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卒對上世紀國退民進的反思　　

回想９０年代，我身處于金融戰(zhàn)線的最底層，恰是自卑又盲從時候。那時對于上級行下發(fā)的文件均視若神明，完全沒有意識要把文件精神與未來生活圖景聯系在一起，進行其正當性的思考。盡管上世紀國退民進已形成了階層分野和新的社會秩序，以我微薄的才識去冒犯或挑動它可能存在錯誤與風險，但想到如果沒有人去反思這一進程中政策可能存在的問題，那么人們又如何防范“頂層設計”可能給底層帶來的傷害呢？特別當下新一輪鼓勵民資進入央企時，表達擔憂總比沉默守拙強。為此我不憚才疏學淺，只希望拋磚引玉換來有識之士的思考，從而共同悍衛(wèi)我們的社會主義基石。

１９９７年，我國國企有２６萬戶，其中３７%資不抵債，商業(yè)銀行不良率上升，已存在著支付風險。在此背景下，９８年推出深化金融改革的方案，包括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穩(wěn)妥推進金融業(yè)對外開放、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等內容，其中重點談到國企改制問題。當時銀行主流觀點認為國企經營困難的原因是產權不明晰、無本經營、資產負債率過高，這些觀點在深化金融改革方案中被吸納，達成了社會對國企經營困難的共識：即國企未建立現代化企業(yè)制度，因此沒有良好的治理結構，不能有效的自我約束和激勵，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對此開出的藥方是“抓大放小”，國企要注資和重組，逐步使國企資產負債率下降到５０%以下，使其成為能承擔民事責任的經濟實體。

由于當時國企普遍受資產負債率的限制，新增貸款受到遏制，在此情況下只能引入外部資本注資和重組，這項金融改革政策的實質就是鼓勵國退民進。

當時社會不談論“姓資”和“姓社”的問題，沒有高層發(fā)出聲音，呼吁從我國政權性質出發(fā)去看待國企治理結構的優(yōu)越性，駁斥其“無本經營”說法的荒唐。相反，在我的記憶中，這些深化金融改革的措施獲得輿論一致的支持，國企成了僵化、落后、陳舊的代名詞，誰都欲除之而后快。

不良后果逐漸開始顯現。當后來“產權明晰”的私營企業(yè)跑路時，當“血汗工廠”的內幕不斷爆光時，當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時，當外資企業(yè)逐漸占據我國大部分消費品市場時，當下崗職工為生計犯愁時，當貧富差距日益擴大時，我開始主動反思國企的價值與意義。回顧９０年代國企經營出現的困難，聯系到被忽視的不同經濟政策，我認為其背后的原因如下：

一是區(qū)別對待的政策和標準扼殺了國營企業(yè)。從經營成本上講，因為區(qū)別對待的經濟政策使國企相對民企毫無優(yōu)勢，這導致民企以更低廉的產品價格擊潰國企，從而搶占國企的市場。如，國企執(zhí)行嚴格的財經紀律，依法上稅，吃的是“技術飯”和“老實錢”，因較完善的職工福利、退休職工包袱和真材實料的生產使經營成本明顯高于民企，但國家并沒有給予國企依法經營、承擔社會責任的實質性獎勵。相反，９０年初興起的民營企業(yè)卻大多是偷斤短倆、偷稅漏稅、克扣工資、巧取豪奪的角色，普遍靠“賄賂”去挖掉國企銷售渠道和市場，不正當競爭視為正當的市場競爭，執(zhí)法部門卻放任自流，沒有打擊經濟犯罪的意識。

二是外資企業(yè)的超國民待遇扼殺了國企。改革開放以來，在“以市場換技術”的思潮下，引入的外資企業(yè)搶占了國企的市場份額，我國的國計民生領域成為國際壟斷資本家獲得高額利潤的場所。例如食品、家電、化妝品、新聞媒體、水務、能源、金融等，在世界很多國家視為國內市場需要保護的領域卻向外來資本洞開，發(fā)展僅４０多年的國營企業(yè)哪里是發(fā)展了上百年的資本主義跨國集團的對手！更何況外資企業(yè)還享受著“一免二減半”的稅收政策。

三是銀行的釜底抽薪扼殺了國企。在上世紀，信貸關系的建立或催毀，可以決定企業(yè)的生死。自確定“抓大放小”的產業(yè)政策后，一方面，銀行停止向進入名錄的國企新增貸款，另一方面向國企的競爭對手或新的注資人發(fā)放貸款，通過貸款強化民營或外資企業(yè)的競爭力，給國企最后一擊。

當然，主流社會提到國企缺乏有效自我約束的問題也是有道理的。據我的了解，國企職工個別淪為懶漢，而一些領導變成內賊，企業(yè)內部沒有與不正之風做斗爭的渠道和氣氛，職工普遍缺乏與國企榮辱與共的主人翁精神。此外，一些國企受計劃經濟影響至深，缺少對市場需求做出快速反映的能力，容易被民企和三資企業(yè)搶得市場先機。

國企所遭遇到的這些問題，其核心在于當時社會整體對國企的拋棄，而不是什么沒有建立“現代化企業(yè)制度”云云。普通群眾都信仰金錢，政治上甘于“被設計”，對不賺錢的國企棄如敝履，沒有國有資產流失的概念，在國退民進浪潮中充當了看客。而財政、金融、司法、發(fā)改委等各個部門的政策也不利于國企的發(fā)展，以至于到了國企不破新的經濟體就不能立的地步。“冰棍理論”、“靚女先嫁”論流行于當時的社會，幾乎聽不到反對的聲音。過后我接觸到朗咸平和左大培關于反對管理層收購和國退民進的思想，我一聽就明白他們是人民經濟學家，但這已是事后的吶喊了。

上一輪國企轟然倒下，工人沒有什么實質性抵抗就下崗了，因為多數人沒有搞清楚為什么國企會虧損，在市場的大潮中為何競爭不過私營和三資企業(yè)，這當中也包括我。現在看來，我寧可相信這是搞市場經濟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也不愿相信我們的黨是受了蒙敝，吃下了西方送給我們的毒藥，所以才在國企虧損原因的判斷上出現了偏差。

時至今日，我又吐出一口狼奶，明白了經濟學是有階級立場的，不同經濟成分的經濟主體的興衰就代表著受益者與受損者的更迭。今天我們當中的大部分人已嘗到了私有化帶來的苦果，那么是否該反思這一切是如何來的呢？“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以后如何鞏固和發(fā)展公有制經濟，還有賴于更多的人們來反思。　　

　　　　　　　　　食草動物于４月２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