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百姓對高房價的怨恨在于真實的生存需求得不到解決，而房價漲幅卻始終超過收入增長速度，市場上解決居住需求的途徑又過于單一，政策保障性住房長達8年沒有絲毫供給，進而使過多的居住需求無法得到保障。主要原因是從建國后到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失衡與財富分配制度不公，造成貧富差距過大的原因。

改革開放前，所有人吃的是大鍋飯，社會分配制度是計劃分配，雖然國力相對落后，但是沒有貧富之差，所以沒有人感受到貧富差異與人與人之間的生活差異，也絲毫沒有對社會的抱怨。但是這種計劃經濟受到大多經濟規律的制約，無法提高經濟總量，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不符合科學發展要求，更不符合多數國家都是市場經濟的經濟與貿易環境，所以78年鄧小平開始著手推動改革開放，在市場經濟下中國有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

改革開放后，即加快了工業化步伐，又發展起來一些大中城市，而代價是在以保障工業發展為中心的目的下，長期遏制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造成農民貧困，隨后為推動市場經濟的高速增長，長期向市場發放過量貨幣推動商品價格上漲，同時受政府三公消費與各種建設需求的膨脹，逐漸加重稅收，最終將國民生產總值中70%以上收入政府手中，為了解決城市居民的生存問題，進而加快城市化速度，縮小二元社會差距，繼續壓低主要糧食價格，直到四大糧商入侵壟斷糧油市場。

而在社會財富中政府分配比例過高的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也落后于通脹，最終將起初僅是希望依靠推動發展的外向型經濟帶動經濟均衡發展的目標搗毀，發展成只有出口業支撐經濟的外需導向型經濟，進而經濟結構開始嚴重失衡，受貿易競爭影響，國民收入下的可支配能力與通脹相比越來越低，消費比例也開始長期向下，隨后94年實行分稅制，地方政府的財政來源被中央切斷，98年房改取消住房分配，房地產進入市場經濟體系，2003年房地產又被確認為支柱產業，并徹底放棄了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又引進了土地招拍掛的出讓方式，從此所有的居住需求都需要通過市場方式解決，從而地方政府得到了土地財政的依靠，10年間，地方政府從房地產上的收益超過10萬億，多數大中城市的房價也飆漲了5倍以上，人均收入卻僅增長1倍，同時10年間城市化人群超過2億，在改善型需求與城市化人群兩大居住需求下，形成了大量的剛性居住需求。

一方面是推動城市化加速，一方面是沒有住房保障市場，一方面是近10年政策鼓勵商品房市場投資行為，一方面是政府財政需求日益膨脹，一方面是為了推動發展而過量向市場增加貨幣供給，一方面是土地供給10年落后于市場需求，最終造成了商品住房價格長達8年的連續暴漲，從這些方面看，造成今天高房價與民生困境的并非市場本身，而是政府本身。

由上可見，正是這個即制定市場規則，又參與市場經營與收益的特殊身份參與者，政府需求的存在，才導致了長達8年的房價暴漲，而近10年政府從房地產上獲得的超10萬億直接收入，在房地產的公共投資中差不多一分未見，同時在其他方面的公共財政支出上也沒有顯現，也就是說當前的政府只是從房地產市場中伸手拿錢，并不向房地產市場的保障性需求實施保障，因此在當前房價成本中有50%以上流向政府的情況下，對城市化人群等剛性需求造成最大居住壓力的是政府而絕非市場本身。

同時中國的銀行業在支持房地產發展的同時又是一個吸血鬼，一方面以開發貸款方式從開發商利益中分得收益，最終轉化到居住需求身上，另外利用房貸支持投資性需求推高房價增加居住需求購房成本，最終再次利用居住需求房貸30年的政策從居住需求群體身上獲得同房價基本相等的高利息，對真實居住需求的傷害實際上已經遠超于政府與投資需求對市場上房價的推動。

就在這些看似合理，又實施的有理有據的制度下，在各種復雜因素左右不能提高人均收入的情況下，對剛性需求造成了越來越大的生活壓力，進而導致民怨四起。當今除投資需求與投機需求對房地產的高房價比較滿意外，包括此前購房的剛性需求，以及早已解決居住需求的城市居民，都對當前房價相當憤慨，而剛性需求的期盼與絕望似的等待早已令無數人怒火叢生。

仔細回顧當前經濟的前后十年，在外需導向型經濟加速衰退，內需導向型經濟無法落實情況下，如今想依靠快速提高人均收入來解決居住需求困境已經絕無可能，因此當前房價與居住需求之間的距離只有依靠擴大保障范圍或者降房價兩個方式完成。

從擴大保障范圍看，政府從2003年拋棄住房保障工程，至今需要解決的保障群體規模已經超過5千萬家庭，而從09年至2012年政府所實施的住房保障性工程最多只能覆蓋1千多萬家庭，只能覆蓋需要住房保障群體的三分之一以下。即便如此，從09年的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設進度與最終分配看，一方面建設進度滯后，一方面存在巨大權力尋租的黑箱操作空間，最終享受保障的僅有少數低收入人群，其它大部分保障性住房用地的計劃供應乃是針對政府機構的黑領階層，如此保障對于民生來講，顯然沒有絲毫意義。

這樣一來，最終又將絕大部分的剛性需求推向市場，而房地產市場發展至今，受限于林林總總的政府需求與腐敗群體利益阻礙，8年來的房地產市場儼然成為一個資本逐利市場，而商品住房本身也從居住需求的使用型商品，演變成投資需求逐利使用的金融衍生品，最終結果是商品房價格不斷上漲，投資需求從最終居住群體身上獲得越來越多的投機收益，其中政府、銀行作為幫兇，抬高最終需求的支付成本，對最終需求造成剝削。

在高房價對大眾居住造成剝削后，百姓的消費力就大大降低，同時受經濟危機影響，外需導向型經濟的末日也越來越近，而內需市場又因高房價的存在而無法發展，從09年底至2010年一季度，家電、汽車這些去年銷售火爆的商品全部出現市場低迷，其它實體產業中除主要建筑材料外多半企業的效益，下滑速度超越了2008年，而如今中國失業率高達2億，如果實體產業不能復蘇，一個高房價就會直接摧毀中國。

就是上述這樣一個經濟怪圈，將民生收入、消費、需求全部制約，令眾多數百姓的生活在數據下提高，卻在現實中下降。因此，無論從上述任何角度看，在我們不希望房地產崩盤的情況下，都是需要立刻結束高房價時代，這不僅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后機會，也是社會維穩的最高需求，如果高房價不死，民怨的呼聲和吶喊聲就將越來越強，控制不好就會顛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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