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說的“新時代”是特指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新時代，有一首歌就是這樣唱的：《我們走進新時代》;這里說的“幽靈”，是特指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題目套用了《共產黨宣言》開頭的一句話：“一個幽靈，徘徊在歐羅巴——共產主義的幽靈”。
文革曾經狂飆于一時，稱之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主席去世后，遭到橫批猛掃，稱之為“十年浩劫”，險些滅跡。
這一切，似乎早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在他即將告別人世時，把身邊的領導同志叫來說：
“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
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
果然，在他去世后，這筆“遺產”在交給下一代時，是真正的一場“血雨腥風”：幾十萬的“文革派”被關進了大牢，上百萬的人充軍流放，跟著他老人家搞文革的人，“只有天知道”，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翻開古今中外的歷史，沒有哪一起重大事件，能像中國的文革那樣，興起時是那樣的波瀾壯闊，退潮時卻是如此地血雨腥風。
對文化大革命的貶斥，真可說是鋪天蓋地，政治治上的、經濟上的、軍事上的、文化上的……幾乎一切領域，都把文化大革命列為罪魁禍首。政治上的大審判、組織上的大清查、文化上的大批判……。
“傷痕文學”，成為一個時期文學創作的主流，連大學問家郭沫若、大作家巴金也參予其中。
在清除“文革流毒”的基礎上，人們獲得思想上的“大解放”。改革開放在歡呼聲中走上了歷史大舞臺。
三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有誰知道他哩!為什么目光一閃”(一首流行歌詞)。正是踐踏著“文革”上臺的“改革開放”，卻孕育出了被趕盡殺絕的“文化幽靈”。
改革開放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來代替“文革”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但改革開放卻培植出了更多、更大的階級、 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
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政策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達到共同富裕”。但推行的結果是，沒有達到共同富裕，卻反而造成了嚴重的兩級分化。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超速度的產生，跟著的是無產階級隊伍的急劇擴大，二億多的農民成為打工仔，是世界上最龐大的無產階級隊伍，支撐著中國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空前的尖銳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立即被“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幽靈纏繞著。
一批又一批從改革開放陣營里走出來的風云人物，他們曾在文革中被當成“走資派”沖擊過，他們不服氣，認為共產黨內哪來那么多“走資派”?“這是階級斗爭擴大化”!
面對改革開放，真的出了走資派;不僅是“走資派還在走”，而且是“遍地走”，還走成了一個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屬文革派，有些還是文革的反對派或懷疑派，卻在改革開放中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復辟，因而毅然地舉起了文革的旗幟成了“文革派”。
曾輔佐鄧小平十一年的鄧力群，當過中共中央書記處處記，他是否定文革的《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人之一。在他的《十一個春秋》的回憶中，講述了改革開放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歷程;在他主管《國史》編纂工作中，潛心地研究文革這段歷史，對比了改革開放的現實，最后推翻了他起草的《決議》中關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的評價，而斷定“文化大革命對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議復辟”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為此，他還專門出了一本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思考的言論集。他被請出了書記處，而加上了一頂貶非貶、褒非褒的帽子——“老左王”。
王震將軍是力挺鄧小平上臺的軍方有力人物，他曾擔任過國務院的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本來，他不分管政治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但他看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就拍案而起，成為黨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激烈的人物。最激烈的一次斗爭是在十三屆三中全會的閉幕會上。當趙紫陽總書記宣布全會閉幕時，漫不經心地問“大家還有什么話要說”，王震突然站起來：“我有話要講”，他就趙紫陽推薦的一部叫《何殤》的影片，向總書記發難：
“看了《河殤》，傷了我的心，傷了中華民族的心。《何殤》把中華民族誣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趙紫陽總書記在十三大報告(在影片中)有一個鏡頭，但后面講的改革呀、改革呀，照這樣改，改開底，再過五十年啊，就回到了1840年鴉片戰爭那個年代。為什么這樣的壞東西，能夠出很多書?我拒絕、我反對這個!”
王震將軍的演說，擲地有聲，贏得了全會上的一片掌聲。全會結束不久，他就邀請了一些理論工作者談話，組織他們寫文章批《河殤》。他說：現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這么厲害，將來我去見毛澤東時，我要對他講：“你講搞不好要改變顏色，過去我不懂，現在懂了”。一直到他辭世前，他對身邊工作人員交待：“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五十年。”他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今日的資本主義復辟，毛主席五十年前就預見到了。
另一個重量級的人物馬賓，毛主席曾十分地贊揚和推行他在鞍鋼當總經理時的管理經驗——“兩參一改三結合”，毛主席譽之為“鞍鋼憲法”。鄧小平上臺，給他委以重任，管計劃、發展、改革。但馬賓卻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前進，力反“國企改制”，力反“CEO收購”，當有人要拍賣上海“寶鋼”時，他發表嚴正聲明：要率隊南下，保衛“寶鋼”。
在他的暮年，寫文章、發表演說，到處鼓吹：“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我不一一列舉這些人物和事例了，時至今日，從改革開放的帷幕里，一批雙一批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老部長們、共和國的老將軍們，高舉起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形成了和改革開放對立的一派，可不可以按文革中的稱呼：“無產階級革命派”呢!
在社會上、在基層，改革開放的一切領域，無不孕育著“文革幽靈”。
比如“國企改制”，每一個國企改制的結果都是工人的貧困化、絕對貧困化;都是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的誕生。改革家們的邏輯是：“這是改革應付出的代價”，而且“應該由工人來承擔”。工人階級通過改制，一下由主人公變成了受資本奴役的打工仔，一下子從“領導階級”淪為“弱勢群體”。工人能不抗爭么!?能不造反么!?
襄陽軸承廠萬名工人的臥軌，通鋼工人的“暴動”，就是反對黨內走資派的社會主義革命。
又比如農村的“土地流轉”，改革家們把農民承包的土地，看得眼紅，說“那是中國最大的金礦”，說“那里是改革開放新的增長點”。
土地流轉到哪里，那里的農民就顛沛流離、那里的地方官員們和開發商就財源茂盛。
廣東烏坎村兩萬農民的“暴動”，就是這樣引發的，他們打出了“還我土地”的旗幟，攆走了“兩委”，選出了村民自己的管理機構，建立了黨組織。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奪權”和建立“革命委員會”嗎!!!
一個“黑磚窯”引起了全國的聲援和抗爭、一個鄧玉嬌手刃淫官贏得全國的關注和同情、一個冀中星的爆炸案，全國都倒向“案犯”一邊;上海的楊佳，刀捅了六位警官，老百姓把他稱之為“楊大俠”。
……。
甕安事件、孟連事件、石首事件，動輒上萬人卷入。社會學家們、法學家們把這一現象稱之為“無直接利益沖突者的介入”。為什么“無直接利益者”要介入呢?有一個共同的理念：“階級兄弟”、“造反有理”。造誰的反?造黨內走資派的反。
我們那些可憐的改革家和政客們，他們總是詛咒著“文革幽靈”。每走一步，都要呼叫：“文革余孽”、“文革流毒”、“文革思維”、“文革模式”。他們始終看不到，正是他們的改革開放，請來了文革幽靈。
馬克思和思格斯一八四七年寫成了《共產黨宣言》，當時沒有引起太大的重視，甚至遭到詆毀，馬克思還被驅逐。是資本主義一次又一次周期性危機的爆發，人們才佩服《宣言》對資本的深邃洞察。到本世紀初，世界又一次爆發了金融危機。馬克思被尊崇為上世紀千年第一偉人。
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贊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經歷了“血雨腥風”，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洗禮，越來越多的人尊崇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給社會帶來的動亂，人們定會進一步地掀起“毛澤東熱”!回想他發動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像王震將軍那樣對毛主席說：“你講搞不好要改變顏色，過去我不懂，現在懂了”。
套用《共產黨宣言》開頭的一句話：
一個幽靈，徘徊在新時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
丑牛
于武漢東湖澤畔•凈竹齋
2013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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