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網友，大家好!

　　筆者的專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研究。在大學期間，就受到毛澤東同志《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的深刻影響，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研究必須以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為中心。在幾十年的理論教學和研究中，我特別反感我們理論隊伍中兩種錯誤的研究方式：一是為領導人和會議決議、報告單純地做注解和詮釋研究，二是回避重大的現實問題搞所謂純粹的學術研究。特別是中國當代現代化的實踐中，遇到了許多重大現實問題，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回答之。本著這種思想，筆者4月曾經就中國當代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腐敗問題寫了一篇《對中國當代腐敗現象的理性思考》系列論文。由腐敗問題必然涉及到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等許多問題。我在思考中國經濟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過程中，發現相當多的學者甚至包括個別領導人非常喜歡英國古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亞當·斯密的思想，而且自覺不自覺把亞當·斯密的理論及其新老自由主義理論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特別是亞當·斯密的“人本質自私論”及“看不見的手”的思想。今天中國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潮的猖狂泛濫思想根源就是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我不是搞經濟理論專業研究的，但近幾年對經濟學開始發生興趣。去年我就開始萌發把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的主要內容、與西方人道主義的關系、對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馬克思恩格斯對亞當·斯密人性論的評價和批判，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指導，還是以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指導等許多問題首先自己搞清楚。于是我認真研讀了亞當·斯密的兩本主要著作、馬克思恩格斯有關論述、公開發表的大量有關研究著作和論文，在此基礎上，寫了這樣一篇4萬多字的學習研究成果《亞當·斯密人性論思想批判》。寫完之后，感到收獲極大，起碼自己的思路清楚許多，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思想與亞當·斯密經濟學的本質區別、對中國許多現實問題的思想根源等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本文許多觀點與主流媒體有許多不同點，不可能在公開刊物上發表。但通過自己的學習研究，搞清楚問題這一目的基本達到了，自己也就滿意了，同時其中一些問題還可以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但我也希望將自己的學習研究成果能夠與理論同行與關注社會現實問題的各位網友進行交流。為此，將拙文發到本網站上。

　　本文文字較長，也望各位網友耐心閱讀。我堅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對的，研究的主要觀點和方法也是正確的，我希望本文能夠對各位網友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和社會問題有所幫助。但我不能保證每一個具體觀點、認識都是正確的，研究和寫作也較為倉促，其中一定有許多錯誤的地方，也歡迎各位網友批評指正，相互促進，共同提高。

　　郝貴生

　　2011年9月6日

　　亞當·斯密人性論思想批判

　　郝貴生

　　內容摘要：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中包含著他的人性思想。其人性論的核心就是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關心自己利益的“人本性自私論”，且它是人類商品交換的最主要根源，并派生出“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客觀經濟規律，由此為邏輯起點構成亞當·斯密的全部經濟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指出，“人本性自私論”是把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夸大為所有人的本性，商品交換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論”，而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人在商品交換中在互利的同時，也必然會導致相互的敵對和競爭關系，導致不同程度地侵犯和占有他人、社會利益的現象。不是私人利益決定社會利益，而是社會利益決定私人利益。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把人的全部社會關系簡單化為功利、金錢和剝削關系，其實現的基本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及其市場經濟體制。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及其新老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嚴重影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其危害性愈發突出。理論工作者需要對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和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進行全方位和深入的理性思考，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人學和經濟學理論指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

　　關鍵詞：利益;看不見的手;經濟體制改革;為人民服務;人的發展

　　目錄

　　一、亞當·斯密人性論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其在經濟學理論中的地位作用

　　1、人相互合作、相互幫助的主要方式就是物物交換

　　2、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關心的就是自身的利益問題

　　3、人的交換活動的主要根源就是人的利己之心

　　4、人性中包含憐憫和同情

　　5、追求自身利益必然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會的發展

　　6、資本家實現個人利益獲取利潤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資本

　　7、對富人的羨慕促使窮人勤奮好強、埋頭苦干

　　二、馬克思恩格斯對亞當·斯密人性論的批判

　　1、“人本性自私”論是把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抽象化為所有人的本性

　　2、商品交換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論”，而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

　　3、“人本性自私論”形成的商品交換關系在互利的同時，也必然導致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敵對和競爭關系

　　4、私人利益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其內容和實現的形式、手段是不以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5、“人本性自私”論把人與人的全部社會關系簡單化為功利關系，實質是剝削關系、金錢關系

　　6、實現“人本性自私論”的基本的經濟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7、“人本性自私論”形成的所謂“人道主義”是偽善和不道德的

　　8、以“人本性自私”為邏輯起點形成的古典經濟學實質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

　　三、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思想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危害性的影響

　　1、思想理論家直接宣傳把亞當·斯密及其新老自由主義理論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

　　2、亞當·斯密及其自由主義理論已經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國家決策者經濟改革和各種改革的指導思想及各種改革措施。

　　3、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思想已經演變為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拜金主義思潮，滲透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

　　四、幾點理性思考

　　1、經濟學理論是純粹的經濟學理論，還是包括人學的經濟學理論?

　　2、所謂“看不見的手”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嗎?

　　3、亞當·斯密的人性理論是利己與利他思想的統一嗎?

　　4、究竟是鼓勵依靠勞動致富，還是鼓勵依靠財產致富?

　　5、究竟怎樣科學地評價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根本否定計劃經濟體制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創新”還是倒退?

　　6、“為人民服務”思想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中還是否起作用?

　　7、還要不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和批判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及其現代表現—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潮?

　　8、究竟怎樣認識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人為本”為核心的關系?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要不要把人的發展和人的改造從社會發展的戰略地位認識和具體落實?

　　亞當·斯密創立的英國古典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源。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并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指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必須正視的一個客觀事實是，當前國內理論界特別是經濟學家自覺不自覺地把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及其繼承者即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指導思想，否認或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作用，特別是竭力夸大亞當·斯密的抽象人性論思想，個別領導者甚至把亞當·斯密的抽象人性論思想不加批判地照搬過來。這里就存在一個如何用科學的態度評價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特別是其中所包含的人性論思想，以及如何用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思想指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筆者認為，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作為對人性的完整的回答是錯誤的。正是他的這種對人性的錯誤理解，其以后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將其概括為“經濟人”，并構成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基石。中國的有些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的“經濟人”思想也簡單照搬到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來，已經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危害。筆者認為，有必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及其危害性做一全面的解剖、分析、批判。

　　一、亞當·斯密人性論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其在經濟學理論中的地位作用

　　亞當·斯密是一個經濟學家，但他也研究倫理學、法學、政治學。他的全部學說中特別是經濟學中也包含著他的一些哲學回答，特別是他的人性理論。其兩本主要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就闡述了他的人性理論，以及人性理論在他的全部經濟學理論的地位、作用。

　　1、人相互合作、相互幫助的主要方式就是物物交換

　　亞當·斯密認為，文明社會中人們在任何時候都需要有他人的合作和幫助。而人合作和幫助的方式主要就是“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 (《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3頁)“這種傾向，為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在其他各種動物中是找不到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3頁)動物之間有天資上的差異，但是不能互相利用，不能把不同的資質、才能結成一個共同的資源，原因就在于作為個體的動物之間沒有交換傾向，而“人類的情況，就完全兩樣了。他們彼此間，哪怕是極不類似的才能也能交相為用。他們依著互通有無，物物交換的一般傾向，好像把各種才能所生產的各種不同產物，結成一個共同的資源，各個人都可從這個資源隨意購取自己需要的別人生產的物品。”(《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6頁)

　　2、 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關心的就是自身的利益問題

　　亞當·斯密認為，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關心的就是自身的利益問題。他在《道德情操論》中說：“像斯多葛學派的學者常說的那樣，每個人首先和主要關心的是他自己。無論在哪一方面，每個人當然比他人更適宜和更能關心自己。”(《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82頁) “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而且，因為他比其他人都更適合關心自己，所以他如果這樣做的話是恰當和正確的。” (《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1-102頁)他還說：“對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來說，我們自己的毫厘之得失會顯得比另一個和我們沒有特殊關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得多，會激起某種更為激昂的高興或悲傷，引出某種更為強烈的渴望和嫌惡。” (《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64頁)斯密在這本書中舉了很多例子來論證人的利己心。他認為，失去一條腿同失去一個情人相比，是一種更為真實的災難;如果一個國家被地震所吞沒，一個人的仁慈之心可能會受到點干擾，然而他又會馬上繼續他的工作或快樂的生活，可是如果他在早晨失去了他的一個小手指，那么他這一整天絕不會平安、快樂地度過。斯密把他的這種自利之心或利己主義也稱之為“自愛”。

　　3、人的交換活動的根源就是人的利己之心

　　亞當·斯密正是認為，人最關心的是自身的利益。同時，人與人之間又需要相互幫助，需要物物交換。而物物交換的根源恰恰就是人的利己之心。亞當·斯密說，人類既然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但僅僅依靠他人的恩惠，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的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3—14頁)亞當·斯密正是以人的利己心為邏輯起點，構建起他的以商品交換特別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商品交換為基本內容的經濟學理論。他談到資本家行為動機時說：“私人利潤的打算，是決定資本用途的唯一動機。投在農業上呢，投在工業上呢，投在批發商業上呢，或投在零售商業上呢?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潤最大。”(《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345頁) “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以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他貨物。” (《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7頁)總之，亞當·斯密始終認為人參與經濟活動的動機都是自私的，人的一切行為受自利心支配，人的一切努力都是為自己打算，而不是為別人著想。他是否投資或支持國內或國外產業，他盤算的只是自己的安全和投資的風險，而不是出于什么愛國心、民族情的考慮;他管理產業的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個人利益。即便他甘冒風險去投資于國外產業時，他也只是受到其高額利潤的誘惑而決不會是出于他人利益或社會利益的考慮。

　　4、人性中包含憐憫和同情

　　亞當·斯密在承認人有利己心的同時，也有對他人的憐憫和同情之心。他說：“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他人的不幸，或當我們深刻聯想他人的不幸時，我們所感覺到的那種情緒。我們時常因為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所產生的感情。我們常以他人的悲哀而感傷，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不需要用什么實例來證明。這種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樣，決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備，雖然他們在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銳。最大的惡棍，極其嚴重地違反社會法律的人，也不會全然喪失同情心。” (《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頁) “具有最完美德行因而我們自然極為熱愛和最為尊重的人，是這樣的人，他既能最充分地控制自己自私的原始感情，又能最敏銳地感受他人富于同情心的原始感情。” (《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84頁)。“正是這種多同情別人和少同情自己的感情，正是這種抑制自私和樂善好施的感情，構成盡善盡美的人性” (《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5頁)在這里，斯密把同情心也看作是人人都具有的普遍本性。

　　5、追求自身利益必然有利于他人利益和社會的發展

　　亞當·斯密認為，每個人雖然追求的是個人的利益，但是每個為自己打算的人不能不顧到其他人也在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從而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相互的共同的利益。因此，他認為個人利益不僅不同社會利益、他人相矛盾，而且是一致的。他寫到：“每個人改善自身境況的一致的、經常的、不斷的努力是社會財富、國民財富及私人財富所賴以產生的重大因素。(《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63頁)“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5頁)“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時，各個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個那么強大的力量，以致沒有任何幫助，亦能單獨地使社會富裕繁榮”。(《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12頁)個人的利益怎樣促進共同的利益和社會的發展呢?亞當·斯密提出了他的“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作用。他在《國富論》中說，投資人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于寧愿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像在其它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公眾幸福而經營貿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實上，這種裝模裝樣的神態在商人中間并不普遍，用不著多費唇舌去勸阻他們。”(《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7頁)他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也重申“看不見的手”的思想。他說，一個驕傲而冷酷的地主看著自己的大片土地，只想獨自消費從土地上得到的一切收獲物，而完全不考慮其他人的需要。但事實是不可能的。這個地主不可能把收獲物全部消費掉。他的胃容量再大，也決不會超過一個最普通的農民的胃。他不得不把自己消費不了的東西分給那些更多的有這種需要的人。因此，“在任何時候，土地產品供養的人數都接近于它所能供養的居民人數。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但是他們還是同窮人一樣分享他們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當神把土地分給少數地主時，他既沒有忘記也沒有遺棄那些在這種分配中似乎被忽略的人。后者也享用著他們在全部土地上所占有的份額。在構成人類生活的真正幸福之中，他們無論在哪方面都不比似乎大大超過他們的那些人遜色。在肉體的舒適和心靈的平靜上，所有不同階層的人幾乎都處于同一水平，一個在大路旁曬太陽的乞丐也享有國王們正在為之戰斗的那種安全。”(《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229-230頁)

　　6、資本家實現個人利益獲取利潤的主要方式就是依靠資本

　　亞當·斯密認為，早在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之前，商品交換價值取決于商品生產者的勞動。因此實現個人利益的主要方式就是個人的勞動。這也是亞當·斯密的最初的勞動價值論思想。但隨著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之后，有些人購買商品就不再是個人消費，而是用來交換他物。在亞當·斯密看來，這個再用來交換的商品的價值就“恰恰等于它使他們能夠購買或支配的勞動量。”(《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7頁)這樣的商品越多，也就是財富越多，購買力越強，對他人的勞動的支配權也就越大。“財產對他直接提供的權力，是購買力，是對于市場上各種勞動生產物的支配權。他的財產的大小，與這種支配權的大小成正比例。換言之，財產的大小，與他所能購買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勞動量或他人勞動生產物數量的大小成比例。一種物品的交換價值，必然恰等于這物品對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勞動支配權。” (《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27頁)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把他所購買的商品和積存的貨幣再投入到新的商品交換中，由此增加的商品的交換價值就不僅取決于商品的直接生產者的活勞動，也取決于資本家投入的商品或者貨幣的物化勞動對他人勞動的支配力。而正是這種物化勞動或者說對他人勞動的支配力，也就是資本家所說的資本給資本家帶來了利潤。生產者的直接勞動創造的價值資本家已經通過工資付給了生產者，那么商品新增加的價值就是資本這種物化勞動創造的。資本家就是依靠投入的財富、資本獲取利潤實現個人利益的。亞當·斯密說：“資本一經在個別人手中積累起來，當然就有一些人，為了從勞動生產物或勞動對原材料增加的價值上得到一種利潤，便把資本投在勞動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供給他們，叫他們勞作。” (《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43頁)在這種生產狀況下，“商品價值就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勞動者的工資，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潤，來報酬他墊付原材料和工資的那全部資本。”(同上)“工資、利潤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一切其它收入歸根到底都是來自這三種收入中的一個。” (《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47頁)這樣，亞當·斯密就從他的勞動價值論思想倒退到生產要素價值論、資本價值論上，就為資本家剝削和占有他人勞動成果提供了理論依據。

　　7、對富人的羨慕促使窮人勤奮好強、埋頭苦干

　　亞當·斯密認為，窮人當看到富人的財富時，聯系自己父親簡陋的小屋，于是幻想自己能夠更舒適地住在一座宮殿里;看到富人們都坐在馬車里，也幻想自己也能坐在馬車里舒適地旅行。“在他的幻想中浮現出某些更高階層的人的生活情景，為了擠進這些階層，他投身于對財富和顯貴地位的追逐之中。為了獲得這一切所帶來的便利。他在頭一年里受盡委屈。而且在潛心向上的第一個月內含辛茹苦，費盡心機，較之他在沒有財富和地位時的全部生涯中所能遭受的痛苦更有甚之。他學習在某些吃力的職位上干得出色。他勤奮好強，夜日繼日地埋頭苦干，以獲得勝過其它競爭者的才能。然后，他努力在公眾面前顯示出這種才能，以同樣的勤奮乞求每一個就業的機會。”他接著說：“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向所有的人獻殷勤;他為自己所痛恨的那些人效勞，并向那些他所輕視的人獻殷勤。他用自己的整個人生，來實行享受他也許永遠不能享受的某種不自然的、講究的寧靜生活的計劃，為此他犧牲了自己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得到的真正安逸”。(《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25-226頁)

　　亞當·斯密認為，盡管人們竭盡一生追求財富和地位，但在垂暮之年后，發現未必都能夠得到，即使能夠得到，身體已被疾苦和疾病拖垮，心靈也千百次地受到傷害、挫折，充滿羞辱和惱怒，顯赫地位帶來的那些空洞和無聊的快樂也會消失。“天性很可能以這種方式來欺騙我們”。但斯密認為“正是這種蒙騙不斷地喚起和保持人類勤勞的動機。正是這種蒙騙，最初促使人類耕種土地，建造房屋，創立城市和國家，在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領域中有所發現、有所前進。這些科學和藝術，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完全改變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適宜于耕種的平原，把沉睡荒涼的海洋變成新的糧庫，變成通達大陸上各個國家的行車大道。土地因為人類的這些勞動而加倍地肥沃，維持著成千上萬人的生存。”((《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29頁)這實際上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思想的延續。

　　亞當·斯密正是以他的這種人性理論構筑了他的全部經濟學。自利和利己本性是他全部經濟學理論的出發點和邏輯起點，也是貫穿于各章節內容的一條基本線索和指導思想。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施蒂格勒指出：“《國富論》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石的一座輝煌的宮殿”。

　　二、馬克思恩格斯對亞當·斯密人性論的批判

　　亞當·斯密的人性理論不是孤立的，它實際是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反對封建文化、神學思想中禁欲主義的產物，是為資產階級發家致富，為資本主義私有制鳴鑼開道的思想武器，是整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具體內容。文藝復興以來產生的許多思想家，無論是唯物主義哲學家，還是唯心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都從不同角度闡述人的利己主義本性。如英國唯物主義哲學家霍布斯、洛克宣揚人的本性總是趨樂避苦，保持和延續個體的生命，總是追求個人的快樂和幸福。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休謨認為道德產生于調整沖突的利己心，利己心是正義法則的真正根源。荷蘭思想家曼德威爾(《資本論》中譯為孟德維爾)鼓吹私惡即公利。認為一切善行都出于個人的利己沖動而不是什么利他的仁慈，“是經過深思的行為，其源蓋于人類自私的本性。”(《西方著名倫理學家評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頁)整個社會充滿著自私自利的敗行與惡習，結果卻造成了全社會的福利與繁榮。18世紀英國思想家邊沁把人本性自私論進一步系統化，形成了兩個功利主義的基本原理：一是認為人們一切行為的準則取決于是否增進個人的幸福，二是自利原則在追求個人幸福中占支配地位，不考慮個人的追求對他人和社會帶來什么后果。德國唯物主義哲學家費爾巴哈認為追求個人幸福是人生下來就有的欲望，利己主義是美德之第一立法者和原因，并引伸出道德的兩條基本準則：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黑格爾哲學解體過程中出現的德國唯我主義哲學家施蒂納進一步把以往思想家的利己主義思想推向極端，認為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唯一的我”才是歷史的動力。這種利己主義的人道主義學說針對宗教神學弘揚神性，貶低人的欲望、利益特別是個人的物質利益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人們現實的物質利益的積極的社會作用，是有極其重要的合理思想及其重要作用的。馬克思主義對這種人道主義既批判又繼承，包括對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恩格斯說，唯物史觀是研究人的活動及其規律的學說。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也是一種人學理論，但它不是對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人道主義的全盤拋棄，而是揚棄，是對以往人道主義學說中的唯心主義成分的徹底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人道主義理論。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對以往幾乎所有鼓吹利己主義抽象人性論的觀點都進行過批判，同樣也對貫穿于亞當·斯密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思想—人本性自私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

　　1、“人本性自私”論是把資產階級的自私本性抽象化為所有人的本性

　　馬克思、恩格斯一開始他們的理論生涯，就非常關注人、研究人。他們曾經接受過多種人學理論，如宗教中的人學思想、黑格爾中的人學思想、費爾巴哈中的人學思想。但馬克思恩格斯青年時期的思想是一個轉變過程，伴隨著他們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從革命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的轉變，在人學問題上也從宗教神學中的人向自我意識的人、自然意義上的人、現實的人的轉化。1845年春天，在被恩格斯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的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不僅提出和深入闡發了科學的實踐觀，而且從實踐觀出發，科學地揭示了人的本質。以往的哲學家或者從宗教、意識方面，或者從人的自然屬性方面說明人的本質，馬克思認為是錯誤的。馬克思認為把人與動物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特征、特性就是人們的物質生產、勞動、實踐活動。但人不是孤立的個人活動。人在勞動實踐中必然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在生產關系基礎上形成家庭、倫理、道德、政治、宗教等多種關系。人在勞動中結成關系，又在關系中進行勞動，人的勞動是發展變化的，人的以經濟關系為基礎的多種社會關系也是變化的。馬克思把這一思想概括為，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60頁)也就是說，當我們講到“人”這個對包括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的人的整體概括時，人的本質、本性就是人的勞動本性、人的社會性。但由于人的勞動能力的可變性和社會關系的可變性，因而人的具體本質、具體本性是可變的。在存在階級的社會中，人的本質、本性主要就表現為人的階級性。恩格斯1843年到1844年上半年，一直生活在英國工人群眾中，他通過大量對英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考察中，開始認識到，英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由于其經濟地位不同，導致其道德觀念等都不同，是“完全兩種不同的人”。馬克思認為，以往的人學理論由于沒有認識到人的勞動本質和人的社會性，往往把人的自然屬性或者某一歷史階段、某個階級的屬性夸大為人的本質、人性的內容。例如馬克思在《提綱》中所批判的費爾巴哈就主要是把人的吃、喝、性行為當作人的本質。因此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不懂得人的勞動和社會本質，把人看作孤零零的單個人，把人的自然屬性抽象出來當作人的本質。

　　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這種科學的人的本質觀、人性理論分析批判了亞當·斯密的人性理論。馬克思認為，亞當·斯密把利己主義作為人的本質、人的本性實際上是從人的經濟利益角度說明人的本質、人性理論。人在各項活動都要追求利益。但問題是利益決定人的一切活動，還是人的活動決定利益?人是否只追求物質經濟利益?是否只追求個人利益?亞當·斯密的錯誤一是不懂得人類歷史發展的決定性的物質因素不是利益而是人們的物質勞動及其物質生產方式，利益也是受物質勞動和物質生產方式決定的。二是不懂得人們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他只把利益單純歸結為個人的物質利益。三是不懂得人與人之間不僅有經濟利益關系，也有政治關系、思想關系等。西方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的利益觀概括為“經濟人”，本身就說明亞當·斯密人的本質、人性理論的片面性。如果說，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愛論”、“自私論”也是一種倫理道德觀念的話，也只是從一個方面說明了人的社會關系，但它不是主要關系、本質關系、全部關系。人的最主要關系是生產關系、經濟關系。人的生產關系、經濟關系受物質勞動所制約，因而是變化的，人的倫理道德關系也是發展變化的，根本不存在適合于所有時代、所有國家、所有階級的共同的倫理道德關系。而且亞當·斯密的這種“自愛論”、“自私論”觀點根本不符合歷史和現實的事實。人類剛剛從動物進化而來的在已有的人類社會發展史占絕大多數年代的原始社會中，社會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們還處在原始的公有制度下，人類生存必須緊密依賴集體，也必須從集體的觀念出發，才能有個人的生存。當時不可能存在人首先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本性觀。即使是在階級社會中，那些為民族不受侵略、為被壓迫階級的解放而犧牲個人生命的古今中外的歷史和現實生活的人物比比皆是。他們都是“自愛”和“自私”嗎?那么為什么亞當·斯密把人的利己主義、自私論當作人的本質、人性的核心內容呢?原因在于，馬克思否定了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觀點，但并不否定階級社會中剝削階級的本質是自私的觀點。馬克思認為，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剩余產品，同時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社會組織逐步形成，于是，人們開始把個人的、家庭的利益與他人、社會的利益區別、對立開來。隨著私有制度的最終確立，首先從個人利益出發的私有觀念逐步取代原始社會的公有觀念。從奴隸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其生產關系并不完全相同，但生產資料的私有性質沒有改變，在私有經濟基礎上形成的私有觀念本質上也沒有改變。封建社會中的宗教神學竭力掩蓋這種統治階級的私有觀念，鼓吹禁欲主義思想，實質也是為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私利服務的。資產階級為了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則赤裸裸地鼓吹個人的物質欲望，但是他們又不敢把自私的本質說成是本階級的本質，而把自私宣稱為整個人類的本質、是人的本性。馬克思、恩格斯1846年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資產階級思想家“把所有各式各樣的人類的相互關系都歸結為惟一的功利關系。看起來是很愚蠢的。這種看起來是形而上學的抽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一切關系實際上僅僅服從于一種抽象的金錢盤剝關系。”(《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479頁)恩格斯1876年在《反杜林論》中談到亞當·斯密的這種人性論觀點是說：“仔細觀察一下，這個人就是當時正在向資產者轉變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當時的歷史地規定的關系中從事工業和貿易。” (《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1995年版，第493-494頁)

　　2、商品交換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論”，而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

　　亞當·斯密在對人類社會生活的觀察中，發現了人類相互之間的依賴性，而相互依賴的主要表現就是物與物的商品交換。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唯物史觀認為，人的本性就是在勞動實踐中結成一定的經濟、政治、思想等多種關系，人在關系中進行勞動。人的相互依賴性恰恰是人的社會性的表現。但人的相互依賴性并不都表現在物與物的商品交換中。原始社會中，人類在部落、氏族等集體內部生活，本身就是一種相互依賴和相互幫助。私有制產生之后出現的奴隸制和封建制也是人與人相互依賴的重要表現。雖然這個時期開始出現商品交換現象，但不是主要方式，一直到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生產方式仍然占主導地位。封建社會末期，商品交換現象才逐漸成為人類相互依賴的主要表現。由此可知，人類的商品交換現象本身并不是人類一開始就有的永恒現象，它是歷史現象。人類的私有觀念也不是永恒現象，也是歷史現象。固然人類的商品交換與私有觀念有聯系，但私有觀念絕不是人類商品交換的最終根源。歸根結底，商品交換是人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主要進行商品生產，“只有在歷史上特定的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才會發生。”(《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1979年版，第37頁)

　　3、 “人本性自私論”形成的商品交換關系在互利的同時，也必然導致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敵對和競爭關系

　　亞當·斯密認為，人類在商品交換活動中，都出自于利己心。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不考慮他人、社會和公共利益，但其結果卻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亞當·斯密的這種認識是錯誤的。首先，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亞當·斯密本人也認識到這一點。一個產品不具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成為商品。但馬克思認為，任何商品的使用價值并不是對商品生產者來說，而是對使用者、消費者來說。如果商品生產者根本不考慮商品本身對他人的使用價值即具體的有用性，他怎么能夠與他人交換呢?而考慮這一點本身就是在考慮他人的利益，也就是商品生產者在考慮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同時包括把他人的利益作為出發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生產者絕不單純只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商品生產的出發點是雙方的利益，是利益兼顧原則。只有主觀上既從個人利益也從他人的利益出發，客觀上才能既實現個人的利益，也實現他人的利益。如果商品生產者都是這樣考慮，商品交換遵循的就是等價交換原則，是公平原則，是共贏原則。亞當·斯密那種認為商品生產者完全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觀點是錯誤的。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并不認為所有的商品生產者都是利益兼顧原則，必定有一些商品生產者總希望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占有和損害他人的利益。買賣雙方永遠是一對矛盾，二者不可能完全一樣。恩格斯在談到商品交換的買賣關系時說，“每個人必然要盡量設法賤買貴賣。所以在任何一次沖突中，兩個人在利害關系中總是絕對彼此對立的;這種沖突帶有完全敵對的性質，因為各個人都知道對方的意圖，知道對方的意圖是和自己的意圖相反的。因此，商業所產生的每一個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為這種互不信任辯護，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對一切可能降低該商品的價格的東西都絕口不談，秘而不宣。由此可見，在商業中是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來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樣允許給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來沒有的特點。總而言之，商業就是一種合法的欺詐。任何一個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會證明實踐是符合這個理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0-601頁)經濟學家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這樣也就不知不覺地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務，為普遍利益服務。但馬克思也由此得出相反的結論 ：“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02頁)從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商品生產者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從客觀效果上，一是有可能實現和促進他人、社會的利益。二是也有可能損害、侵犯、占有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前者會導致互利行為，對社會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而后者就會導致商品交換雙方從開始的較小的對立、矛盾發展為敵對的利益的根本對立。我們每一個參與社會商品交換的正常人都能感受到商品交換中導致的這兩種結果。特別是中國當代市場經濟活動中，各種假冒偽劣產品大量出現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最好詮釋，也是對亞當·斯密思想的最有力批判。亞當·斯密的錯誤就是只看到商品交換中互利的一個方面，而看不到相互對立、一方損害、侵犯或占有他人利益的方面。

　　4、私人利益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其內容和實現的形式、手段是不以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亞當·斯密鼓吹“人本性自私論”，并無限夸大個人利益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作用，實際上涉及到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就是如何認識人的利益問題。從人的利益角度說明和解釋歷史，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歷史，確實是唯物史觀的重要內容。馬克思早在1842年就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82頁)但人們的利益僅僅是個人利益嗎?不同社會關系中的人的利益是相同的嗎?有沒有階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大多數人的利益?利益及其實現利益的手段是頭腦中自生的，還是在社會關系中形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對這些問題都做了回答。他們認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社會性，人既是個體，也是群體。因此人們的利益也既有個人利益，也有群體利益。階級、民族、國家是現實生活中最重要的社會群體，因此也就存在階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國家的利益。不能把人們的利益簡單歸結為只是個人的利益。同時，人們的利益不是頭腦中自生的，而是在社會關系中形成的，是歷史的變化的。正如馬克思在批判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時說，關鍵不在于私人利益是否真正達到和實現普通利益，“關鍵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經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會所創造的條件下并使用社會所提供的手段，才能達到;也就是說，私人利益是與這些條件和手段的再生產相聯系的。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內容以及實現的形式和手段則是由不以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決定的。”(馬克思《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102-103頁)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資本家和工人所追求的個人利益的內容及其手段、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資本家是利用手中的貨幣購買勞動力這種特殊的商品，最大限度地追求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而一無所有的工人是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依靠勞動的手段追求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生活資料。從表面看來，二者都在追求私人利益，但本質上是不同的，不僅內容不同，實現的手段也不同。其根本原因就是資本家和工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不同，生產中的作用不同，勞動產品的分配必然也不同，由此追求的利益內容、手段及結果怎么能夠相同呢?亞當·斯密的錯誤是把人們的利益單純歸結為只是私人利益，而把私人利益又看作是頭腦中自生的，而不是社會關系所決定的。他又把不同社會關系中形成的不同的私人利益混為一談，特別是混淆資本家和工人的兩種根本不同的個人利益。正如馬克思在批判邊沁的平等理論時說：“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占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管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但馬克思緊接著說，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200頁)

　　5、“人本性自私”論把人與人的全部社會關系簡單化為功利關系，實質是剝削關系、金錢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就是說，人與人的關系是多種多樣的，如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思想倫理道德關系等。亞當·斯密由于他的對資本主義社會全部關系的解釋是從人的本質自私論出的，所以在亞當·斯密眼里，人與人的全部各種各樣的關系就只剩下一種關系，即經濟關系，而經濟關系中又簡單化為個人功利關系。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雖沒有直接批判亞當·斯密，但他們對施蒂納的利己主義的批判實際也是對亞當·斯密的批判。施蒂納在他的書中宣揚商品交換中人都是從利己主義出發，相互之間都是把對方當作“食品”，是相互“吞食”關系。馬克思恩格斯說，施蒂納的這種理論實際上就是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令人討厭地大肆渲染的相互剝削的理論”。這種功利主義理論 “把所有各式各樣的人類的相互關系都歸結為惟一的功利關系。……這種看起來是形而上學的抽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一切關系實際上僅僅服從于一種抽象的金錢盤剝關系。”(《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479頁)“在這種情況下，功利關系具有十分明確的關系，即我是通過我使別人受到損失的辦法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剝削人])。其次，在這種情況下，我從某種關系中取得的利益總是和這種關系相異的，正像我們在上面談到能力時所看到的那樣，人們對每種能力所要求的是與它相異的產物，這是一種由各種社會關系所決定的關系，而它恰恰就是功利關系。所有這一切的確就是資產階級那里的情況。對資產階級來說，只有一種關系—剝削關系—才具有獨立自在的意義;對資產者來說，其他一切關系都只有在他能夠把這些關系歸結到這種惟一的關系中去時才有意義，甚至在他發現了有不能直接從屬于剝削關系時，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這些關系從屬于剝削關系。這種利益的物質表現就是金錢，它代表一切事物，人們和社會關系的價值。”(《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479-480頁)

　　6、實現“人本性自私論”的基本的經濟條件就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人本性自私論”本質上是資產階級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本性的表現，其根源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反過來，這種經濟體制也是實現資產階級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本性的最基本的經濟條件。亞當·斯密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前，是勞動創造價值。而土地私有和資本投入生產之后，商品的價值就由單純的勞動創造發展為勞動創造與市場要素、資本創造。資本家利用資本占有比勞動者更多的社會財富就完全合理合法。這也就是資本家實現個人利益的基本條件。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第4卷評論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時，引用了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一書中談到資本問題的一段話后評論說：“在繼續往下讀以前，我們先在這里停一下。首先，既無生存資料，又無勞動資料的‘勤勞者’—失去了立足之地的人，究竟是從哪里來的呢?如果把斯密說法中的天真形式去掉，它的含義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實質是在勞動條件歸一個階級所有，而另一個階級僅僅支配勞動能力的時刻開始的。勞動和勞動條件的這種分離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前提。”(《剩余價值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56頁)從這個意義上說，亞當·斯密的以“人本性自私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理論就是基于勞動和勞動資料的徹底分離，就是勞動資料完全為少數人占有這種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大前提和基本條件。所以馬克思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一書中就寫到：“國民經濟學從私有財產的事實出發，但是，它沒有給我們說明這個事實。它把私有財產在現實中所經歷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這些公式當作規律。它不理解這些規律，也就是說，它沒有指明這些規律是怎樣從私有財產的本質中產生出來的。國民經濟學沒有給我們提供一把理解勞動和資本分離以及資本和土地分離的根源的鑰匙。例如，當它確定工資和資本利潤之間的關系時，它把資本家的利益當作最后的根據;也就是說，它把應當加以論證的東西當作前提。”(《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979年版，第89頁)

　　7、“人本性自私論”形成的所謂“人道主義”是偽善和不道德的

　　亞當·斯密及其資產階級的哲學家、經濟學家把依據“人本性自私論”建立起來的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學理論標榜為具有“同情心”的、“愛”的“人道主義”的理論。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這種所謂“人道主義”的實質。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經濟學及其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對于以往的封建社會來說，確實是一種進步。但是這種經濟學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特別是商品交換中交換雙方的對立和矛盾。因此這種經濟學“不得不求助于詭辯和偽善，以便掩蓋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這個世紀的人道主義精神得出來的結論。這樣，政治經濟學就帶上了博愛的性質;它不再寵愛生產者，轉而垂青消費者了;它假惺惺地對重商主義學說的血腥恐怖表示衷心的厭惡，并且宣布商業是各民族、各個人之間的友誼和團結的紐帶。所有這些都十分冠冕堂皇，可是這些前提馬上又顯身手了，它們創造了馬爾薩斯人口論來對抗這種偽善的博愛，這種學說是過去一切學說中最粗暴最野蠻的一種學說，一種絕望的學說，它玷污了關于仁愛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詞;這些前提創造了并發展了工廠制和現代的奴隸制,這種奴隸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殘酷性來說并不亞于古代的奴隸制。新的經濟學，即以亞當·斯密的‘原富’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學說，也同樣是偽善、矛盾和不道德的。這種偽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領域和自由的人性處于對立的地位。”(恩格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597-598頁)恩格斯還說：“商業的第一條原則就是對一切可能降低該商品的價格的東西都絕口不談，秘而不宣。由此可見，在商業中是允許利用對方的無知和輕信來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樣允許給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來沒有的特點。總而言之，商業就是一種合法的欺詐。”(《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0-601頁)“亞當·斯密頌揚商業，說商業是人道的，這是對的。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絕對不道德的東西;商業對道德和人性也表示過應有的尊重。但是，是怎樣表示的呵!當中世紀的強權，即公開的攔路行劫變成了商業時，這種行劫就變得人道些了;當商業上以禁止貨幣輸出為特征的第一個階段轉變為重商主義學說時，商業也變得人道些了。現在連這種學說本身也變得人道些了。當然，商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同廉價賣給他貨物的人們和高價買他的貨物的人們保持良好的關系。因此，一個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應者和顧客的敵視，那它現在就實在太愚蠢了。它表現得愈友好，就對它愈有利。商業的人道就在于此，而這種為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濫用道德的偽善手段就是貿易自由論引以自豪的東西。偽君子叫道：難道我們沒有打倒壟斷的野蠻嗎?難道我們沒有把文明帶到窮鄉僻壤去嗎?難道我們沒有使各民族和睦起來并減少了戰爭嗎?不錯，這一切你們都做了，但是你們是怎樣做的呢?你們消滅了小的壟斷，為的是一個巨大的根本的壟斷，即私有制能夠更自由地更漫無止境地發展起來;你們把文明帶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去，為的是奪取新的天地來施展你們的卑鄙的貪欲;你們使各民族結為兄弟(但是是盜賊兄弟)，你們減少了戰爭，為的是在和平時期發更大的橫財，為的是使個別人之間的仇恨和可恥的競爭達到極端尖銳的地步!你們在什么時候做事情是純粹從人道動機出發的呢?是從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不應存在對立這種意識出發的呢?你們什么時候講過道德，什么時候不圖謀私利，不在心底隱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1—602頁)

　　8、以“人本性自私”為邏輯起點形成的古典經濟學實質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

　　亞當·斯密把自私看作人的永恒本性，根據人的這種永恒本性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及其經濟學的全部理論也是永恒的，超階級、超歷史的。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人的本質、本性理論告訴我們，人的本質、本性是具體歷史的，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超階級、超時代的人的自私本性，因而也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超階級、超時代的經濟制度和經濟學理論。任何經濟制度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種經濟制度必然要為另一種經濟制度所取代。任何經濟學理論也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也必然是具體的、歷史的。因此，亞當·斯密按照他的人本性理論建立起來的經濟學理論也是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產物。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是為資產階級發財致富的科學。所以恩格斯多次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是商業擴展的自然結果，隨著它的產生，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許的欺詐辦法，一門完整的發財致富的科學來代替那簡陋的非科學的生意經。”(《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596頁)“這種從商人的彼此嫉妒好貪婪中產生的政治經濟學或發財致富的科學，額角上就打著自私自利的烙印。”(同上)“國民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公經濟學等用語也是一樣。在目前的情況下應該把這種科學稱為私經濟學，因為在這種科學看來社會關系只是為了私有制而存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版，第600頁))如果說恩格斯1844年所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對古代經濟學的階級實質的揭露主要是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做出的結論。那么馬克思50年代以后全力以赴地研究經濟學，而這種研究的最主要成果就是1867年正式出版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在這一卷中通過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學說理論的創立，揭示和說明了資產階級怎樣從利己主義本性出發，又在所謂“公平”、“正義”、“同情心”下，通過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實現其唯利是圖、發家致富的最終目的。但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家和工人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參與經濟活動的，二者沒有本質區別。資本家為什么能夠達到發家致富的目的，原因在于其勤奮、努力，工人為什么受窮，因為其懶惰、懈怠。資本家發家致富的財產不可能都揮霍消費掉。他們把部分剩余價值轉化為資本擴大再生產，給一無所有的勞動者提供了許多就業的機會。同時，資本家創造了大量的物質財富，但他們個人消費量盡管比較大，但在整個所創造的財富中還是占少數，大多數物質財富都是勞動者、窮人消費掉。這些不是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同情心”嗎?不是說明了資本家養活工人，而不是工人養活資本家嗎?不是完全體現了亞當·斯密的利己主義和“同情心”的道德原則嗎?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已經完全揭示了社會財富增加的物質原因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秘密。那就是資本家利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勞動資料與勞動者的分離現象，用貨幣購買勞動者的勞動力，因而占有勞動者剩余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是一種商品生產，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本身就有欺詐和占有他人勞動價值的現象，而資本主義又不是一般的商品生產，而是追求剩余價值的商品生產，由此達到少數人即資產階級發家致富的最終目的。

　　三、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思想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發展危害性的影響

　　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思想及其古典經濟學理論就成為西方經濟學理論的鼻祖。其之后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都把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經濟人”作為其理論的出發點或邏輯起點。他們鼓吹，利己主義、個人選擇是經濟行為的主要動力，私有化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私有財產是自由主義的經濟保障，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是最能體現人的利己本性和發揮個人積極性的社會經濟運行機制，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在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中自發地協調了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關系，完全的市場經濟競爭行為能夠實現生產要素的最適度的分配和天然資源的最有效利用，從而達到社會生產效益的最大化和分配的最大公平性。反對國家進行權力干預，攻擊實現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政府是“最壞的政府”，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反對國家福利制度，認為國家福利制度“違背人的本性”，會助長人的懶惰而不利于競爭等。

　　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及其形成的經濟學理論為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所繼承和發展并不奇怪。因為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對這種經濟學理論的錯誤及階級屬性做了全方位和深刻的揭露批判。其后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繼承和發揮亞當·斯密的思想恰恰進一步說明了這些經濟學家竭力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本性。不可否認，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有其合理性的因素，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中已經最大限度地繼承了其合理思想。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畢竟是兩種內容上本質不同的思想體系。那么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以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為基礎的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為指導，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為指導?尤其還要不要把亞當·斯密為代表人物之一的西方抽象人道主義理論中的“人本性自私論”作為中國經濟體制的指導思想呢?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是，改革開放30年來，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及其形成的各種自由主義理論已經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發生了極其大的影響，但是這種影響不是積極的影響，而是消極的影響，是危害性的影響。其重要表現是：

　　1、思想理論家直接宣傳把亞當·斯密及其新老自由主義理論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

　　大家所熟悉的曾獲美國博士學位的香港大學專門研究理論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張五常教授就竭力鼓吹 “人性生而自私”、每個人的行為都“以自私為出發點”、“共產主義錯估了人類本性”。“一日不實行私有財產制度，就沒有可能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標準”、“市場經濟是基于私有產權的——這是高斯定律”、“惟有私有產權制度才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私產制度是惟一的選擇”。

　　再如原北京大學光華學院院長張維迎2011年7月15日在《南方周末》發表文章《市場制度最道德》一文中說：“經濟學和宗教倫理的基本假設是，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宗教的邏輯和市場的邏輯最大不同是，宗教的邏輯是通過改變人的心來達到善的行為，市場的邏輯不想改變人的心，而是規范人的行為。”人的本性“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我不一定說人是自私的，但是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 亞當·斯密說同情心普遍存在，即使最壞的人也有同情心，但所有的同情心都是圍繞自己展開的。” “即使利他主義也是自我中心的”。“亞當·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為中心，就不會寫出《道德情操論》，也不會寫出《國富論》。同樣，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自我中心的，就不會有儒家的道德倫理系統。”張還說，正因為自我中心的這個本性可能帶來問題，人類才產生了宗教和各種善惡學說，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根本上假定人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一切主張都從這個假設展開。”

　　2004年中國長安出版社出版一本解思忠先生著的《中國國民素質危機》一書。書中對作者的介紹中說，作者是“國民素質研究專家、曾任國務院研究室教科文衛司司長，現任國務院副部長級職務，兼任北京大學國民素質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高級工程師”。書中結合中國歷史和現實揭示和分析了了中國人的素質狀況，應該說很多方面對人還是很有啟發的。但是在談到公與私關系問題時引用了亞當·斯密《國富論》中那段關于“看不見的手”的重要論述。緊接著，他就開始批判“大公無私”的觀點，說:“幾十年的實踐，已宣告了‘大公無私’神話的破產。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大公無私’，而是‘大私有公’—只有每個社會成員都為了自己的利益竭其所能，才會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共積累，反過來又惠及每個社會成員;反之，大家都一味地依賴集體和國家，只能是永遠捧著個討飯的碗。” (《中國國民素質危機》，中國長安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30—131頁)解思忠這段話的含義非常清楚，意思是說，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真實揭示了公與私的關系，對社會發展有積極作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大公無私”思想、“公而忘私”思想、集體主義思想都是歪曲了公與私的關系，對社會發展有消極、破壞作用。應當把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作為塑造中國現代人基本素質的內容和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2008年1月8日在《廣州日報》發表的談話中講到，計劃經濟下，國家總是不停地尋找精神動力。改革開放以來“動力機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還人以利益—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動力。”個人利益實現的手段就是“交換原則”。“通過交換。工人用工業品換糧食，農民用糧食換工業品;多余的，換成人民幣揣在手里。” “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是禁止個人追求利益;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的邏輯起點，是鼓勵人們去追求合法利益。”王長江甚至還談到，共產黨也有自己的私利。

　　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亞當·斯密及其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最突出的兩個不同點，就是創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要推行亞當·斯密及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理論必須否定馬克思經濟學理論的這兩大最重要成果。因此上世紀80年代以來，思想理論界特別是在某些所謂主流經濟學那里，以所謂純學術討論名義直接、間接攻擊、否定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或在所謂“創新”、“發展”名義歪曲勞動價值、剩余價值論的文章比比皆是。因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列舉。

　　2、亞當·斯密及其自由主義理論已經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國家決策者經濟改革和各種改革的指導思想及各種改革措施。

　　拉開中國農村改革序幕就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所謂“土地承包”。當初帶頭搞土地承包以及某些大人物堅定支持這種改革的人頭腦中就有一個觀念，就是認為人的本質自私的，只有土地回到個人手中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原集體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制度強調集體主義精神，扼殺了農民的積極性。曾任小崗村黨支部書記、1978年“手印”英雄嚴俊昌的兒子嚴德友2008年10月10日應邀到人民網作嘉賓訪談。訪談中竟然脫口而出 “人不為已，天誅地滅”，而且說是他的“父親經常教導”的。當時把小崗村的承包經驗推廣到全國農村甚至到城市，到處鼓吹“一包就靈”，其背后的思想依據就是人的本質自私論。前不久中央電視臺播放的《永遠的忠誠》電視劇活靈活現地反映了小崗村農民自私自利的本性特征。

　　中國原有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確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對這些問題是在原計劃經濟體制前提下去改革，還是根本否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初期，黨的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曾經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指導思想，但沒有過幾年，卻根本否定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其重要理由之一就是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和絕對作用，也就是強調遵循價值規律，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映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要的及時調節。其背后的經濟理論依據就是所謂“看不見的手”的自由主義理論，就是強調經濟發展的自發性、自由性和盲目性，就是強調個人利益的至上性和最大化。雖然也一再強調是在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體制，但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來的近20年的實踐，基本上沒有起到對經濟發展的調控作用。物價翻番增長，特別是房價持續上漲，各種假冒偽劣商品肆意橫行，社會資源和能源的最大浪費，建筑和工程質量低劣、各種事故層出不窮。而中央領導一再強調抑制房價和物價上漲、強調建筑質量，卻效果甚微。其根本原因就是任其個人利益的至上性和最大化。

　　上世紀80年代確定的改革的總體指導思想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在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中也突出強調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但在改革進程中，卻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自我完善逐漸變為社會主義改制，以西方經濟學的科斯的產權理論作為國企改革的指導思想，并且把其簡化為“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寫進了黨代會的政治報告中，以混合所有制為名，實質是把公有制企業改制為私有制企業。他們認為，國家所有，產權就不清晰，管理者、勞動者就沒有明確責任，就沒有勞動的積極主動性，就實現不了個人利益。只有私有化，才有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才有管理者的責任意識，才有生產的發展。由此，賤賣國有企業、甚至賣學校、賣醫院就成為各個地方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同時，直接踐踏國家憲法，把屬于國家所有的煤炭等礦產資源低價轉給私營企業，導致近些年來涌現大批依靠國家所有的煤炭而一夜暴富的億萬富翁，以及礦難事故的層出不斷。另外，把國有企業改制為股份制企業，實質也是變相地改公有制為私有制，把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逐步改為按資分配原則。甚至黨的政治報告和個別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也間接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竭力擴大按生產要素分配比例，鼓勵人們依靠非勞動性的財產性收入致富。不僅經濟上實現市場原則，而且把市場經濟原則無限擴大，推廣到文化宣傳、教育、體育和醫療等社會生活的各個部門和各個角落。前些年，全國大多數地區甚至把“公共廁所”和“公園”也推向市場，這還有一點社會主義的味道嗎?

　　由于突出強調亞當·斯密的個人利益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所以在各個行業、部門、系統甚至包括學校，把調動人們工作積極性的惟一手段都寄希望于物質獎勵上，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物質獎勵政策和措施，其特點就是幾乎所有的工作都具體量化，都與個人的獎金緊密掛勾。包括高校甚至筆者所在的擁有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馬克思主義學院。沒有一項領導認為該做的工作不量化的。在這里根本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由此導致具體工作人員包括大學教師完全變成數字的奴隸，實則金錢的奴隸。

　　3、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思想已經演變為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拜金主義思潮，滲透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

　　亞當·斯密把“人本性自私論”作為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惟一動力。前文已經指出，這種“人本性自私論”實質是資產階級利己主義本性的表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具體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勞動的二重性，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現象，由此導致“人本性自私論”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突出和典型表現就是瘋狂地追求商品、追求金錢、追求剩余價值，導致拜金主義文化。由于我們在改革開放實踐中，自覺不自覺地、直接或間接地把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及其形形色色的自由化經濟理論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因而也導致全民族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即拜金主義思潮大肆泛濫，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

　　在經濟領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實際是追求金錢最大化已經成為參與經濟活動的幾乎所有人的主要甚至惟一的目的。新興的或把國有企業改制后的民營企業(實質是私有企業，用“民營企業”概括之是不準確的)、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在追求企業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形形色色的各種公司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國有企業也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從不否定追求經濟利益包括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行為，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主張的是依靠自身的勞動、依靠對社會的真正貢獻，依靠合理合法的物質手段追求經濟利益。然而現實生活中的相當多的上述企業和個人卻依靠制造假冒偽劣商品、行賄受賄權力者、制造環境污染、買空賣空等各種不道德和違法行為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上世紀90年代初掀起的“全民經商”風潮中，形形色色的皮包公司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近些年來報刊媒體揭露出來的各種毒牛奶、毒食品、毒蔬菜、毒藥品等一系列事件不正是其典型表現嗎?

　　在政治生活領域以及掌握各種權力的人那里，也把追求部門和個人利益最大化作為其發展的衡量標準。甚至作為國家權力機構的公檢法系統也最大限度地追求經濟利益指標。本來國家公檢法的社會職能是最大限度的維護社會的公正、公平，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但是，在近些年來的國家公檢法系統、甚至黨的紀檢部門一些人竟然直接參與到各種經濟活動中。如原天津市檢察長李寶金不務檢察正業，拿出相當多的時間與與企業家打交道，而且把“誰為我辦事，我就不辦誰;誰不為我辦事，我就辦誰”作為檢察院辦案的基本原則。檢察各部門、各單位是否存在非法收入的小金庫，本來就是檢察院的職能之一，可就是作為國家直轄市的市檢察院的檢察長竟然直接掌握和控制的本單位的小金庫就達1億元之多。也正是掌握國家各種權力的權力者為了追求個人和部門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才把手中權力作為資本，與行賄者進行權錢交易，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前赴后繼的官員腐敗現象。當然也有許多黨政機關無法直接撈取經濟上的黑色或灰色收入，但在國家工資方案的制定中，卻利用手中權力有意識地把國家公務員工資檔次遠高于事業和企業部門。

　　在文化、教育、出版、醫療等各種行業，幾乎都把經濟創收作為部門、單位發展的主要甚至是惟一內容。文化宣傳部門以創收數量作為衡量工作好壞的價值，報社、電臺、電視臺為創收，大肆刊登各種虛假廣告，欺騙群眾;教育部門權學交易、錢學交易更是比比皆是，學校各級領導都把本專業、本學院、本學校的經濟創收擺到學校發展的重要地位甚至首要地位。出版部門幾乎完全按市場原則即能否有經濟收入作為出版的惟一或主要原則，許多刊物收取各種版面費已是公開的秘密。各類醫療部門、機構已經程度不同的放棄了救死扶傷這一基本職能，以創收多少衡量一個醫院、一個診室、一個醫生的價值，由此導致各種虛假診斷、濫開藥品、收受紅包等歪風邪氣的盛行。

　　如果說上述現象只是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思想的直接或間接的外部的現象表現，其最重要也是危害最嚴重的就是把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是非、美丑、善惡觀念完全顛倒、扭曲了。相當多的人已經成為拜金主義的奴隸。中國經歷了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以權力至上為核心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近些年來，又與亞當·斯密的也是資本主義文化的核心—金錢至上觀念結合起來，構成了中國當代最腐朽的思想文化內容。幾乎到處都存在的權錢交易現象就是這兩種文化結合的典型表現。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生活中的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即塑造人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塑造的人格標準、具體內容不同。權力至上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文化相互結合起來塑造的人格標準就是拜倒在權力和金錢面前的奴性意識，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人的偽善和虛偽意識，欺軟怕硬、欺善怕惡的窩里斗的內耗性意識。任何一個有清醒頭腦和判斷意識的人都能感受到上述幾種意識和人格標準的人在我們生活的周圍太多了。這種當代中國特色的腐朽文化直接腐蝕和危害了社會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三種類型的人：

　　一是官員。本來我們黨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官員手中的權力是用來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也講過，社會主義社會的各級官員是人民的公仆。胡錦濤同志近些年也經常講，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可現實社會中的官員卻完全背離上述宗旨，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為親屬、為利益集團謀取各種不正當和非法利益。所有被揭露出來包括還沒有揭露出來的腐敗分子其思想靈魂和人格標準已經完全剝削階級化了，同時他們還要千方百計偽裝自己和打壓群眾與弱勢者，由此已經成為奴性、虛偽性、內耗性的典型人物。已被判刑的原江蘇省建設廳廳長貪官徐其耀案發前給其正在上大學的兒子的一封信中囑咐他兒子如果要選擇走仕途這條路，就一定要把他的8條勸告銘記在心：一是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二是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于說假話。三是要有文憑，但不要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你。四是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五是要學會處關系。六是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須具有農民特點，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什么的，這都不過分。七是要學會拍馬屁。八是對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不是必須嚴格遵守的，都是可以變通的。這既是徐其耀內心的真實思想，也是所有貪官做人模式的真實寫照。不正體現出腐敗官員的上述扭曲的人格特征嗎?

　　二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特殊階層，其社會職能、使命和追求的目標既不同于官員、商人和企業家，也不同于普通的工人、農民。其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追求真理，最重要的職能和使命就是引領社會意識、精神文明、道德風尚的進步和發展。但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知識分子早已經把這種使命和社會職責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們也瘋狂地追求權力、追求金錢、追求名利、追求享受和社會地位。為此，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烏七八糟、丑陋卑鄙的手段和方法在知識分子隊伍中包括知識分子較為集中的大學都有其突出和典型的表現，甚至有過之而不及。許多所謂的“教授”、“博導”、“大師”、“專家”已經撕去了罩在知識分子身上的文明外衣，變成赤裸裸的商人、政客和小市民。許多群眾譏諷一些教授、專家已經變為“叫獸”、“磚家”，就是對知識分子現狀的真實寫照。

　　三是青少年。國家、民族的希望和未來在于青少年。青少年的理想、信仰、素質、能力直接關系到我們黨、國家、民族未來發展的方向。但不能不正視的客觀現狀是，當前大多數的青少年已經沒有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更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沒有為大多數人奮斗終身的人生價值觀，沒有對為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做出巨大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崇拜、信仰和學習。他們的頭腦已經為個人的名利地位、為小家庭的安樂生活、為物質欲望的無限追求所占據。他們崇拜和追求文藝、體育界等各種明星。遠離工農、遠離勞動、遠離艱苦已經成為這一代青年人的重要特征。《中國大學生》雜志2001年第1期刊登一篇大學生《為大學生辯護》的文章，針對該刊上一期有篇文章批評當代大學生丟掉了上世紀大學生“位卑未敢忘憂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精神，說有那些精神是計劃經濟時代，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了，大學生都面臨生存和競爭壓力，因此“我們不指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我們也不想做什么英雄，我們只想默默無聞，只希望過小男人、小女人的平靜生活。”這不正是當代相當多的青少年思想的真實寫照嗎?筆者在大學教育工作中，經常做問卷調查。其中一條就是為什么上大學。幾乎每一次都是90%以上甚至有時100%回答從個人找工作、個人發展、個人賺錢、個人前途、遠離貧窮和農村地區角度回答的，只有極個別學生能夠從國家民族的發展、人民的幸福和社會責任感角度回答。當我上課談起后者答案時，遭到許多同學的嘲笑。他們認為，為國家為人民學習都是虛偽的，只有從個人角度出發才是真實的。筆者接觸過許多中小學教師，談起周恩來少年時代“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學習觀念時，他們認為，現在向學生灌輸這種思想已經過時了，也沒有學生真正相信。現在就只有實實在在地跟學生講，不好好學習，就找不到好工作，就永遠受窮，就永遠處在社會最底層。這就是當代許多青少年的思想現狀，也是教育的現狀。由此我必然想到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里那段闡述窮人羨慕富人生活、地位而發憤學習努力，曲膝討好權力者、有地位者、有金錢者而竭力向上爬，力求改變自身生活狀況和地位，同時贊揚這種個人奮斗追求的精神是社會進步、財富增加的主要或惟一動力的一段論述。中國當代青少年的思想狀況不正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理想楷模嗎?

　　四、幾點理性思考

　　任何實踐都有理論的指導，理論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實踐的結果。中國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說明作為改革指導思想上的理論上的失誤，一些基本理論有許多模糊、混亂甚至錯誤的地方。筆者從研究亞當·斯密的人性理論的基本內容、對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影響、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感覺到我們對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的本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內容等都有許多模糊、混亂甚至錯誤的地方。有許多現實的問題需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結合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本質區別與聯系，進行全方位的理性思考。現提出幾個問題，供學者們進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1、經濟學理論是純粹的經濟學理論，還是包括人學的經濟學理論?

　　筆者在上學期間學習經濟學理論以及畢業之后的相當長的時間一直以為，經濟學理論就是研究社會經濟現象、經濟關系的理論。但是筆者在研究唯物史觀過程中感覺到，任何研究社會現象的理論既是某種現象的理論，同時自覺不自覺地都包含著學說創立者對人的本質、人性的回答。恩格斯說，唯物史觀是關于人的活動及其規律的學說，同理完全可以說，任何社會科學都是關于人的活動及其規律的學說。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理論就不是離開人的純粹的經濟現象、經濟關系的理論，而是關于人的經濟活動的現象及其規律的學說。但是筆者看了一些經濟學著作，往往只是講純粹的經濟現象、經濟規律、經濟關系。與部分經濟理論研究工作者接觸，他們也是這樣認為的。研究人本身的問題是哲學問題而非經濟學問題。由此促使我開始研究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學說。不看不知道，一看才發現，亞當·斯密的全部經濟學自始至終都包含著人學思想，都包含著亞當·斯密對人的本質和人性的回答。他的經濟規律、經濟關系的理論無不打上他的人學思想的烙印。他講，人在生活中需要他人的幫助與合作，這不是講人的社會關系嗎?他講，人在社會生活中最關心的就是自身的利益問題，這不是講人性理論嗎?他認為人們物質交換的根源就是利己之心，這不是從人的所謂利己本性說明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嗎?同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也應該是包含人學思想的經濟學理論。但是以往學習《資本論》以及有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中，卻只是從經濟范疇，從商品的二重性、勞動價值論、貨幣、剩余價值、利潤等角度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本質區別及聯系，而沒有從馬克思主義對亞當·斯密的人學思想的批判繼承角度理解掌握《資本論》的基本思想。必須承認，唯物史觀的創立不僅回答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性問題，也回答了人的本質、人性問題。馬克思的《資本論》也包含著馬克思主義區別于古典經濟學的人學思想。不理解掌握《資本論》中的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范疇，也不可能理解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經濟關系的一系列思想，也不可能真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理論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實踐。當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實踐中，那么多的經濟學家自覺不自覺地照搬新老自由主義理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混淆了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兩種不同的做人標準，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人格標準抽象化為適用于任何社會的永恒的人性內容和人格標準，并把按照這種人性內容建立起來的經濟學理論和范疇照搬到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踐中來。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鼓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動力都是個人的利益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姓社與姓資的對立。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和荒謬的，是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格標準、人性內容看作完全相同的，并以此為邏輯起點，構筑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和方法。而所謂的相同的人性內容，實際是資本主義的人性內容。因此從這個角度理解經濟學理論，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看作是一種人性、人學理論，同時揭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社會人性和人格標準的具體內容。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本質觀、人性理論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2、所謂“看不見的手”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嗎?

　　一些經濟學家竭力把新老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照搬到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否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理論依據就是強調必須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性。而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規律就是亞當·斯密所發現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筆者經常在一些經濟學文章中看到引用亞當·斯密的這一思想論證社計劃經濟的荒謬性和市場經濟的合理性。他們以此說明計劃經濟是違反客觀經濟規律的主觀主義的唯意志論的經濟發展。而承認和遵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是遵循客觀規律的唯物主義的經濟發展。問題在于，“看不見的手”果真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嗎?

　　筆者前面已經闡發了馬克思恩格斯對亞當·斯密經濟學思想的批判，包括對“看不見的手”的批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平等的商品交換過程中，商品生產者確實都要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為交換而生產。生產的商品必須具有使用價值才能交換，這個使用價值不是對生產者說的，而是對交換的對方而言。實際上是說，生產商品者也考慮對方的利益。如果對方感覺不到商品對自身的使用價值，就不可能與商品的生產者進行交換。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商品生產者都既是從自己利益出發，也是從他人利益出發，是利益兼顧原則。客觀上也是既利于他人，也利于自己。如果商品生產者單純地只是從個人利益出發，只是顧及自己的滿足，那么在生產或交換過程中必然弄虛作假，或偷工減料有意減小商品的使用價值，或有意無限夸大商品的使用價值欺騙交換對方。所以恩格斯說，買賣雙方都設法賤買貴賣。彼此利害關系中總是絕對對立的，甚至帶有完全敵對的性質，由此導致的每一個后果就是互不信任，同時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來達到不道德的目的。馬克思也講過，當經濟學家認為每個人都只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時，其結果必然是每個人都妨礙別人利益的實現，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由此怎么能夠促進社會的發展呢?從上述意義上分析，亞當·斯密的“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的思想根本不是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真實表述。在商品市場和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規律的表述應該是：商品生產者從自己利益出發，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是在考慮個人利益同時，也從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利益出發，才能客觀上既實現他人利益促進社會發展，也實現個人的利益。如果商品生產者單純只從個人利益出發，必然不同程度地要侵犯和損害他人利益，危害社會發展。亞當·斯密的錯誤是混淆了商品生產者上述兩種不同的個人利益觀。人是社會的人，如果只是單純考慮個人利益，自覺不自覺地必然要考慮如何犧牲、侵犯、占有他人、社會利益。亞當·斯密把正當的個人利益觀與錯誤的個人利益觀混為一談，實際就是把所有的個人利益都看作正當的。把利益兼顧原則導致的客觀結果夸大為所有個人利益導致的結果。亞當·斯密之所以歪曲經濟發展的所謂“看不見的手”的客觀規律。從認識論根源講，是把部分個人利益導致的有利于社會的結果夸大為所有個人利益導致的結果，而無視、掩蓋甚至完全否認不正當的個人利益對他人、社會危害作用的客觀事實。從階級根源講，亞當·斯密實際是把剝削階級的利己本性特別是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性夸大為參與經濟活動的所有人的本性，混淆資本家和工人參與經濟活動的兩種根本不同的個人利益觀，掩蓋資本家利用資本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本性，同時頌揚和美化資本家的社會價值，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恒存在提供理論依據。就是這樣的一條錯誤的所謂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被我們相當多的理論家捧上了天，同時把它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依據，如此改革下去，怎么能夠深化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呢?如此發展下去，自覺不自覺地不可避免地會把社會主義改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改制。中國當前社會出現的大量經濟及社會問題的思想理論根源之一就是把根本不存在的經濟發展的所謂“客觀規律”當作改革指導思想導致的結果。

　　3、亞當·斯密的人性理論是利己與利他思想的統一嗎?

　　也有一些人認為，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不是純粹的自私思想。他在強調個人利益的同時，也強調對他人的同情心，強調利他思想。亞當·斯密是利己與利他思想的統一。確實有相當多的學者持有這種看法，他們近些年在國內的一些刊物上，也大肆宣揚和鼓吹亞當·斯密的“同情心”思想，甚至個別領導人在多次國內外講話中，號召共產黨人和企業家學習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一書。

　　亞當·斯密確實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講了許多有關“同情心”思想的論述。有人就把亞當·斯密的“同情心”概括為“利他”思想。但稍微認真閱讀《道德情操論》一書后，就會發現，亞當·斯密首先是在肯定人本性自私的前提下講的同情心。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所說:“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同時亞當·斯密不僅談到對他人的同情，也希望他人對自己利己主義的同情和理解。正如他自己所說：“如果他愿意按公正的旁觀者能夠同情自己的行為—這是全部事情中他渴望做的—的原則行事，那么，在這種場合，同在其它一切場合一樣，他一定會收斂起這種自愛的傲慢之心，并把它壓抑到別人能夠贊同的程度。他們會遷就這種自愛的傲慢之心，以至允許他比關心別人的幸福更多地關心自己的幸福，更加熱切地追求自己的幸福。”(《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02頁)其實，亞當·斯密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同情心”并不是人們行為的主要動機。他說：“當愛國者為各種社會政治的改良而鞠躬盡瘁時，他的行動并不總是由對可以從中得到好處的那些人的幸福所懷有的單純的同情心引起的。一個熱心公益的人贊助修公路，通常也不是出于對郵遞員和車夫的同情。當立法機關設立獎金和其它獎勵去促進麻或妮的生產時，它的行動很少出自對便宜或優質紡織物穿著者的單純的同情，更少出自對制造商和商人的同情。” (《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0頁)在談到富人的行為動機時說：“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29-230頁)。亞當·斯密的這些思想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從整體批判亞當·斯密的道德學說以及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人道主義學說帶有“偽善性”的特征一樣，其所謂“同情心”也是其“偽善性”的重要表現。亞當·斯密自己就認為，人們為什么要追求財富，是因為富人“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都是我們根據這個目的所能謀求的利益。吸引我們的，是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這是因為他感到他的財富自然而然地會引起世人對他的注意。……相反，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道德情操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61頁)也就是說，亞當·斯密鼓吹的社會是非美丑觀念的標準就以是否經濟上富有和政治上的社會地位。富人、有地位身份的人就受到尊敬、羨慕，窮人、沒有身份地位的人就感到羞恥，就得不到尊敬，甚至受到譴責。用浩然同志上世紀50年代寫的小說《金光大道》中刻畫的一個竭力個人發家致富的人物張金發說的一句話“誰發家，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不就典型地表達了亞當·斯密的道德觀嗎?這種道德觀有一絲一毫的對勞動者、對窮人、對大多數人的同情和愛心嗎?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對工人有“同情心”和“愛心”，資本家就不會占有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家也不會唯利是圖。正如恩格斯在批判費爾巴哈鼓吹“對人以愛”，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的荒謬觀點時說，古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沒有做到，而資本主義對工人的所謂關心只不過是工人僅有最必需的東西維持生活，能夠繼續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主義對多數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權利所給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隸制或農奴制多一些。”(《費爾巴哈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995年版，第239頁)那么亞當·斯密為什么要宣揚所謂的“同情心”、“利他”思想呢?其目的不過是在掩蓋資產階級赤裸裸的唯利是圖、自私自利的本性，為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永恒性辯護。今天我們現實生活中，大量假冒偽劣商品、低劣建筑、工程的存在和坑蒙拐騙行為就是對亞當·斯密“同情心”思想的“偽善性”的最好的注解和詮釋。

　　今天某些理論家也竭力宣揚亞當·斯密的“同情心”思想，也不過是掩蓋私營企業家唯利是圖、剝削勞動者行為的目的罷了。個別領導人、學者和企業家鼓吹“企業家也要流淌道德的血液”，也要有“同情心”，企圖以此認識勸解那些唯利是圖的企業家放棄坑蒙拐騙的行為，完全是徒勞的。如果這些人有同情心和道德血液，也就不會對權力者行賄受賄，也就不會制造大量的假冒偽劣商品和低劣建筑、工程，坑害人民群眾，也就不會產生大量的社會腐敗現象和貧富差距的拉大。

　　4、究竟是鼓勵依靠勞動致富，還是鼓勵依靠財產致富?

　　按照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觀點，任何價值和財富都是勞動創造的，但任何勞動都必須與勞動資料相結合，才能進行具體的物質生產活動。但以往的私有制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把勞動者與勞動資料徹底分離，導致勞動者必須把自己當作特殊的商品出賣給勞動資料的占有者—資本家。資本家在購買了勞動者的勞動力之后，就可以任意支配勞動者的勞動活動本身。因此就造成了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資本家等少數人就主要依靠特殊的貨幣即資本實行按資分配的基本原則達到個人致富的目的。而這種個人致富的結果，必然導致大多數人的相對貧困化。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建立，就是從根本上改變以往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勞動資料與勞動者的徹底分離現象，在分配原則上根本否定按資分配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固然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同時社會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道德還存在著以往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許多痕跡。因此新中國的社會主義還不能實現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允許部分私營企業存在和一定范圍的按資分配現象也是符合中國的具體國情的，在一定意義上也會促進社會的經濟發展的。但是整個社會按勞分配畢竟是最主要的分配方式。同時，共產黨人并不否定個人致富，但鼓勵致富的主要方式最主要的還是勞動致富，也就是主要依靠為社會創造更多更好的社會財富實現個人致富的目的。也確實改革開放以來，相當多的人正是依靠自己的勤奮勞動實現了致富的目的。但是不能不看到，近些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中，由于理論上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思想，自覺不自覺地把被馬克思所批判的亞當·斯密的“人本質自私論”思想、“看不見的手”的思想以及依靠非勞動性的資本致富思想作為改革指導思想，并依靠公開媒體和學者的大肆鼓吹，導致現實生活中許許多多的人已經形成了扭曲的致富理念。他們不主要依靠自己的實實在在的物質勞動和對社會的貢獻，而是利用一切勞動手段之外的與致富相關聯的其他因素如資本、股民、證劵、房屋等個人財產，以及各級官員利用人民賦予的手中權力致個人之富。也有那么一些人利用暴力、欺騙、出賣肉體等方式實現個人致富。甚至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中竟然鼓勵增加人們的“財產性收入”。改革開放短短30年，中國出現數萬數十萬的億萬富翁有幾個是依靠自身的勞動致富的呢?幾乎他們的第一筒金都是依靠欺騙、行賄、買空賣空等不道德和非法手段實現的，然后又依靠已經獲得的財富作為資本，投入到生產和流通過程中，以按資分配的方式繼續占有勞動者創造的物質財富。中國當前貧富差距的繼續擴大，并已超過聯合國規定的基尼系數，以及腐敗現象的愈演愈烈狀況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社會鼓勵依靠財產致富，否定或貶低勞動致富的結果。而私有化進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則是推行依靠財產致富的物質的經濟基礎。

　　5、究竟怎樣科學地評價市場經濟體制與計劃經濟體制?根本否定計劃經濟體制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創新”還是倒退?

　　馬克思主義評價一種經濟體制不是用抽象的孤立的方法，而是把這種經濟體制放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否定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的，其產生是歷史的進步，也確實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積極的重大作用，而且至今還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積極作用。但任何經濟體制也有其兩重性，市場經濟在促進社會發展的同時，也有對社會發展有消極和破壞作用。因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是與資本主義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占有性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導致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經濟危機的不斷爆發，其經濟根源就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及其市場經濟體制。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多次揭露批判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盲目性和無政府性及其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破壞性。而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盲目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可控制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所取代。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經濟體制是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否定，是人類歷史發展進程中的新生事物。但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是對典型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體制否定基礎上形成的，是完全消滅商品經濟的計劃經濟。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歷史證明社會主義首先是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國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是要把基本原理與各個國家的國情和不同歷史時期的條件相結合，因此不能夠把馬克思恩格斯書本上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完全照搬過來。這就存在一個已經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國家還要不要搞商品經濟?斯大林曾經一度認為，原蘇聯可以消滅商品經濟，但他的晚年認識到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我們國家建國后，也曾有一些人主張消滅商品經濟。毛澤東通過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包括經濟學理論，研究蘇聯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結合中國的實踐，提出中國不能消滅商品經濟。他在1958年11月鄭州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嚴厲批評了那種主張社會主義消滅商品生產的觀點，強調社會主義還要發展商品市場，商品生產對社會主義還是有積極作用的。他說：“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第435頁)但斯大林和毛澤東所說的商品經濟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商品經濟，而不是根本否定計劃經濟的商品經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強調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也是無可非議的。既然搞市場經濟，借鑒和吸收古典經濟學和新老自由主義理論中的合理成分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但馬克思主義對古典經濟學的借鑒吸收絕不是不加批判地全盤照搬過來，而是批判地吸收。但改革開放近20多年的實踐中，幾乎是全盤照搬西方新老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尤其是把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及其所謂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和邏輯起點。從最初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發展到二者相結合，一直到根本否定計劃經濟的所謂“宏觀調控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標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這里就存在幾個理論與實踐的問題：一是能否借我們以往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理論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以往我們實行計劃經濟實踐是否只是負面作用?筆者認為，以往中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對中國經濟和整個社會發展的主導性作用是積極的，成就是極其巨大的。絕對不能貶低其成績而過分夸大其消極作用。某些人全盤否定成績夸大問題而根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理論及其體制是錯誤的。二就是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依據主要就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筆者已經分析，亞當·斯密的這個“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完全是一個對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客觀規律的歪曲的錯誤的理論。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每個人從自己利益出發導致的是兩種結果，而不是一種結果。我們今天之所以實行市場經濟，一方面是生產力還相對落后，社會產品不可能完全滿足人們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人們的思想覺悟還有待于提高，私有觀念還不同程度地存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市場調節部分資源和產品分配還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的參與者絕不應該是亞當·斯密所鼓吹的單純只是從個人的利益出發，而應該是商品交換初期的利益兼顧原則，由此才能導致公平的交換和競爭。如果單純只是從個人利益出發而自覺不自覺地侵害、占有他人的利益。對這種行為社會必須予以道德上的譴責和法律上的制裁。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建立的市場經濟的理論依據絕不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而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兩種不同趨勢的規律。三是社會主義的資源調配和產品分配不能夠完全由市場來調節，一些直接涉及重大國計民生的生產資料特別是土地和礦產等必須由國家或集體有計劃地調配，勞動產品分配也絕不能按生產要素或主要按生產要素分配。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必須是按勞分配為主。因此這種市場經濟必須是計劃經濟體制前提下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根本否定計劃經濟的市場經濟體制。四是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20年來的實踐證明其負面消極作用大于積極作用。這種體制依據于人的本質自私論，體制建立和形成后，會進一步刺激私有觀念實際就是促進拜金主義思潮的泛濫。筆者前面已經對此做了較為全面的揭露，這里不再贅述。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倒退行為。

　　6、“為人民服務”思想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中還是否起作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人性是具體歷史的，不同歷史時期的人性內容不同，同一歷史時期不同社會關系中的人的本質、本性內容也不同。也就是說同一社會的不同階級的人性內容是根本不同的。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一系列著作中揭示了資本家的本性就是唯利是圖，而一無所有的經濟地位及其與大生產方式相聯系的無產階級決定了其階級本性是大公無私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無產階級作為孤立的個人來說，也有個人的正當利益，但他們個人的正當利益即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所占有，所以必然產生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反抗意識和斗爭精神。但普通個人以個人的名義進行反抗斗爭必然以失敗而告終。階級斗爭的實踐教育了工人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才有無產階級政黨即共產黨的產生。無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宗旨就是無產階級的根本和長遠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過去的運動是少數人的為少數人的運動，我們的運動是大多數人的為大多數人的運動。毛澤東同志把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思想概括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或者說群眾觀點、群眾路線，并以此塑造了大批真正的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斗終身的中國共產黨人。正是依靠這樣一大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真正共產黨人，才取得了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偉大成就。革命需要這種精神，現代化建設是否也需要這種精神?固然戰爭規律和建設規律不完全相同，但是否因為不完全相同就否認“為人民服務”在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就把“為人民服務”排除在物質利益原則之外?改革開放以來，某些理論家大肆攻擊和否定“為人民服務”思想在現代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如前面筆者指出的所謂“國民素質教育專家”的解思忠先生對 “大公無私”的根本否定以及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教授歪曲“為人民服務”只是絕對排除個人物質利益的純精神動力。他們主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的惟一的或根本動力就是個人的物質利益。也正是在這些所謂理論家的忽悠之下，大量國有企業轉變為私營企業，同時代表國家和人民管理國有企業的一些國企負責人也利用手中權力瘋狂為自己撈取各種不正當利益。某些國企、銀行老總年薪數百萬、數千萬。這種名義上的國有企業實際已經程度不同地改變企業性質了。上述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共產黨人在革命中依靠“為人民服務”、“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精神。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同樣需要這種精神。因為共產黨人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都是為了消滅私有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固然經濟建設和革命戰爭不同時期黨的歷史任務不同，但黨的根本宗旨和先鋒隊作用不能改變。共產黨人在各種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中參與經濟建設，不是單純地以普通個人名義，而是以黨所代表的人民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是公有制，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共產黨人在這種組織中之所以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絕不是因為企業是個人的，而是代表人民管理經濟和組織人民進行物質生產。“為人民服務”思想是一種精神，同時也是物質利益原則。它是講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原則，而不是個人利益原則，不是少數人的利益原則。也正是如此，江澤民同志提出闡發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胡錦濤同志闡發的“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思想強調發展的目的是人民群眾，發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眾，發展的成果由人民群眾來享受，正是強調共產黨人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包括經濟建設中的巨大作用。固然，改革開放前，我們黨在經濟建設實踐中在強調“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同時，一定程度的在政策方面存在忽視個人正當利益的“左”的傾向，改革開放初期，強調在經濟政策特別是分配問題上的物質利益原則，強調把個人貢獻與個人物質利益緊密結合起來也是正確的。但在以后的實踐中，卻過分夸大個人物質利益的作用，竭力混淆正當與非正當個人利益的界限，根本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即“為人民服務”思想在經濟建設和各項工作中的作用。這是完全錯誤的，也是導致中國當前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思想根源之一。

　　7、還要不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和批判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及其現代表現—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潮?

　　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思想已經自覺不自覺地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滲入到經濟改革和各種社會改革的路線和政策中去，其現代表現形式即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潮也已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其造成的社會危害性愈發突出表現出來。黨中央對此也已經有所不同程度地察覺。因此黨中央原總書記江澤民、現總書記胡錦濤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強調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要堅持黨的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目的是人民，發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發展的成果要由人民來享受。為了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近10年來，又開展了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和科學發展觀教育。這種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但客觀地說，其效果甚微，科學發展觀思想始終沒有真正落實，包括教育界。究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亞當·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論”及其現代表現—個人主義和拜金主義思潮沒有從階級分析的角度深刻認識和深入批判。

　　階級和階級斗爭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觀點。貫穿于《共產黨宣言》一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階級斗爭觀點。所以毛澤東30年代末談到他1919年讀《共產黨宣言》時主要取了四個字：階級斗爭。列寧也說，階級斗爭觀點及其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者分析認識社會歷史問題的一條極其重要的線索。革命時期需要階級分析的方法，社會主義現代化時期還需要不需要階級分析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都給予肯定的回答。只要世界上還存在資本主義和剝削制度，只要共產主義沒有在全世界最終取得勝利，階級分析的方法就不可能過時。固然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其中一個重要方法，不是惟一方法。我們過去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在這一問題上也固然犯過擴大化的“左”的錯誤。但絕不證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是錯誤或過時的。原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證明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武裝顛覆和和平演變政策。大量客觀事實證明西方國家始終“亡我之心不死”。中國當代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的實質就是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不僅表現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和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也非常激烈。而思想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重要表現就是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及其思想意識還是用資產階級世界觀及其思想意識改造中國與世界。毛澤東早在1957年就指出：“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因此，是用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為人民服務”思想還是用亞當·斯密也就是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本性指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實質是中國當代社會思想領域里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的重要表現。但是由于我們首先否定了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為綱”思想，其后理論界又不同程度地否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由此導致否認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方法的唯心史觀思想在領導層和思想理論界逐步占據上風，他們不僅對社會主義時期的許多社會現象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而且對人類歷史、中國歷史甚至中國革命史都不敢放在階級斗爭的大坐標下去認識和概括。其實，階級斗爭的實質就是根本利益的對立。發展的目的和依靠力量究竟是大多數人還是少數人，實際就是兩個對立階級兩種根本對立的利益觀。從這個角度認識“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為什么沒有真正落實?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從階級斗爭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發展的目的、依靠力量和成果究竟由誰享受問題，不敢揭示發展是為大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歷史觀的斗爭，不敢對為少數人依靠少數人的剝削階級的世界觀和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及其在現實生活中的大量表現進行深入的揭露和批判。任何一個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能從自己周圍感受到部分人特別是部分權力者從純粹的個人利益和少數人利益出發而占有大多數人根本利益的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面臨著這種錯誤思潮的嚴重影響，我們的思想教育、廉政教育停留在空洞的說教上，既不敢自我揭露批判，更不敢發動群眾揭露批判。你講科學發展觀，我也講科學發展觀，大會上講，報紙上也講，領導帶頭講，大家都講，可誰也不具體落實科學發展觀。但在總結工作中，卻都把認真落實科學發展觀講得震天響。自己高興，上級也高興，就是群眾不高興。學習貫徹科學發展觀成為一些領導干部掩飾錯誤和腐敗行為的遮羞布，成為自吹自擂、夸大政績的吹號手，成為虛偽性、兩面性人格的進一步的典型表演。

　　8、究竟怎樣認識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人為本”為核心的關系?社會主義主義現代化要不要把人的發展和人的改造從社會發展的戰略地位認識和具體落實?

　　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包括中央一再宣傳和高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實際上都是社會發展的理論特別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理論。黨的基本路線強調經濟建設是中心，而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為核心。那么在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中，誰更中心?誰更核心?這恰恰是我們這些年來思想較為混亂的一個問題。強調經濟建設是中心，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史觀原理，由此推論，社會經濟發展了，一切其它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了。然而這種觀點理論上的最大失誤就是把人從社會關系、社會制度中剔除出去，離開人、離開上層建筑去講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同時把經濟發展又單純歸結為GDP的發展。前邊已經指出，馬克思主義也是關于人及其發展的學說，任何經濟學說也是人的學說，任何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發展都離不開人。生產力的發展不是單純的外在的物質成果的發展。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分析，任何物質成果都是人創造的、任何社會關系制度都是人建立起來的。不同素質、能力的人參與經濟活動，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狀況必然不同。固然，經濟的發展影響人的發展，但經濟發展不能代替人的發展，人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和特點。而人的素質、能力的真正發展，就一定會促進人的實踐活動的發展，促進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為核心，實際是強調“人的發展”是核心、“人的發展”是本。大多數人特別是社會生活中起較大作用的權力者和知識分子的責任感、使命感、羞恥感、是非美丑辨別和批判能力提高了，必將進一步激發大多數人的經濟建設和各項社會工作的積極性，才有物質成果的最大發展，也才能夠做到發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地由人民群眾來享受。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露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把人變成扭曲的、異化的人，資本家也就是人格化的資本，“他狂熱地追求價值的增值，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頁)他“具有絕對的致富欲”，(同上)“致富欲和貪欲作為絕對的欲望占據統治地位”(《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1頁)。今天現實生活中以往傳統社會遺留下來的舊觀念還沒有完全根除，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僅無助于其逐步消失，反而促進人本性自私的舊觀念進一部強化和蔓延。西方哲學家馬爾庫塞揭示的西方社會造就的片面追求金錢的“單向度的人格”特征在中國當今社會中也到處存在。中國當代數、數十萬暴富者的人格特征不就是馬克思所描繪的“絕對致富欲和貪欲”的人格特征嗎?不正是馬爾庫塞眼中的“單向度的人”嗎?馬克思認為，代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不僅僅是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頁)。我們今天進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要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制度，比其更重要的內容就是培養和發展具有社會主義人格特征的全面發展的現代人。社會主義社會人格特征的最重要之點就是是否有為社會、國家、人民、階級而奮斗終身的社會責任感意識。片面追求個人利益和金錢之上的人不可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意識。筆者前面已經指出，受中國“權力至上”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和“金錢至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造成中國當代社會特別是官場和知識分子隊伍中扭曲的奴性、虛偽性和內耗性為特征的人性特征。從上述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時期人的發展本身就包括人的自我改造，必須深入揭示和認識上述人格的危害性，并努力加以自我清除。必須把為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的問題提高到兩種根本對立的世界觀的高度來認識。必須強化人的自我發展、自為改造意識。這就不僅要求各級領導也要求每個人都要努力加強自身世界改造，努力解決為什么人的根本問題，自覺清除亞當·斯密為代表的人本性自私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并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地位認識并具體貫徹落實。

　　毛澤東同志在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到“以人為本”、“人的發展”這些概念，但稍微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經濟建設理論的人就會發現，毛澤東在強調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的同時，特別重視培養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新人。如毛澤東親自批示的“鞍鋼憲法”中強調經濟發展中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強調民主管理，強調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思想，實際就是塑造社會主義時期的為人民服務、永葆勞動人民本色、自覺接受工人群眾監督批評、與工人相結合的高度覺悟的新型的領導干部、知識分子和具有主人翁意識的工人群眾。而中國當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實踐中，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自覺不自覺地忽視人的全面發展，而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則強化了私有觀念存在的物質基礎，導致私有觀念的進一步泛濫，商品交換觀念從經濟生活擴展到政治、文化、教育、宣傳以及黨內生活等各個領域。以此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社會主義的改革，怎么能夠不偏離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呢?

　　總之，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思想以及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正在引發中國當代社會許許多多的事件和問題。如何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科學地回答這些問題，是理論工作者責無旁貸的責任和義務。筆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嘗試著對此做出了一些回答，歡迎各位理論界的同仁及各位網友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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