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將新自由主義分子清除出黨　

一、新自由主義是大資本家階級對人民進行剝削和專制統治的工具　

二、中國新自由主義團伙的叫囂丑相

三、新自由主義官員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主要干擾源

四、做好黨的純潔性工作應正確處理兩種不同性質的黨內矛盾--人民與新自由主義旗手屬于敵我矛盾

　附文一：拉美新自由主義的災難性后果

     附文二：中東新自由主義及其政治動蕩

附：

       近期，由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系研究所聯合推出，國防大學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較量無聲》在網上走紅，《較量無聲》從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深刻揭示了前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因由以及三十年來美國對中國五種戰略滲透手段，為我國的國防民生各個方面敲響了警鐘。《較量無聲》立場明晰，材料豐富，發人深省，是每位愛國人士都需要深入學習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較量無聲》中有幾句話：

　　“長期以來，美國始終高度重視以我重要階層、重要部門、重要人員為主要對象，長期施加影響，積極培養代理人集團。”

　　“少數學者或官員或大肆鼓吹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或輕率處置巨額國有資產，客觀上，導致國家蒙受巨大經濟損失和嚴重社會后遺癥。有些政府部門，甚至自覺不自覺利用國家資源為西方思想文化滲透鳴鑼開道。”

       新自由主義為何被明確定位為美國“代理人”的經濟理論？新自由主義如何誤導我國改革開放，如何使“我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嚴重的社會后遺癥”？既然如此，那么在軍方眼中，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就已經不是純粹的學術，而是懷著強烈政治圖謀的漢奸買辦經濟學了。這些以新自由主義面目出現的國內代理人，又該如何處置？

　　前言：將新自由主義分子清除出黨

　　當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思潮，其實與80年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是一脈相承的，在80年代，兩任總書記因為犯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而下臺，可見，這種思潮在黨內可以說是“盤根錯節”、“源遠流長”。新自由主義官員的出現，同時也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黨進行常年西化、分化的“豐碩成果”。

　　當前，黨內西化派官員有幾個突出的特點：第一是閹割基本路線，他們無限制地拔高改革開放，而抵制四項基本原則，在他們看來，“改革無止境，開放無禁區”，他們實際上已經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當做改革的對象從而對之進行深度破壞。第二是，他們在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毛時代的同時，曲解鄧小平理論，將鄧小平理論解讀成新自由主義理論，試圖將改革引入新自由主義道路。

　　所以，中國黨內的新自由主義官員，是當前黨內危害最嚴重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腐敗分子，如果要做好黨的純潔性工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新自由主義官員這些反馬克思主義分子及涉嫌顛覆國家基本制度的敵對分子清除出黨。

　　一、新自由主義是大資本家階級對人民進行剝削和專制統治的工具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主導美歐意識形態和經濟對策的主流經濟學派。更有甚者，新自由主義進一步蛻變為美國政府對外推行霸權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對發展中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在近代經濟思想史上，沒有哪一個資產階級經濟學派曾經像新自由主義一樣在世界政治、經濟生活中起過如此巨大的作用和影響。但是，曾幾何時，2008年9月一場席卷全球的經濟風暴掃盡了它的威風。這場世界性金融、經濟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破產。

　　面對這場給全人類帶來深重災難的危機，全世界從學界、政界乃至平民百姓都在紛紛反思，用危機來檢驗新自由主義理論及政策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然而，在當今，中國卻是另一番景象：那些在改革開放中狂熱販賣新自由主義的二道販子們，卻固執己見，我行我素，繼續鼓噪市場原教旨主義。

　　許多學者指出，經濟學里的壟斷分賣者壟斷(Monopoly)和買者壟斷(Monopsony)。什么是買者壟斷?比如沃爾瑪和家樂福這樣的巨型超市，對很多生產廠家來說，由于它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購買方，許多生產廠家必須通過超市打開城市市場銷售其產品，因此，沃爾瑪和家樂福可以極大地壓低進貨價格。而資本家剝削工人，就是一種典型的買者壟斷(Monopsony)。在資本家們的眼里，購買工人勞動力和購買原材料本質上沒有什么不同，都必須盡量壓低價格。但是問題在于，整個社會生產資料所有權是歸少數人資本家所有和壟斷的，而工人之間的競爭比資本家之間的競爭更激勵些。我們可以看到的情況是，一個工人所能找到的合適的就業崗位是有限的，而且是無數的人在競爭這個崗位。工人被資本家雇傭，在企業內，資本家是主人，工人完全是雇傭奴隸。工人面對資本家，完全沒有自己勞動力的定價權。勞動力市場的定價權在人數極少的資本家階級手里，因為這一小撮人，壟斷了勞動力購買市場。只要工人之間勞動力供應之間的競爭程度超過資本家之間購買勞動力的競爭，那么工人便被資本家剝削。因此，整個資本家階級因為人數較少很容易就可以聯合起來，極力壓低工人的工資，剝削工人。而工人要想減少剝削，只能是成立工會、政黨與資本家談判，而要想消滅剝削只能是建立公有制經濟。

　　實踐已經證明，任何一個領域讓私企和外資控制，其危害都是極其嚴重的。新自由主義官員主張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這絕對是顛覆憲法的行為，這個政策落實下去就基本上全面的私有化，因為95%以上的經濟都是競爭性的。其危害更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由少數資本家階級壟斷產品供應，很容易出現賣者壟斷和通貨膨脹。比如，假如商品零售市場全部被幾家大型商超壟斷(比如被沃爾瑪、家樂福等巨頭壟斷)，在這個領域，即便是有幾百個資本家競爭，其競爭程度仍然少于十幾億消費者之間的競爭，他們相對于消費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壟斷者，消費者利益很容易受到損害，并且極容易加重物價的通脹。再比如房地產領域，即便是有幾百個房地產商，他們相對于億萬購房者而言，仍然是一小撮壟斷者，如果沒有政府的嚴厲干預，房價原則上可以以幾倍的成本增長，房地產商的利潤可以增至成本的幾倍，因為住房是基本需求。如果有國有企業提供大量的低利潤甚至無利潤的房屋，就可有效地壓低房價，減少房地產資本家對人民的剝削。同樣的道理，如果糧食和食品行業私有化市場化了，而政府放棄經濟干預職責，糧食及食品價格也會像房價一樣暴漲，糧商就會像房地產商一樣獲得暴利，因為糧食需求是比住房還要剛性的需求。因此，在任何社會，關鍵行業的市場化及私有化的結果只能是社會穩定受到嚴重威脅，這也是為什么即便是在美國，政府也會給糧食企業大量的高額補貼以壓低糧食價格的原因。

　　因此，物價的通脹和工資的緊縮是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然屬性和自然結果，其本質是在自由市場經濟中處于優勢地位的資本家階級對勞動群眾的剝削。二戰以后，面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壓力，資產階級被迫向工人讓利，工人福利顯著提升。而自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興盛以來，無論是看歐美還是看中國，工人的工資漲幅遠遠跟不上基本生物必需品的漲幅，工人階級的工資一直在負增長。假如政府不代表人民干預市場經濟、限制資本家權力，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社會一定是野蠻的、殘酷的社會。自由市場經濟，就是大資本家階級主導和控制的經濟，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讓市場決定一切”，其本質就是讓大資本家階級決定一切。

　　也就是說，在一個行業里，無論資本家是1個還是100個還是1000個，他們相對于億萬工人就是一小撮。只要勞動力供應方是億萬工人，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就會遠遠小于工人勞動力間的競爭，這些資本家就是壟斷資本家，他們通過壓低工人工資的這種方式剝削工人勞動力，這是資本第一大剝削手段。

　　同樣的，在一個行業里，無論資本家是1個還是100個還是1000個，只要產品購買者是億萬工人消費者，其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就會遠遠小于工人消費者間的競爭，這些企業就是壟斷企業，他們之間很容易達成價格同盟，一起漲價，剝削勞動者，提高企業利潤。再加上一些投機資本的囤積炒作，加大了這種通脹和漲價。資本家們就是通過漲價-通貨膨脹這種方式剝削工人消費者，這是資本的第二大剝削手段。

　　二、中國新自由主義團伙的叫囂丑相

　　中國販賣新自由主義的旗手，面對世界經濟大危機，執迷不悟，拒絕反思，一意孤行，繼續鼓吹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逆世界大潮而行，反億萬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動。

　　上世紀70-80年代，社會主義世界出現了一股經濟體制改革潮流。我國與蘇聯東歐國家不同，我國改革從起步時，就明確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這種抉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我國國情和民心決定的，也是當代國際大環境背景使然。

　　上世紀50年代，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拋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但一直無從下手。到70-8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掀起了改革浪潮。美國政府抓住這個戰略機遇，加緊推行“和平演變”。在經濟方面，大搞軍備競賽，把蘇聯捆在戰車上，拖垮蘇聯經濟; 利用美元霸主地位和美國在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中的主導權，主宰國際經濟秩序; 在所謂“經濟全球化”的旗號下，大搞資本輸出，通過投資控制行業和地區經濟，發展加工貿易，把蘇東國家全面拉入美國控制的世界經濟體系，使之依附于美國; 在文化教育和意識形態方面，敞開學校大門，培養和扶植代理人、代言人; 通過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大搞文化輸出，資助組織非政府組織，插手改革和發展，大肆推銷新自由主義，并直接或間接參與整體或局部有關改革和發展方案設計，左右媒體，引導輿論，掌握話語權，等等，不計工本，無所不用其極。最終，美“不戰而勝”，實現獨霸世界的夢想。

　　蘇聯解體了，俄羅斯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美國并沒有因此善罷甘休。相反, 繼續對社會主義世界推行“和平演變”戰略。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美國政府換了幾屆，但對華實行“西化、分化、遏制、殖民化”的戰略始終如一。美國視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實行“戰略重點東移”。這并非對華善舉善行。現在，環視我國周邊態勢，美國對華戰略弧型包圍圈己經形成，美國一手制造和挑唆的矛頭指向中國的事端不斷。更有甚者，美國政府正在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美國政府的智庫竟然鼓噪發動對華戰爭。

　　長期以來，政界、學界爭論“左”與右誰為主要危險。有一種極端觀點，認為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左”始終是主要危險，反“左”是主要任務。這種觀點把鄧小平在特定時期針對特定對象講的話普遍化、絕對化，是對鄧小平言論的實用主義詮釋。這種觀點對美國政府利用新自由主義爭霸世界、在改革和經濟全球化的旗號下, 對我國實行“遏制、利用、西化、分化、殖民化”的戰略圖謀，裝聾作啞、視而不見。美國政府對華戰略究竟是左還是右? 30年改革歷程表明，中國新自由主義謀士們，在美國對華推行全盤西化的戰略圖謀中充當了斗士還是別動隊?我們必須把國內的左右紛爭置于國際大環境、大背景中分析，才能作出切合實際的而不是主觀臆想的公式化的結論。以反“左”為名,轉移人們對西方“和平演變”戰略挑戰的視線，是別有用心的。

　　讓我們來看看某些中國新自由主義的忠實教徒們，在世界大危機中的所作所為、所言。

　　——念念不忘市場原教旨主義，繼續兜售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

　　世界大危機爆發延續至今，我國的改革和發展走到了重要路口：是堅持以和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堅持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還是讓新自由主義繼續肆意誤導中國改革和發展，使我國重蹈蘇聯和蘇共的覆轍?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現實迫切要求我們作出的抉擇。

　　2012年兩會前夕，《中國經營報》2012年2月27日發表了一篇文章《改革不容拖延》。文章認為，“經濟危機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蔓延，使人們對自由市場的未來命運產生了懷疑。然而,中國的故事并不能成為反對自由市場制度的理由。”中國現在必須 “繼續朝著建設自由市場體制的方向推進改革。這是一項未竟的使命。” 作者認為，他所謂的自由市場制度是“人類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選擇”。

　　作者關于自由市場制度的觀點，并無任何新意。它販自美國流行的經濟學教材，早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就擺上了地攤。所不同的是，一、他強調自由市場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決不會因大危機而改變;二、他的觀點為參與所謂“頂層設計者”鼓吹的“堅持市場化改革不動搖”，作了明確的注解。30年后與30年前，念的是同一本經。

　　——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為貫徹聲名狼藉的“華盛頓共識”制造輿論。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專刊》2011年11月20日刊登了一篇題為《深化市場經濟改革難在哪里?》的文章。作者說，“仔細回想一下，我們改革的成就離不開‘華盛頓共識’，改革中許多問題正是偏離了其中的一些要點，或者貫徹得不徹底。” 作者給改革“過大關”指明的出路，就是貫徹“華盛頓共識”。

　　美國政府炮制的“華盛頓共識”，早己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它是美國政府假手世界銀行等國際經貿組織，對外推行經濟霸權主義、實行殖民擴張、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根基的重要政策工具。其主要內容是，以新自由主義為理論指導，在緊縮銀根的條件下，開放市場，全面實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新自由主義及“華盛頓共識”已經給當代世界發展造成了災難性后果。

　　我國30年改革和發展，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面臨亟待解決的諸多矛盾和問題。究其原因，從領導層面分析，主要是沒能全面認識和處理好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兩面性;從貫徹實施過程分析，主要是來自內外新自由主義的干擾、障礙。舉例來說，中央提出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體系，但在實際執行中卻被異化為泛市場化，以致造成“新三座大山”，加劇貧富兩極分化。又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央提出“抓大放小”，但在實施過程中“放小”被歪曲為“一賣了之”，全部化公為私，中飽私囊，一些人借改革之機靠掠奪公產實現了一夜暴富。“改革” 成了新生資產者實現原始資本積累的遮羞布。如此等等，還可以舉出很多。不過，那時候還需要遮遮掩掩，搞“合法斗爭”。現在他們則自己扯下了遮羞布，公開打出了“華盛頓共識”，露出了盧山真面目。這是公開向黨和人民挑戰。北京大學不是有位明星教授公開宣稱改革下一步就是私有化嗎?2012年3月18日他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會上說:國有企業己成未來中國成長的最主要的障礙之一。未來幾年，中國在經濟領域要做三件事：一是國有企業私有化 ，二是土地私有化，三是金融自由化。

　　——詆毀、阻撓和破壞學界對新自由主義及其“華盛頓共識”的批判。

　　在學界, 首先識破新自由主義危害，率先舉起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義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院貫徹中央指示態度堅決、行動迅速、措施具體、成果卓著，受到各界好評和中央的肯定。也出了一個打白旗的。此人對經濟學一知半解，但膽大妄為，信口開河。他斷言: “批判新自由主義完全是偽命題”，“借批判新自由主義之名，批判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借批‘主流經濟學家’之名，批判鄧小平和黨中央!”“誤導干部群眾，制造社會混亂”。

　　——伙同世界銀行掌權的美國佬,炮制旨在最終瓦解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根基和柱石的長期規劃。

　　2012年2月27日, 世界銀行網站公布了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撰寫的關于中國未來改革方案: 《2030年中國: 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

　　早在這份報告問世之前，就有人在媒體上大造輿論，說中國市場化改革還沒有過大關，當前社會中出現的問題，是由于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改革不到位; 改革需要“頂層設計”。世行報告出籠，終于揭開了謎底。原來，這個報告就是所謂“頂層設計”。這伙人便是報告起草的參與者。

　　何謂“頂層設計”? 難道胡錦濤同志不算“頂層”嗎?他強調的在所有制結構改革中必須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難道不是“頂層設計”必須遵循的原則嗎?還有，中央編制的《十二五規劃》(草案)，不也是“頂層設計”嗎?再有，針對上世紀90年代以來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改革泛市場化、過度商業化造成的后果，中央在這些領域分別出臺了帶有糾偏性質的深化改革的方案，這些難道也不屬于“頂層設計”嗎? 世行及其中國的同伙熟視無睹，究竟是何緣由?原來他們是企圖給世行報告戴上“頂層設計”的桂冠，奪得改革的領導權、話語權。這個“頂層設計”葫蘆里裝的是什么藥呢? 在洋洋大觀的字里行間隱藏著什么樣的真實戰略意圖呢?《報告》的要害，就是以“進入高收入社會”為誘餌，用20年時間把國有經濟的比重降低到10%，而且應當保證國有企業按照商業化規則運營，不得為了實現政治目的;要打破壟斷，降低私有企業進入門坎，準許私有企業進入社會保障事業，開放資本項目，依靠市場力量對國有經濟進行整合，企圖分步驟地用漸進辦法最終摧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執政的根基和經濟基礎，把中國全面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繼續充當西方國家的打工仔、提款機。熟知近30年蘇聯、中國等改革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了解世界銀行底細的人們，對這個報告并不會感到陌生。它不過是老調重談，用中國人能接受的(實為蒙騙)話語來推銷陳詞濫調。

　　必須指出，世行和我國政府機構合作的這篇報告，事關我國發展大局，事前未經我國最高立法機關授權，事后又未經立法機關審核批準，是完全違反憲法的。

　　——肆意編造、惡意曲解馬列著作，鼓噪社會民主主義思潮，與新自由主義合流，以挽救其頹勢。

　　說中國新自由主義信徒只是“二道販子”的角色，這似乎小看了他們。他們好歹讀過一些馬列著作，現在總算派上了用場。美國師爺說，計劃經濟是種行政命令經濟體制。他們便推出列寧，說列寧在《國家與革命》這本書中就把社會主義經濟比擬為一家“國家辛迪加 ”, “即一家由政府壟斷經營的大公司”。作者斷言，“軍事共產主義”是“蘇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 “世界上第一個計劃經濟體制”。這是對列寧原意的蓄意篡改和對歷史的惡意歪曲。對于計劃經濟，不能否認它的弊端，改革不能到此止步。但也不能任精英人士往它頭上潑污水。所謂“行政命令經濟”，這是對“計劃經濟”的片面歪曲。斯大林說過國家計劃具有指令性。它的本意是說，國家計劃經最高蘇維埃(立法機關)通過后，就具有法律效用。中央政府對地方、部門、企業實行分類管理，分別實行直接計劃調節、間接指導性計劃、自主計劃。在所有制結構方面，以農莊莊員家庭副業和宅旁園地為形式的私人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是一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是城鎮居民果蔬副食品的主要來源。職工住房私有化，轎車早己進入家庭。全國城鄉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民福利制度和十年制義務教育等(在實行“休克療法”時都不敢動搖)。英國首相邱吉爾坦承, 當初他曾想把蘇維埃政權掐死在搖籃之中，但他對斯大林的歷史功績卻作了客觀公正的評價: “斯大林接受的是還在使用木犁的俄羅斯，而他留下的卻是裝備了原子武器的俄羅斯。”

　　前幾年, 在我國社會科學界有一批學者領頭打出了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旗幟，在社會各界特別是在勞動群眾之中引起了很大反響和支持。新自由主義鼓吹者猖獗一時的氣焰不得不有所收斂。但他們并不善罷甘休。有幾個投機者眼見新自由主義失去強勢，便從第二國際舊武庫中翻箱倒柜抬出了社會民主主義或曰民主社會主義。所不同的是，給這件銹跡斑斑的武器披上了“晚年恩格斯”的外套。其手法，和他們的同伙對待列寧一樣，是肆意歪曲篡改，欺世盜名。他們所謂“晚年恩格斯”，就是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寫的導言, 和他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寫的附錄。據網上傳播的辛子陵在一個講演中說，“從《共產黨宣言》起到《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宣傳共產主義的。馬克思于1883年去世。到了1886年，恩格斯宣布放棄共產主義理論。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中寫下了一段令他的追隨者們目瞪口呆的話:‘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于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系的狹小范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這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反思他和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一切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實踐者和研究者，都不可輕視或忽略這93個字，沒讀過或沒懂得這93個字，就是沒弄通馬克思主義……讀過《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這些名篇，你就更要牢記這93個字，因為這93個字把這三大名篇否定了，把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否定了，把整個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否定了。” 辛子陵斷言，馬克思恩格斯 “ 晚年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主張改良資本主義制度，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許多人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是事實”。(轉引自《中華魂》2011年第7期)

　　恩格斯的原文刊登在中文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中。把原文和辛文對照閱讀，就可以清楚地暴露出辛子陵行騙的丑惡伎倆。第一, 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表述的、被辛子陵當雞毛抓住的觀點，原本是恩格斯的科學歷史觀創立處在“胚胎發展的一個階段”中的不成熟的現點，恩格斯本人后來對它是持批判態度的。在辛引用的那段話之后，恩格斯緊接著指出: “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現在也還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從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觀點，向工人鼓吹一種凌駕于工人的階級利益和階級斗爭之上企圖把兩個互相斗爭的階級的利益調和于更高的人道之中的社會主義，這些人如果不是需要多多學習的新手，就是工人最兇惡的敵人, 披著羊皮的豺狼。” 辛子陵及其同伙不正是這類人嗎?

　　——無視蘇聯解體和經濟危機給俄羅斯人民造成的災難，追隨戈爾巴喬夫之流，步葉利欽后塵，圖謀把中國拖上俄羅斯災難之路。

　　據媒體披露，蘇聯解體完全是美英政府精心預謀、一手策劃、假手戈爾巴喬夫操作的政治陰謀。全盤私有化，成了對人民的空前浩劫，使國民經濟遭受空前嚴重的災難。僅僅5年的時間(1992-1996)，經濟上造成的破壞等于衛國戰爭時期的2.5倍，通貨膨脹達到5000倍的天文數字。20年過去了，除了天然氣產量之外，其它經濟指標都沒有達到蘇聯時期的水平。“過上西方富裕生活”的美夢早己化為泡影。在國際上，俄羅斯已淪為二等公民。兩次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俄羅斯都沒能幸免。

　　危機是最有說服力的教員。它促使俄羅斯人民、政治家、學者紛紛反思，推動了俄羅斯人民覺醒。2001年7月，俄羅斯電視第5頻道開播了一個名為“時代法庭”的辯論節目。在辯論“布爾什維克是挽救了俄國還是葬送了俄國”時，72%的電視觀眾和82%的互聯網網民都認為是布爾什維克挽救了俄國; 當辯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是一場災難，還是走出絕境的出路”時， 93%的電視觀眾和88%的網民都認為是一場災難!

　　俄羅斯經濟現在已開始進入復蘇。但這將是一個緩慢、曲折、艱難、長期的過程。俄羅斯走向何方? 這將決定俄羅斯能否重新踏上強國富民之路。

　　然而，近幾年，那股歷史虛無主義的沉渣在我國又再次泛起。現在，他們批判的矛頭己經不再局限于計劃經濟了。口誅筆伐延伸并擴張到整個體制、模式、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指導思想、理論。他們叫嚷：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是斯大林版本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正宗的馬克思主義;對斯大林模式應當否定，否定得越徹底越好。有人甚至呼吁：“亟須開展一場肅清斯大林流毒的運動”! 按照他的理論邏輯, 我們的黨章和憲法都應當劃入“流毒”之列，必須“肅清”!接著，便是將中共拉下執政黨的“神位”，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趕下指導思想的“神壇”。這便是這幫“改革派”企求的結局。

　　人們也許會問:中國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為什么會如此頑固呢?恩格斯有句名言:人們奮斗的一切，都是為了利益。當一種觀念和持有者的物質利益結合在一起，并融為一體時，這種觀念便轉化為人的行動，變成物質力量。現在，我們面對的，已經不是書本上的條條教義，而是已經形成了一股有經濟實力、有綱領、有組織、有輿論陣地的勢力群體。對此我們要認真對待，決不能掉以輕心。我以為我們的正確態度是：丟掉幻想，繼續戰斗。

　　三、新自由主義官員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主要干擾源

　　如何對待私有制經濟(包括本土資本及外資)，需要根據社會環境的不同條件靈活處理。從原則上看，公有制經濟的所有者是全民，私有制經濟的所有者是極少數國內外的資本家，全民的利益當然要高于極少數資本家的利益，這是基本常識。但是，改革開放初期，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且存在某些體制弊端，國家政策可以適當偏向外資和私企以促進經濟活力。但是，當外資和私企的規模和比重已經遠遠高于公有制經濟體時，當中國兩極分化比美國還要嚴重時，將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平等對待甚至將全民利益放在優先地位就是必須的了。但新自由主義官員的主張卻是永遠優待外資和私企，歧視國企，直到徹底私有化將國企消滅干凈。

　　只有當公有制經濟的限制制約有效時，中國的私有制經濟才不會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比如，當國企提供的勞動崗位充分、全國的勞動力大部分在公有制企業就業時，公有制經濟便主導了勞動力市場，工人的工資才能大幅提升，中國的私營企業主便很難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剝削工人。總而言之，新自由主義官員的存在，會將中國私有制經濟引向資本主義的邪路，將公有制經濟和社會主義引入死路。由于新自由主義官員能夠相當大地影響經濟改革政策，這使當前中國推行的許多經濟改革過度地照顧國內外大資本家的利益，而忽視全民的利益尤其是廣大勞動者的利益。任由新自由主義官員發展壯大，最終的結果是整個中國共產黨階級基礎的轉移和基本性質的變質。

　　新自由主義官員雖然人數較少，但是由于他們身處關鍵崗位，危害極大。九十年代后半期以來，改革開放出現的一系列弊端，主要是受新自由主義官員的影響。比如國企大規模私有化導致工人下崗國資流失資本家暴富，中國絕大多數勞動者淪為國內外資本家的雇傭奴隸;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帶來民生三座大山;外資泛濫控制骨干產業危害國家經濟安全;出口企業市場化過度惡性競爭導致資源白白外流(稀土行業是典型);新自由主義官員拿中國老百姓辛苦積累的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兩房債券和其他垃圾債券……可以說，新自由主義官員是當前中國改革一切弊病的根源之所在。眾所周知，當前中國社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出現這種局面，正是新自由主義官員的私有化誤導，中國當前公有制經濟的比例已經低于30%，已經遠遠不占主體。這已經嚴重顛覆了憲法和黨綱的相關規定，但新自由主義官員不但反對落實憲法、壯大國企，反而極力主張國企進一步私有化。

　　毫無疑問，極右新自由主義官員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主要的干擾源。繼續由新自由主義官員影響、干擾改革開放，破壞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中國兩極分化問題無法得到解決，中國新生資產階級必然繼續發展壯大直至控制國家政權。出現這種局面，按照鄧小平理論的定義，改革開放就必然失敗和走向邪路，黨必然變質國家必然走向動亂。所以，習近平同志三一講話是及時的的、必要的，清查新自由主義官員，保持黨的純潔性，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

　　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

　　四、做好黨的純潔性工作應正確處理兩種不同性質的黨內矛盾

　　做好黨的純潔性工作，要吸取我黨90年歷史中的經驗教訓，正確處理兩種不同性質的黨內矛盾：

　　一方面，大部分的黨內矛盾是屬于正常的人民內部矛盾在黨內反應，對于這類矛盾，要以民主討論的方式求得團結、統一、共識，而不能搞斗爭擴大化。

　　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的黨內矛盾，屬于敵我矛盾在黨內的反應，對于此類矛盾，決不能無動于衷、姑息養奸。比如某些黨員干部背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信念、信仰西方經濟新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思潮，其理想、信念、理論、實踐早已經與馬克思主義南轅北轍。當前黨內此類反馬克思主義分子在黨內之比例并不太大，但是他們卻身處某些關鍵崗位，對社會主義事業危害極其嚴重。再比如，某些罪大惡極、無藥可救的腐敗分子，早已喪失了基本的共產黨員的資格，他們的存在引起了極大的民憤，嚴重地破壞了我黨與群眾之間的血肉聯系。對以上這兩類影響廣泛、危害嚴重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腐敗分子，必須清除出黨。

　　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有些領導干部所以走向違紀違法、腐化墮落的深淵，從根本上講是世界觀、人生觀這個‘總開關’出了問題，喪失了拒腐防變的能力。”所以，那些放棄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黨內新自由主義官員們，必然是“總開關”問題最嚴重的官員，同時也必然是黨內危害最嚴重、民憤最大的貪腐分子。而那些真正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干部，自然在根本上比新自由主義官員有更強的拒腐防變的能力。那些新自由主義官員們，他們的立場不是站在最大多數的勞動者(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一邊，而是赤裸裸地站在國內外的大資本家、大富豪一邊。其實，這些新自由主義官員的老婆孩子親戚朋友本身已經是大資本家、大富豪。而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本身就是為大資本家服務的意識形態，其內核就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利己主義，這種意識形態是與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徹底對立的，受這些觀念侵蝕的官員是最容易腐敗的。所以，這些腐敗的官員信仰新自由主義和其他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可以說是一種必然。

　　胡錦濤同志建黨90周年講話指出：“全黨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新自由主義官員便是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中沒有經受住考驗，他們喪失了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他們羨慕國內外大富豪、大資本家的生活方式，他們或者被國內外大資本家收買，或者老婆孩子親戚好友甚至連他們自己都已經轉變為隱形的大資本家。

　　今天中國最突出的腐敗，已經遠遠不是改革開放初期的貪污國庫貪污公款，而是某些官員利用手中權力為國內外的大資本家階層服務(這在國內外大資本家參與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導致國資流失的無數案例中已經有清晰的展示)。因此，中國最腐敗的官員，正如蘇聯解體前的特權階層一樣，必然會反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從而披上新自由主義及各種資產階級理論的面紗。

　　事實上近幾年查處的某些民憤極大危害嚴重的有代表性的腐敗官員，如前統計局局長邱曉華(主張國企全盤私有化)、商務部高官郭京毅(收受外資賄賂，主張開放無禁區)、最高院副院長黃松有(主張自由主義，主張按照美國模式搞政治改革)等人都是放棄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想信念，信奉起西方新自由主義和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高官。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一方面要堅決反對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念，同時也必須堅決反對階級斗爭熄滅論的論調。在世情國情黨情已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如果看不到當前中國及世界存在的顯著的兩極分化和階級對立，如果看不到當前黨內危害最大的腐敗分子的本質是國內外大資本家在黨內的代理人，如果看不到我黨與腐敗分子的斗爭是人民大眾同國內外大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應，如果反腐敗斗爭不深入到理想信念及理論旗幟等政治層面，而只停留在司法表面，那么反腐敗斗爭很容易異化為爭權奪利式的內斗和內亂，甚至被國內外敵對勢力所利用，反腐敗斗爭不可能走向正確的政治方向。

　　附文一：拉美新自由主義的災難性后果

　　債務危機爆發后，拉美11個主要債務國組建了卡塔赫納集團，期望根據“以發展促還債”的方式與債務國直接談判，而不是采取消極的緊縮經濟、迫使債務國犧牲的方式來解決債務問題。但是遭到拒絕。

　　美歐等債權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牢牢掌握著主動權，從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個處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義。在美歐等國家的強大壓力下，拉丁美洲各國(除古巴外)被迫吞下了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苦果。1984年，世界銀行史上出現了第一次在貸款給一個國家時要求對方必須按照新自由主義進行經濟改革的怪現象——墨西哥不幸成為了第一個，其他拉美國家則緊隨其后。在此后的蘇東劇變、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這種情形又再度上演。

　　拉美成為世界上新自由主義實踐得最為徹底的地區。這給拉美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長率為5.5%至6%，而80年代年均增長率僅為1%，被稱為拉美歷史上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上漲，增長率上升到3.3%，但是也未達到70年代前的水平。

　　上世紀60年代，拉美失業率為4%，80年代失業率為7.5%，90年代至新世紀初失業率為9%。

　　1970年，拉美家庭貧困率為40%，1980年為40.5%，但是1990年上升到48.3%。貧困人口1980年1.359億人，1990年增加到2億，2003年增加到2.26億人。其中阿根廷表現得更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貧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卻增加到51%。

　　在此期間，拉美各國平均通貨膨脹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兩位數增加到三位數，1990年達到1185.2%，1991年至1994年保持三位數起伏不定，1993年反彈至876.6%，1995年至1998年降至兩位數。

　　依靠通脹對拉美國家及民眾財富的掠奪，大規模的私有化也開始了，隨之而來的是外資直接投資在拉美幾個大國增加尤為迅速，1990年至2003年，墨西哥增加3倍，巴西增加5倍，阿根廷增加9倍。其中超過40%的外資直接投資都是用于并購拉美的大型企業、資源。1991年至1996年，外資直接投資中用于并購的資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別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別為82.3%、58.5%、42.6%，大量企業產權轉向跨國公司。

　　1990至1999年，拉美500強企業中，外資企業由1990至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年至1999年的230家，銷售額從27.4%上升到43.0%。國有企業則從87家減少到64家，銷售額從33.2%減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業100強企業中，外資銷售額從53.2%增加到62.7%，國有企業則從 4.2%降至1.2%。此外，1998年至1999年，拉美出口企業中，外資企業出口額占43.2%，國有企業僅僅占24.1%。外資企業重新占據了主導地位。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1980年至1990年，拉美的凈流出資金超過2000億美元。與此同時，1990年的拉美各國還欠著4430億美元。拉美各國承擔了私人資本的巨額外債，拉美各國的私人資本卻投資到國外。

　　在吞下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之后，拉美又發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9年的巴西貨幣危機，2001年的阿根廷經濟危機。恰好是拉美三個最大的經濟體，又一次重創了拉美經濟。

　　附文二：中東新自由主義及其政治動蕩

　　中國防范美國輸出政治動蕩應借鑒中東國家的教訓。當前中東發生政治動蕩的國家如突尼斯、埃及，以前都曾經保持過長達數十年的政治穩定局面，美國曾經將這些國家的統治者視為親密盟友，因為他們在內政、外交方面都忠實地秉承了美國的旨意，在社會經濟領域完整地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盡管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了貧富分化和腐敗泛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仍將突尼斯、埃及稱贊為“模范國家”，2009年美歐財團主導的達沃斯世界論壇年會上，突尼斯被評為“非洲最安全和穩定的國家”。

　　但是，在美國為轉嫁危機蓄意誘發的貨幣、價格極端變化沖擊下，中東國家政治經濟穩定性仍然難以招架并顯得不堪一擊。2011年隨著美國金融危機深化再次面臨泡沫破裂前的危急形勢，美國迫于轉嫁危機需要毫不留情選擇了拋棄其親美盟友。盡管美國以基尼系數衡量的貧富差距顯著高于突尼斯、埃及，但由于在發展中國家民眾的消費支出中食品、燃料占更大比重，美聯儲濫發貨幣政策和華爾街財團瘋狂炒作食品、能源價格，誘發的全球通貨膨脹必然對發展中國家造成更大沖擊。

　　中東政治局勢動蕩首先在突尼斯、埃及爆發，恰恰是因為它們曾經長期推行“普世價值”和新自由主義，美國通過長期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接觸培養了大量代理人，貧富懸殊和腐敗泛濫也蓄積了強烈的社會不滿，2010年9月，突尼斯經濟部門官員不顧國際糧價的猛漲，順從美國旨意削減政府食品價格補貼并同國際市場完全接軌，為美國輸出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創造了有利條件，因此，美國優先選擇了突尼斯作為誘發國際局勢動蕩的突破口。

　　由于國際局勢動蕩能夠刺激避險情緒有利于維護美元霸權，這樣美國既能濫發美元又能避免美元下跌并喪失購買力，通過制造、加劇國際局勢動蕩能獲得千百億美元利益，因此，美國一面積極輸出天量信貸政策、美元和通貨膨脹，一面竭力宣揚“普世價值”輸出顏色革命和政治動蕩，通過向世界各國轉嫁危機損失謀求獲得多方面利益。中國應對美國支持“顏色革命”和分裂勢力表現出高度重視和敏感。

　　隨著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陷入長期動蕩和生存危機，如何揭露美國向全世界轉嫁經濟危機并維護全球霸權的圖謀，制止美國策劃新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掠奪全世界的財富，甚至在危機嚴重時實行軍事凱恩斯主義發動戰爭對外擴張，將成為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重大嚴肅問題。

　　埃及是新自由主義的典范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納無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義政權，因為其代表了現狀：裙帶資本主義與掠奪性外資相互合作、一片繁榮，而民族工業破壞殆盡。1991年，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計劃被強加給埃及，其結果是毀滅性的：“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持續攀升，年輕一代失去就業機會。”社會支出的縮水還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了基本醫療保健和教育的機會。埃及的兩極分化現象已經越來越走向極端。一千個家庭控制著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商業和財富，他們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受益者。為了壓制合法要求和正義聲音，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安全部隊，“警察局里的刑訊和虐待成為一種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盤查成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顯然，如此腐敗的政權已經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譽掃地。不管華盛頓收買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動用多么強大的軍事力量，都無法動搖埃及人民要求變革的意愿和決心。埃及人民為獨立和贏得國家尊嚴所作的斗爭永遠不會停息。美國頑固地要求維持現狀并維護其在中東的地緣政治利益，這再次暴露了其國際行為的丑陋性。總之一句話，美國不過是只紙老虎。

　　1989年冷戰的結束標志著全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全球化的擴散。令人驚奇的是，作為一個極為貧困的國家，在實施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加的經濟改革數年后，埃及竟被標榜為新自由主義的典范之一。為了免除多達數以百億美元計的債務，從1991年開始，埃及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了一份關于結構改革措施的協議。結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開放市場、為外國直接投資提供國民待遇等一系列結構調整計劃在埃及得到執行。

　　統計數據顯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成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于埃及的報告：埃及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由1991/1992年實質上停滯的狀態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脹率從超過21%下降至7%”。此外，開放市場和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導致了外匯儲備的不斷積聚。

　　然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看來，這仍未達到預期值，尤其是在結構改革方面。于是，1996年至1998年，它為埃及設計了為期兩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規劃，其重點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貿易自由化和財政金融部門改革”。

　　遺憾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將利潤豐厚的國有企業拍賣給外國跨國公司或本國圈內人。這造成了埃及“工作環境的快速惡化，引發了一次極為猛烈的罷工潮，以至于一位分析家稱之為中東地區近半個世紀最大的一次社會運動”。

　　其間，“裙帶資本主義盛行，而曾經作為埃及經濟支柱的本地工業任由衰退。與此同時，私營的工業部門生產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壞環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產能不斷擴大，得不到有效的監管，為居民的健康帶來嚴重惡果”。

　　而且，裙帶資本主義必然導致財富集中于極少數經濟精英之手。不少經濟精英充當了跨國公司的代理人，大量地進口電子和汽車等消費品。房地產開發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許多人與政治精英關系密切。這些開發商僅以實際價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閉式小區和度假勝地，供埃及社會上流階層所用。利用國家的支持，包括基礎設施補貼和廉價的土地，房地產作為非石油產業，成為埃及經濟的第三大產業。

　　毫不奇怪，埃及社會日益兩極分化，“據評估，1000個左右的家庭控制著該經濟體的大部分領域”。為了保護其財富，維護自身利益，精英們施加政治壓力，促使有關稅收改革的法律通過。從而，最高所得稅從42%削減為20%。在穆巴拉克的領導下，埃及政府實行單一的統一所得稅。據此，高工資和低工資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稅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導了一個這樣的進程：國家財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絕大多數人貧困化，4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之下，每天的生活費不足兩美元，失業率不斷上升，年輕一代沒有就業機會”。

　　而且，由于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并放棄了自給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糧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扶搖直上。然而，埃及政府無視工人的抗議，仍然將最低工資固定為一個月不到一百美元。這在埃及工人階級中不得人心，但贏得了跨國公司的認可，“全球工商業界稱贊穆巴拉克的做法是‘勇敢的’、‘印象深刻的’和‘有遠見的’”。

　　于是，外國投資蜂擁流入埃及，尤其是它的經濟特區。由于張開雙臂歡迎外資，埃及取得了“在過去的三年保持高達7%”的經濟增幅。表面上，在許多旁觀者看來，埃及是一個繁榮的國家。埃及的首都開羅在不到五年的時間里規模擴大了一倍，豪華別墅、大型購物中心、主題公園、高爾夫球館和馬球館四處林立。

　　遺憾的是，這樣的房地產發展水平沒有改善絕大多數埃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實上，自實施新自由主義所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劃以來，90%的埃及人沒有分享到國內生產總值和經濟增長的成果。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越來越多的埃及人陷入貧困。最令人吃驚的是，這竟然發生在埃及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這引出一個問題，以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是否正確和有效。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武裝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計劃的重壓下，埃及甚至將公共社會服務私有化。結果，大多數埃及人喪失了基本醫療衛生和教育的機會。那些受不到教育的窮苦孩子最終只能從事卑賤的工作，拿著微薄的薪水，來勉強維持家庭的生計。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穆巴拉克家族的成員竟是這種裙帶資本主義的積極參與者。他們是許多企業的股東，其唯一目的就是使自己變得更加富有。實際上，“穆巴拉克及其小集團長期以來一直將埃及視為其私人領地，將埃及資源視為戰利品進行分贓”。

　　他們自肥腰包的另一種方式就是將金融部門私有化。用中央情報局的話說，埃及精英“積極地推行經濟改革，以吸引外國投資”。2004年至2008年期間，穆巴拉克及其親友忙于兜售埃及國有銀行。埃及銀行落入外國人手中的同時，穆巴拉克取消了對自由資本流動的限制，放松了對外國財產投資的監管。埃及成為全球房地產投機和有價證券投資的圣地，因為它取消了紅利稅、資本收益稅和債券投資利息稅。

　　因此，2005年，埃及商業銀行出售了其70%的股權;隨后，2006年，亞歷山大銀行——埃及最大的四家國有銀行之一，被一家意大利銀行——圣保羅銀行收購。國有銀行的出售和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放任自流極大地玷污了穆巴拉克政府的形象，暴露了該政府的丑陋本性。這預示著它將自食惡果，從而播下了其覆滅的種子。毫不奇怪，執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調整計劃，其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了2011年1月25日的暴動。

　　由于埃及的政治和經濟困境，新自由主義在該國備受指責。經濟學家、開羅的薩達特行政學院前院長漢迪•阿布德拉茲表示，“埃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帶來了通脹呼嘯直上、失業率持續上升和普通人購買力的下降”。阿布德拉茲先生補充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有效地限制了這個國家的司法、立法和安全能力，而不是只局限于經濟問題……物價的失控已經引起惡性通脹。同時，失業率正在穩步攀升，而根據實際價值衡量，普通人的工資水平一直下滑。這一切逐步破壞了社會穩定，使得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破壞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糧食價格飛漲。在埃及，各種主食價格每年攀升17%。但是，西方媒體報道埃及暴動時，卻完全忽視了這一簡單的事實。自埃及暴動以來，《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里德曼等全球主義者一直譴責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稱這些國家造成了糧食價格上漲，從而間接地引起這場暴動。他表示：“中國本身并未促成這場暴動，但是，中國和以亞洲為首的發展中世界對肉類、谷物、糖、小麥和石油的消費日益增大，確實促成了該事件。”然而，根據新德里經濟研究中心的加雅提•戈什教授的研究，2006年至2007年糧食價格暴漲期間，印度和中國的需求實際上下降了3%。

　　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之后，美聯儲將利率降至史無前例的低水平，同時放松銀根，向美國金融體系注資數以萬億計的美元。于是，投機資本蜂擁流入商品市場。借助于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等金融衍生品、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公司，利用杠桿作用，將小麥價格拉至空前的高度。其最終結果是：“紅色硬質小麥通常以每60蒲式耳3至6美元成交。該價格先是升至12美元，又至15美元，再至18美元，而后突破了20美元。2008年2月25日，紅色硬質春麥期貨收盤于25美元每蒲式耳。具有諷刺性的是，2008年是世界歷史上小麥產量最高的一年。”

　　在一篇題為《高盛如何對世界窮人饑荒下賭注并贏了賭局》的文章中，新聞記者約翰•哈里(Johann Hari)稱：“從2006年底開始，世界各地的糧食價格突然開始飚升。一年后，小麥價格上升了80%，玉米上漲了90%，大米漲了320%。30多個國家發生了糧食暴動，2億平民面臨營養不良和饑餓。2008年春季，糧食價格又不可思議地忽然回落到原先水平，似乎在玩一場魔術。”聯合國糧食問題特別報告員吉恩•齊格勒稱之為“無聲的大屠殺”，完全是“人為操縱的”。

　　事實上，在金融市場，農產品被包裝成類似于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品，僅是在名稱上由債務抵押債券(CDOs)改為商品抵押證券(CCO)。事實真相是，由于新自由主義解除管制政策的實施，高盛等華爾街投資銀行的手段之一就是以制造金融泡沫來牟取不義的暴利，網絡泡沫和房產泡沫就是明證。顯然，下一個泡沫將是農業泡沫，它會給數以億計的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大規模饑荒，更不用說已經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大規模暴動。

　　雖然西方媒體極盡所能地將埃及暴動描繪為“自由”和“民主”起義，但實際上，它是為了“生存”和“匱乏”而戰。歸根結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及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金融投機商將谷物價格抬高至一種天價，從而導致大規模暴動。此外，新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放棄對農業的扶持，采取一種不干預的政策。由于城市中心區得到大量投資，而農村的農業發展遭遇忽視，埃及等許多國家很快淪為糧食極度匱乏的國家。更糟糕的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行的經濟改革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第三世界的農民遭受西方國家得到補貼的農產品的不公平競爭，這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動蕩和糧食危機。因此，隨著穆巴拉克政權的垮臺，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人民的眼里已經信譽掃地。對于那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領導人和擁護新自由主義的國家，這應當是一記警鐘。他們最終會落到與穆巴拉克一樣的命運，步其后塵并國破家亡嗎?這無疑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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