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蘇聯解體：來自上層的革命

二、蘇聯集體：意識形態的變化是先導

三、某些人正引導中國走上復辟反動之路

      附：《較量無聲》的細節（一）：南方系的七宗罪http://oisum.com/Article/yulun/2013/11/308376.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二）：茅于軾是賣國賊嗎？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379.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三）：那些被福特基金會“攻堅”了的人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411.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四）：為何要徹底清查新自由主義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448.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六）：基督教背后的右翼勢力http://oisum.com/Article/guofang/2013/11/308518.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七）：賀衛方如何瘋狂反黨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253.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八）：微博謠翻中國，絕不能忍http://oisum.com/Article/yulun/2013/11/308604.html

       近期，由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系研究所聯合推出，國防大學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較量無聲》在網上走紅，《較量無聲》從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深刻揭示了前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因由以及三十年來美國對中國五種戰略滲透手段，為我國的國防民生各個方面敲響了警鐘。《較量無聲》立場明晰，材料豐富，發人深省，是每位愛國人士都需要深入學習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較量無聲》中有幾句話：

　　“一個放棄了政治旗幟，放棄了理想信念，放棄了思想武裝和敵我意識，最終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對手的政黨，一個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不是銳意進取，而是固步自封，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神話進而失去了執政根基的政權，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覆亡是必然的。”

　　“蘇共亡黨意味著是假馬克思主義的失敗，絕不是共產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蘇共)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了這些根本宗旨，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背叛了)它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它的最高綱領，放棄了共產主義，這樣它在脫離背離乃至最終背叛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它不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人民群眾也就不擁戴它了。”

       毛主席說過，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對于這句話，《較量無聲》可謂心領神會，融會貫通。對于蘇共亡黨亡國的解釋，《較量無聲》雖然列舉了大量美國陰謀滲透的外部因素，但最終解釋點卻在于“蘇共的失敗是假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是政黨自己“放棄理想信念”、“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神話進而失去了執政根基的政權”的結果。于此，《較量無聲》可謂高屋建瓴，尖銳地直指內外因素，深刻而全面：蘇共的失敗，不單是帝國主義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修正主義的結果。

        所以，對于中國的紅色江山能否穩固，關鍵不但是要保持反帝的警覺性，還要保持反修的警覺性。

        那么，蘇共失敗最關鍵的是修正主義的結果，是否正確呢？

一、蘇聯解體：來自上層的革命

　　事實表明:黨-國精英中起決定作用的那一部分人，從懷疑改革很快就轉變到以極大的熱情擁護激進的改革--以資本主義來取代社會主義。

　　黨-國精英為什么會退回去加入親資本主義同盟呢?怎樣看待他們對社會主義的承諾呢?要知道，這是他們過去都表示要遵守的承諾。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這種表示是毫無意義的。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蘇聯黨-國精英中的絕大多數在方法上，都是注重實際的，而不是執著于某種意識形態。他們之所以加入共產黨，是因為入黨對他們在職務上的提升有好處。他們受到激勵，不是由于獻身于某一意識形態，而是為了追求物質利益和權力。通過入黨和進入到精英階層，他們確實可以得到錢與權。這種對黨的態度，當1991年7月一個擔任政府官員很長時間的人在被問及他是否是一個共產黨員時，他作了很好的表述:"我當然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

　　乍看起來，黨-國精英主張選擇資本主義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想一想，一個天主教徒會突然之間變成無神論者嗎?美國商會難道會呼吁私有企業的國有化嗎?教友會教徒會把一年的獎品頒發給一個像綿羊一樣軟弱的人嗎?然而，蘇聯的黨-國精英最終卻擁抱了他們曾經在意識形態領域強烈反對過的敵人。如果有誰去對這種轉變作一些審查，他就會發現這種轉變不僅自然而且還特別合乎邏輯。

　　黨和國家的領導成員由于位居精英層確實有許多物質上的利益。和一般人相比，他們的工資收入很高。由于工作需要，他們可以使用豪華汽車。他們可以住進豪華別墅。通過特殊安排，他們可以得到質量上乘的食物、飲料和其他消費品。通過廣泛的社會聯系，他們能確保小孩進入最好的學校讀書。

　　蘇聯精英分子的物質利益雖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精英相比，他們在物質上所享受的特權也就相形見絀了。正如我們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在蘇聯體制下，社會上層和底層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差別要小得多。一個蘇聯大企業的總經理的報酬大約是一般產業工人的4倍，而美國企業總裁的報酬一般是普通工人的150倍。

　　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收入從來沒有公開過。但是，《星火》雜志編輯、蘇聯精英分子的猛烈抨擊者維塔利·科諾提奇在1989年聲稱，政治局委員們的收入每月在1 200盧布～1 500盧布之間，最高領導層的收入也最高，大約每月2 000盧布。當時的蘇聯企業一般工人的收入大約是每月250盧布。因此，在蘇聯體制下，最高領導人的工資是一般產業工人的8倍。1993年，在美國，產業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約是每年2.5萬美元。這種工資水平的8倍那就是一年20萬美元。而美國高層精英每星期的收入都超過這個水平。

　　蘇聯高層領導擁有舒適的住房，但是，它也不能和美國公司和政府部門的高層領導的私人住宅相比。戈爾巴喬夫總統本人住的是一套有四間住房的、外表很普通的房子，坐落在列寧山區。緊鄰著是希武德那茲將軍的家和另一個不知名人士的家。蘇聯前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退休之后，在莫斯科郊外有一個舒適的家，但是，要是在美國，一個比較成功的醫生和律師就可能擁有這樣一棟房子。尼古拉·雷日科夫的財富和權力是無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高級官員相比的。

　　對于蘇聯黨和國家的中級和下層領導來說，物質方面的報酬就更加有限，要知道，蘇聯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超級強權國家之一。美國研究蘇聯政治問題的專家杰里·霍克(Jerry Hough)這樣來描述他們的狀況:

　　相比較而言，蘇聯行政人員的工資很低，而且生活狀況很可憐。明斯克(白俄羅斯共和國首都)黨委第一書記和妻子、女兒女婿一起生活在一套兩居室的房子里，而有一些高層領導和妻子住的是在列寧格勒的一居室的房子。

　　蘇聯黨-國精英不僅在物質生活條件方面比西方國家的領導要差很多，他們這種生活水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靠他們個人職位的臨時津貼來維持的。黨-國精英所享受到的奢侈品--豪華汽車，較大面積的住房等--都是工作需要的補貼，而不是私人財產。在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通過合法的途徑積累物質財富幾乎是不可能的。積累了一定物質財富的蘇聯領導人總是擔驚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發現或被起訴，因為這樣的事情總是時有發生。而西方大公司和政府的領導人除了有與工作有關的臨時補貼外，還擁有個人的財產(一般來說，這些政府領導在進入政界之前曾經是以做生意為職業的)。

　　在美國和英國，當一個政府領導人失業時，他的私有財產可以維持家庭的消費水平。但是，蘇聯領導人的特權卻是靠領導位置來維持的。即使是高層次的精英們也害怕招致他們的上司的不高興，他們知道一旦失去職位就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系的權力和威望，而且也意味著要失去與職位相聯系的目前的生活水平。而且，沒有什么物質財富可以傳給自己的子孫。

　　在20世紀80年代，越來越多關于西方國家的信息傳進了蘇聯。各種西方的影視節目在蘇聯上演，到西方觀光旅游的人也越來越多。蘇聯黨-國精英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同級別成員的生活方式之間的巨大差別。我們上面所談到的蘇聯問題研究專家杰里·霍克，在介紹蘇聯領導人的可憐的生活狀況之后，繼續指出:"在這種行政制度下的政府官員，如果在西歐政治制度下，可能生活好得多，現在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霍克認為，可能就是這一事實使得蘇聯的體制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當許多原蘇聯黨-國精英最終認識到不值得為這一政權制度奮斗并且放棄奮斗的時候，這一政權制度也就倒臺了"。

　　當然，既然黨-國精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且他們也知道了這一點，那他們為什么不放棄對原有制度的捍衛呢?這個注重實際效益的、只注重個人利益的集團，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改變他們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支持以資本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就可以允許他們擁有生產資料，而不僅僅是對它們進行管理。他們就可以合法地積累個人財富。他們就可以不僅僅是通過自己的社會聯系和影響，而且可以直接通過財產的轉移，來保證他們子孫的前途。

　　改變自己信仰的唯一障礙就是意識形態。那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要實現這一轉變確實是不容易的。當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臺的時候，一些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人由于他們所獻身的事業的失敗，因為感到巨大的精神壓力而自殺或者從此一病不起。但是，這畢竟只是一少部分人。大多數注重實際效益的人就像他們早年一樣，很快就改變了信仰。

　　兩代人之前，也就是在1939年，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和約以后，蘇聯黨-國精英一夜之間從反對德國法西斯轉變到批評英國帝國主義野心。兩年以后，當德國侵略蘇聯時，他們又立即轉變立場開始反法西斯主義。諸如此類的意識形態的迅速轉變，很早以前就在蘇聯高層領導中表現出來了。在20世紀80年代末，當共產黨的紀律已經完全渙散，已經出現政治逆流的時候，黨-國精英就不得不為自己打算了。事實表明，為了獲得那些可以感覺到的私人利益，他們是有能力實現這種信仰的轉變的，就像他們的前任們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有能力轉向對上級領導唯命是從。

　　在1991年6月，一個美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對蘇聯精英分子的意識形態進行了研究，大量的經驗事實證明，當時的大多數精英分子轉而支持資本主義。研究者對記錄在案的當時的團體討論進行了分析。圖7-1就是研究的結果。在這次研究中，我們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個人劃分為知識分子，而不是把他們作為黨-國精英，而且這次的研究不是以隨機抽樣進行的。盡管如此，結果仍然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幅令人驚訝的圖景，在蘇聯上層社會中幾乎沒有人支持社會主義制度。只有12.3%的人被劃為"民主社會主義者"，即支持努力改革和實現民主化的社會主義的人。不到10%的人被劃為"共產主義者"或"國家主義者"，這與我們的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他們是對蘇聯體制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支持者。正如我們在第8章中將要看到的一樣，當時的民意測驗表明，與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眾從總體上是擁護社會主義的，而只有一少部分人贊成資本主義。

　　精英分子放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過程，是怎樣被人們認識到的呢?早在1987年，許多黨-國精英就開始離開自己的職位而變成了資本家了--也就是說，他們建設的或者說為之奮斗的是新的私人企業。作為這一進程的一部分，各種各樣的國有企業、社會主義經濟被它們的管理者不動聲色地、偷偷摸摸地轉變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圖的企業。這一做法在進行了好幾年之后，又變成了官方的政策。這一進程的另一方面是由黨-國精英來完成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間，他們從得到戈爾巴喬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葉利欽的支持。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他們聲稱他們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有了新的覺悟，他們認為私有財產和自由市場是俄羅斯唯一的前途。

　　二、蘇聯集體：意識形態的變化是先導

　　----其核心是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敵對勢力只有奪取政權，才有可能復辟資本主義：而在共產黨執政的條件下，只有共產黨自己思想混亂、組織渙散、喪失戰斗力，敵對勢力才有可能奪取政權。所以，敵對勢力必然首先從意識形態領域著手。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凡是要奪取一個政權，總是先制造輿論，做意識形態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這是一個被蘇聯東歐劇變的事實所證明了的客觀的規律。

　　讓我們看一看上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吧!當時擔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利加喬夫在后來的回憶錄《戈爾巴喬夫之謎》中作了這樣的描述：從1987年秋天起，在蘇聯的不少報刊上開始出現一股歪曲和污蔑蘇聯歷史的逆流，“暴露文章猶如狂濤惡浪，席卷了輿論工具。極右報刊所描繪的不是多維的歷史，不是成就與錯誤相互矛盾地交織在一起的歷史，而只是陰暗的污點。根據那些文章判斷，過去沒有一點好東西，我們的父輩和祖輩在這塊土地上毫無意義地受折磨，陷入苦海，時代的延續性被切斷了……這種不公正的、惡意中傷的、不真實的歪曲報道驚擾和刺激了社會氣氛。于是矛頭開始對準了共產黨、蘇共，對準了黨的歷史(我再說一遍，這是艱難的，然而是光榮的歷史)，最終指向了人民，指向人民對歷史的懷念。”利加喬夫的這一描述真實地反映了蘇聯當時的輿論狀況。

　　值得研究的是，這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盡管是違反歷史事實的謬論，為什么能在蘇聯社會上逐漸地成為主流思想、左右了整個輿論呢?除了歷史淵源外，不能不指出，這是蘇共中央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領導集團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會主義路線的結果。戈爾巴喬夫上臺不久就提出所謂“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方針。他主張的民主化，是不分階級、不講專政和集中的民主，這為反共勢力的猖狂進攻打開了綠燈：他主張的公開性，是放手反共勢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蘇聯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錯誤和消極現象： 他主張的多元論，是允許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的言行合法化，聽任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所有這些民主、公開、多元，都是“單行道”，只準發表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準有人針鋒相對地進行批判：只準反共勢力毫無阻礙地組織游行、集會、罷工、罷課，卻不準共產黨進行反擊。在這條方針、路線指引下，敵對勢力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活動，而共產黨自己的手腳卻被捆住了，只能聽任敵對勢力的攻擊，束手待斃。利加喬夫在回憶錄中 曾詳細敘述了這樣一個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敵對勢力否定和攻擊黨的歷史的文章鋪天蓋地而來，蘇共中央政治局對此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從未提出異議;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張對黨的歷史進行實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剛一發表，蘇共中央政治局卻立即作出反應，又是開會討論要求人人表態，又是組織寫批評文章進行反擊，又是查背景力圖揪出后臺。用利加喬夫的話來說，這是思維的“雙重標準”：對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實行“意識形態多元化”：出現捍衛社會主義的反駁文章，則進行 追查，予以圍剿。其實，這并不會使人迷惑不解，而正好是對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多元論的最好注解。

　　蘇聯政局劇變過程中，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制造的輿論的核心內容是，全盤否定甚至攻擊污蔑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他們說共產黨不只是犯了錯誤，而且是犯了罪的組織，甚至“同法 西斯組織一樣”：衛國戰爭的勝利不過是“大法西斯打敗了小法西斯”：他們把現實社會主義制度說成是“極權社會主義”、“軍營社會主義”、“官僚專制”的社 會主義，社會主義非但毫無成就可言，而且給人們帶來的“只是災難”：他們攻擊十月革命是少數暴徒發動的政變，使俄國離開了“人類文明的正道”，70年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迷誤”。諸如此類的謬論，俯拾即是。總之，社會主義是一部“不光彩的歷史”，必須與之“一刀兩斷”、“徹底決裂”。一時間，“告別過 去”、“炸毀過去的一切”等口號充斥輿論，成為宣傳的主調。

　　敵對勢力全盤否定和攻擊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目的是“一箭雙雕”。一方面，他們通過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輿論，公開地提出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要求“把共產黨排擠出政治舞臺”，甚至要求“審判共產黨”、取締共產黨;公開要求拋棄社會主義制度，恢復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他們利用這種輿論瓦解與敵對勢力作斗爭的力量，使共產黨員都成了是犯錯誤組織、甚至犯罪組織的一員，抬不起頭來：他們利用這種輿論把社會主義搞臭，社會主義成了一個貶義詞，使人民對社會主義失去信任。這種輿論一旦成為主流，敵對勢力對黨和社會主義發 起的進攻，變成了一件伸張正義、理所當然的事了，同時使得正直的人們難以挺身而出起來捍衛黨、捍衛社會主義。當戈爾巴喬夫等宣布解散共產黨、解散蘇聯時， 在蘇聯全境幾乎沒有出現任何有組織的抗議，更不用說有力的反抗了。這對具有90年光榮革命傳統的蘇聯共產黨，對具有70年歷史的世界強國的蘇聯來說，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然而了解了當時那種“黑云壓城城欲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狀況時，就不難理解了。這也可以說明，為什么西方敵對勢力把做意識形態的工作，放在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第一條。

　　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是從全盤否定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入手，進而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在這方面，赫魯曉夫開了惡劣的先河。他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當時就引起極其嚴重的后果，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 浪潮。事后近30年時間里，蘇共從來沒有對斯大林作出全面的科學的分析和評價，致使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一直在蘇聯黨內、國內占了主導地位。這就為戈爾巴喬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打下了思想基礎。蘇聯的演變不是偶然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產生的，從政治思想淵源來說，可以追 溯到赫魯曉夫時期。蘇聯的演變，實際上從赫魯曉夫時期已開始埋下了種子。上世紀80年代末蘇聯的動亂，正是以“粉碎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及其有關的一切東西”、“徹底拋棄斯大林模式”、“與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劃清界線”為突破口的。當時斯大林己去世30多年了，為什么又把斯大林拿出來大 肆撻伐呢?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名為批判斯大林，實為批判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與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相比，這一時期的反斯大林浪潮達到了十分離奇的地步，連無中生有、造謠惑眾的手段也使出來了，并進而引申出去，攻擊和誹謗列寧，再進而否定馬克思、恩格斯，搞得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全部成為“歷史的錯誤”。這樣，按照這些革命領袖的思想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他們直接領導下開展活動的共產黨，當然也就站不住腳了。

　　斯大林代表了蘇聯黨和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時代，如何評價斯大林，這不僅是對他個人，而且是對一整個時代的評價。敵對勢力從否定斯大林(進而否定列寧)入手來 否定黨和社會主義實踐，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斗爭策略。這里的教訓是，必須實事求是、科學地評價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警惕歪曲和丑化無產階級革命領 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文章及著作的出現，更不能讓它自由地廣泛傳播。

　　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為過渡，逐步地誘導群眾接受他們的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主張的。敵對勢力在全盤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的同時，竭力宣傳他們所主張的未來社會的面貌，即全面恢復資本主義 制度后經濟、政治、文化生活將會是如何的美好。他們往往不是一下子公開說出自己的意圖，而是以非政治化、非意識形態化作為過渡，先提出一些模棱兩可的、怎么解釋都可以的新概念來代替科學的、旗幟鮮明的、內容確定的原有概念，一點兒一點兒地修正和改變原有的觀念，讓群眾在沒有警覺的情況下跟著他們走到邪路上去。

　　戈爾巴喬夫就是其中的典型。早在1983年即他上臺之前，他就決心要“按新的原則建設國家”，提出“我們的社會要改頭換面，徹底改變 自己的性質”。但是，他的主張是根據群眾的接受能力逐步出臺的，誘導群眾一步一步地走入他所設下的陷阱。例如，在政治上，他先說堅持共產黨領導，反對多黨制;后來又說“多黨制不是原則問題”，再接下來宣布“憲法任何一條都可以修改，包括第六條”(即規定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那一條)，再到“不要像魔鬼害怕燒香那樣害怕多黨制”，最后宣布取消共產黨領導，實行多黨制。在經濟上，對所有制結構，他先是說要堅持公有制，接下來主張不分主體與補充的多種經濟成分的“混合經濟”，進而宣傳“非國有化”，最后才宣布實行私有化，消滅公有制;對運行機制，他開始時只講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系，然后提倡抽象的、不講以哪種所 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最后宣布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必須實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思想上，他從聲言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吸收擺脫了教條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思想遺產”，再到批評“馬克思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的活力”、“列寧沒有完整的社會主義建設綱領”，最后宣布馬克思列寧創 造的社會主義理論已經過時，必須拋棄，如此等等。有人說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多變，其實這只是他的一種伎倆和表象，而他要達到的目的則是一貫的。正如他在 1991年11月不打自招供認的：“應該改變制度，我當時(指他上臺不久--作者)就得出了這個結論。但是如果一開始，社會還沒有作好準備，就這樣提出問題，那將一事無成。”難怪在蘇共解散、蘇聯解體以后，戈爾巴喬夫說：“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己經實現，我感到安寧。”

　　蘇聯演變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這是一個花費了慘痛代價獲得的、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教訓。

　　三、某些人正引導中國走上復辟反動之路

　　黨內掌握重要職權、為自己既得利益而奮斗的官員與社會知識分子中主張西化的頭面人物組成所謂的“精英”聯盟，以改革之名，自上而下地走復辟變天之路，這樣的情況不正在中國發生著嗎？

　　雖然我們沒有看到也沒有條件進行那種能真實反映當今中國黨政要員政治傾向的調查，但是，通過各類場合各種渠道了解到的真實情況并不算少。一些以反共賣國著稱、受美國資助、以“中共的掘墓人”為使命的所謂自由派學者及其研究機構，長期得到上層保護，肆無忌憚，暢通無阻。“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在華線人名單更是觸目驚心，那么多黨政高官和大牌學者赫然在目，奸賊當道根深蔓廣，國家安全危如累卵!作為培養中共領導干部的最高學府中央黨校，都在干什么?去年底，為紀念憲法頒布施行30周年，與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針鋒相對，中央黨校召開所謂“優秀骨干師生”參加的務虛研討會，讓做過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皇甫平作了極富煽動性的總結發言。“我們已經下了市場經濟的水，更是下了私有化的水”，“摸不到石頭就要學會游泳了，不要再想著石頭了”;“我們在座的很多人，房子也不少了。但是哪天不知讓誰發你一條微博，你就都沒有了，多的怕是連一家子的命都要吐出來。不少同志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國外，留下自己一個人，為了什么?這么大的犧牲精神，就只求留個種?何必不追求一家天倫團圓?何必不求長坐在自家江山上?布什他爹是布什，安倍老爸叫安倍，多坐幾代人嘛，坐上坐不上也不死人嘛。蔣經國的子孫也比我們的子孫要安全些嘛。陳水扁貪腐被關起來了，可是我看他和他那一家人，都比我們很多干部及其家人要更安全些，更要自由些。何必呢?”“從根本上逐步消除這種不安全的狀況”，就要“大膽追求憲政法治，大膽推進司法獨立”，“只要有了法治作底線保障，只會比現在更安全、更自由”。“手上的核武器那么多，還亡黨亡國的戈爾巴喬夫，我看他在臺下時比在臺上時還安全些。官也好，民也好，沒人對他怎么樣嘛。”“克林頓在辦公室和萊溫斯基的緋聞報出來后，無非也就是大大方方道個歉，他和民主黨也都無傷大雅。”而“我們現在要是縣委書記出個這種破事，……就是立馬丟官，徹底搞臭，紀委再一查，怕就要丟命，全家搞死。”最后還警告：“一贏全贏，一輸全輸。 ”這不就是一篇活脫脫的“憲政”變天動員嗎?恐怕講到不少黨政高官的心里去了，更令人遺憾和痛苦的是，沒有聽說當場有一個站起來反駁的。聯想到習總書記所講，蘇共垮臺時，偌大一個黨，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就解散了，最后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么人出來抗爭。這種情況不正在中共內部預演嗎？！

　　習總書記深刻指出：蘇聯為什么會解體？蘇共為什么會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執政黨領導者們的理想信念崩潰和人生觀價值觀轉變，是他們運用權力不顧一切為改變社會制度開路的思想基礎。正如大衛所述，七十年代蘇共領導集團還是由理想主義革命者組成，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據蘇聯黨政機關要職的“精英”們開始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代之以典型的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盡管這些“精英”們還在不斷重復官方的論點，但相信者是極少數。他們開始考慮實行什么改革方案對自己最有利。許多人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會減少自身的權力，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然賦予他們某些特權，但又限制了他們把權力傳給子女和聚斂更多的財富。顯然，實行資本主義最符合“精英集團”的利益，這樣，他們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實現個人財富更快地增長，又能合法地讓子女繼承權力和財富。葉利欽之所以能夠采取較為和平的方式迫使蘇聯解體，就是由于共產黨內那些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精英”們的支持，使俄羅斯順利地向資本主義過渡。

　　對照之下，當前中國黨政領導干部的思想信仰和意識形態狀況岌岌可危的程度，決不遜于前蘇。1991年夏天，大衛曾在莫斯科同一個叫尼庫拉亞夫的蘇共高級干部交談，問他：“你是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當時蘇聯還存在，但聽到的是讓人感到不可理解的回答：“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但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后來大衛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確無誤地揭示了蘇聯解體的思想基礎問題。試問，今天中共黨員領導干部中還有多少真信共產主義、真愿意犧牲個人一切為這個崇高理想而奮斗的?像尼庫拉亞夫這樣的黨員領導干部事實上已相當普遍，只不過，中共黨內很多官員在中國改革的特殊環境中，訓練養成了當“兩面人”的超強本領。其實，在老百姓眼里，過去罵國民黨“入黨為做官，做官為發財”，改革后早被共產黨的一些干部“化腐朽為神奇”了。

　　更可怕的是，這些年來在中國由“精英聯盟”主導、主流媒體操控的意識形態陣地，已經出現公然違反憲法、挑戰國基，助長去黨化、去馬列毛化、去社會主義化、去愛國主義化，甚至企圖脫離、取消和脅迫黨的領導的危險傾向。且不說十八大前主張推進經濟私有化、反對共同富裕、大造改旗易幟與論的鼓噪甚囂塵上，即使到十八大之后，習總書記代表人民意志，反復強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根基不能丟，強調道路決定命運，強調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方向，強調在方向問題上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然而，來自新任最高領導人這一系列切中時弊的重要指示，出乎意料地在這個長期以集中統一著稱的政黨領導集團乃至官方主流媒體中竟然幾乎聽不到什么態度鮮明的積極回應，相反不同程度地被淡化、漠視、封殺、片面取舍和扭曲宣傳，與人民群眾盼得春雨般的欣慰和擁護形成了明顯落差。一些黨政官員和主流媒體還在頑固地吹自己的號、唱十八大前的調，只愿講改革必要，不愿談改革方向，連一些官方微博都仍然熱衷高喊“寧要有風險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的片面口號，甚至有人還在咬牙切齒地叫囂，改革必須“攻堅”，要“殺開一條血路”。“殺血路”這種話簡直比“文革”還厲害，真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的名言，只要有百分之幾百的利潤，就連殺人屠血的膽氣都來了!試問，在中國已搞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已公開宣布基本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加入WTO成為世界經濟大家庭成員的今天，在改革的所謂“紅利”分配已極度失衡、人民呼喚深化和完善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時，你把什么看成改革的阻力和對象，還要再攻哪個堅，殺誰的血，開什么路?

　　其實，蘇聯解體的結果完全說明問題。大衛指出，那些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蘇共“精英”們并沒有想錯，如今俄羅斯最富有的人正是當年黨內的“精英”。比如切爾諾梅爾金，八十年代他當過蘇聯天然氣總公司的總經理，1992年后天然氣公司私有化了，切爾諾梅爾金搖身一變成了天然氣股份公司最有實力的控股人，他控制著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氣資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幾個人之一。前蘇聯共青團中央書記科爾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職位創辦了一家大銀行，把原屬于人民的財富變成了他個人的財產。

　　像這樣的事情，在改革至今的中國已不稀奇，依靠權力貪腐和通過改制化公為私，鯨吞侵占國家財產造就的大鱷巨富及其家族比比皆是，驚世駭俗。如果說在蘇聯，“精英”們是用政治制度“休克式”的根本變革，為經濟占有關系的根本轉變開辟了通路;那么在中國，“精英”們不過是用更聰明更平滑的辦法，先不動聲色地推動經濟占有關系的實質性轉變，然后致力于用這種經濟轉變逼迫政治制度根本變革，進而達到全面復辟私有制、把貪公肥私的果實裝進保險箱的目的。就像大衛所揭露的，葉利欽掌權初期也還是顧忌到人民對制度的選擇的，他在各種公開講話中盡量掩蓋其真實思想，不暴露他準備建立資本主義的企圖，只說要通過改革，引入市場經濟，逐步消滅政治精英的特權。這與那些公開宣稱要在蘇聯進行一場資本主義革命的人比，無疑是高明的。可見，“只講改革不講方向”，不是中國“精英”的發明，更不是什么解放思想“不爭論”，而是由于都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同類，包藏著的私欲和禍心見不得陽光。

　　中國的這些“精英”們根本不允許黨和人民對長達三十多年的改革實踐進行功過得失的反思和經驗教訓的總結，堅持對的、糾正錯的。他們以“不爭論”為理由，以反“文革復辟”為大棒，對改革搞事實上的“兩個凡是”，即認為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確，凡是改革出現的問題一律不許糾正。固然，實行改革這個大政方針是正確的，因為它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經得起實踐檢驗，但不等于以改革名義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正確的，都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都經得起實踐檢驗。如果真的在改革中做的都是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和支持的事情，那還有什么好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難道只能用于前三十年，不能用于后三十年?讓實事求是打開的改革之路，走向實事求是的反面，這正是“精英”改革對人民改革的反動。

　　怎么辦?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從意識形態抓起，大力建設共產黨隊伍的純潔性，首要是反修，即抓內部原因;其次才是反帝，即抓外部原因。外部原因總是通過內部原因起作用的，對于一個核大國，內部沒有修正主義的策應，外部帝國主義勢力恐怕也難以有所作為。否則，一定要走到蘇聯“背叛人民”、“人民群眾也就不擁戴”的悲劇路子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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