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民服務的信念從未動搖

　　——延安培育的版畫大家古元

　　春風送暖(版畫) 古 元

　　廖開明

　　70年前，古元在延安參加了文藝座談會，心靈受到洗禮。他在后來半個多世紀的藝術生涯中始終踐行著《講話》的精神。

　　毛主席在《講話》的結論里，把全部問題歸結為一個“為什么人”的問題，即文藝要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和如何服務的問題。古元牢記這些論述，深知這是文藝的根本，必須處理好文藝與生活、與人民的關系。無論是戰爭年月還是和平時期，他始終滿腔熱情地深入到人民火熱的生活中，以人民的生活、斗爭、愿望、理想為唯一的創作源泉。

　　1963年，他創作了《探望老房東、老戰友》，意在喚起人們重溫艱苦歲月中黨與人民同甘苦、共患難的光榮傳統。畫是從正面來歌頌的，也是針對當時個別干部在和平環境里滋生不良作風，高高在上、脫離人民甚至走向腐敗的危險而敲響的警鐘。畫面展現出在農家窯洞的炕頭上，賓主盤腿而坐親切交談，客人是位軍隊干部，他回到革命老根據地，探望當年曾掩護、關愛過他的老房東。從窯洞墻上掛的錦旗獎狀便知房東是當年的支前模范、勞動英雄，為革命建立過功勛，是客人并肩戰斗過的老戰友。雖然老房東現在仍是普通農民，時隔多年，老友重逢，官、民地位雖不同，但血肉深情依舊。

　　這幅畫不僅思想內涵深刻，且藝術表現形式明朗優美，人物造型簡練生動，黑白對比強烈，刀法有序流暢，是難得的版畫杰作，堪稱紅色經典的傳世作品。

　　古元曾在延安戰斗生活過，難忘那段崢嶸歲月，他將無限眷戀之情傾注在畫筆和刻刀上，把當年的情景再現于版畫及水彩畫里，版畫《春風送暖》就是其中之一。

　　《講話》發表后，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有了根本的轉變，特別是“魯藝”的師生們變“關門提高”為走向“大魯藝”，到人民火熱的生活中去，掀起了“新秧歌”“新歌劇”運動，誕生了《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白毛女》等一批深受人民喜愛的優秀文藝作品。這幅畫即表現了這一偉大的變革。革命的文藝工作者組成演出隊送戲下鄉，他們個個精神抖擻、載歌載舞地走在山路上，鄉親們早在村頭迎候，整個山村沸騰了，文藝工作者與人民大眾心心相印、水乳交融的情景表現得十分生動。

　　古元在半個多世紀里從沒有動搖過一個信念，就是為人民服務。如前面所說，他不僅要解決為誰服務、如何服務的問題，還要求自己以更好的方式、更好的藝術為人民服務。這里僅就他藝術語言的轉變來看，有個生動的實例。古元的早期木刻，受西方木刻的影響，特別是魯迅先生曾推崇的德國女版畫大師珂勒惠支作品的影響，強調光影下表現對象的體積與明暗，老鄉看不慣，把人物面部明暗表現說成是“陰陽臉”，刻臉暗部用的排線，說是“長毛毛”。古元認真聽取這些批評意見，改進自己的創作。他先從深入了解人民的審美習慣入手，認真研究群眾喜愛的陜北民間剪紙和民間年畫，從中吸收借鑒，創作了新窗花剪紙和新年畫，深得群眾贊賞。在版畫創作中以陽刻為主，畫面明朗、洗練、生動、清新，具有鮮明的民族藝術特色。他開創了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一代新畫風。

　　今天，我們來欣賞他的畫作，回顧他的藝術道路，是要將《講話》精神銘刻心里，使延安的好傳統世代傳承，在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發揚光大。

　　彥涵的木刻“戰歌”

　　開展民兵爆破運動(版畫) 彥 涵

　　本報記者 高素娜

　　作為一種獨特的武器，“木刻”是中國藝術史乃至世界藝術史上最為典型的一種藝術功能。彥涵先生的木刻被譽為“戰歌”，他不僅是一名以木刻為武器的戰士，更是中國新興版畫的先驅和解放區木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5 月18日，“武器：彥涵革命戰爭時期藝術作品展”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開幕。作為老一輩延安藝術家的代表，彥涵的作品不僅深刻反映了解放區的生活與戰斗，也充分展現了延安是如何開啟并踐行“藝術為人民服務”的。《軍民合作》、《當敵人搜山的時候》、《保衛家鄉》等一批反映軍民與敵人斗爭的作品，給觀者以視覺沖擊和心靈滌蕩。

　　彥涵(1916—2011)，江蘇連云港人。1935年入國立杭州藝專，1938年畢業于延安魯藝，并參加魯藝木刻工作團。后任教于魯藝美術系、華北大學美術科和中央美術學院等院校。曾任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美術組副組長，中國美協書記處書記、版畫藝委會主任，中國版畫家協會副主席、名譽主席等職。

　　彥涵生長于中國傳統的俠士家庭，父親的教誨和影響賦予了他嫉惡如仇的豪氣。奔赴延安后，彥涵對《講話》中提出的“革命文藝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和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和實踐，留下了一批珍貴的作品。如其《豆選》的取材直接來源于河北省巨鹿縣大河村的土改運動。當時，由于農民普遍不識字，人們在進行選舉時只能將碗放置在被選舉人身后，以便選舉人將豆子丟在碗里。彥涵正是抓住了這一獨特的歷史瞬間，用刻刀將這種原始的民主選舉方式進行了藝術呈現，深刻地揭示了中國農村的巨大變革。除此之外，他在這一時期創作的《審問》、《這都是農民的血汗》等，不僅變成了“傳單”和“宣傳畫”，也在解放區的土改運動中迅速傳播，產生了巨大效應。

　　彥涵不僅善于表現典型事件和生活場景，而且在創作中勇于創新。1940年春節期間，彥涵在武鄉縣發現，年畫是一種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且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于是他就產生了一種用舊年畫的形式加入新內容的想法。幾經研究后，他采用傳統木版年畫的色彩套印方法，創作出了一批反映抗戰的“新年畫”作品。當時的木刻團成員還有胡一川、羅工柳等，團員們僅用了20余天的時間就完成了從敵占區買紙、學習年畫水印技術到構思、創作和印制的全過程。印好的幾千張年畫在幾天之間就被解放區的民眾全都買去，起到了重大的政治宣傳作用，得到了八路軍總司令彭德懷的表揚嘉獎。

　　隨后，彥涵又進一步發展了左右對稱的“新門畫”。這種畫的顏色大紅大綠，具有很強的裝飾性，且人物的形象和服飾也非常淳樸、真實，令人耳目一新。《保衛家鄉》、《春耕大吉》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創作出來的。雖然彥涵所創作的“新年畫”和“新門畫”在今天已經成為世界版畫史上的代表作，但在當年，圍繞著新門畫《保衛家鄉》中婦女的小腳問題還曾在魯藝分校有過爭議。有人認為這是落后的表現，但彥涵卻認為藝術要尊重歷史，那樣才有價值。他說：“連小腳婦女都踴躍投入到保衛自己家鄉的戰斗中，這難道不是中華民族抗戰必勝的寫照嗎?”《保衛家鄉》后來由愛國人士李公樸帶到了重慶，1959年7月，李公樸夫人張曼筠女士將此畫捐獻給了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彥涵的許多作品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他的木刻《當敵人搜山的時候》已成為中國現代美術史上的不朽之作，并作為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象征，多次被用作這個時段歷史與研究著作的封面插圖。他的《狼牙山五壯士》原木刻版也被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收藏，并被列為革命文物。《軍民合作抗戰勝利》、《開展民兵爆破運動》等，也都是國際版畫界研究中國現代木刻時必然提到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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