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5日 ,辛子陵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發表了題為《兩種政體下國家領導人的不同遭遇——兼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講演。辛子陵在這次講演中祭了一個“鋼鞭材料”:
【“為了使大家有一點感性認識,我們講一個村子里的真人真事,看看所謂奔向共產主義天堂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怎么回事。據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1960年在浙江省富陽縣環山村環二大隊的調查,一個勞動日日值是3分,就是說農民勞動一天掙來一根冰棍錢(當時最便宜的冰棍3分一根)。富陽地區是著名的魚米之鄉,人民歷來豐衣足食。公社化后一個中等勞動力在隊里干一年活,只分2元5角3分,換不回口糧。全隊224戶,戶戶倒掛,都欠隊里的債。全隊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債48元1角8分。(《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頁)”】
這讓我想起了袁騰飛說的,毛澤東時代農民1年勞動報酬10元,我原來只是認為,袁騰飛信口開河而已,殊不知,他的說法還真是有“來歷”的哦。看,既然“一個勞動日日值是3分”,那末,按此標準計算,一個勞動者的年值(以333天計算)就是約10元了。
天哦,這些人都是高級知識分子,辛子陵還是個經歷過1960年的老家伙,怎么這樣“滿嘴跑火車”?
1960年,毛主席為了糾正“一線”領導的錯誤,派田家英等人去調查最差的和最好的生產隊。我沒有看過《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所以,對“田家英”不評論。但是,我是過來人,可以對辛子陵上面這段話評論,并且做點延伸。我評論、延伸的方式是講真相:
一、1960年,是“吃大鍋飯”,吃公共食堂,哪怕你家里有20個老人、孩子,沒有人出工干活,也都一視同仁、按照生產隊統一的標準“打飯”;“隨便舀”的時候,都隨便舀,只能給一碗粥時,每人都一碗粥。根本就不存在【“換不回口糧”】這個“偽命題”。
二、【全隊224戶,戶戶倒掛,都欠隊里的債。全隊共有人口803人,人均欠債48元1角8分。】照此計算,欠債總共38688.54元,在當時,是“天文數字”,這些錢給誰?當時生產隊幾乎沒有什么要買的。事實上,1960年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欠債”問題(如果存在欠債問題,就不存在“共產風”了)。
1961年五六月份食堂“下放”,以后,才有評記工分等核算命題,搞核算就是為了糾正“沒有欠債”的“大鍋飯”。搞核算后,家里人口多,而出工人口少,掙工分少,投資也少的,為了分回口糧,當然要向生產隊補錢。那些掙工分多、投資多、人口少的,分糧食也受到限制,當然就要進錢;“補錢”實際上就是補償那些人“進錢”。哪能【全隊224戶,戶戶倒掛,都欠隊里的債】?一點邏輯都不顧及了,滿嘴飛火箭!
三、1965年,我們學校政治課講“社會主義教育運動23條”。老師講到激動處說:有山區最落后的生產隊,10分工分,一個勞動日值,居然僅僅值8分錢,這樣的生產隊,當權的,肯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運動,就是整這些人的。
那個時候,我記住了“居然8分錢”。哪成想,現在竟然鉆出個1960年的“日值3分錢”(其實,1960年農村根本就沒有“日值”核算)。
人們通常說的“一個勞動日日值”,實際上只是“10分工分”的代名詞。生產隊勞動,按照有關規定,你干一天,可能只能掙8分,也可能掙20分,甚至三四十分。不正派的干部,就想方設法給自己多記工分。工分“泡沫”多了,“日值”當然就賤了。
我的父母,從1961年開始,到1982年(除開1975年),每年下半年搞副業——彈棉花,每天給生產隊交2元錢,記20分。生產隊歷年的日值(10分工分)在0.25至0.65元之間。1965年“四清”運動那年提高最多。
我父母一天能掙10元,交2元評20分參與生產隊分糧食。其余8元(一個月則240元)改善家庭生活;還努力養豬。肥料作為投資,也參與分配糧食。1974年前后,我家3個豬圈,一年出肥豬八九頭。國家返給部分肉票,獎勵糧票、布票等。我父親的“經濟學理論”是,多吃肉就少吃飯,寧肯把許多糧食拿來喂肥豬。所以,我家基本上是,吃肉隔頓不隔天;基本上不吃剩飯、剩菜,因為剩飯剩菜都喂豬了。而許多農民,卻不得不把國家返給的肉票、布票、糧票等,拿到自由市場去賣,換錢花。
所以說,某些人之所以攻擊國家配給城市人口的糧票、肉票、布票少,其實是,他不知道,這樣做,既保證了城市人口的基本生活,又保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民利益。城市人口想吃多的,那就到自由市場去買“高價”吧。毛澤東時代,才是顧及全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和諧社會。
四、前面說“(除開1975年)”是怎么回事?那年“割資本主義尾巴”哦。我以前曾經寫過文章,講文革中有一年“割”我們家“資本主義尾巴”的趣事,但把時間記混淆了;我前不久才查證明白,那是大張旗鼓“全國農業學大寨”那年,“整頓農業”的1975年。
打住,文章太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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