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較量無聲》的細節（三）：那些被福特基金會“攻堅”了的人

附文一：馬耀邦：美國慈善組織與中情局

附文二：國安部：關于美國政治勢力對我國思想與政治滲透的報告

附：《較量無聲》的細節（一）：南方系的七宗罪http://oisum.com/Article/yulun/2013/11/308376.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二）：茅于軾是賣國賊嗎？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379.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四）：為何要徹底清查新自由主義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448.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五）：蘇聯解體和修正主義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3/11/308473.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六）：基督教背后的右翼勢力http://oisum.com/Article/guofang/2013/11/308518.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七）：賀衛方如何瘋狂反黨http://oisum.com/Article/shidai/2013/11/308253.html

《較量無聲》的細節（八）：微博謠翻中國，絕不能忍http://oisum.com/Article/yulun/2013/11/308604.html

       近期，由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系研究所聯合推出，國防大學信息管理中心制作的《較量無聲》在網上走紅，《較量無聲》從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深刻揭示了前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因由以及三十年來美國對中國五種戰略滲透手段，為我國的國防民生各個方面敲響了警鐘。《較量無聲》立場明晰，材料豐富，發人深省，是每位愛國人士都需要深入學習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較量無聲》中有幾句話：

       “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與我經濟交往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放棄在政治上對我西化、分化的圖謀。他們充分利用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企圖通過把持經濟話語權，向把持政治話語權拓展，以經濟上的接軌，促進政治上的并軌。以民主、自由、人權等作為旗號，通過漸進式影響我社會轉型來逐步誘導我政治轉型。

　　美國福特基金會、國際共和研究所、卡特中心和亞洲基金會等長期以來，都不遺余力地積極為我國基層選舉和地方管理改革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

　　一些基金會受美國駐中國使館的委托，專門物色所謂年輕有為和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員，以各種名目分批送往美國培訓考察。而有的基金會則以我各級黨政干部為攻堅對象，實施長期的所謂資助項目。”

        那么，福特基金會到底如何“積極援助”我國？他們到底“物色”了哪些“所謂年輕有為和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員”？而又是哪些被“物色”了的官員學者，“以民主、自由、人權等作為旗號，通過漸進式影響我社會轉型來逐步誘導我政治轉型”？

        下面，我們試圖來尋找答案的一小部分。

       一、福特基金會：冷戰思維急先鋒

　　福特基金會成立于1936年，到50年代末時，基金會的資產已經高達30億美元，是福特財團最龐大的免稅機構。二戰后，福特基金會“自覺自愿地充當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和美國情報機構有著密切的關系，或干脆就是情報機構的人員。”從1952年開始主導福特基金會的是理查德•比爾斯，“他在福特基金會的任期內經常與艾倫•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報局官員會晤……1954年1月，他突然離開基金會加入中央情報局，擔任艾倫•杜勒斯的特別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經使福特基金會變成冷戰思維的先鋒了。” 比爾斯的繼任者是20世紀美國權勢集團的代表人物約翰•麥克洛伊，在進入福特基金會前曾任助理陸軍部長、外交委員會主席等職，“麥克洛伊在政治上深通世故，在他擔任福特基金會理事長之后，對于中央情報局不可避免地會對基金會發生興趣采取務實的態度。”麥克洛伊專門建立了一個管理部門(以他為首的三人委員會)來與中央情報局對接，“做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會就正式成為中央情報局能夠用來對共產主義進行政治戰的機構之一了。”

　　在題為《誰承擔后果——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的著作中，美國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為了發動文化冷戰，美國中情局向各類美國慈善機構投入巨款。根據美國國會的評估，在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所提供的700項補助中，有50%來自中情局。中情局與美國著名基金會的合作使其能夠掩飾顛覆性的活動。為了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機構作為掩護，在東道國的大學、工會、青年社團和出版社等組織發起大量的文化活動。

　　二、中國允許福特基金會在境內活動：這令人非常吃驚

　　盡管福特基金會的運營經歷如此聲名狼藉，中國還是允許它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這令人非常吃驚。人們也許會問，哪一個獨立國家會允許中情局附屬機構從事旨在完成“和平演變”的秘密活動。“和平演變”是杜勒斯所宣稱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盡管中國具有疑慮，在中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會還是在1988年與中國建立了關系。這是第一家在中國建立辦事處的國際組織。此前，福特基金會在美國的大學贊助中國研究計劃。在中國，它最初與中國的大學共同致力于發展經濟學院和法學院。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形成密切的關系。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系。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福特基金會以12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計劃，這些計劃甚至在政策領域對中國都產生了一種決定性的影響。它還在美國為中國學生創辦研究生協會。

　　三、福特基金會布控中國：大規模資助控制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長安街東方君悅大酒店，美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已經在中國工作9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AndrewWatson)。有媒體在報道中對此評價說，“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和公益界求‘錢’若渴的時代，這是他連續9年連任三屆‘首席代表’的必然結果。”

　　一位參加了這次活動的國內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在采訪中向《瞭望》新聞周刊回憶說，整個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 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于中國各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同時他們過去也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范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讓這位經常參加高規格會議的人士震撼的是，據說，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20年，花費了大概 4億美元，“也就是說，僅用4億美元就獲得了對中國學術界如此規模的影響力。”在他看來，中國現在每年在貿易上有數千億美元的順差，但在學術和政策影響方面則存在著巨大的逆差，“對此我們得好好算算賬，這對整個中國未來的發展，包括智庫的觀點、影響力，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太重視看得見、有形的、物質的東西了。”

　　茅于軾：

　　1986年福特基金會資助，哈佛大學訪問學者。茅于軾創辦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受到了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福特基金會是一家與美國政府、情報機構和國外政策集團有緊密聯系的私人免稅基金會。茅于軾：“天則所經費的來源只能靠募捐。那時候有能力出錢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國外的基金會和像亞洲開發銀行那樣的機構。”“這些外國機構是真心誠意地幫助中國改革，走上富強之路。”“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離不開西方國家的幫助和影響。近百多年來我們所取得的進步直接間接都和西方有關。”(茅于軾：天則二十年;2013.7.26.http://maoys.blogchina.com/1580139.html)茅于軾打著為民間資本說話的招牌，鼓動國家金融開放、產業開放、消滅國企，讓所謂民間資本(其實是外資)進入，是眾所周知的經濟漢奸、經濟間諜。

　　茅于軾攻擊18億耕地紅線，聲稱中國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中國人吃糧食可以完全依靠國際市場，這顯然不是一般的白癡言論，而是在孤注一擲地為國外敵對勢力服務。

　　18億畝紅線與福特基金會

　　2008年12月24日，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主持的 “糧食安全與耕地保護”課題學術成果發布會在北京舉行。茅于軾及天則經濟研究所的結論認為，確保18億畝耕地以保障糧食安全的觀點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與會的原糧食儲備局局長拂袖而去。

　　眾所周知，18億畝耕地紅線是中國糧食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每年全球糧食交易量才2億多噸，而中國每年糧食需求為5億噸，中國如果缺糧，沒有誰能供應得起，中國必然引發巨大動亂。福特基金會的威脅中國糧食安全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而有意思的是，我們發現南方周末同年4月份刊發長文《北大盧鋒:中國沒有糧食安全問題》(http://view.news.qq.com/a/20080424/000031.htm )，文章用大量的篇幅對中國的糧食保障體系進行激烈的抨擊。而且，他們走得更遠，甚至認為“中國沒有糧食安全問題”。

　　我們查找盧鋒的簡歷，他是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http://baike.baidu.com/view/530664.htm#2 )而這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是由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借助福特基金會資金于1994年創辦的。(http://money.163.com/09/0201/15/51313KST00252G50_5.html )在2004年9月18日(他們很會選日子)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的慶典上，福特基金會中國區代表華安德致辭：“我們福特基金會非常榮幸，10年來能夠幫助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發展。……1993年林毅夫去找他(當時福特基金會北京的項目官員史蒂夫)……他認為這個夢想很好，馬上同意資助。”(福特基金會首席代表華安德致辭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916/n222072332.shtml )

　　賀衛方

　　賀衛方：“福特基金會在過去很多年里，慷慨解囊，為中國學術事業做出巨大推動。就我參與項目而言，如1993年對公民權利狀況的研究，贊助‘外國法律文庫’和‘憲政譯叢’翻譯和出版，贊助法官培訓等。全國人大、最高法院、中央黨校以及民族地區教育事業都受到很多資助，盛情可感!”(2013.8.5.http://weibo.com/weifanghe?source=blog)

　　憲政思潮里的核心人物陳小平2002年曾承認：“當代憲政話語在中國復興的最初源頭可溯及到90年代初美國福特基金會對中國憲政研究項目的支持計劃。當時，美國福特基金會決定支持一批游離于體制外的自由職業者及中國一些大學、研究機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展開"當代世界比較憲政史研究"計劃。為進行這一研究計劃，福特基金會與中國的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擬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其策劃的研究戰略包括憲政研究骨干隊伍的培訓、當代世界各國憲政史資料的搜集整理以及當代中國憲政問題的研究等。……為這次培訓班而準備的教材、資金以及逐漸積聚起來的憲政研究的人力資源則通過各種形式保存下來，從而為90年代初憲政話語在中國的興起儲備了一定資源。從九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國出現的著名的自由主義和憲政主義宣傳陣地《公共論叢》以及中國大陸中青年學者梁致平、賀衛方領銜主編的《憲政譯叢》以及北京大學法學院進行的中國公民財產權保護研究課題基本都是"當代世界比較憲政史研究"的遺產項目。”

　　吳敬璉

　　1983年福特基金會資助，美國耶魯大學訪問學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兼經濟委員會副主任。http://news.sina.com.cn/o/2010-03-10/170817196697s.shtml

　　張維迎

　　1987年福特基金會資助，英國牛津大學進修。

　　周其仁

　　在美國新任財長蓋特納六月一日到訪北大CCER時，主持人周教授黑色西裝、藍色領帶，整齊筆挺，我不知道具體的原因，只聽大源教授說，蓋特納的父親彼得•蓋特納曾經參與了CCER的資助籌建，我也曾聽周老師提過，他當年赴美訪學也曾受到彼得•蓋特納所在的福特基金會的資助。http://business.sohu.com/20100129/n269918217.shtml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副行長易綱

　　熟知彼得·蓋特納的中國人都親切地稱他為老蓋特納，這是因為他是現任美國財長　蒂莫西·蓋特納的父親。他曾在福特基金會工作28年，并成為基金會的首位駐華代表。因此，他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上世紀80年代初，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要融入世界，人才極為匱乏，急需大批諳熟經濟、法律等方面的人才。福特基金會及時推出了“福特人才培養計劃”，資助大批國內精英到美國著名大學學習、研修，這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培養了一大批急需的各類人才。這些人回國后成為推動中國走向世界的骨干力量。蓋特納告訴我們，包括現任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經濟學家易綱等都曾得到福特基金的項目資助。http://video.caixin.cn/2011-10-14/100314276.html

　　吳敬璉、榮敬本、周小川、樓繼偉 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

　　http://www.bijiao.net.cn/other-7.htm

　　1994年8月，由吳敬璉、榮敬本、周小川、樓繼偉牽頭的、福特基金會資助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和“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組聯合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共同在北京京倫飯店召開了題為“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國際研討會，因該次會議的議題主要是以現代微觀經濟學為基礎的，有學者將其與開創宏觀經濟學在中國傳播的“巴山輪會議”相對應，稱之為“京倫會議”。

　　現代企業制度、銀行與財政的配套改革 記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

　　http://wenku.baidu.com/view/c533fa0202020740be1e9b10.html

　　1994年8月23-25日在北京京倫飯店召開的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是由國家經貿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計和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組聯合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這兩個課題組由吳敬璉、榮敬本、周小川、樓繼偉牽頭，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在過去的幾年內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由于會議準備和組織的充分，邀請的國際國內經濟學家和專家都是相當具權威性的，因而，京倫會議受到肯定，被認為是一次頗有成效的、將微觀經濟學在我國推向一個新的水平的會議。

　　北京大學副校長海聞

　　http://news.qq.com/a/20090610/000860.htm

　　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1993-1994)

　　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基金學術委員會委員(1993-1998)

　　天則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98- )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

　　“朱民，男，1952年出生，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國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負責集團財務、司庫、內控、法律和合規、戰略和研究;2009年10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2010年2月24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卡恩任命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朱民擔任其特別顧問。主要從事國際金融、銀行業務、和宏觀經濟方面的研究，先后獲中國青年經濟學研究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獎，全美應用經濟學研究杰出獎，福特基金會中國經濟研究第一名等。”

　　福特基金會資助過厲以寧：

　　“1993年，鄒東濤經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同意，進入北大經濟學院作訪問學者，參與厲以寧教授主持的美國福特基金會關于中國跨國公司發展的課題研究。”

　　長期受福特基金會資助： 林毅夫

　　1993年福特基金會開始幫助中心發展的時候，在北京的項目官員是史蒂夫。正如林教授說的，80年代林毅夫跟他見過面，想回北京，促進中國經濟教學的發展。后來1993年林毅夫回來了，正好他在北京做福特基金會的項目官員，林毅夫去找他，希望成立這么一個中心，校長也已經同意了。目的是一方面進行最高水平的經濟研究與教學。另一方面，跟國外最好的高校經濟學中心保持很密切的關系，他認為這個夢想很好，馬上同意資助。中心1994年就成立了，開始的時候發展計劃并不宏偉。沒有想到兩年之后就已經成為名氣越來越大的經濟學中心，教的學生多起來了。新來的學者專家云集，著作累累。

　　福特基金會長期資助樊綱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352.shtml

　　國民經濟研究所

　　西方發達國家一致認為樊綱是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其領導的國民經濟研究所一直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

附文一：馬耀邦：美國慈善組織與中情局

　　在題為《誰承擔后果——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的著作中，美國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為了發動文化冷戰，美國中情局向各類美國慈善機構投入巨款。根據美國國會的評估，在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所提供的700項補助中，有50%來自中情局。中情局與美國著名基金會的合作使其能夠掩飾顛覆性的活動。為了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機構作為掩護，在東道國的大學、工會、青年社團和出版社等組織發起大量的文化活動。1

　　顯而易見，福特基金會就是被用來實現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認為，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有意識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強美帝國的文化霸權，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響。”1

　　福特基金會成立于1936年，創始人為美國汽車行業的一位傳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進社會正義。然而，二戰后，該基金會與中情局在文化領域開始了積極合作。在與蘇聯進行冷戰對抗期間，它欣然充當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爾(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為福特基金會主席，他經常與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實際上，福特基金會被視為“冷戰思潮的先鋒”2，一位學者作了如下論斷：“有時，福特基金會看起來似乎僅僅是美國政府在國際文化宣傳領域的一種延續，它在歐洲有著從事秘密活動的記錄，它還與馬歇爾計劃和中情局官員在特定項目上有著密切合作。”1

　　比塞爾先生與艾倫·杜勒斯先生關系如此之親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會呆了兩年后，就離職成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別助理。比塞爾先生的繼任者是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國戰爭部副部長，駐德國高級專員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團利益的一位華爾街律師。麥克洛伊先生進一步加強了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關系。結果，福特基金會成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標組織發放基金和動員其他人反對共產主義勢力或左翼集團。正是借助福特基金會和打著慈善的幌子，許多文化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獲得財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間諜利用福特基金會員工身份的掩飾，在國外從事秘密活動。1

　　與中情局的關系曝光后，福特基金會的經營風格稍有變化，但其實現美國文化統治的目標保持不變。它公開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美國政府機構進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人權組織。這些組織對批評他國侵犯人權的行為沒有絲毫猶豫，但對美國和以色列的人權紀錄視而不見。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機構“不參與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群眾運動，他們將福特基金會視為一個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組織。”1本質上，在后冷戰時代，為了實現美國的文化統治，福特基金會以慈善理念作為幌子，扮演著相同的合作角色。

　　盡管福特基金會的運營經歷如此聲名狼藉，中國還是允許它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這令人非常吃驚。人們也許會問，哪一個獨立國家會允許中情局附屬機構從事旨在完成“和平演變”的秘密活動。“和平演變”是杜勒斯所宣稱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盡管中國具有疑慮，在中國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會還是在1988年與中國建立了關系。這是第一家在中國建立辦事處的國際組織。此前，福特基金會在美國的大學贊助中國研究計劃。在中國，它最初與中國的大學共同致力于發展經濟學院和法學院。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形成密切的關系。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系。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福特基金會以12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計劃，這些計劃甚至在政策領域對中國都產生了一種決定性的影響。它還在美國為中國學生創辦研究生協會。3

　　除了福特基金會之外，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是另一家傳播美國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國慈善機構。卡耐基基金會是最富有的基金會之一，美國冷戰斗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擔任該基金會主席。杜勒斯是“大規模報復”理論的提出人，曾任美國國務卿。卡耐基基金會為美國外交政策智庫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資助。蘇聯解體后，卡耐基基金會在莫斯科設立了辦事處。它通過俄羅斯主管私有化的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向俄總統鮑里斯·葉利欽提出建議。結果，卡耐基基金會獲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馬”的綽號。由于私有化，俄羅斯這個曾經驕傲自大的工業化國家，迅速淪落為一個破產的第三世界國家，無力支付工人工資，需要依靠外資才得以生存，因為其中央銀行被取消了制造貨幣的權力。俄羅斯政府的征稅權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會事業被放棄。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的關系密切，其兩任主席分別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局局長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球事務主任。該機構也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于其在俄羅斯的附屬機構，向中國提出私有化計劃。它與北京黨校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關系密切。4

　　卡耐基基金會坦率地宣稱，其在中國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基地的世界級政策研究中心。從而，到2005年底，它與中國改革論壇簽訂一項協議，計劃共同研究全球化對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這便于收集中國國內的觀點和信息，使華盛頓的決策者易于掌握它們。與中國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種族研究、能源、防擴散、氣候變化和貿易政策，這些課題都是美國決策者非常感興趣的。該基金會還與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合作，加強對中美危機管理，特別是臺灣問題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會看來，該研究項目在管理臺灣危機上“正在形成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卡耐基基金會將向下一屆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議。5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具有廣泛聯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報領域。最令人吃驚的是，作為這樣一個外國機構，卡耐基基金會已經涉足位于北京的權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經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計劃委員會進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國國內議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環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關社會緊張程度的信息。它甚至獲得了關于“中國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5

　　除了福特基金會和卡耐基基金會之外，另一個杰出的慈善機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因其在印度資助發起綠色革命而聞名于世。綠色革命以擴大全球糧食供應為幌子，顯然推進了美國，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團石化企業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

　　綠色革命的現代化技術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機、灌溉、現代化農場裝備和能源。它便于美國農業綜合企業滲透進入發展中國家，為美國工業、石油和化學產品打開市場，而這正是洛克菲勒商業帝國的領域。

　　不幸的是，新的農業技術已經成為絕大多數印度農民的災難，因為它以三種僅有的雜交種子取代了小麥、玉米和黍等傳統作物，導致糧食供應進入一種危險的平衡。而且，高產量的種子易遭蟲害，導致30-100%的損失。其它有害影響包括土壤侵蝕、高投入和水資源短缺。更為重要的是，綠色革命給農民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直接導致農村人口貧窮程度的提高。結果，在過去的十年，20萬印度農民自殺身亡，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減輕高成本的綠色革命所帶來的債務負擔。6、7

　　盡管綠色革命在亞洲遭到了失敗，洛克菲勒基金會還是與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發起“非洲綠色革命聯盟”。洛克菲勒基金會聲稱，綠色革命已經繞開了非洲，它將支持“推動改良政策，建立合作關系，以達到技術和制度變革的需求，從而實現綠色革命”的活動。8然而，在一位埃塞俄比亞學者看來，“歸類于‘綠色革命’名義下的技術性變革已經在埃塞俄比亞和非洲其他地區實施多年，它完全無法解決饑餓、營養不良或貧困。”9事實上，非洲人民自己也對“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的倡議表示不滿，批評它帶來了環境和社會成本，還可能破壞“非洲農民土生土長的種子培育文化”。9

　　雖然蓋茨先生承認他對農業不甚了解，“對于理解化肥、抽水灌溉、植物育種等事物已經畫了一條陡峭的學習曲線”，10但他相信，技術是非洲的解決之道。這可以從2008年聯合國氣候與糧食峰會上得到證實，在峰會上，蓋茨先生就糧食問題，與戈登·布朗、小布什和美國跨國公司堅決站在一起。而美國跨國公司是化工技術和轉基因種子的開發商。實際上，“比爾·蓋茨及其基金會希望向非洲出售更多的化學肥料，從而利用向非洲供應糧食牟利。”12遺憾的是，向貧困的非洲農民推銷化肥，將使他們陷入更沉重的債務負擔。此外，非洲農業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西方補貼的農產品，它和轉基因食品一起在非洲市場泛濫。結果，非洲農民喪失了其市場占有率、收益和耕作的熱情，他們的生活陷入可怕的貧困。11

　　事實上，為了團結美國政府和海外的跨國公司，蓋茨先生及其基金會與其它美國慈善組織并無二致，他們樂意成為美國政府的工具或增設機構。最不祥的和最驚奇的是，鑒于美國基金會過去在全世界的行為記錄，中國竟然允許它們在中國開展活動，甚至給予它們與中國的組織交往的權利，而這些中國組織能夠對中國決策者產生影響。這種做法在美國是不可思議的，美國不允許任何中國機構有機會對華盛頓造成任何影響，也不允許他們有從華盛頓獲取特權信息的機會。在美國人的眼里，這是一種叛國行為。

　　注釋：

　　1. 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

　　2. Voltairenet.org: “Ford Foundation, A Philanthropic façade for CIA”.

　　3. Chinadevelopmentbrief.com: “The Ford Foundation”.

　　4. Carnegieendown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jing”.

　　5. Carnegieendowment.org: “Beijing”.

　　6. Shiva, Vandana: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the Punjab”, The Ecologist, March-April 1991.

　　7. OlyBlog: “Vandana Shiva Visit Olympica”.

　　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Our Strategy”.

　　9. Food First.org: “The Second Green Revolution for Africa and the world. Social Forum Response”, January 30, 2007.

　　10. Bill & Milinda Gates Foundation: “2009 Annual Letter from Bill Gates: Agriculture”.

　　11. Parson, Adam W.: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e”, stwr.org, September 6, 2008.

　　12. Null, Garry: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30. 2008.

附文二：關于美國政治勢力對我國思想與政治滲透的報告

　　國家安全部1989年6月1日向中共中央報送的報告

　　(一)國際政治勢力的插手

　　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大國一直是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重要目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武裝干涉討不到便宜之后，美國歷屆政府都秉承了和平演變這一宗旨，干了大量顛覆共產黨.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卡特鼓吹和平外交，里根推行和平運動，布什強調人權外交，盡管提法不同，其實質都是通過培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所謂民主勢力，借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動員和組織政治反對派，并拉攏.分化共產黨內的不堅定分子，幻想共產黨內部和平演變，導致和迫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性質發生改變。服從這一反革命戰略的需要，他們采取了多方面的行動。

　　1，對中國實行思想文化滲透。

　　美國歷屆政府包括本屆布什政府，都沒有放松過對社會主義國家執行思想文化滲透的方針。據美國外交官私下稱，美政府認為，對中國，美國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都已失敗。今后只有乘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之機，通過經貿往來和文化交流對中國進行精神滲透，要用美式文明來影響中國走向自由化。

　　美國對中國的實施思想文化滲透，其手法多種多樣。下面兩件事就足以說明：

　　一是美國的富布賴特計劃。中美建交后，美國根據富布賴特計劃，派到中國的教授有一百六十二名，分布在全國二十四所重點院校。美國新聞署自一九八三年以來，每年派二十位左右的巡回學者到中國各地大專院校和研究單位講學。當然，其中不乏對我國友好的人士，但作為美國政府的一項政策，其目的是明確的。

　　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美一政府機構致電美駐華大使館，不無沾沾自喜的宣稱：從目前中國形勢看，我們派往中國的教授對傳播美國文明，宣傳美國文化，對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起了關鍵作用。近幾年來，美國還陸續派出傳教人員以教師.商人.醫生和技術人員的身份來華，秘密進行傳教活動。美國某教育組織成員，以給中國培訓教師為幌子，把宗教理論.美國大眾心理學等內容揉和在一起，進行傳播。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工作的美國某教育組織成員狂妄宣稱：要徹底改變中國，要把接受他們培訓的人養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現代派新人。

　　二是美國之音的活動。美國之音是美國政府唯一的全球性國際廣播電臺，它是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政治.思想滲透的重要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國之音中文節目就一直是美國政府對我國進行心理戰的工具。整個五十年代，美國之音以其赤裸裸的反共宣傳而聲名狼藉，被全世界正直的人看成是美國政府顛覆共產黨的工具，搞暴亂的指揮部。為了改變自己的形象，美國之音于七十年代后期開始改變手法，更多地使用新聞性.事實性的方法來進行宣傳。中美建交后，他們開始舉辦諸如音樂節目.教英語節目和大量介紹美國的專題節目，投群眾之所好，以吸引聽眾。但是，形式變了，卻絲毫沒有放棄向中國聽眾進行蠱惑的目的，即讓聽眾接受他們的觀點，竭力培植親美勢力。美國政府認為，現在多數中國領導人是留蘇的，沒有一個留美的。美應在中國物色培養一批能理解美國政策，具有親美思想的美國通。為實現這一目標，美除了推動中國各大學建立研究美國的機構，提供大量資料外，還通過國際訪問計劃，在我黨政機構.經濟.文教.宣傳部門每年邀請一百名對決策有影響或潛在影響的人士訪美，特別注意挑選一些現在當權或有可能擔任要職的年輕人赴美學習考察，希望在這些人中有朝一日產生身居高位的人。一位離任的駐華大使說，對邀請中國人訪美的作用不能只看現在，要有長遠目標。

　　2，在我留學生中培養一批親美派是美國的一項長期戰略任務。

　　美前總統里根曾在內部稱：要把接收中國留學生作為一項戰略投資。一九八二年，當他得知中國在美有六千五百名訪問學者和留學生時，當即表示六萬五千人更好，這是長期投資。美特別重視對我留美學生的工作。

　　一是重點作留學生中高干子弟和學習尖子的工作，同他們建立私人關系，期望他們回國后擔任要職。

　　二是利用各種形式對我留美學生進行思想影響，使其更多了解美國民主自由和物質文明，等他們逐步成為中國社會棟梁后，就可以通過他們的頭腦逐步使中國向資本主義演變。

　　三是對我留學生進行策反。美聯邦調查局控制的中國留學生管理委員會負責具體策反活動。對這種活動，連日本前首相中曾根也很眼紅，他于一九八五年在一次內部講話中說：美國在做中國留學生工作方面下手早，收效大，日本已經落后了，要迎頭趕上，加強對中國人才的投資。

　　3，千方百計把觸角伸向中國高層領導。

　　美國的一些人，把體改委下屬的或由體改委派人組建的體改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等機構的某些負責人看著重點對象，不斷地在他們身上下工夫。美國大使館在這些單位里，經常進行結交的有二十多人。從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八年，僅美國駐華使館里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名特務，就與體改委系統的十五個人來往近五十次，從來往中收集他們感興趣的情況。他們認為這些人的學歷.背景和思想方法，會對中國的最高領導層.最高決策機構起潛移默化的作用。美國經常以訪問學者的名義，邀請體改委系統的人去美國訪問。一九八八年，體改委系統就有十二人安排訪美，成行十一人。美駐華使館那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推薦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樓繼偉訪美時寫道：邀請樓訪美有助于打開中國國務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開的大門。

　　一九八六年初，美國中國改革與開放基金會的喬治，索羅斯向體改委表示，他愿意依照在匈牙利搞基金會的模式，每年出資不少于一百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與開放的研究活動。同年六月，在喬治，索羅斯的資助下，隨團出訪的陳一咨在布達佩斯與喬治，索羅斯就在中國建立基金會一事交換了意見。回國后，陳一咨向鮑彤匯報了此事。十月，陳一咨又與索羅斯北京會談并簽署協議，責成青年經濟學會的李湘魯籌建基金會北京辦事處。據陳一咨說，基金會成立過程中，鮑彤曾向趙紫陽同志打過招呼，趙紫陽同志也同意。隨后，索羅斯傳出話來，說他很想與我領導人建立私人關系，就中國的經濟改革問題交換意見。

　　到一九八九年五月，索羅斯一共匯來二百五十萬美元，這些錢基本上用于四個方面：

　　一是體改所及其下屬機構一些人出訪美國的費用開支，以及接待美方來人的開支;

　　二是進口了五十萬美元的西方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藉;

　　三是撥出二十五美元計劃搞一個政治沙龍性的俱樂部;

　　四是用于一些文化事業。

　　經查明，這個基金會美方主席索羅斯的私人代表梁衡有美特嫌疑，基金會的美方顧問委員會里有四人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系。一九八八年八月，梁衡來京時，正值中央在北戴河開會，鮑彤.陳一咨就在北戴河。梁抵京后也要去北戴河(未予安排)。三天后，梁說他已經跟陳一咨通了電話，并說，他已經知道北戴河會議的一些情況，中央有了意見分歧，中國今年形勢不如去年好，老百姓怨聲載道，知識分子對現實很不滿意等。梁本擬在北京停留兩周，但一周后說事情已辦完，提前返回美國。一九八九年五月，當索羅斯了解到中國的局勢發生了變化，他們需要聯系的人離開了領導崗位，他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不能實現的時候，便于五月二十三日給中方主席來信，提出終止協議，關閉基金會。

　　4，把目標指向未來領導人。

　　依托美在我國內建立的培訓和交流中心，向中國未來領導人進行教育。這幾年來，美先后在大連.南京.北京和廣州建立了各種培訓和交流中心。這樣的培訓對我方有積極的作用，但美方有自己的意圖。美駐華使館十分重視大連工業科技管理培訓中心的作用，認為是向中國，特別是向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全面展示美國政治制度的窗口和了解中國情況的據點。在該中心工作的美方人員承認：這也許是我們在共產主義世界所干的最嚴重的顛覆事件。

　　5，通過經濟技術援助使中國依附美國。

　　美國國務院認為，中蘇二十多年對立，使美國從中漁利。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美國應適時調整政策，要在發展美中經濟技術合作關系方面下工夫，以強大的經濟技術實力為后盾，爭取影響中國政府和人民，使中國在經濟上依附于美國，最后在政治上對美國也拱手稱臣。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政治勢力對中國的思想與政治滲透，在這次動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尤為露骨，表現為對中國動亂的直接插手和明目張膽地支持。在這場風波中，西方的一些政治勢力采取了除出兵以外的各種手段，多方插手，妄圖推翻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主要表現在：

　　(1)大肆收集我國內政局動向及動亂情況的情報。

　　北京發生動亂后，美總統布什親自下達命令，要美駐港總領事館密切注意當前中國的情況，并專門派一個小組到駐港總領事了解我國內事態的發展。美駐華使館人員紛紛出動觀察形勢，并指使其駐沈陽總領事館，要在東北三省大中學校中各物色二至三名外藉教師收集有關情報。

　　(2)使用所有宣傳手段，為學生傳遞信息，擴大影響，并不時指點方向，制造謠言，不斷促使矛盾激化。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外國駐京記者很快就出現在天安門廣場。四月十七日下午，大學生剛抵達紀念碑獻花圈，就有一些外國記者爭先恐后地拍照.錄像.錄音，對學生開始采訪。在非法學生組織成立以后，駐京一些外國記者了解這一非法組織的宣言.號召.部署和各項活動，參加他們舉行的各種記者招待會和聚會，義務為他們向全和全中國傳遞有關信息。北大.清華等五所大學宣布無限期罷課，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等，都是由外電.外臺提前宣布的。學生只要有什么活動，外國記者總是先期到場。在此，美國之音等傳播了不少謠言，如首鋼工人罷工.黨和政府已經制造了一份黑名單等。在幾個關鍵時期，他們通過各種宣傳工具，制造輿論，進行惡劣導向。四月二十日凌晨，一些人沖擊新華門，一時間，四二0血案的謠言傳遍各地。四月二十七日以后，政府和學生醞釀并開始了第一次對話，紐約《世界日報》在五月一日卻轉述一位美國政府官員的話說，華府方面認為，這是中共當局很詭譎的一招，可能會造成學生領導的分裂，而有利中共當局的分化和操縱。恣意毒化我國政府與學生對話的氣氛與關系。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消息傳出后，西方輿論工具更是竭力宣染廣場的悲壯氣氛和群眾的廣泛支持，推波助瀾，把絕食學生往死路上推。

　　(3)美駐華機構和人員直接進行策動。

　　美華使館一名負責人，連續四周，每晚都與參加學潮的學生接觸，聲稱美政府非常關注這次有意義的運動。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駐京辦事處主任多次邀請北大.人大.北京外語學院學生到其住所座談，施加影響。在北大.人大.語言學院等十二所高校學習的一些美國留學生，到處進行煽動。一些駐京記者與高自聯的頭頭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美聯社記者和《新聞周刊》記者均向吾爾開希等人說：如有必要，美將為他提供庇護，可為他去美國學習提供方便。不僅如此，他們還妄圖在中國組建反革命武裝。美國國務院中國問題小組今年五月向美國國務院提出的一份報告稱：中國民主運動是世界民主運動的一部分，中國面臨許多問題，目前農村就有五千萬流動人口，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力量，同時民族矛盾也有可能激化。報告建議美國在適當時機向中國流動人口提供武器，組建反政府武裝。

　　(4)利用中國留學生進行策應。

　　在北京發生動亂后，馬薩諸塞州紐敦城國際學術中心開放了四條長途電話線路，免費提供波士頓地區的中國留學生，不斷與北京學生及西歐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聯系。加利福尼亞大學.斯坦大學等校的中國留學生，專門收集有關中國黨政領導機關人事變動方面的謠言，利用舊金山一家華文報紙的傳真機發到北京.上海.南京等二十多個大城市的高校，煽風點火。

　　(5)指使中國民聯等反動組織插手動亂。

　　中國民聯是在美國政府卵翼下的一夥民族敗類搞起來的反革命組織。學潮一開始，中國民聯立即呼應，發出以中國民聯主席胡平以及陳軍.劉曉波等人的《給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煽動中國大學生應鞏固在這次學潮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系。由幾名中國民聯分子發起組織的中國民主黨向國內投寄《告全國同胞書》，公然叫囂要廢除四個堅持。中國民聯還伙同親臺的中華公所等成立聲援中國民主運動委員會，與吾爾開希.王丹等高自聯頭頭保持密切聯系，為他們出謀劃策，并提供經濟支援和宣傳器材。

　　(二)臺港反動勢力活動猖獗

　　在這次運動中，臺港反動勢力活動猖獗。由國民黨大陸工作委員會.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等情報組織已派遣數十名特務，除了收集情報，還進行心戰策動，有的還企圖與潛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分子聯絡，千方百計地介于學潮當中。臺灣特務組織的主要表現在：

　　1，建立專門機構，指導和組織對大陸的破壞活動。

　　學潮開始以來，臺灣特務組織和境外敵對組織，通過各種渠道散發宣傳品，其內容包括：挑撥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攻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臺灣特務機關連續發出十份所謂號召大陸上的勇于爭取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的慰問信等，吹捧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是新制度的開拓者.反共救國的先鋒;煽動這次學潮是一次改朝換代的反共運動。有些反動刊物的文章叫囂放棄四個堅持，軀逐馬列主義，消滅共產黨，趕走鄧家幫;攻擊共產黨是一個獨裁、野蠻.法西斯專政的黨;攻擊我國現在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煽動學生組織宣傳隊，走出校園與工人運動結合，進行示威.游行.演講甚至罷課。臺灣特務機關和境外敵對組織加緊派人入境搞串連活動。他們分別以探親.旅游.經商等名義入境活動。他們的使命是，聯絡學運，策反學生領袖，溝通各種非法組織，企圖引導學運走向所謂的全面抗暴運動。

　　2，為動亂提供經費.物資。

　　臺灣當局組織各界積極聲援這場動亂。國安會秘書長蔣偉國發起送愛心到天安門活動，帶頭捐款十萬元新臺幣。臺灣救總捐款二十萬新臺幣。國民黨中央委員黎昌意發起募捐一億元。香港某些人則以支援學生絕食為名，在市民中募捐二千一百萬港元，后又稱募集三千萬元。這些錢準備分批帶入，已派出一個聲援團送一百萬港元到京。他們不僅提供大量現金，還提供了動亂所需要的種種現代化裝備。如高倍望遠鏡.步話機.帳篷等，以此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靜坐者打持久戰。

　　3，制造和散布了大量謠言。

　　早在四月二十七日下午，大學生剛剛抵達在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時，《南華早報》等十多名香港記者便開始采訪了學生活動。非法學生組織成立后，《香港虎報》很快于四月二十二日發表評論說;兩天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周年的第一個非官方學生組織，標志著這個國家的學生運動進入了新紀元。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一些學生和群眾沖擊新華門，港臺報紙大肆渲染。香港《快報》攝影記者不聽勸阻，強行拍照，被制止帶離現場后，他向該報發消息說，被三十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員圍毆，致他躺在地上。二十日，《快報》發表鄭重聲明予以抗議。隨后，香港《經濟日報》亦稱他們的記者也遭扭打拘留。為此，香港記協致函許家屯要求北京解釋，從而進一步煽起了香港和內地群眾的情緒。對四二七游行.五四游行.學生絕食.宣布戒嚴行動等，港臺報紙.電臺都作了大量的歪曲和煽動性。

　　4，派遣特務，直接插手動亂。

　　學潮發生以后，臺灣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加緊對大陸進行蠱惑人心的反動宣傳的同時，指使潛伏在大陸的特務分子直接插手動亂，以圖使大陸這場所謂的民主運動擴大成為全面的反共抗暴運動。他們還布置潛伏特務密切注視和搜集動亂情況，報送境外特務單位。臺灣國民黨潛伏特務的這些活動陸續被我安全機關偵破，有些插手動亂的臺灣國民黨特務被迫投案自首。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于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七日依法拘留了臺灣國民黨特務王長洪.錢榮勉.梁強。此外，其它省市也破獲了多起國民黨特務案件，他們都供認了各自插手動亂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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