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內有些經濟學家突然變成憐憫老百姓的“救星”,提出要瓜分國有企業資產,讓中國老百姓每人都可以分到一份。看到這一提議,我不由想起列寧、毛主席曾經領導蘇聯工農和中國工農起來革命,打土豪收工廠并讓工農成為生產資料主人翁的往事。不過,這回中國經濟學家號召中國工農起來“革命“,分的不是地主、資本家剝削來的財產,而是要瓜分毛主席留給仍然屬于工農兵的公共財產。
記得在九十年代,國內有些經濟學家忘記了國營企業以王進喜、鄧稼先等為代表的中國工人階級改變了中國一窮二白的奇跡,詛咒國營企業的中國工人階級“懶憜”,詛咒國營企業的管理制度“低效”,詛咒國營企業的分配制度”不公“,等等,揚言必須引進資本主義先進經驗改造國營企業。開始,引進資本主義的剝削管理,后來,干脆引進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在動員中國工人階級服從“改革大局”,為“國家”“甩包袱”,下崗“自謀職業”的同時,讓貪官污吏、國企高管、中外私人資本家參與對公有制進行私有化,把國有企業變成私營企業,以“發展生產力”。于是,成千上萬的工人群眾或者失業待救,或者淪為資本家的雇傭奴隸,他們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讀不起書,退不起休。而在參與公有制私有化中發財致富的貪官污吏、國企高管、中外私人資本家則變成新的資產階級,過著驕奢淫逸一擲千金的生活。中國工人階級在改革中的悲慘命運,終于意識到只有公有制才能保障他們在經濟活動中的主人翁地位,才能保障他們追求共同富裕的經濟來源。于是,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反抗對公有制的私有化,保衛屬于全體人民的公有制。國內一些經濟學家懾于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不敢再肆無忌憚地鼓吹對尚存的公有制進行大張旗鼓的私有化了。為此,他們回避公有制利潤必須歸還全體人民共享分配的制度改革,仍然在“改革”中一意孤行地引進資本主義經營的剝削制度,讓勞動者在公有制中創造的利潤截留在政府部門或國企內部,縱容政府官員和國企高管侵吞、揮霍,以此激起全體人民對國有企業的不滿,再誤導中國全體人民支持他們對公有制私有化。
但是,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改變對中國公有制私有化的策略,企圖從“關心”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角度,先鼓動全體人民瓜分公有制資產,然后再由貪官污吏、國企高管、中外私人資本家通過市場機制將全體人民持有的公有制資產重新剝奪回來,實現公有制的徹底私有化。這是國內一些經濟學家配合西方徹底摧毀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最后一役。蘇聯共產黨內的走資派和西方,就是通過蘇聯的“知識分子”鼓吹由全體人民瓜分公有制,來徹底摧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蘇聯全體人民對公有制私有化的結果是蘇聯勞動人民在公有制中分到的公有制資產,最后全部被貪官污吏、國企高管及國內外資本家通過市場機制掠奪一空,蘇聯勞動人民重新淪為國內外資本家的雇傭奴隸,兩極分化愈演愈烈,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政權徹底尚失。蘇聯的前車之鑒,中國的后事之師。中國絕不能讓公有制資產分配給每個私人占有,一旦公有制私有化,尚失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中國勞動人民重新淪為剝削階級的雇傭奴隸的悲慘命運,就不可避免。
事實上,公有制是擁有比私有制更加強大的競爭能力的。人類出現公有制以來,勞動者以主人翁精神參與經濟活動,曾經創造出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高的生產力。由于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后,普遍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顛覆,工人階級在公有制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不得不長期用于工業化以鞏固國防,而沒有用于全體人民的分配,來改善全體人民的生活。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環境改善后,執政黨始終沒有注意進行將公有制利潤用于全體人民共享分配的改革,影響了勞動人民對發展公有制的積極性。本來,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革的正確方向,應該是在加強全體人民在公有制中的所有者地位同時,改革公有制的利潤分配制度,將勞動者在公有制創造的剩余價值絕大部分分配給全體人民共享,以此為全體人民支持公有制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可以看到,資本家為了追求少數人的利潤增殖能夠竭盡全力地發展私人企業,如果全體人民為了追求絕大多數人的利潤分配,不是也同樣能夠竭盡全力地發展公有制企業嗎?為全體人民而不是為少數人提供利潤分配的公有制企業,必然受到全體人民支持,全體人民不僅支持公有制企業壟斷全國資源,而且支持公有制企業統一對外參與競爭,因為壟斷利潤可以由全體人民共享分配,而不是僅僅由少數人獨享分配了。受到絕大多數人支持的公有制企業在市場競爭中,難道能夠輸給只有少數人支持的私有制企業嗎?企業利潤歸誰分配,決定企業是得到全體人民支持還是僅僅得到少數剝削者支持。相信全體人民絕不會支持私有制企業壟斷全國資源和市場份額,因為私有制壟斷全國資源和壟斷市場獲得的壟斷利潤,只與少數剝削者先富起來有關,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無關。
綜上所述: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不是將公有制資產分配給每個私人,而是將勞動者在公有制創造的利潤絕大部分分配給全體人民中的每個勞動者及其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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