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奸精英尋祖記　　

Pioneer　　

前天在網易上看了一篇《陳炯明反對孫中山一黨專政》的文章，發現漢奸精英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祖宗。祝賀之余，也產生了把漢奸精英們尋找祖宗的辛酸經歷講述給全國人民的沖動。　　

漢奸精英們也真是難，認了美國當主子，卻決不能向全國人民明說。只是把他們和美國的主奴關系含混地稱為“戰略伙伴”、“世界一家人”——精英的世界只包括美日英，把他們的賣國事實叫做“雙贏”；他們的祖宗本來是慈禧太后、溥儀和汪精衛，卻不敢供上他們的牌位，否則做會暴露真相，再不能進行欺騙人民的勾當。　　

漢奸精英們一邊為美國主子服務，一邊不停地在歷史里尋找他們祖先。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毛澤東、岳飛、文天祥、洪秀全、董存瑞、……，都是他們的洋主子奴役中國人民的精神障礙，須徹底丑化。他們的戲法叫“還原歷史”：中國大陸寫的“正史”不算數，只有美國和中國臺灣的“野史”才真實。——原來美、臺的歷史課教的都是“野史”；  而且在美、臺學者寫的中國史中，贊美毛澤東等人的不算數，只有攻擊毛澤東等人的才“真實”。　　

丑化英雄，自然也要美化英雄的對手，英雄的敵人都是他們的祖宗。　　

他們先認了李鴻章做祖宗。然而，在為李祖先樹碑立傳的途中受到了挫折，只好又管秦檜叫了幾天“親爹”。可是沒幾天，他們又從旁人緊皺著鼻子的表情里感覺到了這個“祖宗”的臭氣醺天，于是又抱住蔣介石的大腿，山呼“蔣公”，涕泗交加，在網絡上刮起了“還原蔣介石”的颶風。　　

蔣介石具有精英祖宗的幾個要素：　　

一、“右派”的鼻祖，大官僚大資本家；　　

二、親美；　　

三、和共產主義不共戴天；　　

四、有過一段抗日史；　　

五、執政期間有過所謂的“黃金十年”　　

雖然蔣負有1931年“丟失東北”的罪責，但可以一古腦兒推給了張學良，盡管一國元首能把淪陷領土的責任推卸的一干二凈有點無賴；　　

雖然蔣制定過“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在“西安事變”中“被逼”抗日，但據說留下了一本“臥薪嘗膽”的英雄日記，開創了“語言”勝過“事實”的先例。　　

雖然蔣在抗戰期間和日本一度達成“反共”默契。但由于美國的介入，使蔣懸崖勒馬。板上釘釘的事實都可以推翻，何況區區一個“默契”。　　

雖然蔣在雅爾塔會議上為保存打內戰的實力，以租借旅、大和承認外蒙獨立為條件，換取蘇聯經軍出兵東北打擊日本關東軍。但蔣后來又在臺灣省的地圖上把外蒙古劃了進去，比共產黨的地圖面積還要大，一個偉大的英雄形象也就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盡管漏洞百出，但對比汪精衛、秦檜等人的“一百步”，蔣介石的“五十步”還是“傲視群奸”。　　

右派精英們施展渾身解數，一臉正經的寫手捉筆打前鋒，滿口“SB”“他媽的”流氓雇擁軍擂鼓助威，蔣介石就脫胎換骨、浴火重生，向“完人”沖刺。　　

流氓雇擁軍也很爭氣，有人大贊蔣介石一生一妻，與宋夫人白頭皆老。在道德上不知要超過毛澤東多少倍。我們始知宋美鈴是蔣經國和蔣緯國的生母，可見“正史”愚人之甚；有文說蔣介石在三十年代就實行英美一樣的大選了，還輔有農民持選票的照片。后來被共產黨給中斷。雇擁軍于是痛心疾首、扼脆嘆息；還有人以為孫中山先生是蔣介石的“同伙”——都是國民黨，愛屋及烏，也“國父長國父短”了很久。大概后來又補了點中學歷史常識，才明白：孫先生晚年痛心既得利益的資產階級之革命意志日慚消沉，便傾向蘇俄的無產階級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希望給國民黨注入繼續革命的血液。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大右派蔣介石、假左派汪精衛違背孫先生的“聯俄、扶共、扶助農工”的政策。在孫先生死后，掀起屠殺共產黨和工人組織的反革命高潮，還刺殺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凱。于是雇擁軍一齊改口，痛罵孫中山“禍國”。　　

于是，網易發表《陳炯明反對孫中山一黨專政》一文，既罵了孫中山，又罵了“一黨專政”，還樹起了一個在文化水平和個人品德上，比蔣介石高出許多的新祖師爺——陳炯明，可謂一石三鳥。　　

我不想考究作者是出于學術討論還是其他什么目的，為了無愧于右派們扣給我的“文革寫手”帽子，先揪個毒草再說。這也是從無產階級30年來由于放松革命警惕導致領導地位喪失的經歷中得到的慘痛教訓。在跟著資改派學習美英的30年實踐中，資改派都變成的美國，英國，勞動人民卻成了菲律賓、伊拉克，而且還在往印第安方向挺進。別以為他們一篇篇世道人心的文字里隱藏的見不得人的鬼把戲，別人看不出來。什么“美國民主”呀，“社會責任”呀，“企業道德”呀，“還權與民”呀，……只當是放屁。　　

在黃花崗戰役中為敢死隊第四隊隊長的前清秀才——陳炯明，在取得廣東政權后，反對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主張以和平、漸進的方式，為廣東父老、為億兆蒼生找一條新路子。就是仿效美國州聯邦制的“聯省自治”、“聯邦自治”，最后通往“安那琪”世界——無政府主義：地方的自治，并非基于軍隊、官吏，而基于民間、社會；省際的聯合，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而基于自覺地合作。幾省如此，幾國如此，天下世界亦如此。　　

如何實現？陳炯明寫道：“進化的極致，就是使全人類有均等的幸福。……我們如要實現這個幸福，和那個機會，用不著什么費力，什么尋求。只要人人有了大覺悟，拋棄‘為自己生存不管別人死活’的謬見，拿一個為全人類努力的心事，來做人生的使命，那么，思想一變就會打破舊生活、舊組織，直向進化線上，一起大努力，創造新生活、新組織，達到無國界、無種界、無人我界的境地……” 　　

陳炯明主政廣東期間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生活上對廣東有一定的建設。但在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勢力雙重壓迫下的舊中國，這樣的“桃花園”只是變相軍閥割據而已。最終結果只能是被列強分而治之，國家非但實現不了統一，而且要走向分崩離析。　　

1923年他在《武裝革命與文裝革命》中寫道：現在中國革命須分為幾個時期：第一為武裝革命，推倒國內各大軍閥，使其大權旁落于小軍閥之手，實行聯省自治，此為第一期。第二期為文裝革命，使人民組織團體，然后帶領老百姓來打小軍閥。但此時有互相含接之作用。現在尚屬武裝革命之時期，離第二期之文裝革命尚遠。——“先讓少數人富起來”而已。　　

1913年7月，陳炯明終于介入了孫中山的“二次革命”。這一天，他召集一群心腹軍官，宣布“廣東獨立”；但軍官們態度激烈：鐘鼎基、張我權出走香港；饒景華公開表示反對；蘇慎初、譚鎦欽也態度消極……隨著一伙伙骨干的離去，萬余名粵軍頃刻瓦解。與此同時，在廣東省議會廳，當陳炯明要求議員們簽字時，“有二十余人趁勢逃席”；次日，被迫簽字的議員們也紛紛發表聲明，宣稱“急盼中央派兵痛剿”……　　

 不久前他意欲讓位給胡漢民，全城軍官、士紳、商人極力挽留。……他們不愿再卷入無盡的政潮、連天的戰火和沒完沒了的是非了。 他勸告孫中山：“夫兵兇戰危，古有明訓。茍可以免，疇曰不宜？”并且表示，他“畏懼革命之心，乃國人之所共諒”。 　　

以上只不過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不愿繼續革命，只圖偏安一禺罷了。恰如魯迅先生說的那樣：曾經闊的要復古，正在闊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的要革命。　　

陳炯明“談到社會主義運動……今后要全體人民議政，卻不要誰或甚么階級專政。……各國家民族應各有其達到社會主義的途徑，而不一定要生吞活剝學步蘇俄”。 ——在反對無產階級運動的立場上，古今中外的資產階級立刻就能達至一致。　　

鼓吹“憲政”的陳炯明確實很符合想復辟的右派精英的口味，認其為祖確比蔣介石好的多。只不過是陳炯明要比精英們愛國，而且還比精英們誠實：他在《不為罪惡的奴隸》一文是寫道：　　

中國土地極大，天然產物又很豐富；況且勞工眾多，若是用在生產的方面，供給全國的生活，本來沒有缺乏的，可以不因生活問題，做出一切的罪惡。但是因為經濟制度組織不良，生產問題不能各盡所能，分配問題不能各取所需，井田的制度廢后，私有財產的范圍一天擴大一天，貧富階級產生出來，即就耕田的反沒得食，織衣物的反沒得衣，建造房屋的反不得住。“厲民自養者” 縱橫于生產階級里，行其劫奪的手段，比強盜更加利害。小百姓終歲勞苦，不得衣食住，還要受不做工的業主來糟蹋，更要受不做工而又害民的官吏來糟蹋，這是極不平等的事情。　　

由此看來，陳炯明決不同意做漢奸精英們的祖宗，漢奸精英們一定要認，也只能是向陳炯明身上潑臟水而已。慈禧、溥儀和汪精衛才是他們真正的祖宗。這不是一個承認不承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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