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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索爾仁尼琴的晚年反思對中國自由派們的啟示

高山流水夢 · 2010-10-09 · 來源:烏有之鄉
蘇聯解體20年 收藏( 評論() 字體: / /

   

索爾仁尼琴,這位西方世界寄予厚望的前蘇聯作家,他們不但為其頒發了諾貝爾文學獎,還為其贏得了支持他出任俄羅斯總統的48%的俄國選民。  

但索爾仁尼琴回到俄羅斯,就大聲譴責解體后的蘇聯諸種見利棄義,貪污舞弊,和“大款”的揮霍奢侈,“新貴”的撒謊欺騙。即使被邀請到俄羅斯國會演講,他仍然率直地批評ZF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腐化,指著議員們尖刻地說,“許多共產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層民主油漆,就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派。”  

尤其是索爾仁尼琴回國后,他由肯定西方文化價值走向否定西方文化價值,由世界精神主義走上宣揚民族沙文主義。他認為西方文化是墮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樂視為“鐵幕下滲進去的污水”,并痛斥西方社會的搖滾樂、色情、犯罪和屠殺等。他終于認識到“俄羅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我們的生命、精神等,必須植根于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環境。”他還批評“俄羅斯人不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不以身為俄國人為榮”。他還特別憂慮他信奉的東正教正逐漸被進入俄國社會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他還多次表示對前蘇聯分成現在的十五個共和國不滿。他在俄羅斯國會演講,不斷重申“大俄羅斯”歷史觀:恢復俄國的大版圖,兼并烏克蘭和哈薩克,或至少是“統一”原蘇聯領土北部的一半,因為那里居住著很多俄羅斯人。正因為索爾仁尼琴持這樣的民族觀,當俄羅斯軍隊攻打要求獨立的“車臣”,造成當地很多平民傷亡時,這位以尖銳批評著稱的異議作家沒有發出任何譴責的聲音。索爾仁尼琴主張恢復“大俄國”,剝奪其他民族的選擇權利。索爾仁尼琴回國后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崩潰的俄國》(RussiainCollapse),更是發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聲音:“俄國正在知識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國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大是向俄國施壓的西方陰謀”,“俄國成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奴隸”,“俄國社會將毀滅……再過一個世紀,字典里‘俄國’這個字眼,就可能慘遭刪除……”。  

一位被西方定為反抗GCZY的英雄,享譽世界的作家,曾被西方世界及其一部分國人視為俄羅斯良心的巨人,回國后開口閉口都是教導人們“要愛國”,強調“只有愛國主義才能凝聚起俄國人民。”他在美國起程回國時就展示他是一個“愛國者”,在機場向記者們展示他的“蘇聯護照”,他舉著“共產蘇聯”發給他的那本護照對記者們說,“雖然不幸的是這上面印著 ‘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但不管怎樣,它畢竟是一本蘇聯護照。”五分之一世紀的流亡歲月,對他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國人”的身份。  

索爾仁尼琴也像托爾斯泰一樣,激烈地反對私有制,反對市場經濟,反對私有財產。索爾仁尼琴“俄羅斯至上”和“反對私有制”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對西方持抵觸的態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嘗試把西方的經驗強迫地嫁接到俄國。”“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精神,必須產生于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氛圍。”希望均貧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羅斯作家中是有傳統的。當年遠比今天的索爾仁尼琴更有影響力的大作家托爾斯泰就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奮力疾呼取消私有財產,均貧富,要平等。  

從索爾仁尼琴回到俄國的言行來看,他和托爾斯泰同樣,要回歸俄羅斯的“替天行道”之路。不再是將西方普世價值列為重標教導國人,而過去他和89年以來的自由派們一樣,是本國政府的堅決反對派,但對解體后的蘇聯和俄羅斯的墮落,他是如此痛心疾首,這說明什么呢?說明一個再普世價值的作家,首先也是民族的、國家的,除非全球實現了公有制,沒有了壓迫和剝削,否則什么普世價值都是剝削壓迫的幌子而已。  

索爾仁尼琴晚年回歸道路,不知道對自由派及其支持者會如何看?劉曉波和支持者們覺得自己比索爾仁尼琴高明嗎?當要中國搞成三百年殖民和美國的一個新洲時,這與索爾仁尼琴回歸相比將是怎樣的令人感到悲哀與不幸。  

你們是否也從索爾仁尼琴身上悟到點什么?  

公有制、國家強大統一、政黨的廉潔為民、人民的平等自由幸福,這才是我們的出路,難道不是嗎?

附文:張捷談索爾仁尼琴

節選自《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作家的思想狀況及其反思》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10/187329.html

   最后講一下索爾仁尼琴。他在持不同政見者當中反共最為堅決,曾被稱為“蘇維埃政權的頭號敵人”。過去他連篇累牘地寫書和發表文章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在為搞垮蘇聯制造輿論方面出的力氣最大。可是他又不同于那些無思想、無原則、反復無常的名利之徒,有較強的國家民族觀念,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改革”開始后,他預見到被他描繪成勞改營遍布全國的黑暗帝國的蘇聯有可能垮掉,擔心社會出現動亂會導致整個國家崩潰和老百姓遭殃。如同他后來所說的那樣,他在國外懷著極其不安的心情注視著國內的變革,希望它采取“合理的漸進的方式”,而不要像二月革命那樣造成“破壞性的混亂”。(轉引自2004年6月25日《文學俄羅斯報》)他在上面提到過的小冊子《我們如何安排好俄羅斯》的一開頭也表達了對人們有可能被壓在倒塌的共產主義大廈廢墟下的擔心。他在這個帶有綱領性的文件中首先提出了建立一個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在內的斯拉夫國家的設想。他主張新的俄羅斯要走自己的道路,并就國家體制、經濟政策、土地占有、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的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特別強調進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實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這個綱領提出后,沒有產生他所期望的反響。戈爾巴喬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明確表示這些建議不能接受。來自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人民代表更是表示強烈反對。1990年夏天,許多流亡國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恢復了蘇聯國籍,而索爾仁尼琴不在頭幾批恢復國籍者的名單之內。戈爾巴喬夫在政治局會議提出恢復他的國籍的問題,但是大多數委員大概考慮他過去反蘇的表現,提出不必急于這樣做。最后索爾仁尼琴的平反問題是在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的干預下解決的。
   索爾仁尼琴曾對葉利欽抱有希望,在蘇聯解體后不久,他曾給葉利欽寫過信,對一些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但是這些意見沒有受到重視。他對蘇聯解體后的現實是不滿的。1993年9~10月間,他在訪問西歐時發表的談話中嚴厲地批評了俄羅斯實行的經濟政策,說它進行的改革是那樣的混亂和草率,使得人們陷入了絕望。他認為俄羅斯實行的是“假民主”、“偽民主”,而在民族問題上則更壞,是“反民主”。(《消息報》1993年9月21日)在這期間,俄羅斯國內發生了“十月事件”。他擔心共產黨勢力增強而贊成政府炮轟受到共產黨支持的議會。他在對俄羅斯電視臺記者發表的談話中說,采取這種鎮壓行動是“擺脫共產主義的過程中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規律的階段”。(轉引自1994年2月16日《真理報》)他的這種態度,使得一些過去的朋友不再理睬他。
   1994年索爾仁尼琴從美國回到俄羅斯。他的回國之行經過精心策劃,先到遠東,然后乘火車橫貫大半個俄羅斯,最后到達莫斯科。他一路上會見各界人士,發表一系列談話,基本上重復了前一年在西歐訪問時說過的話,只不過有時語氣更加激烈。回國后他曾到各地訪問,實際接觸到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現實,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與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對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對現實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體,更加全面,也更加嚴厲。他在回國后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中回顧了歷史,指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三個“亂世”之一,認為新的當權者所推行的改革不僅在經濟上造成了嚴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識和道德的危機,俄羅斯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復興。(《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頁)他在杜馬的講話里說,現在俄羅斯走的是一條“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謬的道路”。他列舉了俄羅斯人民在新政權下遭受的種種“災難和禍害”以及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反常現象,然后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實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頭政治”。(《真理報》1994年11月1日)他在《論俄羅斯現狀》一文中又說,在當今的俄羅斯沒有什么民主,主宰國家命運的是“由過去共產黨政權的上層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騙手段發了大財的暴發戶”變成的一百五十個到二百個寡頭。他把俄羅斯發生的事情稱為“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場大災難”,把俄羅斯社會叫做“殘酷的、野蠻的、犯罪的社會”。(《俄羅斯思想報》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羅斯》的書,繼續對現實繼續批判,同時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對在私有化進程中用各種手段進行掠奪而成為暴富的寡頭深惡痛絕,幾次要求宣布私有化為非法,把寡頭們據為己有的財產還給人民。索爾仁尼琴對現實的批判十分激烈,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談話中說,索爾仁尼琴對當代俄羅斯的那種仇恨,“就連在久加諾夫那里我也很久沒有見到了”,“今天索爾仁尼琴的立場是與專門機關的最反動的部分以及與俄共一致的。”(《生意人報》2000年8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索爾仁尼琴在揭露現實和抨擊當局時,只提到“改革者蓋達爾和丘拜斯”,不點葉利欽的名。不錯,索爾仁尼琴曾在一次電視談話里向聽眾和總統提出過“你能用休克療法治療你的母親嗎”的問題,惹得葉利欽很不愉快。在這之后,他總是小心地避免直接提到葉利欽。1995年,有一位記者問他如何評價葉利欽的行動時,他未作正面回答,說道:“只有在一切看不到的情況全都暴露出來時才能對一位政治家作出真正的評價。例如,過了半個世紀我才了解1917年的活動家的真正本質和心理,寫出了史詩《紅色車輪》。我想,隨著歲月的推移,另一位作家在很好了解1985年到1995年這十年的全部秘密后,將會寫出關于他的另一部史詩《黃色車輪》。”(《論據與事實報》1995年1月3日)從索爾仁尼琴的言論來看,他對制造種種災難的罪魁禍首的態度是很明確的,只不過這位世故的老人出于某種考慮不直說罷了。葉利欽下臺后只過了短短的五個多月,他終于憋不住了,在記者問他對葉利欽應不應該追究刑事責任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不僅葉利欽應該負刑事責任,還有一二百人應該和葉利欽一起受法庭審判。(見《莫斯科新聞》2000年5月23~29日)
   普京剛上臺時,索爾仁尼琴曾對他抱有一定的希望。兩人進行過一次長談。索爾仁尼琴對普京接收的是一個爛攤子、辦事有許多難處表示理解,在談到具體問題時,兩人既有共識,又有分歧。(見《勞動報》2000年9月23日)他期待著普京對他最關心的處理寡頭財產問題采取實際行動,但是普京的表現令他失望。當他得知國家杜馬要搞一個關于“經濟赦免”案、即對在此之前盜竊國家財產的行為不予追究的決議時,覺得這樣做非常荒唐。他教訓普京說,國家是不能建立在“腐爛的基礎”上的,普京應該解決這個最主要的問題。(《論據與事實報》2001年第4期)近年來他公開露面次數有所減少,但是從他發表的幾次談話來看,他對現實和當權者的態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
   雖然索爾仁尼琴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在批判現實時“實際上與共產黨人站在一起”,但是他仍然繼續在他的文章里猛烈抨擊共產主義,否定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他在上面提到過的《二十世紀末的“俄羅斯問題”》一文中稱相繼發生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1917年為俄羅斯歷史上的第二個“亂世”,認為俄羅斯在共產黨領導的七十年里遭受的損失比從十七世紀第一個“亂世”以來的三百年里損失大得無可比擬。他又一次重復過去在《古拉格群島》里的說法,斷言蘇聯政府在對內鎮壓中消滅了不少于四千五百萬到五千萬人。他還認為共產黨政權不僅肉體上大量消滅人,而且進行思想上的腐蝕,使得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大大降低。(《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65頁)他在一次談話仍然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認為區別只在于前者是階級的法西斯主義,后者是種族的法西斯主義。(《俄羅斯思想報》1995年8月3~9日)他厭惡共產黨人,反復強調說,他不信任現政權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里有不少“喬裝打扮成民主派的共產黨人”,并且時刻提醒人們要提高警惕,防止共產黨重新上臺。甚至在批判現實時也經常強調現在出現的危機是共產黨七十年的統治造成的。從這些言論看來,他的反共立場似乎沒有明顯的改變。
   然而索爾仁尼琴在親眼目睹目前俄羅斯的悲慘處境的同時,想必也在進行今昔對比;他在看到人民群眾的懷舊情緒,可能心里也有所觸動,覺得有必要重新考慮自己對蘇維埃時代的看法。但是他沒有像季諾維耶夫和馬克西莫夫那樣公開承認錯誤的勇氣,也放不下所謂的“先知”的架子,便用另一種方法來表達自己看法的變化。1996年他發表了短篇小說《在轉折關頭》,其中通過對一個“紅色廠長”的生活經歷的描寫,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成就。小說首先寫了主人公因戰后恢復國民經濟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的喜悅,接著寫斯大林逝世引起的巨大震動。這時作者直接出面說:“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人。不,當時德米特里(小說主人公的名字。——引者注)還沒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個什么樣的偉大人物,——還需要再過許多年才能認識到,是斯大林使得整個國家開始向未來奔跑。”(《新世界》1996年第6期第6頁)作者多次說到“斯大林領導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說在奔跑中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創造了在通常情況下無法想像的奇跡。根據小說的敘述,斯大林逝世后蘇聯之所以能在建設上繼續取得成就,是這個“偉大的奔跑”的沖力在起作用。他用肯定的語氣描寫小說主人公和其他的共產黨干部,認為是時代造就了這些人。小說還寫到黨的作用和對蘇共解散的看法,通過主人公之口說:“……但是,黨是我們的杠桿,是我們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同上,第11頁)如果說,索爾仁尼琴對現實的看法是與共產黨人一致的話,那么他在這部小說里對蘇維埃時代和斯大林的評價也與紅色愛國者大致相同。這部小說里寫法是與作者過去的作品里的寫法截然相反的,而且也是與他現在發表的談話和文章相矛盾的。這也許反映了作者內心的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爭。
   索爾仁尼琴回國后的處境是比較尷尬的。他對現實的激烈否定使當局甚為反感。他宣揚的觀點和提出的“治國方略”受到了自由派人士的嘲笑。傳統派當中的紅色愛國者不能原諒他過去的反共言行,不時地進行批判,而其余的人則對他在1993年“十月事件”中支持葉利欽炮轟議會的行為感到遺憾。他有時行為乖張,使得一些老朋友離開了他,而他又沒有找到真正志同道合的新的盟友。因此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是孤獨的,日子過得并不愉快。但是他飽經風霜,意志堅強,雖年老體衰,仍堅持寫作,不斷有新著發表。
   延續了三十來年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覆滅,也就不再存在了。參加這一運動的人并不因他們反對過的制度被推翻而獲益或掌權,相反,他們仍被拋在邊緣,其中有的人仍然對新政權采取反對派立場,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見者”。這批人過去在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斗爭中先是挾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國,成為外國敵對勢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結果卻被西方拋棄,又受到理應引他們為同道的蘇聯“改革派”和俄羅斯新的當權者的冷落,給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歷史和一堆煞費苦心編造的、正在失去利用價值的謗書。他們的結局具有雙重的悲劇性。應該說,他們的教訓是非常深刻的。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進行了反思,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們的新的認識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結果,而是通過自己痛苦的經歷和經過內心的激烈斗爭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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