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悖論的經濟分析和政治選擇　　

（無極尚書/文）　　

國企，自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一直飽受各界詬病，即便體制內的人們，也是茶壺里煮餃子，心知肚明而不說。國企，難道真的是怪胎嗎？　　

溯根求源，國企，即國有企業，改革開放前叫國營企業。建國后，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神洲大地上除很少一部分城市工商業外，只存在兩種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企業。全民所有制企業，就是國營企業，就是純國企。全民所有，顧名思義即全國人民所有。改革開放后，我國實行了一段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過渡經濟時期，出現了一段經濟“雙軌制”，國內出現了一波經商大潮，許多民營小公司涌現，但國有企業做為存量沒有變化，但已感受到了市場競爭。1992年中國提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3年國內第一部公司法出臺。與經濟體制相匹配，企業的組織形式出現了新的變革，即出現了公司制企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現代企業制度：即在公司法律框架下，采取現代企業組織形式和先進管理運營方式的公司制度。在新企業制度下，增量的企業形式有三種股份制、合伙制和個人獨資（還有一人公司）。這樣，增量上的國有企業又多了一種，即國有公司，主要包括國有獨資公司和國有控股公司。所以，從歷史根源上看，現存的國有企業，有兩大類，即全民所有制企業（老企業）和國有公司（國有獨資公司、國有控股公司，部分還有國有占大股份的合伙公司、國有一人公司）。　　

從經濟上分析，國有企業，終極所有者是全國人民。投入的資本，即初始資本，不管現實來源如何，本質上都是全國人民的資本。它與財政資金、政府資本是等同的性質。國有資本，實質就是公共財政的一種形式，是公共資源。不過是，國有企業無非是國有資本的企業化管理。所以，國有企業具有很強的公共性。　　

具有公共性的國有企業，很難實現廠商的最大化利潤目標。純私有性質的資源，有生來就維護自身權益的動力，以最大化利潤為目標幾乎與私有企業與身俱來。　　

但，現在，我國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其實是擴大企業的盈利能力，就是放大其私有性。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國有企業具有公共性和私有性兩種屬性。而這兩種屬性，本質是相對立的。公共性要求它對全國人民提供普遍享有的福利，是一個公共贈予的過程；私有性要求它從別人那里獲得利益和財富，是一個私有取得過程。這兩個過程是不能同時兼顧的。同時兼顧是重復行為，對社會而言，是平添了社會交易成本。這與你今天把好的馬路挖斷、明天把它填上一樣，對社會沒有增加福利，只增加了交易成本（工人的工資、設備的折舊等）。　　

這樣，就出現了“國企悖論”：在用一般企業的績效衡量國有企業的同時，又要求國有企業起到公共資源的公共作用和經濟的平準效用，這兩個要求是相矛盾的。　　

――尊崇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學者們會說，你看國有企業，效率是如何如何低、成本是如何高、市場競爭力是如何如何差，還與民爭利、涉嫌壟斷、員工素質低，還有的國有高管貪腐、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等，比不上私企，要盡快改革……等。　　

――尊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學者，和國資委的干部們，會說，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體制的基礎。沒有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體制。改革國有企業，無異于私有化。國有企業私有化無異于重蹈前蘇聯之覆轍。沒有國企的壟斷，市場強弱強食的結果，必須形成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我們的民族企業將淪為外國資本的附屬，我國將成為外國的經濟殖民地。這是很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國家問題……等　　

這兩方面明確對立的觀點，其實是國企悖論的兩個方面在現實的反映。只看國企的公共性，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者的觀點；只看國企的私有性，就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者的觀點。這兩個方面都有片面性。　　

國有悖論決定了，這兩個方面觀點很難調和。如果不做取舍，這種爭論將延續永久。以前、現在或以后有關國企的理論，也無非屬于這兩大陣營的某一個而已。　　

悖論，就是矛盾。但現實如何解決？　　

其實，矛盾的問題，也不是沒有方法的。我們學過兩點論，也學過重點論。國企悖論的兩個方面，哪一個更重要呢？是我們應該衡量的。　　

是經濟體制重要，還是經濟效率重要？這是解決國企悖論重要問題如：　　

――如果我們強調經濟體制重要，即實行公有制大于實現公共資源的效益和效率，我們為維護現行的經濟體制，只有犧牲國企的效益；　　

――如果我們強調經濟效率、強調提高國企/國有資本的效益和效率，我們就可能要改革經濟體制，這就要涉及公有制基礎。　　

在這樣的博弈下，作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會選擇什么樣的路呢？毋庸置疑，我們要選擇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大力改革國企內部管理。這也是為什么改革開放以來，有多少市場經濟學者聲嘶力竭地呼吁國企私有化，國家沒有理會的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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