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將領土重新殖民化

　　吉貝托•里瓦斯 魏 文編譯

　　巴勃羅•貢薩萊斯•卡薩諾瓦堅持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的重新占有和統治更新的進程中;是通過全面占領我們的國家的一種重新殖民化，在本國范圍內通過憲法和法律的改革形成結構，通過事實上的占有實現所有的重新殖民化，不與社會特別是不與公民磋商。

　　在墨西哥的情況下，突出的是例如修改了憲法的第27條及相關的法律，將公社和社區的土地出售，向外國公司開放領土，事實上打破了社會聯盟的政治協議，而這是1917年一次武裝革命產生的根本大法的產物，那次革命造成國家100萬人死亡。我們有自由貿易條約、北美洲安全和繁榮聯盟及梅里達倡議，它們嚴重地損害了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的主權，這些干涉主義的條約和機制沒有被聯盟的國會批準，根本沒有再次提到受這些條約和機制影響的公民。

　　這些政策、行動以及合法的改革或在是法律之外，或是由統治者強加的，在加深和擴大占領時，使我們的國家、它的土地、自然資源、戰略資源，以及我們的人民的文化資產重新運轉，這是以美國為首的集體帝國主義的跨國化和霸權主義的計劃，它們的統治力量和在我們的國家里建立的“慈善”國家的政府，馬克思曾將那些面對外國的侵略為了階級的利益犧牲國家的義務的人認定為背叛國家。

　　卡米洛•瓦爾基在他的《馬克思活著：資本主義的垮臺，暴力整體的復雜性》一書中提出“帝國化”的觀念來說明新自由主義跨國化導致的這種世界的重新組合。這種“帝國化”被確定為跨國資本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的主導地位正在擴大和深化：1，在全球的自然的戰略資源這方面; 2，在大規模的生產和市場上;3，在資金的流動中;4，在科學和技術研究中;5，在大規模殺傷武器上;6，在大眾媒體上;7，在國際組織中，如聯合國安理會。但是，與這種主導地位平行和辯證存在的，我們應當考慮到它的對立物，這就是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多種規模的特點：經濟的、社會的、軍事的、政治的、地緣政治的、道德的、認識論的、文化的、智力的、食品的、原料的、能源的和環境的危機。

　　這種“帝國化”保持一種軍事的規模，我在最近的一篇“研究美國反對起義：手工的、智力和利用人類學”的文章將其稱為“全球的國家恐怖主義”，以便說明帝國主義的國家機器為了激發恐懼的目標，反對各國人同和政府執行的暴力政策的特點，上述做法是違反國家法和國際法的準則的。我認為在分析和研究恐怖主義時強調了個人的恐怖主義和整個政治幽靈的地下團體的恐怖主義，很顯然在分析國內恐怖主義組織時在國際范圍內將美國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作用放到一邊。全球的國家恐怖主義篡改了法律的、意識形態的和“合法”(通過國際法律框架進行辯解)鎮壓的政治的框架，采用“非傳統的方法”，同時也是擴展的和密集的方法，以便消滅政治上的反對派和全球范圍內的社會抗議活動。

　　瓦爾基認為世界上對人類和自然的破壞是從資本主義出現時起就是它特有的，但是在21世紀由于現在的跨國化，從指數上說有其特點的、系統的和反人道主義的暴力加劇了;他認為資本的再生產進程和它貪婪地追求利潤與人類的生存和自然界本身是不相容的，這個制度全面地破壞了自然。這樣，跨國的資本主義被說成是掠奪者、專橫的、破壞者、謀殺和恐怖分子，如同生活在一種真正的社會悲劇中，在我們的國家就能證明這一點。這就是說，在本質上資本主義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意味著系統的暴力。在這方面，瓦爾基描述在秘魯、墨西哥和智利等國礦業的開采活動破壞了環境、河流、湖泊、植物和動物、人的生活、生物的多樣性，這作為豐富的材料以便反對開采礦業的斗爭的根據，比如在莫雷洛斯州(墨西哥)，采礦威脅到土地，特別是印第安人的土地，這與我們的同事埃卡特•波埃赫進行的調查一致。

　　另一方面，“帝國化”成為在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國之間一種瓜分世界的方式，可能導致帝國主義間的戰爭。但是，美國作為霸權主義的勢力在整個世界犯下暴行，成為破壞人類和自然的進程。全球的國家恐怖主義或跨國恐怖主義得到聯合國和所謂民主的政府的合謀，不可思議的是它們建立了一種剝去所有參與的內容和經常違反人權的民主，將表明從歷史上說資本主義和民主是不相容的。受到資本主義監護的民主建立本身成為主要的意識形態的支柱，實行媒體的獨裁，將一種統一的思想和社會的想像強加于人，鼓勵強制的消費者、順從和模糊的人、聽話和有競爭力的人、個人主義者和自我陶醉者的再生產。

　　在對世界重組的分析中在其他領域與瓦爾基存在共同點：比如認為有組織犯罪、非法和犯罪的黑社會經濟是寄生性的跨國資本積累的另一種方式，它們占到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5%。被稱為“臟錢”的資金留在大銀行和金融企業。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強調販毒是一種重新殖民化和將世界帝國主義的恐怖主義強加于人的強有力的武器，通過其他不同的途徑導致殖民主義的戰爭。因此，我們同意接受瓦爾基所說的“資本主義整體性的辯證法”，以便詮釋販毒的跨國資本積累的邏輯如何與帝國主義寡頭政治集團的地緣政治利益在這些重新殖民化的戰爭中相結合，如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事件中那樣。我們也一直堅持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禁毒局以及其他的情報機構參與了販毒。

　　世界的重組賦予國家一種主導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的宗主國范圍內，它成為寡頭集團保持帝國主義的軍工復合體、軍隊、原子武器庫、生物武器、化學武器、地震武器和基因武器、電子武器、信息武器、安全和間諜情報機構、警察力量、準軍事團體、快速部署司令部以應對不同列度的戰爭，其中不能排除西方超級大國與中國和俄羅斯在競爭中成為軍事沖突的工具。在帝國化進程的地方一級，雖然民族國家被縮小至行使它的主權，但是并沒有消失，如同傳統的意識形態學家所說的那樣。他們只是簡單地調整自己的行動以便為跨國公司提供更有效的服務。當前的帝國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制造順從的控制在地方寡頭集團手中的民主。

　　比拉爾•卡爾維羅也對理解這個重新殖民化的進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特別是他的《國家的暴力，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和作為控制全球的手段反對犯罪的戰爭》一書(21世紀出版社2012年出版)。他在書中認為現在我們經歷一種世界霸權的重組，其基礎是國家的暴力，主要通過兩種大型戰斗展開，即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和反對犯罪的戰爭;這兩種戰斗準備了需要專制的統治的戰爭舞臺，為暴力鎮壓提供更加激進的方式。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允許保持和擴大新的便于干涉的秩序，與此同時所謂反對犯罪的戰爭借助于法律和監獄的重組導致被關押的人增多，特別是青年和窮人，這是為了所謂的國家的國內安全。這兩種戰爭互相交叉、自我建造，從中央權力發號施令—民族國家的或超國家的穩定的機構，它們對全球的重組都是有用的工具。

　　按照卡爾維羅的說法，這種霸權主義的重組最突出的特點是：從一種兩極的模式走向另一種全球的模式，兩種模式都有強有力的專制的成份;在經濟上，在全球化的市場內新自由主義的積累和集中;在政治上削弱民族國家的自主權，跨國性質的國家—私人權力網絡的發展，以及建立程序性的民主;在社會方面引入改變時間和空間的技術—特別是通信技術;在主觀上是一種軟性的孤立的個性，退縮到私人領域，如商品和物質的消費范圍，所有這一切都是有區別地重視使用暴力，以新的政治的、社會的和主觀的方式構成。

　　這位作者認為20世紀骯臟的戰爭預先展示了現在全球某些鎮壓的方式，以美國為首將一種例外的狀態強加于人，與另外的非法的網絡一起組成一個合法的鎮壓的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正在形成一個犯罪的國家。

　　卡爾維羅說，“贏得骯臟的戰爭是在新的積累階段具有某種可能的先決條件。這樣如同投入所有必要的資源以便確保在美洲打敗任何選擇的計劃，一種不僅是軍事的失敗，而且也是政治的失敗。于是根據全球的霸權主義的重組，實現了一種新的國家組織形式的勝利，它意味著強加新自由主義的模式架空經濟，依靠首先建立‘休克’的獨裁架空政治，但是隨后是形式上的民主，甚至是專制的民主，這是消滅所有的組織形式和有選擇的領導人的產物，最后依靠嵌入新的個人主義的、商業化的和不關心政治的座標，架空國家的意義本身和拉丁美洲的認同感”。

　　在這個全球的結構中，我們已經闡明文化財富的廣泛意義：自然的、可感知的和不可感知的(語言、知識、技術、印第安人民不同的文化實踐和地方以及地區的不同類的文化、更多的附屬的文化)的文化財富，紀念碑和史前的考古遺址、殖民時期和后殖民時期的古跡、藝術的動產和不動產、公共控制和使用普遍的受敬重的財產;所有這些遺產構成民族、人民的和國家的、地區的和地方的成員的記憶，這也是他們的身份的支撐，正在受到私有化、轉讓、利用和私人及企業、公司、城市開發者、旅游者、有組織犯罪、國家和地區權力團體或跨國公司占有的侵犯和威脅，它們尋求控制、統治和占有這些文化財富。特別尋求破壞與集體追求普遍的利益和共同的財富的機制相一致的社區財產，面對資本的進攻這是人民抵抗最后的防線。

　　新自由主義的公司跨國化企圖通過控制大眾媒體和所謂的文化產業將其單方向的信息強加于人，企圖根據他們的生活模式將人類同質化和統一，使我們國家部族、語言、文化豐富的財富和民眾想像中產生的豐富創造力名存實亡。

　　大眾媒體可以比喻為企圖讓公眾輿論屈從于封鎖消息、反對信息和系統的公開宣傳;將實際的論壇變成為媒體人、主持人出版者、專家和政治分析人士，概括地譴責已經建立秩序的所有反對派。這被稱為“媒體的獨裁或恐怖主義”，媒體的雇傭軍被稱為“媒體的刺客”。

　　這種排斥性的全球化的模式需要一個沒有差別、服從于市場的規律、有競爭力但受到消費主義和占有的自私自利鼓勵最強者的法律和個人主義。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也需要普遍宣傳一種侵蝕和破壞國家同一性及保衛主權、自決權，破壞保衛戰略資源和自然資源、印第安人的自主權以及參與制民主的世界主義，如果可能的話;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人間的天堂”，它意味著將所設計的市場的社會作為實現一個非階級的、無國籍和不關心政治的消費者的社會的理想。其圖謀是提供在美國和歐洲變種的新自由主義世界化的世界成為唯一的可能，而沒有可行的選擇，唯一現實主義的選擇應當是社會的順從和政治的忍受。

　　2007年6月11至14日在哈瓦那舉行的第五次國際文化與發展大會強調：“新的暴力的表現，均質化的潮流威脅窒息文化的多樣性和抹去共處中的國家的和多個階層的面孔……今天保衛文化的多樣性相當于為保護人類的未來做出貢獻”。

　　盡管有這個由市場的力量和它在國家以及權力的合伙人所展開的軍事的、警察的、經濟的、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和政治的機器，在全球范圍內以及我們的國家發生了被剝削者的抵抗：土著人民、非洲裔后代、婦女、同性戀者、青年、工人甚至組成人民國家的中間階層都表明他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破壞性后果。

　　在我們拉丁美洲的每個國家，一直在通過客觀上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不同部族-階級的團體的參與組建人民國家，他們在各自獨立的斗爭中反對外國干涉，進行反對獨裁的解放斗爭，進行社會變革的斗爭，這同時在形成一種代表反叛和不屈服的國家的大眾文化。這種國家的大眾文化是為了使文化的多樣性成為人類財富的抵抗和努力的一種積淀。

　　無疑，支持、策劃和從事資本主義的整體的暴力的悖論的復合體對無產階級是一個真正的定時炸彈，它將爆炸和掃除現代世界的統治者。肯定將會協調一切斗爭的方式，抗議、騷亂、不滿、凌辱、罷工、停工、動員、社會網絡、反對體制的力量、起義和革命運動;將推動社會的變革和重要的改革，以便積累確認參加革命的戰略力量。

　　那些放棄馬克思主義關于帝國主義理論的人被瓦爾基稱為“跨國資產階級有文化的好斗的人”，他們放棄了嚴格的階級分析，但在對基本的觀念重新定義時完全遵照貢薩萊斯•卡薩諾瓦的提醒。因此他強調我們不能停留在保留制造意義和不能擺脫的純經濟學的階級斗爭的傳統概念上。剝削的觀念沒有被充分理解。這兩種概念(階級的觀念和剝削的觀念)在剩余價值的占有和資本積累及在對財富和剩余物不平等的占有和分配的過程中，需要用以勞動者和人民為代價對財富過分的統治和占有來補充或克服。這兩個觀念與政治的、鎮壓的、信息的、文化的和社會的權力與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同時我們不能停留在帝國主義的概念中而不指出在全球化的時代“邊界”的劃分、“國內的”和“國外的”劃分(民族主義者可以用來掩蓋國內的矛盾，將所有的壞事情歸咎于國外的矛盾)在全世界越來越得到確認。在國家的內部存在國外的東西。在每個國家都與其他的國家有聯系網絡，與多國的和跨國的資本有聯系，與剛出現的全球的國家和它在本地的合伙人有聯系。斗爭必須在地方、國家和全球開展，將不同的實踐方式放在優先地位，不必進行任何討論。

　　結論

　　于是，保衛文化財富開始意識到這場重新殖民化的整體意義，它影響到各國人民再生產的基礎和人類的生存本身。占有的規模影響到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使共處的集體形式的物質的和領土的根基處于危險之中，最大限度地加劇社會的分化，加深人類數百萬人貧困的地位。

　　我認為重要的是深刻認識我們面對的剝削-統治的制度，但是相信各國人民實行斗爭的戰略能力和意志也是很重要的，他們有效地將創造性、集中制與自主權、有選擇的建設的倫理原則結合起來。

　　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官僚化創造性的經驗和監護下的民主模式之內左派的機構化以后，現代的左派的職能被確定為能夠保持倫理的一致，協助以參與制民主的方式建設民眾的政權，阻止政治機構利用民主去贊揚少數人和使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

　　我們的敵人是強大的，但是不是不可戰勝的。如果人類的生存本身正在博弈，我們相信生命的力量和尊嚴的價值對于死亡和破壞的資本主義的機器將處于優勢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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