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隨筆　　

好久不寫博文了，實在覺得自己孤陋寡聞，學識水平也有限。低水平濫發不如厚積薄發，近年來加大了網上閱讀，現就通過網上閱讀，談談自己的點滴體會及困惑與大家交流，歡迎批評指正。　　

我瀏覽的網站主要是烏有之鄉、炎黃春秋、鳳凰網、人民網及新華網，意在了解左右兩派及主流媒體的話語方式。其中烏有之鄉的每篇文章必讀，張宏良教授的文章讓人熱血沸騰，憂國憂民、拳拳愛國之心躍然紙上；李成瑞、奚兆永、劉國光、張帆、雨夾雪等，馬列主義水平很高，人品正直文，風樸實，擺事實，講道理，對改革開放過程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我最喜歡的還是孫錫良的文章，不糾纏歷史，著眼現實，切中時弊，仗義執言、建言獻策，令人敬佩。　　

在我閱讀的諸多文章中，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文章如下：張帆的《評不問姓資姓社的30年改革》，回顧了30年改革開放歷程，從所有制改革、企業轉制、《物權法》的出臺等，從理論和實踐兩層面作出了全面的闡述，從而得出結論：　　

——30年改革是使中國建立起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的改革；
——30年改革是大規模消滅公有制經濟的改革；
——30年改革是違背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改革；
——30年改革是違背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改革；
——30年改革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和兩極分化的改革；
——30年改革是來自上層精英的改革，是老百姓，甚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事先并不知道大規模私有化規模為終點的改革；
——30年改革是既不放棄社會主義旗幟，又要大搞資本主義的改革。
    文章有理有據，同時也指出了30年私有化的改革，給理論界帶來了難以自圓其說的困惑：諸如：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中國目前有沒有新的資產階級問題；當前我國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還是“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以人為本是以資本家為本，還是工農大眾為本等問題。我認為最核心的問題是30年改革導致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今天早上上班，剛打開電腦，就見網上一政協委員提議“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由2000元提高到5000元），以解決兩極分化”，真是看對了病，用錯了藥。我們的政協委員要么是利益集團的代言人，要么是嘩眾取寵，忽悠人。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問題，鄧小平早就開出了藥方：其一是生產資公有；其二是按勞分配為主。　　

讀了張帆的文章，我也疑惑不解：鄧小平同志在論述解決兩極分化問題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和準確表述，為什么又大談“不論姓資姓社”，片面強調發展生產力，極力推進私有化的進程呢？這讓我想起了在讀高中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人們批評鄧經驗主義、唯生產力論，今天看來，30年來的實踐證明當時對鄧的批評是正確的。　　

   劉國光的《總結改革開放三十年》，以改革開放參與者的身份更加全面系統地回顧了改革開放的30年，立足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總結改革開放30年，既肯定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指出了存在主要問題：一是貧富差距擴大。盡管基尼系數不足以完全說明問題，但其上升速度很快，由改革初期低于0.3到現在接這0.5，達到了全世界少有的水平；社會階層貧富差距懸殊，在世界上也很突出。二是腐敗盛行，案件愈來愈多，愈來愈重。這種現象也是過去沒有的。三是社會道德淪喪，重利輕義，世風漸衰。四是環境破壞，資源環境越來越緊張。認為社會發展是“正”、“反”、“合”的過程，認為在經濟運行機制繼續堅持市場改革的同時，應重新強調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的作用；分配關系要從“少部分人先富起來”轉向“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接著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明確界定了有的地方不講姓“資”姓“社”，有的地方要講姓“資”姓“社”，批評了一些社會不正常現象。如：見左就避之唯恐不及，像躲瘟疫一般，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反“左”防右中的左，是帶引號的“左”，不是正常的左。共產黨要明確自己就是左派政黨，態度要鮮明。　　

一位87歲的老人，一萬七千多字的文章，字里行間滲透了對黨的忠誠和憂國憂民之情。但在如何解決財富兩極分化問題，只是提出“需要從所有制結構，從財產制度上直面這一問題，從根本上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的趨勢”。如何直面所有制結構？企業轉制，土地流轉，私有經濟成份達70%以上，全國人民都快成為打工仔了。重慶薄熙來打黑唱紅舉步維艱，全國煤礦行業，事故頻發，視人命如草介，山西對煤礦一整合，上上下下反對國進民退，全國政協常委胡德平就說：“國企在兼并民企的時候，應該做的是公平買賣，”借“打黑”國有化屬于國進民退。企業買光賣光，把工人變成奴隸，“損不足以奉有余”，行人之道容易得很。打黑唱紅，國進民退，讓普通百姓生活得有尊嚴一點，行“有余以奉天下”之道難啊！思考到此，我深感我們的先人偉大，土地改革，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收買，讓工人階級成為國家的主人，毛澤東才是真正的行“天之道的有道者”。　　

奚兆永《評周瑞金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全文二萬四千多字，對周瑞金的政治投機、虛假謊言、叛逆人品進行了必要批駁。文風樸實嚴謹，有根有據，實事求是。文中讓我們看清了作者是當今社會一位難得的科學的、嚴謹的理論工作者，也讓我們更加清晰地看清了農業30年改革的來龍去脈，高層權力斗爭的驚心動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更準確，且更容易理解）替代集體所有制，是資改派鼓吹改革成功的標桿。但到了90年代出現了“三農問題”，導致農村組織渙散，水利失收，黃賭毒泛濫，黑惡勢力抬頭，一個又一個“一號文件”無能為力。小崗村這個典型不能倒，江蘇省市張家港市的長江集團等對小崗村進行幫扶和援助，但是，小崗村始終是一個扶不起的“阿斗”。美國也嗅到了小崗村這個典型事關中國改革開放的走向，美國GLG集團來到小崗村，決定投資1.5億元搞農產品加工。我是家民的兒子，知道一些農村情況，包產到戶是一種倒退（包括思想覺悟、道德水平），糧食產量的增加主要是科技進步，雜交水稻的推廣，他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要說折騰，這是最大的折騰。實事求是，走出小崗村小農經濟模式，邁向農業現代化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　　

我們這個社會已經出現了貧富懸殊，兩極分化，這是左、右派及主流社會的共識。30年的改革，我國“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財產總額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應比例僅為1.4%。”（《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年度報告（2004）》，第3頁），前者是后者的32倍。據世界銀行出版的《世界發展指標——2007年》資料，我國2004年的基尼系數已達0.469，位列世界前茅，僅低于南非、巴西等極少數國家的基尼系數，高于全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基尼系數。為解決此問題，奚兆永用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的一段科學論證：“即使實際工資……增加的情況下，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同等地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的。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么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殖得愈迅速，落到工人口里的殘羹剩飯就愈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會多，依附資本的奴隸人數就增加的愈多。……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橫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同上版，第一卷，第372頁）。奚兆永認為：資本家之所以是資本家，就在于他是資本的人格化，他的生產目的是為了剩余價值，是為了增殖資本，而不是為了自己的消費，更不是為了工人階級的消費。以珠三角地區的收入分配來說，為什么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能夠翻幾番，而農民工的收入卻是幾年一貫制，總是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其根子就在這里。因此，要解決分配問題，不能就事論事，就分配談分配，而應該從生產關系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入手，堅決遏制資本主義私有制發展太快的勢頭，讓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得到切實的保證。這個道理鄧小平其實是清楚的。他曾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 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頁）。　　

但我認為，左派朋友的觀點也要與時俱進，答案是豐富多彩的，辦法總比困難多。鄧小平的觀點也非百分之百正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懸殊還沒有我們這么大。這就說明用分配來調節貧富懸殊問題也是一種途徑，關鍵我們的黨要始終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不能變色。反對高薪養廉，反對買官賣官，做官不能發財，發財不要做官，做到富貴分離，富的不能貴，貴的不能富，允許少數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資本家入黨，但一定要控制比例，從嚴把關。只要執政黨始終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我們在制定政策、稅制、法制才能確保為工農大眾服務。　　

兩會期間前幾天，看了辛子陵《必須大規模讓利于民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一文。文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講問題，第二部分主要講措施（即“三項新政”）。文章先通過大量的事例，說明我們的經濟有問題，政府崛起，人民沒有崛起。說明權貴集團形成的四個時期。即：80年代的官倒時期；90年代包攬大工程時期；國企改制時期；然后通過大量大案要案說明權貴集團貪污腐化，買官賣官，社會群體事件頻發，以論證社會到了“革命性的改革”的時候了。第二部分主要講他的“救黨三策”：第一，兌現“耕者有其田”，穩住農村，穩住農民；第二，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資、住房、醫療、教育及各項社會保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要占到財政總開支的60%；第三、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制企業要落實實名股份制。　　

辛子陵的文章不像奚兆永、劉國光等學者的文章，求真求實。客氣地說他是一位政客，準確地說他是政治流氓。按照他的需要，他做了幾個切割：第一，對改革前后30年的切割（“改革開放縱有一萬條缺點也比毛澤東時代強得多，起碼沒有餓死一個人，在比毛時代人口多了一倍的情況下，取消了票證配給制，保證人人吃飽穿暖，生活達到了小康。這是了不起的成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功不可沒”）；第二，對社會腐敗與改革開放政策的切割（辛子陵大談社會腐敗問題，但把所有腐敗問題都歸于權貴集團，但權貴集團是怎么產生的？他不做深入探討。我們是過來人，每一種腐敗的產生都源于我們的大政方針）；第三，官員與大眾、工人與農民的切割（“國企總資產的42.55萬億元 21 中劃出20萬億為公民權益基金，分期分批地進行股權改革，將股票分發給約 4億城鎮居民”，“地方副市級(原地委專區一級副職，含)、軍隊副師級以上干部暫不參加全民所有制股權改革，以縮小中高級干部與廣大群眾的收入差距”，其實質是挑撥黨群關系，廣大農民沒有股份，意在挑撥工農關系）；第四，黨內毛派與鄧派切割（“允許毛派分裂出去單獨組黨。保留一個左翼政黨，對照顧弱勢群體利益，保持社會利益的相對平衡和穩定有好處”。其目的是分裂我們黨）。辛子陵口頭上是“為了救黨”，其實際是要將中華民族引向萬劫不復的地步，其用心惡毒！　　

辛子陵“新政三策”中的第一條就是兌現“耕者有其田”，穩住農村，穩住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對農村有所了解，征地腐敗，主要是私有化過程中官商勾結，監管不力，損害農民利益。不是農民不愿進城，農村青年都不愿在家務農。也不是什么戶藉問題，在城里生活戶藉已沒有什么作用。以辛子陵為代表的許多人以反對腐敗，改革戶藉結構，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為名，打著“耕者有其田”、“反征地腐敗”的旗號，推行“土地流轉”，其實質是想掠奪農民的土地，攻克土地私有化這最后一個堡壘，使私有化不可逆轉。其結果必然會產生出許多新的大地主，讓廣大農民重新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讓更大一批人生活得沒有尊嚴。但是辛子陵有一點是清醒的，他看準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處在低潮，國內已產生了一個新興的、比較強大的資產階級，又有強大的美帝國主子遏制中國做他們的堅強后盾。也有一句話是真實的，他承認毛澤東還是最廣大弱勢群體的代表者。看清了這一點，辛子陵“關心百姓疾苦”是假，推行私有化是真，他的牢騷只是失勢權貴的一種挽歌，與我們沒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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