的結論是：斷乎不可!如果一個人既是哲學家又是自由主義公知，就只有如下兩種可能：要么是假公知，要么是假的熱愛哲學。當然，生活世界中的情形遠比形式邏輯復雜，興許確實有能把真的熱愛哲學與做自由主義公知結合為一的人——即便如此，這個人熱愛的肯定不會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或者咱們儒家-道家傳統的哲學：不會熱愛無論西方還是中國的古典哲學。

　　《哲學家今天的角色》讓我看到，你既是哲學家又是公知的身份并不真實。你只有自由主義公知的身份，你的“自由的哲學”就是你的公知姿態和立場本身——正如你在對談中說：你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哲學家的，你的學理是你自己的“自由的哲學”亦即自由主義教條創造出來的。基于這一認識，我有了不回應你的第四個理由：我不會與“自己把自己造就”出來的自由主義公知坐而論道，因為我根本沒法理解這種公知的自由主義“學理”。我認真學習過蘇里與你一起給我上的這堂課，當時還做了學習摘記，記下對公知楷模的認識和一些學習中的困惑。我把三年前的摘記要點整理出來，附在后面，作為上述理由的論據。

　　好了，不再耽誤老兄時間，請接受我不回應的理由。你看到，這些理由中沒有意氣：sine ira et studio。為了氣氛輕松，我偶爾調侃了蘇里(他懂幽默，所以是“好朋友”)，但不會調侃熟人，以免誤會。不過，只怕蘇里在旁邊還是會說我一如既往地“狡猾”，善于找借口，其實就是不敢回應。既然如此，我不妨對蘇里承認：是的，我不敢與你的“哲學家”論戰。因為，一旦與你的“哲學家”論戰，我的言辭和學理的“可笑”和“荒謬”就會在所有明眼人面前顯露無遺，但我自己卻不知道自己“迷信”得荒謬且可笑，甚至乎還會因論戰姿態博得圍觀者喝彩而自喜不已。那樣的話，我在你這個明眼人眼里就“不是一般的糊涂”……

　　愿你繼續保持蘇里表彰的“一位公共知識人應有的姿態和立場”，祝老兄筆健。

　　劉小楓

　　2013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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