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 /文

有一首《祝你平安》的歌里唱到：“你的所得還那樣少嗎？你的付出還哪樣多嗎？生活的路總有一些不平事，灑脫一些過得好。”但是，如果這種“付出”與“所得”不成正比的現象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司空見慣的長期現象，甚至成為社會規則，那么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人們無論如何也難于“灑脫”起來，更談不上“過得好”。

據2月9日《經濟參考報》報道，中國經濟50人論壇嘉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宋曉梧撰文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兩極分化問題突出，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在此背景下，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宋曉梧例舉了一系列觸目驚心的事實和數字：近20年來，我國企業普通職工的實際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為53.4%，到2007年僅為39.74%。7年間，勞動報酬占比下降了11.66個百分點。而同期美國勞動報酬占比為55.81%，英國為54.5%，瑞士為62.4%，德國為48.8%，南非為68.25%，韓國、俄羅斯、巴西等國也均高于中國。此外，工資總額是勞動報酬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3.32%下降到2008年的11.21%，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也由1995年的13.6%下降到2008年的11.7%。同時，勞動報酬的行業差別加劇。1998年以來機關事業單位多次增長工資，而企業中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我國行業平均工資差距從90年代的2倍左右擴大到6倍以上。

宋曉梧列舉的事實說明，我國普通職工在財富初次分配中被剝奪嚴重。他還以農民工為例，農民工所得更為可憐，差別最大的廣東東莞農民工收入僅是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30%。他指出，中國上億農民工收入每年至少可多得約3千至5千億元。那么，是什么導致了這種越來越離譜的分配不公狀況的加劇？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為以下幾個方面應該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為什么發展、為誰發展方向迷茫。改革開放之初，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他同時強調要“先富帶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但實際上這些年來，一些人片面強調少數人“先富”，而嚴重忽視“共同富裕”，甚至把少數人“先富”搞成了終極目標，根本不講“先富”的手段方法是否合法，于是出現了許多違規違法的“暴發戶”，一些人靠投機行為撈足了“第一桶金”。還有一個口號：“發展是硬道理”。不錯，發展確實是硬道理，但是發展為了誰更是一個根本問題。而一些官員的發展觀就是單純追求GDP的增長，而不管社會財富流向了何方。以GDP為導向的政績觀，加劇了官員的短期行為、做表面文章、不計后果地招商引資等行為，而且嚴重助長官商勾結的腐敗行為，這又從另一個渠道加劇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公。

第二、“私進公退”直接損害工人階級利益。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所謂“國企改制”，把原本屬于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先是用一字之差改為“國有企業”，隨后便不必與主人商量任由政府對國有企業開始了“抓大放小”的重組改制。在這個過程中，數以千萬計的“國有企業”被賤賣、被股份化、私有化，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數千萬國企工人被迫下崗。國企改制的最終結果，是少數人一夜之間成為百萬、千萬或者億萬富翁，而且國企職工幾乎沒有任何報償地被無情拋棄。他們由“企業的主人”一下子淪為市場化的棄兒。伴隨著“國企改制”和工人下崗，私有經濟大行其道。而私有經濟必然產生剝削。這些年來，除了少數公職人員，絕大部分勞動者都是在給追求利潤的資本家打工，他們付出的是超強的勞動，收獲的是低廉的薪水，他們成就了一個個億萬富翁，自己不得不成為弱勢的低收入群體。美國《時代》周刊把中國工人推上封面，實為對“中國工人”艱難生活的另類注腳。

第三，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殘缺。一些所謂經濟學家鼓吹社會保障“養懶漢”，他們竭力主張減少和取消社會福利。這些年來，老百姓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成為“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壓在了百姓頭上。資本家以贏利為目的的經營，不僅污染環境、破壞資源、拋棄社會責任，甚至不惜犧牲勞動者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中國社科院資料表明，我國“有80%的人現在還沒有被社保覆蓋，整個社會保障體系是非常殘破的”。而原本的社會公益性質事業逐步被市場化、商業化。教育關系國家的希望和未來，許多純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也都屬于社會福利的一部分，但在中國教育卻完全變成了斂財的機器。這些年來，中國的GDP在高速增長，但國家用于教育事業的投入卻是逐年下降。來自聯合國官員的資料表明：中國是世界上對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國家，其教育投入只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遠遠低于聯合國建議的百分之六的標準。與教育改革相似，中國在醫療改革中政府嚴重退位，過分依賴市場。我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醫院收入的比重平均為30%以上，2000年這一比重下降到7.7%。而在歐洲發達國家，醫療衛生費用約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負擔。就連醫療服務高度市場化的美國，政府衛生投入也占到整個社會醫療衛生支出的45.6%。醫療市場化使許多人家庭因沒有醫療保障而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另人汗顏的是中國在世界衛生組織的192個成員國中，中國的醫療公平性排名為倒數第四。

第四，“按勞分配”原則名存實亡。按勞分配原則，是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但這些年來，按勞分配幾近成為一紙空文。“效率優先”、“多種分配形式”被片面強調，在改了制的企業和大量私有企業，按資分配成為天經地義，勞動者變為商品被嚴重壓低勞動報酬。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一些地方以改革勞動用工制度為名，無論在政府部門、事業單位還是公私企業，勞動者被分為三六九等，比如什么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臨時工等等，他們干同樣的活，卻拿不到同樣的報酬，他們的勞動所得包括社會福利、社會保障被肆意剝奪。這種制度性不公，以80后勞動群體為先導，使他們成為勞而少得甚至勞而不得的典型代表。這一現象如果不加以遏止，必將越來越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五，勞動監管機制軟弱無力。被廣大勞動者期待的新《勞動合同法》，在討論、修改過程中，就遇到了資本實力的阻擾，而頒布之后的執行情況也并不令人樂觀。至今一些為利益代言的“專家精英”仍在攻擊，并要求取消這個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在其他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維權方面，更是弱的不能再弱。比如《工會法》難于為工人爭取實際利益。因為企業工會干部大多數是企業的中高層管理人員，這種情況造成工會干部很難真正代表職工的利益。在2010年南海本田大陸員工罷工事件中，當地工會公開站在資本家一邊，要求工人立即復工并與罷工工人發生沖突，被人稱為“世界勞工史上的奇聞”。更有甚者，陜西省法律工作者趙東民因幫助下崗工人維權，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奇恥大辱。

緩解貧富差距、避免兩極分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突出矛盾，必須認真加以解決。鄧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預言到中國將來必須面對和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他指出：收入差距“這個問題要解決”，雖然“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解決這些問題。”否則，“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社會管理者們，應該勇敢地正視問題、并逐步有效地解決問題，而不應該采取視而不見、自欺欺人和得過且過的不負責任的態度。那種靠市場自我調節的思路，不符合中國勞動力長期供大于求的特點和實際，只會進一步積累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加劇社會矛盾和兩極分化。這絕非是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