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義及其政治合理性困境

　　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西方社會思潮的主流，并以其“強勢”話語權向全球蔓延。按照大衛(wèi)•哈維(David Harvey)的理解，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jīng)濟實踐的理論，認為通過在一個以穩(wěn)固的個人財產(chǎn)權、自由市場、自由貿(mào)易為主要特征的制度框架內釋放個體企業(yè)的自由和技能，就能夠最大程度地促進人的幸福。[1]在通俗的用法上，新自由主義常常被和一種由市場合理性支配一切的激進的自由市場同等看待：競爭最大化以及通過經(jīng)濟上的去管制化而實現(xiàn)的自由貿(mào)易、去除關稅以及一系列有利于商業(yè)的貨幣和社會政策是其主要特征。[2]然而，正如許多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者已經(jīng)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絕不僅僅是基于“華盛頓共識”的一套包括開放市場、放松管制、私有化、全球化等在內的經(jīng)濟政策，它更是“一個有關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領域的革命性變化的概念”，“旨在把市場價值和關系推廣到更廣闊的社會和政治系統(tǒng)”。[3](P4)也就是說，新自由主義絕不僅僅是一套旨在促進自由貿(mào)易和最大化公司利潤的經(jīng)濟政策，它還被作為一種政治治理的形式而展開。伴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資本擴張，新自由主義成為西歐各國和美國經(jīng)濟政策的戰(zhàn)略工具，起初作為一種政治經(jīng)濟實踐的新自由主義被推崇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4](P150)正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言，盡管新自由主義在降低通脹率和提高企業(yè)利潤率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一切措施都是被設想為達到一個歷史目標的手段，即在國際范圍內重新推進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5](P45)在這種大格局下，被強勢推行的新自由主義，不僅以其經(jīng)濟合理性成為西方經(jīng)濟政策的主導，而且被吹噓為一種世界觀，滲透到所有領域。然而，當新自由主義的經(jīng)濟合理性邏輯開始支配一切時，其政治合理性的困境也就在所難免。

　　首先，一種規(guī)范的有關經(jīng)濟合理性無處不在的主張使得政治領域乃至政治主體的行為日益服從于經(jīng)濟合理性和利潤率的邏輯思維。伴隨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化，新自由主義逐步擴展并滲透到國家本身甚至所有個體的政治行為。在新自由主義看來，是否具有支持和培育市場的能力成為判斷國家是否成功的標準，國家本身被市場合理性包圍并激活，公開地響應市場的需要，利潤率以及關于成本和收益的普遍計算成為國家實踐的標尺。所有的政治話語都被框入與市場有關的話語，國家不但要關心市場本身而且要像一個市場行動者一樣去思考、去行為，凌駕于其所有其他功能之上。與此相應，政治生活領域中的個體被描繪為理性的、精明的生物，其道德自主性根據(jù)其“利己”的能力來衡量，道德被等同為一種關于成本、收益以及后果的理性考慮，作為政治主體的公民淪為自私自利的精于算計的消費者，成為公共生活和公共精神的對立面。在市場合理性的普遍滲透和支配之下，政治領域和其他領域一起，都日益服從于經(jīng)濟合理性，或者反過來說，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逐漸被納入市場合理性的軌道，這就不僅使得所有的行為和政策都服從于利潤率的考量，而且所有的人類行為和制度行為的產(chǎn)生都是作為合理的企業(yè)家行為而產(chǎn)生，根據(jù)效用、利益或者滿意度的演算來引導和衡量。[2]

　　其次，政治領域直接服務于經(jīng)濟的定位，特別是將道德和政治判斷縮減為一種成本收益的計算，以及根據(jù)這種計算去建構的社會政策，日益呈現(xiàn)為一種不斷強化的被資本浸透了的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新形式，私人利益日益控制著越來越多的社會生活，關心公共利益和窮人利益的核心公共價值觀正被拋棄。在始于“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的國內重組和外交政策之下，人們越來越多地強調社會問題的私人化和公共空間的商品化，財政投資、市場價值以及商業(yè)價值優(yōu)先于人類需要、公共責任以及民主交往，少量私人利益日益控制著越來越多的社會生活。[6](P5)市場關系、支配性的資本與政治、道德、責任等問題日益割裂，“投資者”所需要的流動性意味著權力和責任之間新的、空前的斷裂……責任和后果脫離是最讓人垂涎的獲利，而這正是新的流動性給可自由活動的、不做任何承諾的資本所帶來的。[7](P9～10)在這種政治文化之內，不僅民主從屬于市場規(guī)則，而且企業(yè)決策也免受公共責任的約束：“收入不平等處于歷史最高位，但有錢人宣稱他們對社會其他人沒有責任。他們拒絕為窮人提供幫助，一有機會就要為減稅政策辯護。幾乎人人都在抱怨，幾乎人人都在過分熱衷地捍衛(wèi)自己狹隘的短期利益，幾乎人人都放棄了向前看的眼光或者關心他人的需要。”[8]換句話說，在當今市場利益驅動下的西方社會，在適者生存的經(jīng)濟法則支配之下，公共利益、公民責任等觀念逐漸被徹底私有化的自由理想所代替。

　　綜上所述，新自由主義管制在消除非市場性的道德因素，提升利潤和權宜之計的地位并將其作為政策制定標準的同時，也日益與培育民主認同、民主價值、公共空間、公共制度等目標相對立，并不可避免地導致民主根基的破壞。在作為一種經(jīng)濟支配形式的新自由主義背后，是一種特殊的獨裁主義的野蠻觀念，在宗教權力、市場原教旨主義以及反恐法律程序混合而成的權力之下發(fā)動，并由此使法西斯主義抬頭。[6](P13)當追求盈利的文化居于支配地位并試圖清除民主的公共領域的時候，自我反思和集體性賦權就被簡化為自我抬高和利己主義，并通過一種新的、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合法化。對日益沉湎于由貪婪法則所支配的市場力量之中的西方社會而言，對持久存在的非正義的探尋已經(jīng)淪落到將政治合理性的邊緣作為參照標準，當民主的治理原則、民事法典以及宗教道德都屈從于經(jīng)濟的算計，當沒有任何價值能夠脫離這種算計，新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危機也就不可避免。

　　二、新自由主義全球正義的幻象與民主神話的破產(chǎn)

　　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之下，新自由主義竭力推行有利于資本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任何對成本、風險或不平等的認知日益淹沒在追求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市場以及令人鼓舞的出口導向型增長的步伐之中，由此帶來的全球性非正義惡果有目共睹：如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全球性的經(jīng)濟混亂、金融危機的爆發(fā);權力集中在幾乎不受任何監(jiān)督和控制的少數(shù)金融寡頭手中以及發(fā)展中國家對發(fā)達國家依附的不斷加深，等等。1996年聯(lián)合國工業(yè)發(fā)展組織的全球報告估計，在世界人口中，20%最富的人與20%最窮的人的差距從1960年到1989年擴大了50%以上，并且預言全球化進程將加劇世界不平等現(xiàn)象。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財富逐步從公共領域和大眾手里轉移到私人和特權階級手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和項目不僅使得國內少數(shù)人獲得驚人的財富，促進了國有資產(chǎn)對外國投資者的分配，而且將司法的、政治的以及體制的結構暴露于外部的操縱之下，國家的政治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脅。[9](P489)部分勞動者的勞動權力在私有化、市場化的名義下被剝奪，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中;福利開支減少，社會服務被大幅削減;原有的福利政策遭受破壞，窮人的生活愈發(fā)艱難。在這樣的社會中，平等和正義問題已被降低至社會關注的次要方面，探尋持久存在的非正義由于被視為阻礙了累積資本而被放棄，貧窮甚至被視為一種道德上的需要和策略上的需要，疾病、移民、藥品、不穩(wěn)定以及敵對狀態(tài)等問題日漸升溫，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共存變得更加困難。

　　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表現(xiàn)為一種新形式的政治，在這種政治形式中，對平等、正義或自由的執(zhí)守被如何在由恐懼、監(jiān)督、經(jīng)濟剝奪所支配的文化之中圓滑地生存所代替，[6](P11～12)在這種已經(jīng)牢牢掌控公眾想象力的新自由主義話語中，“批判性思想的可能性消除了，民主的辯論成為不可能”[10](P65～66)，其結果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倡導者實施最為無情的經(jīng)濟和政治政策，同時卻不必將此開放供公眾討論。新自由主義支配下的美國已經(jīng)變成了這樣一個社會：它關注更多的是消費而不是生產(chǎn)，是確認私人利益而不是爭取民主權利，是塑造競爭性的文化而不是培育浸透著社會責任意識的民主政治。在一個熱衷于消費者滿意度和消費品的社會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潛力正在悄然喪失，新自由主義所產(chǎn)生的是以漠不關心和玩世不恭為標志的非政治化的公民，以公民責任為中心的政治文化遭受破壞，并由此造成一個由倍感無力的、精神不振的個體組成的原子化的社會。[11](P6)人們生活在霍耐特(Alex Honneth)所描述的“失敗的社會性的深淵中，即他們感受到的痛苦無法在公共空間的表達中找到共鳴”[12](P188)，倫理的、政治的、民主的貧困癥狀已經(jīng)充斥整個社會。

　　簡單而論，自由主義民主在過去兩個世紀所提供的是一種經(jīng)濟和政治體之間適度的倫理張力。形式上的平等自由的政治原則(及與之伴生的對個體自治和尊嚴的承諾)刻畫了一種可替代的人性觀點以及資本主義之社會道德的參照對象。這是相比資本主義經(jīng)濟而言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兩面性(至少是潛在的兩面性)，即自由主義民主一方面反映并試圖合法化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同時抵制、反抗并調和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正如自由主義民主匯聚了許多資本主義價值如財產(chǎn)權、個體主義、霍布斯式契約之下的假定等等一樣，它在道德和政治原則與經(jīng)濟秩序之間所確立的形式上的區(qū)別也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有助于人們避免被市場詳盡無遺地掌控的厄運，逃離被市場價值無所不用其極地加以衡量的可怕生活。然而，當新自由主義使得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屈從于經(jīng)濟的算計時，經(jīng)濟和政治體之間適度的倫理張力終將破裂，自由主義民主注定無法通過屈從于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管制而幸存，因為在自由主義民主的基本制度或價值如自由選舉、代議制民主、均勻分布的個體自由到適度的權力分享甚至更為實質性的政治參與中，沒有什么能夠內在地滿足服務經(jīng)濟競爭的考驗或內在地禁得起成本收益的分析。

　　新自由主義曾聲稱要在當代世界體系中重新定義民主制度并傳播民主制度，自由主義的天然“自由”市場以及民主神話被灌輸進西方很多人的大腦，它鼓吹經(jīng)濟如何具有競爭性、合理性、有效性、公正性。然而，正如美國左翼政治批評家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指出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了“極端富裕的投資者和不到1000家龐大公司的直接利益”[13](P1)，“經(jīng)濟由大公司控制，市場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競爭。而且，公司本身就是極權組織，以非民主的方式運行。我們的經(jīng)濟以這種組織為中心，嚴重損害了我們建立民主社會的能力”[11](P7)。其實際后果就是：新自由主義既沒有帶來快速的經(jīng)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jīng)濟更加穩(wěn)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里，經(jīng)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jīng)濟和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新自由主義所許諾的全球民主的目標已經(jīng)失敗。[14](P15～33)

　　三、超越新自由主義：一個政治倫理的后續(xù)思考

　　批判性反思的目的在于超越，因此，如何超越新自由主義，已經(jīng)成為當前新自由主義批判一個不能不面對的話題。新自由主義試圖證明自己作為“歷史模式”對全世界不同文化的所有社會都有效并進而具有普遍必然性，它相信自己能夠超越歷史、文化和地域的局限性而達到所有人類社會的終極真理，然而新自由主義政治合理性的困境及其全球正義的幻象、民主神話的破產(chǎn)，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的這些理論是靠不住的。正如瓦爾登•貝羅所言，“新自由主義刻意將自己打扮成一種政治的科學，但它實際上只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即一套相對于某種歷史處境并代表某些群體的政治價值體系。”[15](P13)因此，要實現(xiàn)對新自由主義的超越，必須首先認清其意識形態(tài)的本質，辨明其政治價值的悖謬，從而在更廣闊的人類視野中探尋可能的路徑。

　　在社會的演進與建構認識上，新自由主義強調演進、競爭的邏輯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法則是歷史發(fā)展的原動力。資本主義體制性的問題被掩蓋在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法則之下，在狂轟濫炸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配合下，在統(tǒng)治精英們重構其階級力量的努力下，社會資源和財富的不平等分配愈發(fā)加劇，社會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況愈發(fā)惡化。基于競爭和效率的經(jīng)濟合理性以及基于正義原則的政治合理性之間的對立，對任何可能對純粹的市場法則構成障礙的社會政治結構及原則提出質疑，[16](P14)從而不僅在競爭、效率的名義下日益放棄對社會內部乃至全球范圍內巨大貧富分化的批判性反思，而且還借助于資本主義全球霸權的擴張策略不斷地以自由貿(mào)易為名加劇對落后地區(qū)的掠奪性開發(fā)。簡言之，西方以新自由主義為內核的全球化主張實質上是一種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不平等分配的主張，其所謂“正義”只是強權者的“正義”，對于弱勢者而言，是無盡的被剝削和苦難。

　　因此，在政治倫理的批判性視域中，新自由主義絕不是一種中立的、技術性的、經(jīng)濟的話語和一種經(jīng)濟合理性的模范，并由此可以提供最好的“通往最佳效率、快速經(jīng)濟增長和革新以及增進所有愿意努力工作和利用一切機會的人的繁榮的路線”[17](P16)。相反，它是一種新形式的政治，將民主政治隸屬于貪婪的市場經(jīng)濟法則之下，對利益的追求、逐利的市場競爭，演變成赤裸裸的動物般的生存競爭，經(jīng)濟自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合流。在新自由主義的話語中，“經(jīng)濟人”被視為“事實上的人”，其后果就是剝去了人類本來具有的“良心、義務感以及對人類福利的關心”，民主墮落為自由市場的同義語，平等、正義、自由的議題被剝奪了任何實質性的意義。

　　鑒于新自由主義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替代全球主義運動應運而生，其宗旨是在全球范圍內實現(xiàn)民主、公正、和平與人權,保護環(huán)境和爭取有控制的、團結的全球化。2007年10月3日至6日，由法國《今日馬克思》(Actuel Marx)雜志社發(fā)起并主辦的主題為“替代全球主義、反資本主義：一種世界政治的選擇”的第5屆國際馬克思大會在巴黎召開，會議提出了“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口號。[18](P1)有學者提出，未來成為全球新秩序支柱的基本原則絕不是經(jīng)濟、市場在運轉社會，相反，市場必須“植根”于社會，并被團結、公正和平等的價值觀所統(tǒng)治。[15](P13)也有學者認為，未來世界格局將發(fā)生三個“超越”：一是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上將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重新認識國際壟斷資本主導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局限性，使普通民眾擺脫貧困的努力建立在其真正的經(jīng)濟權利特別是對生產(chǎn)資料所有權的掌控之上，構建公正的經(jīng)濟全球化、地區(qū)化和集團化機制;二是在政治發(fā)展上超越“一超”主導的世界政治力量，擺脫少數(shù)西方國家頻頻干涉別國內政和人權進步的狀態(tài)，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達的多樣性，構建民主政治多極化和國防自衛(wèi)化機制;三是在文化發(fā)展上將超越資本主義的單一價值觀，確認各國和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構建豐富的文化多樣化和交互化機制。[19](P16～17)

　　縱觀當今世界，霸權主義的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話語的強勢蔓延，民主制度以及民主程序的雙重缺失，呈現(xiàn)出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的當代資本主義新危機的結構性特點。受到新自由主義主導之下的全球性政治霸權壓迫以及全球性金融體系剝削的人們，為獲得徹底的解放而不得不展開斗爭。2011年9月美國興起的群眾性“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短暫的時間里就使聯(lián)邦政府的關注點從削減聯(lián)邦預算和債務轉到了經(jīng)濟不平等及其帶來的社會不公正現(xiàn)象上，并深刻影響到美國民眾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從而為終結新自由主義奠定了廣泛的社會基礎。[20](P92)由此可見，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并沒有消解政治行動的能力，這種行動依賴于各種群體的能力——和平運動、反企業(yè)的全球化運動、人權運動、環(huán)境正義運動——在跨民族的邊界之內形成聯(lián)盟，在這種聯(lián)盟之內，共同體團結一致將提供一個共同的象征性空間和多重的公共領域，雖然人們講著不同的政治語言，但他們的目標無疑是一致的：“全球和平、經(jīng)濟正義、法權平等、民主參與、個體自由、相互尊重”[10](P4-5)。在那里，政治的話語和可能性被重新思考，規(guī)范被討論，并由此創(chuàng)造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專注于爭取社會平等以及經(jīng)濟、政治和文化公正的開放的話語，以徹底改變新自由主義對權力的粗暴使用，并尋找更為公平的、民主的變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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