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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貴生:評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

郝貴生 · 2013-03-11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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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見的手”不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

  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觀點就是“看不見的手”的思想。他認為,在商品生產和交換過程中,每個人都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客觀上就會促進社會的發展和他人利益的實現。如他說:“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它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公眾幸福而經營貿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①]一些經濟學家竭力把這一思想概括為商品生產發展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規律。發展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就必須遵循這一客觀規律。也就是說,在存在商品交換的社會中,參與其活動的每一個人都只要從個人的利益出發,客觀上就一定會促進他人財富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就是遵循這一客觀規律取得了巨大的歷史和現實的成就。因此,他們也就竭力把這一思想照搬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中來,竭力鼓吹每個人都要從自己利益出發,并以此說明計劃經濟理論與實踐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主觀主義的唯意志論的經濟發展,而承認和遵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是尊重客觀規律的唯物主義的經濟發展,也是我們今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依據。問題在于,“看不見的手”果真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嗎?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人類社會最初產生的商品交換過程中,商品生產者確實都要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為交換而生產,但任何商品都必須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重性,作為交換的商品使用價值不是對生產者說的,而是對交換的對方而言。實際上是說,生產商品者在生產交換過程中在從自己利益出發的同時,也必須考慮對方的利益,或者說從對方的利益出發。如果交換的對方感覺不到商品對自身的使用價值,就不可能與商品的生產者進行交換。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從事平等交換的商品生產者主觀上既是從自己利益出發,也是從他人利益出發,是利益兼顧原則??陀^上也是既利于他人,也利于自己。

  商品生產產生于私有制社會,在簡單的商品生產過程中,應該說,相當多的商品生產者是從利益兼顧原則從事商品生產的。但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也必然會出現那種單純只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而不考慮交換對方和社會的利益。如果商品生產者單純地只是從個人利益出發,只是顧及自己的滿足,那么在生產或交換過程中必然弄虛作假,或偷工減料有意減小商品的使用價值,或有意無限夸大商品的使用價值欺騙交換對方。恩格斯在談到這種商品交換的買賣關系時說:“每個人必然要盡量設法賤買貴賣。所以在任何一次沖突中,兩個人在利害關系中總是絕對彼此對立的;這種沖突帶有完全敵對的性質,因為各個人都知道對方的意圖,知道對方的意圖是和自己的意圖相反的。因此,商業所產生的每一個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為這種互不信任辯護,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對一切可能降低該商品的價格的東西都絕口不談,秘而不宣。由此可見,在商業中是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來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樣允許給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來沒有的特點??偠灾虡I就是一種合法的欺詐。任何一個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會證明實踐是符合這個理論的。”[②]特別是在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逐漸出現不直接從事商品生產,而專門從事商品交換職業的“商人”時,如恩格斯所說的“賤買貴賣”現象,利用消費者的無知而無限夸大商品的使用價值,欺騙消費者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

  當一般商品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時,其與以往商品經濟的最大的區別就是出現一種特殊的商品—勞動力。就是勞動者與勞動資料的徹底分離。勞動者不占有任何生產資料,只是占有自身的勞動力。但任何物質生產活動必須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于是一無所有的勞動者只有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品出賣給占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資本家付給個人工資,形成表面上的平等關系。按照所謂“看不見的手”的經濟規律理論認為,在這種商品交換過程中,資本家只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勞動者也只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他們客觀上都促進了對方利益的實現和社會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典型的符合“看不見的手”的經濟規律的典范,是所有資本主義經濟或者說市場經濟的大發展的根源所在。這是典型的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或者說市場經濟發展實質的歪曲。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秘密。即勞動力和勞動資料的徹底分離的前提下,資本家購買的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也是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統一。勞動力的價值就是勞動者自身及家庭維持基本生活的費用,也就是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者的勞動本身。資本家購買了勞動者之后,就可以任意支配勞動者的勞動。勞動者的勞動創造的價值一定大于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也就是勞動力本身的價值。否則資本主義的生產就沒有任何意義。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就是資本主義整個生產的內在秘密。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作為商品經濟來說,其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資本主義作為特殊的商品經濟即把勞動力作為商品的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就是剩余價值規律。在這個規律的運行下,資本家追求的就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價值為目的。這種行為固然能夠把勞動力與勞動資料結合在一起,進行物質生產活動。但物質財富的增加或者說價值的增值本質上不是資本家追求個人利益導致的必然結果,而是工人的勞動創造的結果。

  經濟學家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這樣也就不知不覺地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務,為普遍利益服務。馬克思認為這一觀點是極端荒謬的,實際上是“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③]由此怎么能夠促進社會的發展呢?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確實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行為的真實反映,同時在我們今天實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市場經濟實踐中出現大量弄虛作假、坑蒙拐騙消費者的假冒偽劣商品的現象也證明了亞當·斯密思想的荒謬性。

  從上述意義上分析,亞當·斯密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根本不是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真實表述。如果從商品經濟參與者的主觀動機出發表明經濟規律的話,其表述應該是:商品生產者從自己利益出發,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在考慮個人利益同時,也從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利益出發,才能客觀上既實現他人利益促進社會發展,也實現個人的利益。如果商品生產者單純只從個人利益出發,必然不同程度地要侵犯和損害他人利益,危害社會發展。亞當·斯密的錯誤混淆了商品生產者上述兩種不同的個人利益觀。人是社會的人,如果只是單純考慮個人利益,自覺不自覺地必然要考慮如何犧牲、侵犯、占有他人、社會利益。亞當·斯密把正當的個人利益觀與錯誤的個人利益觀混為一談,實際就是把所有的個人利益都看作正當的。把利益兼顧原則導致的客觀結果夸大為所有個人利益導致的結果。亞當·斯密之所以提出歪曲經濟發展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客觀規律,從認識論根源講,是把部分個人利益導致的有利于社會的結果夸大為所有個人利益導致的結果,而無視、掩蓋甚至完全否認不正當的個人利益對他人、社會危害作用的客觀事實。從階級根源講,亞當·斯密實際是把剝削階級的利己本性特別是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性夸大為參與經濟活動的所有人的本性,混淆資本家和工人參與經濟活動的兩種根本不同的個人利益觀,掩蓋資本家利用資本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本性,同時頌揚和美化資本家的社會價值,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恒存在提供理論依據。

  “看不見的手”思想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危害性

  就是這樣的一條錯誤的所謂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被我們相當多的理論家捧上了天,同時把它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

  大家所熟悉的曾獲美國博士學位的香港大學專門研究理論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張五常教授就竭力鼓吹 “人性生而自私”、每個人的行為都“以自私為出發點”、“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本性”。“一日不實行私有財產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標準”、“市場經濟是基于私有產權的——這是高斯定律”、“惟有私有產權制度才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制度是惟一的選擇”。

  再如原北京大學光華學院院長張維迎2011年7月15日在《南方周末》發表文章《市場制度最道德》一文中說:“經濟學和宗教倫理的基本假設是,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宗教的邏輯和市場的邏輯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邏輯是通過改變人的心來達到善的行為,市場的邏輯不想改變人的心,而是規范人的行為。”人的本性“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我不一定說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亞當·斯密說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壞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圍繞自己展開的。”“即使利他主義也是自我中心的”。“亞當·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為中心,就不會寫出《道德情操論》,也不會寫出《國富論》。”

  2004年中國長安出版社出版一本號稱“國民素質研究專家”的解思忠先生著的《中國國民素質危機》一書在談到公與私關系問題時引用了亞當·斯密《國富論》中那段關于“看不見的手”的重要論述。緊接著,他就開始批判“大公無私”的觀點,說:“幾十年的實踐,已宣告了‘大公無私’神話的破產。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大公無私’,而是‘大私有公’—只有每個社會成員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竭其所能,才會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積累,反過來又惠及每個社會成員;反之,大家都一味地依賴集體和國家,只能是永遠捧著個討飯的碗。”[④]解思忠這段話的含義非常清楚,意思是說,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真實揭示了公與私的關系,對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大公無私”思想、“公而忘私”思想、集體主義思想都是歪曲了公與私的關系,對社會發展有消極、破壞作用。應當把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思想及其包含的“人本性自私論”作為塑造中國現代人基本素質的內容和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2008年1月8日在《廣州日報》發表的談話中講到,計劃經濟下,國家總是不停地尋找精神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動力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還人以利益—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動力。”個人利益實現的手段就是“交換原則”。“通過交換。工人用工業品換糧食,農民用糧食換工業品;多余的,換成人民幣揣在手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是禁止個人追求利益;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是鼓勵人們去追求合法利益。”王長江甚至還談到,共產黨自身也有自己的私利。

  中國近些年來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其背后的經濟理論依據就是所謂“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就是強調經濟發展的自發性、自由性和盲目性,就是強調個人利益的至上性和最大化。

  上世紀90年代把西方經濟學的科斯的產權理論作為國企改革的指導思想,并且把其簡化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寫進了黨的重要文件中,以混合所有制為名,實質是把公有制企業改制為私有制企業。他們認為,國家所有,產權就不清晰,管理者、勞動者就沒有明確責任,就沒有勞動的積極主動性,就實現不了個人利益。只有私有化,才有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才有管理者的責任意識,才有生產的發展。由此,賤賣國有企業、甚至賣學校、賣醫院就成為各個地方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同時,直接踐踏國家憲法,把屬于國家所有的煤炭等礦產資源低價轉給私營企業,導致近些年來涌現大批依靠國家所有的煤炭而一夜暴富的億萬富翁,以及礦難事故的層出不斷。另外,把國有企業改制為股份制企業,實質也是變相地改公有制為私有制,把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逐步改為按資分配原則。甚至黨的重要文件和個別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也直接或間接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竭力擴大按生產要素分配比例,鼓勵人們依靠非勞動性的財產性收入致富。不僅經濟上實現市場原則,而且把市場經濟原則無限擴大,推廣到文化宣傳、教育、體育和醫療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部門和各個角落。前些年,全國大多數地區甚至把“公共廁所”和“公園”也推向市場,這還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味道嗎?

  由于突出強調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強調個人利益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所以在各個行業、部門、系統甚至包括學校,把調動人們工作積極性的惟一手段都寄希望于物質獎勵上,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物質獎勵政策和措施,其特點就是幾乎所有的工作都具體量化,都與個人的獎金緊密掛勾。包括高校甚至筆者所在的擁有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沒有一項領導認為該做的工作不量化的。在這里根本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由此導致具體工作人員包括許多大學教師也已經變成數字的奴隸,實則金錢的奴隸。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及其包含的“人本性自私論”作為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惟一動力,其實質是資產階級利己主義本性的表現。馬克思《資本論》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現象,實際上就是“人本性自私論”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突出和典型表現就是瘋狂地追求商品、追求金錢、追求剩余價值,導致拜金主義文化。由于我們在改革開放實踐中,自覺不自覺地、直接或間接地把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及其形形色色的自由化經濟理論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因而也導致全民族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即拜金主義思潮大肆泛濫,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

  在經濟領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實際是追求金錢最大化已經成為參與經濟活動的幾乎所有企業、公司、銀行、個人包括國有企業的主要甚至惟一的目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從不否定追求經濟利益包括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主張的是依靠自身的勞動、依靠對社會的真正貢獻,依靠合理合法的物質手段追求經濟利益。然而現實生活中的相當多的上述企業和個人卻依靠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行賄受賄權力者、制造環境污染、買空賣空等各種不道德和違法行為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在政治生活領域以及掌握各種權力的人那里,也把追求部門和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其發展的衡量標準。甚至作為國家權力機構的公檢法系統、稅務系統、監督系統也最大限度地追求經濟利益指標。

  在文化、教育、出版、醫療等各種行業,幾乎都把經濟創收作為部門、單位發展的主要甚至是惟一內容。文化宣傳部門以創收數量作為衡量工作好壞的價值,報社、電臺、電視臺為創收,大肆刊登各種虛假廣告,欺騙群眾;教育部門權學交易、錢學交易更是比比皆是,學校各級領導都把本專業、本學院、本學校的經濟創收擺到學校發展的重要地位甚至首要地位。出版部門幾乎完全按市場原則即能否有經濟收入作為出版的惟一或主要原則,各類醫療部門、機構已經程度不同的放棄了救死扶傷這一基本職能,以創收多少衡量一個醫院、一個診室、一個醫生的價值,由此導致各種虛假診斷、濫開藥品、收受紅包等歪風邪氣的盛行。

  如果說上述現象只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及其包含“人本性自私論”思想的直接或間接的外部的現象表現,其最重要也是危害最嚴重的就是把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是非、美丑、善惡觀念完全顛倒、扭曲了。相當多的人已經成為拜金主義的奴隸。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以權力至上為核心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近些年來,又與亞當·斯密的也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核心—金錢至上觀念結合起來,構成了中國當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內容。幾乎到處都存在的權錢交易現象就是這兩種文化結合的典型表現。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生活中的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即塑造人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塑造的人格標準、具體內容不同。權力至上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文化相互結合起來塑造的人格標準就是拜倒在權力和金錢面前的奴性意識,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人的偽善和虛偽意識,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的窩里斗的內耗性意識。任何一個有清醒頭腦和判斷意識的人都能感受到上述幾種意識和人格標準的人在我們生活的周圍太多了。這種當代中國特色的腐朽文化直接腐蝕和危害了社會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三種類型的人:

  一是官員?,F實社會中的官員不同程度甚至完全背離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為親屬、為利益集團謀取各種不正當和非法利益。所有被揭露出來包括還沒有揭露出來的腐敗分子其思想靈魂和人格標準已經完全剝削階級化了,同時他們還要千方百計偽裝自己和打壓群眾與弱勢者,由此已經成為奴性、虛偽性、內耗性的典型人物。已被判刑的原江蘇省建設廳廳長貪官徐其耀案發前給其正在上大學的兒子的一封信中囑咐他兒子如果要選擇走仕途這條路,就一定要把他的8條勸告銘記在心:一是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二是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于說假話。三是要有文憑,但不要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你。四是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五是要學會處關系。六是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須具有農民特點,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么的,這都不過分。七是要學會拍馬屁。八是對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不是必須嚴格遵守的,都是可以變通的。這既是徐其耀內心的真實思想,也是所有貪官做人模式的真實寫照。不正體現出腐敗官員的上述扭曲的人格特征嗎?

  二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特殊階層,其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追求真理,最重要的職能和使命就是引領社會意識、精神文明、道德風尚的進步和發展。但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知識分子早已經把這種使命和社會職責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們也瘋狂地追求權力、追求金錢、追求名利、追求享受和社會地位。為此,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烏七八糟、丑陋卑鄙的手段和方法在知識分子隊伍中包括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大學都有其突出和典型的表現,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許多所謂的“教授”、“博導”、“大師”、“專家”已經撕去了罩在知識分子身上的文明外衣,變成赤裸裸的商人、政客和小市民。許多群眾譏諷一些教授、專家已經變為“叫獸”、“磚家”,就是對知識分子現狀的真實寫照。

  三是青少年。不能不正視的客觀現狀是,當前相當多數的青少年已經沒有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更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沒有為大多數人奮斗終身的人生價值觀,沒有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做出巨大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崇拜、信仰和學習。他們的頭腦已經為個人的名利地位、為小家庭的安樂生活、為物質欲望的無限追求所占據。他們崇拜和追求文藝、體育界等各種明星。遠離工農、遠離勞動、遠離艱苦已經成為這一代青年人的重要特征?!吨袊髮W生》雜志2001年第1期刊登一篇大學生《為大學生辯護》的文章,針對該刊上一期有篇文章批評當代大學生丟掉了上世紀大學生“位卑未敢忘憂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精神,說有那些精神是計劃經濟時代,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了,大學生都面臨生存和競爭壓力,因此“我們不指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我們也不想做什么英雄,我們只想默默無聞,只希望過小男人、小女人的平靜生活。”[⑤]這不正是當代相當多的青少年思想的真實寫照嗎?筆者在大學教育工作中,經常做問卷或座談調查。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上大學。幾乎每一次都是90%以上回答從個人找工作、個人發展、個人賺錢、個人前途、遠離貧窮和農村地區角度回答的,只有極個別學生能夠從國家民族的發展、人民的幸福和社會責任感角度回答。當我上課談起后者答案時,遭到許多同學的嘲笑。他們認為,為國家為人民學習都是虛偽的,只有從個人角度出發才是真實的。筆者接觸過許多中小學教師,談起周恩來少年時代“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學習觀念時,他們認為,現在向學生灌輸這種思想已經過時了,也沒有學生真正相信?,F在就只有實實在在地跟學生講,不好好學習,就找不到好工作,就永遠受窮,就永遠處在社會最底層。這就是當代許多青少年的思想現狀,也是教育的現狀。由此我必然想到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那段闡述窮人羨慕富人生活、地位而發憤學習努力,曲膝討好權力者、有地位者、有金錢者而竭力向上爬,力求改變自身生活狀況和地位,同時贊揚這種個人奮斗追求的精神是社會進步、財富增加的主要或惟一動力的一段論述。中國當代青少年的思想狀況不正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理想楷模嗎?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思想作為歪曲的所謂經濟發展規律已經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整個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奉勸那些繼續把其作為改革指導思想的官員和學者趕快懸崖勒馬吧!


  [①]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7頁

  [②]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0-601頁

  [③]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頁

  [④] (《中國國民素質危機》,中國長安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30—131頁)

  [⑤] 《中國大學生》雜志,2001年第一期,《為大學生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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