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 /文

  寫下這樣一個題目，是因為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最近有一篇《一個仇富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宏論,對一些觀點實在不敢茍同。常言說,"燈不撥不亮，理不辯不明"。反其道而行之，筆者也寫一篇《一個欺貧的社會更沒有前途》。 

  茅于軾先生在接受《中國青年》雜志采訪時說：“人家富了，就要仇視，這是什么道理？一個仇富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要提倡正當致富光榮才對。”　我以為，茅先生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就是最后那一句“要提倡正當致富光榮才對”。這句話，不僅我沒有意見，我想廣大的民眾也會舉雙手贊成。但是，茅先生說的前半部分就很值得商榷。“人家富了，就要仇視，這是什么道理？”，我說，那要看這個人是怎么富的，是不是如茅于軾先生說的“正當致富”，如果是坑蒙拐騙、巧取豪奪、殘酷剝削、貪污盜竊、腐敗受賄等手段富裕的，這樣的“富”，該不該仇？當然要仇，不仇就不正常，不仇就沒有了公平和正義，不仇就有可能與邪惡同流合污了。

  在茅于軾先生的那篇專訪中，他并沒有指出中國人仇富的一些事實依據，“人家富了，就要仇視，這是什么道理？”不過是一個偽命題。而我們生活中耳聞目睹的大量事實是，一些富人確實是在欺負窮人，山西黑磚1窯工，不僅被經濟盤剝，還有人身摧殘；農民工干一年老板不給工錢，有的還因討薪被砍斷手腳，甚至正常的工錢竟不得不驚動共和國總理過問。

  如果茅先生說“人家正當致富了，就要仇視，這是什么道理？”將無懈可擊，忠言也就沒有寫這篇文章的必要。可惜茅先生沒有這樣說。可笑的是茅先生補充說“要提倡正當致富光榮才對”，在他眼里好像富人都是“正當致富”的，所以仇富都是錯的。這種文字游戲，傻子都能看得出來不過是雕蟲小技。真正靠誠實勞動、正當手段和真本事致富的人，諸如袁隆平們是向來倍受民眾尊重和愛戴的，社會主義不就是要走向富裕，過好日子嗎。  

  中國究竟有沒有人“仇富”？實事求是地說肯定有，見別人好了自己眼紅，給別人使壞，這樣的人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不能排除。但是，就中國百姓整個群體而言，就中國整個社會環境而言，仇富是不存在的，而仇腐卻大有人在。茅于軾先生說；“至于腐敗，全世界一切發展中國家或多或少都有。中國也不是最壞的。”中國不是最壞的，就可以不反腐了嗎？豈有此理？請茅于軾先生不要把“仇富”與仇腐等同起來，甚至借批“仇富”為名，詆毀仇腐。茅于軾先生說；“要是有人用不正當手段致富，自有法律可以制裁，但不能仇恨整個富人群體。" 我們不妨也用茅先生這句話，來回答茅于軾先生的“仇富”說：要是有人仇視和傷害正當手段致富的人，自有法律可以制裁，但不能欺負整個窮人群體。

 現在有些人張口閉口，窮人與富人，貴族與平民。在我的印象中，茅于軾先生是談論“富人”和“窮人”最多的一個經濟學家，并自稱“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但“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這句話本身就自相矛盾。既然為富人說話，還怎么為窮人辦事？為窮人辦了事，又為什么要為富人說話？究竟是“為富人說話”是真？還是“為窮人辦事”是真？讓人一頭霧水。既想討好富人，又想贏得窮人的尊敬，魚與熊掌兼得。想法確實不錯，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在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問題上，茅于軾先生就露了餡，他反對經濟適用房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房產商的市場和高房價，確實是在為富人說話。但他“為窮人辦事”是辦的什么事呢？他怕富人“喜歡”上窮人有廁所的房子，主張“廉租房是不應有廁所的”，一下子剝奪了了窮人廉租房擁有廁所的基本保障，并說這比“露宿街頭”是“進步”。茅先生為窮人辦這樣的事，能么說也不像是好事。

  窮人為富人盡十分力，富人尤以為少；富人為窮人盡一分心，窮人則以為多。所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茅于軾先生還有一句名言“只有富人利益得到保護，窮人才有可能變富”，這更讓我們百思不解。“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之談，也是廣大民眾的肺腑之言。而茅于軾先生創造的“只有富人利益得到保護，窮人才有可能變富”的理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照此高論，當年我們黨領導的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還有必要嗎？舊中國的富人也是很富有的呀，地主階級和“四大家族”占據了中國巨大的財富和資源，他們怎么沒有讓中國的窮人們也富起來？

    富人得窮人之力，較窮人得富人之力為多。沒有富人，窮人還可以生活，且許生活的更好；沒有窮人富人就立時不能轉動。而這些年來，這樣的恒古道理被顛倒過來了，一些專家精英們在給老百姓灌輸剝削有功、剝削有理論，說富人給窮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富人養活了窮人。茅于軾“只有富人利益得到保護 窮人才有可能變富”和中國人“仇富”論，就是這樣的謬論之一。無道德的奸商，販賣假冒偽劣，不過是圖一時之利。而無良學者，不僅獲得名利，還欺騙毒害了人民。

    自然之理，是抑強扶弱，揚善懲惡。但現時中國的一些專家精英卻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些所謂改革家眼里，“競爭”完全成為了恃強凌弱的代名詞，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甚至一些官員也把自己主持“公平正義”的職責忘的一干二凈，對弱勢的民眾吹胡子瞪眼，對有錢的富人搖尾獻媚，成為金錢和權貴幫兇。這樣的社會才是真的沒有前途。

    不錯，今日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過去比確實明顯提高了。但是真正富裕起來的還是少數。恰巧看到一個資料，招商銀行聯合貝恩管理顧問公司對外發布了《2009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到2008年末，中國內地高凈值人群達到了約30萬人，而這里所說的高凈值人群就是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預計到2009年底，高凈值人群將達32萬人，同比增長6%；其持有的可投資資產規模將超過9萬億元”（《每日經濟新聞》）。區區32萬人，只相當于中國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二（0.2‰），卻持有“可投資資產9萬億”，相當于全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20萬億的近一半。這就是中國財富分配的基本現實，可見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已經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

    而一些所謂精英根本否認目前中國存在兩極分化、貧富差距問題。但奇怪的是，他們一方面否認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一方面又呼吁“保護富人利益”。人們要問：既然中國不存在兩極分化，又那里來的“富人”要保護？

  茅于軾先生可能自知無法否認中國的貧富差距，于是拿出新的說辭：“我最近在思考一個問題，平等這個概念不能籠統地說，我覺得至少該分成地位的平等和財富的平等兩個話題，就像我們說一個人有錢有勢，錢就是財富，勢就是地位。但仔細想來，二者是有區別的。有錢的人不見得有勢，有勢的人不見得有錢。”茅于軾先生用心良苦地在引導人們，不必要追求“財富的平等”，更應該重視“地位的平等”。不錯，“地位平等”確實很重要，但是地位的平等不是嘴上的平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個人如果沒有經濟上的平等，就不可能有政治地位上的平等。當今社會，那一個有錢人沒勢？那一個有勢的人沒錢？忽悠誰？

  鄧小平曾經高瞻遠矚地指出：“共同致富，我們從改革一開始就講，將來總有一天要成為中心課題。社會主義不是少數人富起來、大多數人窮，不是那個樣子。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 ”。“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的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如果搞兩極分化，情況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我想，茅于軾先生大概應該是鄧小平理論的擁護者，不知道茅先生對總設計師的理論做何解釋？有何感想？不妨請予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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